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dmin
作者：admin
时间：2012-01-13 09:12:01点击：0次
“革命叙述”的阶级性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区分“我们”和“你们”。“我们”是自己人，“你们”是敌人或者可疑的人
7月的南京已是酷暑，高华手捂着左腹，身穿长衣长裤从书房走出。1月做的伽马刀手术副作用极大，加之因怕影响大脑而拒服止痛药，他至今每日疼痛。但他始终以惊人意志忍耐，精神矍铄，谈话中偶尔因身体不适而离开，小憩片刻，从未露出异样神色。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是深孚众望的历史学者。他1954年出生于南京，文革期间做过八年工人，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此后留校任教。2000年，他历时十余年，搜寻考辨大量资料撰成的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在香港出版，该书是第一部全部利用大陆公开资料系统梳理延安整风运动前后过程及其影响的专著，鞭辟入里，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
2010年1月，高华的史学随笔《革命年代》出版，这是大陆第一次公开出版他的作品。该书收录了他近年来35篇对民国十年、革命词语等问题的研究文章，追溯历史被建构的过程，还原层层粉饰的真相，角度独辟蹊径，尤以《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等文最为引人瞩目。
今年7月1日，高华在南京的家中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的采访，畅谈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叙述”。
“革命叙述”脱胎何处
理论化的“叙述”都是来自苏联
财新《中国改革》：为什么“革命叙述”会成为你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主要线索？
高华：20世纪中国的大规模社会改造运动，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重视“革命叙述”。中国共产党如此，早期的中国国民党也是如此。这有两方面的传统。一是由于中国自清末以来开始的社会变革，需要有一套新的叙述。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皇权统治天经地义，怎样让大家认为它有问题呢？先是康梁等人提出改良，后来发现改良的路不顺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少数激进派就提出要推翻皇权统治，于是就建构了满汉对立、种族革命的新解释。这是中国留日学生受到西方新思潮、包括日本本身的新思潮的影响。应该说这套解释对于发动辛亥革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的传统来自苏联，它给出了相对准确的概念。
财新《中国改革》：既然有中国自身的传统，为什么北洋政府没有提出自己的一套“叙述”？
高华：在1912年至1927年的十多年里，北洋政府统治中国。今天一些年轻一代的朋友，甚至学界的朋友，有时会开玩笑地讲，中国最好的时期是在北伐之前，因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有相当多的思想自由，结社自由，国会有参、众两院，公民社会开始初步成长，经济增长也很强劲，等等。当时多数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有一个基本想法，就是中国在各方面都落后，应该全面拥抱西方价值，包括西方的制度建构和思想观念。袁氏称帝失败后，就连北洋军阀的主流也被这种看法所“裹挟”，不敢提出对立的看法。北洋武夫虽有枪杆子，但理不直，气不壮，反而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因为民国甫一建立，北京就有了国会，最多时有上百家报纸，大家已经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
当然，在面对思想界的改变或学生的行动之时，北洋政府以及当时的社会舆论也有词汇来表述。比如将学生的某些激烈行动和马克思主义称为“过激派”，但这些词语只是描述现象，缺乏对性质的准确把握。后来的一套理论化的“叙述”，都是来自苏联。
财新《中国改革》：苏联带来的影响主要有哪些？
高华：苏联先是给中国国民党提供了一套解释。比如，它明确提出，现阶段中国要进行国民革命，要打倒军阀。这两个口号为国共两党所共享，是大家都接受的。另外还有一个口号“劳工神圣”，实际上已经带有共产主义的某种阶级诉求了，但是中国国民党觉得也能接受。
苏联给中国共产党提供的更多。最初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在中国共产党“一大”纲领里已经有所体现。但是当时就那么几个人，怎么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所以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纲领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现阶段要反帝反封建，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与其他民主派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但是在统一战线中要占据领导权。这些是诸如陈独秀、李达等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创造不出来的，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这些概念到了中国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因为它好像跟中国共产党人的感觉一致。如果不一致，慢慢就被淘汰了。
