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谈“整体改革理论”
2010年11月29日 08:24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订阅《新世纪》 | 注册财新网
就中国改革的实践看，正是因为对改革最优顺序的讨论，或使我们的改革最终有一个“次优”的先后顺序，而不是“很差”的次序
编者按：11月20日下午，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0）颁奖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2010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最终评选结果公布，“整体改革理论”最终获得评委会认可。
作为“整体改革理论”的主要贡献者，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成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0）的获奖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了颁奖典礼，并在领奖后发表了主题演讲。现根据其演讲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财新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首先，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整体改革理论强调，改革是从旧的集中型计划经济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变。这个改革是整体的、系统的，不可能把一些元素简单拼凑起来。尽管事要一件一件做，但是最终体制之间有很多相互关联的内容，改革必然是系统的构建。这表明，改革开放具有整体性。
最典型的转变是，改革之初，大家希望把不同经济体制的优点或元素简单拼凑起来，比如改革早期，有一些像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慢慢地，大家接受了如下看法：这个改革是系统性的，不仅包括了不同的经济领域，还进一步发展到法律体系，发展到社会体系的重构。
对这样的改革，决策上初步比较系统性的描述就是中共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1994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50条，都基本上反映了整体改革的概念。
第二点，既然中国的改革是整体性的转变，就会涉及哪件事应该先做，哪件事可后做。究竟怎么样做呢？目标应是改革能尽可能平稳，同时取得成效，并在改革过程中给大家带来福利。于是，改革就有个最优顺序的问题，也就是怎么安排各项议程的顺序。
寻求最优顺序是非常难的，每一项改革都有利与弊，每一项改革的约束条件并不十分清晰，具有一定模糊性。同时，在有些问题上还存在争论。因此，改革的最优顺序是实际上非常难以论证和设计的。但是，讨论这项问题还是有益的。
事实上，就中国改革的实践看，正是因为对改革最优顺序的讨论，或使我们的改革最终有一个“次优”的先后顺序，而不是“很差”的次序。这也是整体改革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三，改革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过程。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理论中，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导致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境界在理论上比较好认识。从改革和开放的角度来讲，应追求在改革过程中，在动态状态下能够不断实现帕累托改进。
帕累托改进使改革能够在步骤上尽可能给全体居民带来更大的福利，也就是改一部分获得一部分收益，收益让老百姓能够体会到，从而获得改革的动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各级干部对改革的支持。当然，这个做法在研究和论证方面也有多种多样的内容。
总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确实是在这方面取得了成效，不像是前苏联和东欧有些改革，由于不能够及时带来改革的福利，甚至带来GDP的下降，从而很早就出现所谓“改革疲劳症”，此外也造成民众对开放有很多反弹情绪。
第四，中国坚持了渐进主义。渐进主义反映出，改革是一个大的系统，也是一个大的系统转变，同时需要有一个顺序的安排。同时，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需要有帕累托改进。因此渐进的改革，是有它内在的理论基础。与此对应，我们也看到，在另外一些国家出现了“休克疗法”。对这些“休克疗法”，现在大家可以有很多的评价。我在这里不想全面地评论，只想说三个方面：
1、人的思维转变。在改革中，不仅是居民和经济学家，也包括政策的决策者，思维转变都有一个过程，有一个不断认识和转变的过程。无论是对旧体制的认识，还是朝向新体制转型，还有对新体制的研究、理解和过渡，都有这样的过程。
2、渐进主义。虽然说中国改革是渐进主义，但是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改革开放相比，实际上我们的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因此，我们才获得了这么多的进展。与某些休克疗法相比，表面上看，我们没有他们做得那么快，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效益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3、配套关系。中国在近20年中，一直强调处理发展、改革、稳定的配套关系。改革需要很多相互配合的关系。如果改革中相互配合关系做得不好的话，代价可能比较高，收益比较小，同时也不容易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从这几个角度看，既坚决推进改革开放，同时又坚持渐进主义，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当然，这里肯定还存在很多争议和值得讨论的具体问题。
第五，如何评价改革问题涉及的学问。有人把这个归纳为改革经济学，也有人归纳为转轨经济学。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曾经介绍过国际上特别是匈牙利一位经济学家对改革经济学学术质量评价的报告。
在当时的转轨经济学界，普遍有这样的讨论：既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看到旧系统的低效，要朝向一个新的系统转变，它的很多内容都是过渡性的，研究很多系统相互关联和配套性的关系，都是个动态转变的过程。时间过去后，再回头看，当时的研究似乎没有太高的学术质量。
但是，动态变化中如何实现最优或较优，实际上也是很有学问的，就像学术里所讲的，这种研究和动态规划内容有相近性。改革要处理小样本问题，不可能有大量的数据支持论证改革及其配合关系的优化程度，因为样本非常小。比如，我们在七十年代末看到的体制，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已经不大好用了。
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所能收集到数据，首先要有一个制度的稳定性。如果制度的不稳定，样本回归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而改革经济学或转轨经济学，实际上就是研究在小样本情况下，如何进行决策的问题。
与此相关，改革经济学必然特别重视横向比较，也即所谓“比较经济学”。我觉得，吴敬琏先生本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横向比较、经济体制比较中，获取很多的素材。也就是说，既然不容易从时间序列得出非常明确的结论，可注意从横向比较中获得理论。在改革经济学中，非常重视思维的转变，而思维转变的内容非常之丰富。
第六，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推动相结合。
中国改革的有些内容，比如早期的改革开放、1993年市场经济50条基本框架、1994年外汇改革和税收改革，再比如，中国加入WTO以及我们所做的银行体系的改革，这些都有整体设计、自上而下的特点。
同时，我们也有大量的发动群众、发动基层政府自下而上的改革。上述两种改革应该更有机地结合起来。有些改革，也是政府有意鼓励和支持来自企业、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由他们推动这些改革。比如说农村改革、多种所有制的发展等。
这些改革，都有上与下的结合。首先，改革要服从实践的检验。也就是说，最后应从实践来衡量，这个改革是好还是不好，是成功还是不成功？这就联系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同时，在大国竞争中推动改革开放，有些地方会率先敢于冒一定风险实行改革开放的措施。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局部带动整体的改革推动。因此，中国的改革，在内容上体现为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互结合。 ■
（据作者演讲内容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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