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可君
让明天平安地到来。
在今天祈祷明天平安地到来，恐怕这是今天教师节我试图思考的唯一一个句子了。
好久了，我都没有为这个时日写过一些文字，似乎对大学、对大学老师这个职业有些意见或者异见，中国的教育如此“恐怖”——借用日常的口语来说——如此失败与无可救药，一个老师恐怕无颜面对这个以自己的职业作为节日的时日。
一旦面对节日，语言就都转变为祈祷式的，今天祈祷明天的平安，这是在祈祷中平安，在平安中祈祷，这是平安地祈祷平安，还有什么比祈祷平安，如此地让祈祷回到它自身的心脏？让平安回到它自身的脚锺？
历史上，很少有以一个职业作为节日的。柏拉图对老师苏格拉底的纪念式对话书写，可能是试图把老师的死亡升华为哲学的节日，但是对书写的贬低，以及面对悲剧和喜剧的压力，尤其是对智术之师的贬斥，导致柏拉图并没有如此做，并没有把哲学的对话以及哲学家的身份明确为节日；耶稣基督倒是一直被称作拉比老师的，但是死后的复活使之成为了神，不再可能出现一个以他的独特教化方式作为职业的节日，后来的无数先知运动都没有使自身的行动成为节日。
但是，我们这个国家，却在上个世纪让教师这个职业成为了节日，这是异常奇怪的事情，对于中国人似乎很容易接受，尽管有着护士节，那是对救死扶伤的女性的尊重，并不普遍化，只有教师节似乎如此自然。
但经过庆祝化的职业，恐怕已经让这个职业神圣化了，仅仅说我们这个文化尊师重道是不够的，也许是因为传统的“道统”——那个天不变道也不变的天道——遇到西方唯一神论的冲击似乎已经瓦解了，传统的“政统”——以帝王或者祭天祭祖为崇拜的统治合法性也早已消失了，传统的“学统”——以文人教化为主体的传统呢？似乎是唯一可以延续的？似乎是可以超越文化历史与文化政治限度的。但我们知道，这个文人自身确立的教化传统，其实并不独立，而是一直受到道统与政统的双重挟持与控制，当今中国，学统也并没有独立可言，中国的大学依然在政治体制，以及所谓的学校各种管理体制的限制之下，并不是德里达在《profession的未来与无条件大学》的演讲中所期待的那种无条件大学，即可以对立于众多权力，独立于国家权力与经济权力以及传媒和意识形态宗教等等权力的大学，变得更加国际化，具有普适性的超越世界公民性教化的大学。
教师作为职业，难道不就是德里达所言的职业或志业profession？是与劳动有所不同的新的世界化的新的生命行动？这个新的世界化不是全球化，在于重新思考劳动与志业的转换关系，这个志业是什么样的行动？与“好像或似乎”相关的创造性想象的活动，似乎是德里达所期待的，这也是在中国演讲的呼求，但是似乎很少有中国学者倾听到或者在回应这个呼求。
如何确保这个新的职业的无条件的创造性以及独立性？并且带来新的事件？在教师节思考这个问题，在大学思考这个问题，无疑是最为迫切的，在中国即将变革的前夜思考这个问题，尤为迫切。有准备就是一切。
在当前中国，如果“学统”似乎还努力在延续传统，而且渴求着自身的独立性，那么，这就要求我们思考学统与教化之间的关系，劳动与教化，尤其是劳动与游戏之间的关系，这是与人文科学humanites的使命相关的，如果从我们自身的学统出发，那是“文人的科学”（让我们颠倒一下语词顺序）——是以“文人”自身独特身份为主体并且承担人类教化使命而具有普遍性的人，即沟通天地人三才的文人们。
但是，当前还有文人吗？西方都认为知识分子已经死亡，哪里还有文人？也许德国犹太人本雅明是西方意义上的最后一个文人，是因为他承继犹太教的书写传统，有着诗性气质，有着政治革命的关怀，达到了文学、政治与宗教的整合——尽管这个整合对于西方的现代性几乎已经不再可能。对于一个传统中国文人呢？何为文人？一个中国文人，其实是一个并没有具体明确身份的人，乃至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都并不适合来规定他，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也许是官员或商人，但是他却具有如此的三重能力：“文治”——能够触类旁通地转换经典的规则来教化和治理一方，“文学”——能够写作尤其是写诗或者必须具有诗人气质，“文艺”——熟稔琴棋书画或者擅长其中一种，而且是以共通的“文”为核心，以书写来贯穿三者。但对于我们这个遭受文化断裂以及教育模式残缺的世代而言，具有文人美学生存风格的这个“三位一体”已经基本丧失了。