财新《中国改革》：也就是说，国共两党都很快意识到了理论化的“革命叙述”的重要性？
高华：对。但是两者有一个重要区别，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大多都是理论家，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只有一部分理论家，大部分是行动家。
中国国民党的社会成分非常复杂，有帮会分子、资本家、学生、华侨富商，专职的理论家只有戴季陶等少数人。但中国共产党内部许多是理论家。共产党本应是工人阶级政党，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却成了知识分子政党。在“一大”“二大”“三大”期间，这个知识分子政党没有太大的发展。到1923年召开“三大”时，全党也就是几百多人，依然局限在一个知识分子理论讨论俱乐部的框架下。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联人在中国调查，寻找在中国的支持力量，选来选去，觉得还是中国国民党比较适合。因为那时中国国民党力量最大，成立最久，有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广东的工人中间，国民党的影响很大。所以，最初在工人阶级中具有影响力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中国国民党。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比较国际化，成分很单一；而中国国民党则比较中国化，各个阶层的人都有。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还不太懂这些东西。它早期就是创办几个小杂志《劳动者》《劳动界》《劳动音》，共产国际的钱一旦不能及时到账，杂志马上就停了。在我看来，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帮助，主要有三个方面：理论帮助、经费支持、以及后来的干部培养。干革命是需要钱的，这个时候还没有以后的打土豪分田地，钱从哪儿来？今天披露的大量史料表明，没有钱，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连去广州出差的十多块钱车票都付不起。
国共分化渐分高下
中国国民党的体制、结构、话语系统和中国共产党是两码事，实在是力所不能
财新《中国改革》：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叙述”是从何时开始形成大规模影响的？
高华：始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中国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是由中国共产党包办的。汪精卫看中毛泽东的才华，让他做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部长。毛泽东对理论有兴趣，但跟书斋式的理论家又不一样，他主办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刊物《政治周报》，办得有声有色。
最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理论家。1927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之后，李立三、周恩来等“行动派”占据上风，当然，在莫斯科的安排下，他们是需要“理论派”——得到斯大林真传的王明等人——的“帮助”的。“行动派”上台，是出于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因为大家发现空谈理论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最现实的问题是，党要生存。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论，从与中国国民党共享的革命叙述中分化出来，形成具有鲜明的阶级意识的独特叙述。这套叙述主要强调两个特点，一是阶级斗争，一是诉诸底层。
财新《中国改革》：这是否意味着，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才建立了与中国国民党不同的意识形态？
高华：大革命失败之前已有萌芽，比如刚才说的“劳工神圣”，已经带有凸显工人阶级作用的特点。后来，“劳工神圣”演变成“打倒土豪劣绅”，甚至一段时间还出现了“杀杀杀，杀尽一切反革命”，这与中国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迥然有别。“杀尽一切反革命”这个口号后来也淡化了，被认为是 “左倾盲动”，把它算到了瞿秋白的账上去了。但是这套凸显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精神一直继承了下来，以此重新组织阶级队伍。
阶级队伍很重要，过去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多是知识分子，“行动派”上位以后，很多知识分子都脱党了，变成左翼知识分子。当然，有些人虽然脱离了组织，写小说、做研究，但是满脑子还是共产党意识。这时中国共产党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上山的上山，起义的起义，迅速农民化、中国化。没有上山的就在上海变成“密谋革命家”，联络三教九流，保卫中央机关，暗杀叛徒、秘密接头，每天都高度警惕。
