中国正前所未有的被一种新的联系工具连结在一起。中国的互联网社区正急速扩大，这对其经济将有深远的影响，对其社会规范和政治体制的冲击更是不在话下。这是一个无法被放回神灯的幽灵。一旦联系起来，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改变的步伐是惊人的。根据世界互联网统计中心(InternetWorldStats)的数据，中国网民的数量自2006年以来已经翻了三倍有多，于2011年中期飙升到4.85亿人。此外，中国面向互联性的狂飙还远未停止。在2011年中期，13亿中国人中只有36%能够上网——远低于韩国、日本和美国等地近80%的渗透率。

　　事实上，随着互联费用的大幅下降——中国的手机用户数量预计将在2013年超过个人电脑用户——加上城市化及人均收入大幅上升，中国的互联网渗透率将在2015年超过50%的估计也是合理的，而因此增加的人数相当于美国当前网民数量的四分之三。

　　此外，中国人也时常使用互联网。正如网络理论家克莱·舍奇(ClayShirky)所说，社会具有开启存在网络活动中“认知过剩”的强烈欲望。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网民平均每天上网近2.6个小时——比15-49岁中国人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多出整整一个小时。

　　中国使用最为频密的微博(或社会网络)，在2011年年末估计约有2.7亿用户，而且还拥有极大的扩展空间。以全球来说，约有70%的互联网用户使用某种形式的微博，即当前互联网增长最快的部分。而在中国，这个比例只有55%。

　　对中国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往往被数字所迷惑，尤其是中国的基数庞大，统计数字难免引人瞩目。但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在于互联性，而不仅仅是其规模。

　　促进消费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发展

　　其中一个关键含义，是互联网在中国消费社会的崛起中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而消费社会恰恰是长期不平衡的中国经济所急需的重要架构。随着互联性而生的，是全国一种对消费习惯、品味和品牌的意识——这是任何消费文化所必备的特质。

　　消费占中国经济的比例，还不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在世界大国中是最低的。不断增长的中国互联网使用量，大有可能帮助推进中国最近实行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的消费促进方略。

　　互联网同样也可能带来更自由、开放的沟通、向上流动性、透明和迅速的信息传播、及个人主义。对不断加剧的贫富不均现象可能阻碍他们所谓的“和谐社会”的发展，中国领导人也日益表达了他们的关注。网上互联可以成为一个帮助中国团结起来并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工具。

　　最后，互联网也有成为政治变革工具的潜力。在去年的“阿拉伯之春”后，这是所有国家都认真看待的课题。在许多国家(尤其是突尼斯和埃及)，通过网络的动员帮助推动了“阿拉伯之春”。

　　虽然中国这个一党制国家的改革常被视为现代中国一个重要的目标——从1970年代末魏京生说的所谓“第五次现代化”，到最近国家总理温家宝的讲话都有谈及——但所取得的有意义进展却极为有限。随着中国拥抱互联网，情况会因此而改变吗？

　　互联网对中国政经变革难以预测

　　政治稳定需要领导力、问责及反应能力，中国也不例外。中国迅速扩大的互联网社区，不断让民众对重大地方事件日益关注。在2008年四川地震、2009年新疆暴乱、和2011年温州高铁事件中，这种情况尤其明显。

　　正如“阿拉伯之春”所显示，互联网能将地方事件迅速转化为全国性的爆点——将新的互联性转化成引发政治不稳定和混乱的潜在源头。但这些情况只发生在那些由不受民众拥戴的独裁政权。

　　相比之下，中国领导层获得民众更大的赞同。他们对最近在四川、新疆和温州等事件所作出的迅速、直接反应便是例子。党的高级领导人——尤其是温家宝总理——迅速做出了领导国家共鸣的反应，在平息网上喷涌而出的关注之声上发挥了极大作用。

　　但上述一切并不能掩盖中国互联快速发展中的阴暗面——即对个人自由表达权利的广泛审查和限制。中国的“天网”团队(据说人数超过3万人)，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网络警察。

　　此外，中国虽然不是唯一进行网络审查的国家，许多大型门户网站的自我审查也强化了官方的监管。最近对微博作者的限制——尤其是禁止那些使用化名且无法追查的人登录——也令人更加关注中国的互联网自由。当然，这类管制有弊也有利——它固然限制了个人表达的自由，但也遏制了网上一些恶意的造谣和抹黑。

　　但不管是否存在网络过滤行为，一个长期分裂的中国如今拥有了一个切实存在并迅速扩张的网络。而这个网络的力量——尤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上——都难以预测。但互联性为现代中国的凝聚力增加了一个新的层面，而这只会加速其惊人发展的速度。

　　史蒂芬·罗奇是耶鲁大学教授，也是摩根士丹利亚洲非执行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