如果还有着文人以及文统——新的学统，那么，这个文人的三一体必须被重新恢复起来，如果还有着节日，那就是激活并且转化这个文人之为教化三一体的职业，作为志业，作为无条件独立而且具有普遍性的志业，这里则是作为召唤来要求我们注意这个身份的传统与未来！
文人们这个三一体的统一文质，在中国文化，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文人的审美教化，或者说广义的审美游戏进行的，不是劳动与制度，而是游戏和教化，不是控制与扩张，而是谐调与居住，文人的志业是建立一个与自然相关的生活世界，在那里，劳动与游戏并不冲突，制度与教化息息相关。世界的新开始是教化游戏的普遍化，如同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所言：世界不过是孩童们的游戏！这个孩童们的游戏就是教育的秘密，而在希腊，游戏与教化还是具有同样的词根！中国文人则以书写的游戏与游戏的书写，以一只书写的毛笔沟通了这三者。这个书写的游戏方式，即是劳动的治理也是审美的游戏，具有共通感，在混杂的现代性处境中，这难道不可以普遍化？
如此具有书写才能的文人才可能是教师，才可能把教师这个志业灌入节日的庆祝与祝福的时日！
今天有朋友发来短消息，说出了这几天的几个节日之间有些搞笑但是让人心惊的关联：
9月10号是教师节这个还年轻的节日；9·11号是美国世贸双塔被摧毁的恐怖节（有着恐怖记忆就有着节日一般的被动铭刻）；9·12号则是中国古老的中秋节。
——我想，这三个节日之间，恐怕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教师们的节日无法拯救或者避免恐怖主义的到来，尽管教师们的教化恰好是要避免仇恨与恐怖，带来一切的平等、众生与万物的平等，离开了此平等，教化还有什么目的与志业可言？
恐怖主义与中秋节当然没有联系，中秋节是中国人凝望月亮而思乡的日子而已，那是为内心的忧愁带来平安，那是月亮在黑夜高处的安慰。
教师节也没有与中秋节之间有着直接联系，除非教化是彻底诗意化的，月亮的诗意塑造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想象力，但是当今的教化与天空有何关系？与黑夜有何关系？
恐怖主义倒是与黑夜的恐怖有着关系，与空中的袭击有着关系，但是月亮已经不再带来拯救与平和。但是平安依然是需要的，平和需要教化带来气质的变化促进人性的改变才可能。
那么，在平等、平和与平安之间，也许有着时间上的奇妙关联，恐怕很少有人思考过。
我反复写到“恐怕”这个词，恐怕是一种担心，在不可分离关系之中的一种内在萦绕的担心，文人的教化如何带来一种新的节日来消除或者泯灭这种担心？节日不就是喜庆的时日？能够在恐怖中沉思恐怕，就减弱了惊恐unheimlich，带来平安。
“文治-文学-文艺”的三重文教可以给我们带来“平等-平和-平安”？
教化的秘密在于有教无类，按照每个人自身的自然性去引导与教导，并不是以一种现存的模式体系去教导，当然并非反对已有的人类积累的优秀教育成果，而是相信，任何的教化模式都并不适合一个个体，是要把这个独一的个体与一种普遍性的精神关联起来，这就是平等。平等在于：不是仅仅只有普遍性，比如基督教认为自己是最为普遍的，而是把普遍性与个体的独一性结合起来，这需要教师找到这个关联点，需要这个个体去创造性转化普遍性，这个普遍性其实是有待生成的，是个体体现出来的普遍性的例子，而不是现存的已有的各种普遍性。
平等在于：唤醒这个个体与新的未来的普遍性之间的可能关系，打开这个关系的机会，给予每一个人以平等的机会，教化的平等与机会必须被绝对尊重。这样，就不会陷入西方唯一神论之间普遍性的传统之中，9·11恐怖主义其实是唯一神论之间的冲突，是普遍性教条之间的血腥见证，只有事先悬置自身的普遍性，从个体与普遍性的关系上，以个体的教化实践打开新的普遍性，才可能消除暴力与原教旨主义。
在中国当今，这个平等的教化如何吗？教化指向了这个平等的机会吗？如果没有，又哪里有权力与经济的平等？如果有着新的文治——那就是以新的教化方式围绕平等而开始治理。