财新《中国改革》：中国国民党在国共分化之后，其“革命叙述”有何变化？
高华：中国国民党也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对内，它用很中国化的、比较温柔敦厚的四个字，就是黄埔军校的“亲爱精诚”，这是蒋介石提出的，在蒋的嫡系内颇有凝聚力。对外，就是“反共剿匪”，也很有号召力，起码在1927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是有效的，因为这种提法满足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民族资产阶级非常害怕中国共产党，光是“共产”这两个字就让他们发抖。
中国国民党骂中国共产党为“土匪”，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发动打击、消灭地主的暴力革命，很像历史上劫富济贫的农民起义，但中国共产党毕竟是有思想有组织的政治军事集团，“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此外，中国共产党除了有中国背景，也有国际背景，瑞金和延安都有与莫斯科的电讯来往。
抗战初期，中国国民党的口号是“抗战建国”，不仅要抗战，而且要在此过程中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所谓“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中国国民党的“军、公、教”系统，国统区的大中小学生，都会说这句口号。抗战期间，中国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表面合作，实际上很防范。中国国民党一直以“正统”自居，它的词汇也有进攻性。大革命时期，用“跨党分子”称中国共产党，就有一些贬意。抗战期间，在内部先用“异党”，后用“奸匪”“奸伪”暗指中国共产党。我查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抗战档案，连张治中这样的温和派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也用这类词汇指称中共。毛泽东也发明了“反共顽固派”“摩擦专家”等词汇，给中国国民党戴帽子。
财新《中国改革》：中国国民党的“抗战建国”口号，听起来似乎符合民众期待，为什么效果不佳？
高华：这个口号固然不错，但惠及百姓的实事做得太少，这是导致效果不佳的最重要原因。另外，宣传不能空对空，必须依托组织。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有组织的，每个支部里都有宣传委员。中国国民党没有这样的依托，抗战期间主要是靠叶青（又名任卓宣）等少数理论家。1940年叶青写了一本《毛泽东思想批判》，但是没有形成几个脍炙人口的中心概念，文笔不流畅，影响也不大。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像打乒乓球一样打来打去，中国共产党批判中国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中国国民党指责中国共产党游而不击、保存实力；但是两者的影响力、传播面不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根据地实现了思想全覆盖，蒋介石在1944年日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已造成“极权制度”。
在国统区，应该说对于大部分民众而言，还是中国国民党的宣传作用大，但是中国国民党远没有创造出与中共针锋相对的，能够支配人心的观念。比如，根据地军民一开口就会讲“毛主席”“边区政府”“三三制”等，中国国民党虽有 “领袖至上”“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等口号，却不能使其广泛社会化。蒋介石后来多次提出，要学习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做法，但是中国国民党的体制、结构、话语系统和中国共产党是两码事，实在是力所不能。
左翼文化占领国统区
国统区缺少实现思想独裁的大环境
财新《中国改革》：20世纪30年代，即便在国统区，也是左翼文化盛行。为什么中国国民党在国统区不能做到思想统一？
高华：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国民党是很世俗化的党。虽然它似乎想做到思想统一，但从来没有踏踏实实地去做，当时的国统区也缺少实现思想独裁的大环境。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不是极权主义的党。
中国国民党的思想来源有三个部分，一是所谓中国正统思想；二是苏俄的一党专政思想，包括领袖独裁、思想控制；三是英美特别是美国的思想和体制。中国国民党人，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很多都是华侨资产阶级、华侨知识分子。严格地说，它代表的是中国近代的工商文明。所以它要进行的革命是有限革命，即夺取政权为止，而不是无限革命。
它在思想领域做了一些努力，比如“总理纪念周”，要求读《三民主义》，实行“党化教育”，在大学、中学都有党部，大专学校里还有 “职业学生”，但都是一般性的例行公事，控制色彩比较淡。它也颁布了一些检查禁令，但落实渠道有限。比如丁玲有几本书虽然是禁书，但是换个封面还能出版。另外，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等地有租界，租界成为左翼思想的传播点，它对此没有办法。
财新《中国改革》：除中国国民党控制薄弱之外，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的宣传能力，是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高华：鲁迅曾经说过，一般国家革命失败了，革命文学就衰落了，但中国不一样，革命的失败带来了革命文学的昌盛。大革命失败以后，大批作家、诗人、小资产阶级文学爱好者，离开北伐的火线，来到上海，在亭子间里面抒发革命情怀。这批人慢慢聚集成为一种力量。用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话说，他们是“有机化的知识分子”，或者说“组织化知识分子”，是以宣传革命为职业的人，有别于以探究知识、传授知识为职业的传统知识分子。这样就出现了葛兰西所说的，“在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地方，实现无产阶级的文化霸权。”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各种组织层出不穷，背后都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而且，上海贫富不均的现象历来非常严重，特别容易产生具有反抗意识的左翼知识分子。其实这些人基本上是小知识分子，大多数出生在“非劳动人民家庭”，到了延安之后也还要进行思想改造的。
此外，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叙述”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苏联是一个活生生的巨大的榜样。苏联作曲家杜那耶夫斯基创作的那首被誉为“第二国歌”的《祖国进行曲》，1936年5月由苏联电台播出，很快就风靡中国左翼文化圈，歌词写道：“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像在这块土地上那样自由呼吸”。实际上，就在这首歌创作的几年前，乌克兰发生了大饥荒，无数自耕农拖家带口被押送到北极地区劳改，许多人死于途中。 但是，如果你在思想上已经形成了对苏联的固定看法，你就会自动地过滤掉任何负面描述，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地方，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人间天堂。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在国统区有那么多左翼思想的追随者。
财新《中国改革》：中国国民党缺乏影响力，与它没有严密的组织贯彻宣传有关吧？
高华：它有组织，但是这个组织是空壳化的。中国国民党在上层有组织，但也甚为散漫，在1927年至1937年的“南京十年”，从来没听说过高官要“过组织生活”，倒是不少高官要坐京沪快车去上海度周末。到省级以下就基本涣散了，完全没有办法把宣传推行下去。
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是军队，最重要的两翼，一是组织，一是宣传。在我看来，这就是它赖以生存的三要素。
阶级性与通俗化
中国共产党“革命叙事”的中国化，最终是在延安时期完成的
财新《中国改革》：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叙述”的阶级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高华：中国共产党最初是与中国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在联合战线中发展壮大，此时它的阶级性还不明显。到1927发动湖南农民运动，开始打土豪，有了阶级性，但还没有提出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等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政权，“革命叙述”的阶级性就建立起来了。
“革命叙述”的阶级性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区分“我们”和“你们”。“我们”是自己人，“你们”是敌人或者可疑的人。比如“同志”这个词，就像一张入门券。如果对哪位民主人士只称“先生”而不称“同志”，可能会让对方很失落。第二个特点是有斗争的作用。第三个特点是动员的作用。
这套话语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过程，最终是在延安时期完成的。毛泽东用苏联经验和中国底层造反文化传统，对其重新组装，一切为了现实服务。所以中国共产党走上武装斗争道路以后，从表面上看，确实有强烈的农民造反色彩，但是它有两个新因素，一是有党，二是有意识形态，且对这个意识形态有一套简明易懂的解释，能够产生凝聚力。另外，中国共产党也是不断通过与对立面的斗争和党内斗争，才巩固下来的。
财新《中国改革》：在这个过程里，领导者个人的因素是否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比如对理论的创造能力。
高华：对，领导者创造新概念的能力影响非常大。毛泽东自创概念的能力特别强，很多东西并非他首创，但是他非常聪明，受到一点启示就能触类旁通。比如他读苏联的《联共党史》，马上想到中共党史也可以如此编写。他能抓住几个关键概念，再加以延伸、发挥和创新，看上去好像是非正统，跟马列讲的不完全一样，但核心又差不多。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有很多这样的话，极具个性、针对性很强、能得到广大农民出身的党员认同。相反，他在党内的对立面，书生气都比较重。
财新《中国改革》：毛泽东不单创造能力强，而且有本事通俗化。