这个平等的教化如果不陷入暴力的逻辑，就必须调整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进入游戏的生产与教化的生产，这是回到个体的自然性，个体的自然是独一无二的，需要在更为广阔的世界记忆中来发现这个个体的独一性，佛教与道家的众生平等由此而来。
中国文化的文官制度，是因为文人可以在天地自然与人事之间找到相互谐调转换的方式，而不是程序的制度与科层的等级管理，是学会在具体境况中找到协调方式，这也是康德的调节性原理讲过诗性的“好像似乎”的修辞逻辑，经过德里达进一步与解构的实践相关，通过文人的书写彻底转换出来，书写性是建立一个自然，人事，未来之间的转换场域，或者就是一个自由游戏的场域来不断调整自身，协调关系。
文学带来的是“平和”，教化的秘密在于气质变化，在于伽达默尔所言的在被动教化中尊重他者，在于莱维纳斯所言的对他者的绝对尊重，气质变化在于尊重自然性的同时，试图接受来自他者的他异性的教导，当然并不意味他者就是普遍性的，而是他者具有先导型或者示范性，时间的先前性是必须尊重的，这也是为什么古代老者就是老师，教师之为老师也是与时间的年岁经验相关，老者们经历过世界的风霜，可以压缩自己的经验成为教训，而且经历过悲喜而更加平和。
什么最能改变气质，如果不是强制的话？这是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性教化，如果传统的礼仪秩序道德伦理有着局限，那么，这个诗性的教化却是可以转换出来的。对月亮的凝视不就是一直气息的转换？诗教的柔和性能够更加让人容易改变，气质变化乃是改变自身已有的习惯与习气，但是并没有剥夺他的自然性，而是使之接纳他者，能够与他者发生关联，既是个体独一的，也是与他者共在而尊重他者的，只有一个有着气质变化经验的人才可能打开此关联，尊重这个共在的关联感。因而审美游戏就变得异常重要，在游戏中通过游戏本身的客观性可以改变游戏者与观众的品格，使之参与这个游戏，服从游戏的规则，并且带来新的游戏效果。哪怕是天才，作为游戏的发明者与痴迷者，所谓的痴迷或者着迷，神圣的疯狂，也是对自身所发明的游戏的不可知的沉迷，并不认为自己可以穷尽游戏的秘密。
教化如何与游戏的秘密相关？这是通过书写性，因为书写文字时的反复调节，已经在每一笔之中都有所自觉了，犹太教律法与经文的严格性阅读有着同样的灵魂觉醒的要求，中国文化的诗歌与书法等等的书写性中，有着同样的自发性与自身逆觉的张力训练。
文艺带来的则是平安，平安与喜乐相通，音乐乃是快乐，汉语已经暗示了之间的关系，但是中国文人的文艺创作指向的是声无哀乐，至乐无乐，是最高的平安，是安逸，有着逸动的乐——乃是无乐之乐，教育或者节日的秘密就是进入这个无乐之乐。一方面有着快乐，如同教育来自于自然天性模仿的快乐，另一方面，则是无乐，因为快乐进入极乐或者疯狂，就会伤害自身，无乐并不是没有快乐，而是在平静之中，在安静与平安之中有着逸动，轻逸的律动。中国文人深深谙熟这个与养生相关的生命游戏之道。
这种内在的平安无疑在中国文人进入老年的书法与绘画的书写中体现出来，所谓人书俱老。这是以审美代宗教，不再有宗教之间唯一神之间的冲突，而是放弃，退让（zimzum），如果有着文艺的伦理，那么就是这种退让的教化，如果中国文化能够向世界给出什么样的礼物或者普遍性的价值，那就是谦让，退让与余让：不仅仅是给人让出余地，彼此让出余地，也是给自然让出余地，这才有神圣，而神圣不过是一种让与的姿态。
有着余让，才有着余地，才有着平安，这也是祈祷。
祈祷难道不就是一种语言的辞让？并无真假之分，并没有直接的力量与价值，却激发语言自身的沉默，带来言语行为的退让？明天之为到来的时日，也许是在这种余让的祈祷中悄然而来的。
书写性教化，乃是在自然的时间节奏——日月与白昼之间的切分——如同水墨黑白的切分节奏，在人类的生命教化节律——如同柏拉图深深知道的，年岁教化与法则之间的关系上，中国则是礼仪的时间节奏上，以及未来世界变异的关节——对它异世界而不是死后世界与另一个世界的想象，通过技术的创新发明与技艺的协调关系得以展开，使之不伤害生命而是延续保存生命的基因，传统文人们知晓这三重不同时间节律之间的转化，因此有了对三者的调节，这才可能让明天平安地到来！才有着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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