高华：对，他有简化、通俗化理论的能力。你跟那些大部分是文盲的党员去讲马克思、斯大林，他听不懂，但是讲造反，讲打天下，讲共产，他能听懂。所以在我看来，中共其他理论家没有一个比得上毛泽东的。毛泽东曾经表扬刘少奇，说 “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那是客气话。毛泽东有领袖的地位和优势，别的领导人由于身份限制，只能讲一种话，他则可以有几套语言系统，交替使用，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党内领导层用一套语言，对农民出身的高干用一套语言，对知识分子党员则另用一套语言，和国民党搞统战时再换一套语言。在必要时，他也可以在领导层讲“山寨”语言。江青也非同小可，她也是没一点书卷气，能在大上海的水银灯前快速入戏；也能在陕北的窑洞里抄抄写写；她既会讲“文艺复兴”和《简爱》，“文革”期间也会当着重要领导人的面自称“老娘”，训斥党政军高干。
财新《中国改革》：1949年建立共和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叙述”是否面临新的转变？
高华：是的。建国初期，彭真和董必武都讲过，共产党就是靠运动吃饭的。不搞运动了，它就面临转型。革命的目的实现了，不能再永远斗争，或者说斗争的方式要转变了。这个转型是非常困难的。 ■
“革命叙述”的延续与转型——高华访谈录
“继续革命”必须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群众和领袖持续的沸腾的革命热情，人们的激情、理想主义始终燃烧到沸点状态，二是切断一切中外文化联系的渠道
高华对“革命叙述”的兴趣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童年。1963年8月某日，他看到《新华日报》上有大字号标题“赫鲁晓夫拥抱哈里曼”。哈里曼是当时美国派往莫斯科签署苏美英三国《禁止部分核试验条约》的特使。他联想到课堂上老师说，世界革命的中心已从莫斯科转移到北京，显然报纸上特别强调的“拥抱”是暗指苏美勾结。那时，他才九岁。
从那时起，他便开始广泛阅读中苏各类政治文献。他很早就感觉到，“虽然中国的报纸天天在骂苏修，但是，中苏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政治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形成对苏联历史的审视态度，是因为三本著作：《赫鲁晓夫回忆录》、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及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最后一本书揭示的斯大林与希特勒在1939年至1941年间的勾结，令他极度震惊。此外，他还读到了苏斯洛夫在1964年2月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其中批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令他内心受到很大冲击。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少年揣着巨大的秘密，按捺住内心的激动，投入更多的阅读。他从不与家人分享自己的想法，父亲曾于1949年以前参加地下党，后来却被划为“右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家人吃了无数苦头，母亲一再告诫子女“祸从口出”。
一方面是对历史、政治的敏感，一方面是家庭给予的谨言慎行的教诲，深深影响了高华毕生的历史研究。学者萧功秦评价高华：“他有一种特殊的第三感觉，能从历史中剥离出埋于历史深处的真实。”他又有严格的尺度和律己精神，约束自己的主观性，讲究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
今年7月，本刊记者专访高华，请教1949年以后“革命叙述”的延续与转型。
意识形态的国家化
伴随着批判和政治运动，新话语得以在全国普及
财新《中国改革》：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叙述”是怎样一步步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的？
高华：夺取政权之初，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并没有立即推行社会主义改造，还是保留了私有经济，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开始就提出来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所以，在这一时期，虽然政治上有民主党派和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参政，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打碎民国时期的思想秩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破”和“建”。
“破”就是严禁中国国民党的党化报刊杂志存在，同时对于一些原先持反蒋亲共立场或中间派立场的民间报刊杂志和出版单位，虽名义上允许，但实际上以各种手段迫使其关闭。最近，我的一位硕士生的毕业论文就是根据原始档案，研究南京在1949年前后意识形态环境的变化。她发现，对于当时一些民办报刊，新政权通过政治、经济的各种手段，让其难以为继，终令其宣告关门。
《文汇报》是当时全国影响非常大的民办报纸，在1949年以前是反蒋亲共的。1949年以后，《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以为迎来了民间报纸的春天，但是，他错了。他自己不能编发任何国际通讯以及任何独家的政治题材的通讯，必须一切听命于中宣部，只能转载新华社的通讯，在出版自由和采访方面的限制比民国时期严厉得多。其实，上级领导已经暗示过他，不存在民间报纸的发展空间，必须完全服从党的领导。徐铸成后来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
“建”的方面有很多措施，比如，甫一建国就要修改教科书，请来了叶圣陶、胡愈之、宋云彬这样的著名学者，但是，在思想方面由中宣部指导。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在革命根据地时期，都有专人管教育、管出版，有一套经验，可以直接拿来用，无非是增加几个新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是通过学习毛泽东的几篇重要文章，尤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主，对原先在国统区从事文化教育的人士开展初步改造。当时对中小学教师就是采取这种办法，先接收下来，夏季举办培训班，全部进行集训，由负责人来作报告，然后讨论，随后用这些新概念来教书。实际上是将延安时期的话语，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配合解放军的胜利进军而逐步推广。推广过程很顺利，因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既然选择留在这里，自然就愿意配合。
不过，在推广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接受新概念一开始不是那么顺利，不像几年之后，无论中央讲了什么话，底下都完全拥护服从。这时的质疑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质疑，就是斯大林讲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有些在国统区从事文教工作的人对此不能接受。二是很多人对“向苏联一边倒”有抵触。三是建国初期虽然没有立即开始大规模的清理运动，但是已经有所触动。有些知识分子就以所谓“资产阶级人性论”来对抗当时正在开始的社会改造。这个过程大概持续到了1950年下半年。
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然后就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针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美国的好感，开始系统批判美国、颂扬苏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把苏联在1947年至1948年搞的“反世界主义运动”搬到中国来了。这场运动提出，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发明都是俄罗斯人做出来的，美国的科技发明都是假的。但是，当时中国著名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有不少曾经留学英美，特别是理工科知识分子，他们对这套宣传很吃惊，很不以为然，于是，新政权又针对这些人重点教育，迫使他们接受。
这一过程的展开基于两个重要事实：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这是巨大的现实存在；二是中国共产党占据了几个制高点，即统一中国、结束内乱和关注底层，这让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觉得中国共产党可能是更进步的，愿意承认自己错了。这是建国以后“革命叙述”的建构方式，伴随着批判和政治运动，新话语得以在全国普及。
财新《中国改革》：这一意识形态到后来是否通过“反右”“文革”等大规模运动不断强化？
高华：到了“反右”“文革”的时候，意识形态的国家化早已定型了。意识形态国家化的关键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初，后来继续发动大规模运动是因为某些中央领导把意识形态问题看得过于敏感。
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是1955年有一个全国性的“向苏联学习”运动，非常深入，以至于刘少奇后来批评说1955年“无产阶级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当然，党外知识分子接受新思想可能与外在压力有关。建国初期，社会改造暴风骤雨，一些有严重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甚至身陷囹圄，这对其他人都是一种震慑。后来，压力稍有缓和，1956年，中央一度提倡“百花齐放”，一部分知识分子以为春天来了，又开始发出质疑之声，这些质疑实际上是对于前几年他们在外部压力下噤声的反弹。1957年的“反右”之后，基本不再有来自党外知识阶层的公开质疑了，以后有个别党内知识分子，对今天看起来明显过“左”的政策提出质疑，但限于党内范围。像1958年“大跃进”这种今天看来很荒唐的政策，几乎没有党外知识分子公开质疑，因为说实话的教训太深刻了。至于他们是不是心悦诚服，另当别论。
不过，领导者还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先让党外知识分子“交心”，经过考验和研究，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吸收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些人算是自己人了。对于更大多数的党外知识分子，干脆给他们戴上一个紧箍，随时可以念咒。
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党外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样就把知识分子问题彻底解决了。
财新《中国改革》：此前知识分子被定性为什么阶层？
高华：此前知识分子被定性为既可以为反动阶级服务、又可以为革命阶级服务的中间阶层。这主要是看革命需要。建国初期，将近七成的党员是文盲，甚至部队中的一些高干的文化程度都非常低，所以，建国初期有一个吸收年轻知识分子参军的热潮。以后，知识分子参军需要很多政治条件，特别是要求家庭出身合格，但是，建国初期只要家庭不是特别有问题，都可以参军，基本上都是在部队做文化教育工作，甚至有些直系亲属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被镇压的知识分子还可以继续在军队做文化教员。
到了1955年和1956年左右，新的“自己人”被培养起来，那些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就基本上都被清除出去了。以后，中央提出，解放前培养的知识分子是“旧知识分子”，解放后培养的知识分子是“新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
不过，那些经历延安整风、且认同灌输给他们观念的党内知识分子，并不属于“旧知识分子”。建国后，他们都是各地的“接收大员”，比如各地的文化厅长、教育厅长、大学校长或者党委书记等等。原来他们是被批判者，现在，把自己经历的批判和清理对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再来一次，是批判别人的批判者。这是延安知识分子的双重性。
但是，“文革”发动以后，在毛泽东首肯的极“左”思想的主导下，所有知识分子都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
“革命叙述”的延续
直到在床上不能动了，毛泽东都亲自看社论、加批语、定调子
财新《中国改革》：毛泽东对话语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吗？
高华：是的。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特别关注这个问题。1967年4月，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说自己是毛泽东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巡逻兵。他们高度敏感，一首诗、一本小说、一部戏剧、一篇寓言，都能从政治角度嗅出某种东西。这其实并不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突然产生的，早在建国以前就是如此。那时，毛泽东提拔了一批他信任的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比如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等。陆定一从1945年开始任中宣部部长，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夕下台，做了20多年，时间不可谓不长。周扬在建国以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负责文艺领域。他们都是意识形态专家。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给新华社写了不少通讯。50年代以后，有关胡风、“反右”的几篇社论，也都是他写的。“文革”中不断传来的最高指示，诸如“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吐故纳新”“一个人有动脉静脉”等等，很通俗易懂。直到在床上不能动了，毛泽东都亲自看社论、加批语、定调子。
也有前后调子截然相反的情况。比如，建国初期有一个脍炙人口的口号：“向苏联一边倒”，强调中苏友好。在历史上，中国人大多对俄国抱有怀疑和警惕，因为受俄国人欺负太深，但毛泽东就这么说，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威信那么高，各级党组织又强力推广，甚至自上而下建立“中苏友好协会”，开展大规模的推广和宣传，居然改变了中国人的想法。几年以后，这个口号又不提了。但谁又会公开质疑为什么不讲“一边倒”了？再比如，毛泽东先说“铁托是修正主义”，后来在1974年、1975年左右又说“铁托是一块铁”，也不做解释。其他宣传再跟上，时间过去也就过去了。
毛泽东有两个理论班子，一个是老一点的，像陈伯达等人，另一个是年轻些的，张春桥、姚文元等。毛泽东更欣赏张、姚，最终导致陈伯达在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被逐出权力中心，锒铛入狱。“文革”开始以后，毛泽东还有一种新倾向，就是选一些“大老粗”来管理这项工作。虽然中央一级是由张春桥等人定调子，控制《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但是，很多次级部门的意识形态工作开始选用没有多少文化的干部，只要负责传达就可以了。毛泽东常说“丘八管秀才”，因为他对党内的意识形态专家不满意，觉得这些人跟不上自己的思想，反而更欣赏那些文化不高、工农出身的同志，只要能领会、跟着做就行了。他之所以欣赏张春桥，一个重要原因是张春桥能够严格遵循他的框架而又有所创新，很聪明地总结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财新《中国改革》：除了词语之外，图像也是“革命叙述”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吧？
高华：对。我曾就张大力的“第二历史”展览做过一个发言，专门讲图像之塑造。（艺术家张大力近年来致力于收集同一张历史照片的多个版本，展示原版与后期因政治或宣传需要而修改带来的差异。——编者）我认为，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出于建构“英雄创世纪”的新叙述的需要，因而去不断修改、完善图像，也就是为了表现某一种概念、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必须将有关记忆或记叙反复修改或者删改，使之趋于“完美”。背后的思想逻辑是一种完美主义的世界观，一种绝对论。“第二历史”是国家主义的文字影像再造工程的产物。
财新《中国改革》：除了修改照片，还有一些其他的图像化的表现，比如悬挂领袖的头像，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高华：中国的历史传统里有类似的举措，比如晚清保路运动的时候，就曾经供奉皇帝、皇太后的牌位来表达某种政治诉求。但是，将悬挂领袖的头像作为习惯，主要是从苏联来的，是精神动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24年，列宁去世的时候，中国国民党在广东召开纪念大会，就悬挂了列宁的大幅画像，同时也悬挂了当时还在世的孙中山的照片。这以后就成了惯例。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并不悬挂自己的领导人头像，都是挂马恩列斯，或有时是马恩，有时是马列。悬挂毛泽东的头像是到延安以后。但是，在1939年时的延安，是悬挂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像。当时张闻天对中央宣传部还有一定影响力，就是在他的倡导下跟苏联学习的。苏联是双重制，既悬挂斯大林的头像，也在“五一”和“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时候悬挂所有政治局成员的像。
后来，延安不再悬挂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头像。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了壮大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声势，加深民众的认知，共同悬挂毛泽东和朱德的头像。以后就以悬挂毛泽东的头像为主。但是，每逢“五一”“十一”，还是要在天安门广场悬挂马恩列斯以及孙中山的头像。中国在“文革”期间宣传毛泽东是中国和第三世界人民的“红太阳”，但仍然是说“马恩列斯毛”。
放松与转型
如果没有“九一三事件”，也很难说“文革”可以持续多久
财新《中国改革》：1971年“九一三”事件可以看做是这套话语体系开始放松的转折点吗？
高华：对，因为它以震撼的方式颠覆了“文革”的合法性。此前“文革”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以后各个概念就很难互相支持了。尽管我们现在知道林彪在“文革”期间并不过问多少具体工作，但是，“文革”是跟林彪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上世纪60年代他营造的个人崇拜文化，是难以发动“文革”的。他这面墙一倒，整个“文革”的大厦就摇摇欲坠了。
所以，1971年以后，“文革”进攻性的态势弱了，变成以捍卫性为主的运动，提出了“保卫文革成果”“反击右倾回潮”“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口号，之所以说“就是好”，就是因为有人觉得不好嘛。
当然，如果没有“九一三事件”，也很难说“文革”可以持续多久。“继续革命”必须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群众和领袖持续沸腾的革命热情，人们的激情、理想主义始终燃烧到沸点状态。二是切断一切中外文化联系的渠道，比如，1966年8月全国的图书馆就关门了，《人民文学》《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等很多杂志也自动宣告停刊。整个的社会信息单一化，信息只来自一个方向。这样就可以通过“两报一刊”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接发布最新最高指示，实现领袖对人民的直接引导。而全国各省市的报纸完全是《人民日报》的翻版。
如果出现了异样文化，就会产生一种潜流。所以，即便对于马列主义，也必须在正确的指导下学，不能自己瞎学。因为对于马列主义的个人化的释读，有些是和“文革”新秩序严重对立的。比如，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当时就被抓了起来。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批评“假马克思主义者”，说“书读多了也是坏事”。这种思想影响很大，在正确地反教条主义的同时，又无形中和党内长期存在的推崇、鼓励农民文化以及大老粗的思想和作风融为一体，而“文革”时期人们正是以“我没文化”“我是大老粗”为荣的。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很多民众对“文革”有所怀疑和反思。也正是在这一年10月，中国进入联合国，感觉到有与外界交流的需要。此后把阀门稍微打开了一点点，才有比较多的“内部书籍”出版。“内部书籍”在“文革”前的出版量是较少的。
财新《中国改革》：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是否意味着“革命叙述”的转型？
高华：我对改革没有专门研究，但是确实有转换。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换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肯定是大转换。从对所有人都要分“左中右”，到现在“以人为本”，这也是一个大转换。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主政者仍然要掌握对理论的解释权，这个基本上没变。
本文得到熊景明女士与胡杰先生的鼎力支持，特此感谢。
本文链接：
“革命叙述”的兴起、延续与转型——高华访谈录,转载请注明出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