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Regime Change: New Perspectives on Democratization 

Jens Rudbeckand 、Jesper Sigurdsson 
January 12, 1999 
Copenhagen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摘要 
什么时候大众政治抗议才有可能出现，并且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它是有可能在非民主政权里导致民主化的？关于民主化的主流理论和研究仍旧在以结构为基础的研究路径与以能动性为基础的研究路径之间做划分，前者侧重于作为民主不变承载者的不同的阶级所扮演的角色，后者则强调发动转型时精英协商所起到的作用。本文讨论了一种另类的“政治过程”视角，那种视角把大众抗争设想为一种相对来讲依情况而发生的过程，涉及到了有利的政治机会、组织资源以及不满和反对的基于认同基础之上的构框这三者的结合。把研究焦点集中在政治机会动态上，这种研究路径在解释为何大众抗争兴起以及它如何影响到政体这方面的研究上进展很大。 因此，大众抗议可以使政体以五种不同的方式朝向民主移动，范围则从革命到渐进扩展政治机会，但是抗议的可能效应仍然偶发性的建立在统治者的回应以及政体的制度性和强制性易受伤害性之上。 


在1989这一年，东欧，苏联和其他地方的普通人民走上街头要求政治改革或民主。许多国家的大众抗争都成功推翻了现任执政者。例如在非洲，在公众不满强烈爆发的背景下，整个大陆都出现了广泛的政治变革。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成千上万人民不断地为日益加剧的贫困，拖欠工资，腐败，呼吁统治者辞职和向民主转型而进行示威。沙哈拉沙漠以南地区42个国家中有28个，在1989年时是威权政体，大部分要求政治改革的街头示威都早于民主化发生。1 在一些国家有组织的社会运动率先呼吁民主，而其他国家，尤其在非洲大陆的法语区，似乎自动自发的大规模示威导致了一个用来探讨政治改革如何可能被执行的国民大会的创设。 

因此，对于大多数当代观察家、学院人士以及其他人来讲，非洲、东欧以及其他地方的群众骚乱，很清楚地显示出在实现旧政权的倒台和向民主转型的有些方面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然而，主流民主化理论却缺乏概念框架来解释这些叛乱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出现，以及它们对于非民主政权又产生了什么影响。鉴于过去十年之内社会运动和政治抗议在威权政权崩溃以及朝向民主转型方面起到的突出作用，学者却对于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缺乏兴趣是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接下来，探讨的是当前理论如何设想自下而上的政体变更动态？当前，对于民主化的理论和研究是在两种理论路径之间做划分，一种理论路径是，结构研究途径，它致力于寻求民主到来的普遍以及不变的模式，另一种理论路径是，过程和行为者驱动的研究路径，强调这些历程的个体性以及偶发性。2 结构理论强调整个阶级以及阶层群体的经济和政治兴趣，并因而给予了赋权为支持民主的力量某些条件——把民主设想为一种由这些特定阶级行为者产生以及支持的政治体制。与此相反，现在盛行于大多数理论和研究中的“朝向民主的转型”研究路径，并不仅仅强调能动性、偶发性以及选择，还强调在带来民主方面故意做出的自上而下的能动性。政治精英，或甚至是现任统治者，以这种看法来看，在选择和实施民主的博弈里比其他政治行为者，扮演了更关键的角色，而群众和集体行为者只是起到了外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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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民主道路上的精英和大众 
差不多在30年前，罗斯托发表了把民主化当作一个政治过程的想法，认为这个政治过程包含了以它们自身的内部动态为特征的好几个、分开的但却重叠的阶段。为了在分析上处理作为一种政治过程的民主化与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体系的民主概念之间的差别，罗斯托提到了两者之间的一个清楚区隔，既是在理论上又是在实证上，在民主的类属以及功能方面之间。罗斯托认为这种区隔是需要的，因为“使得民主变得稳定的要素可能不是使它到来的原因。” 尽管罗斯托试着去推动民主和民主化研究的双面研究议程，但大多数学者到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却继续视民主化过程为一个黑盒子。 

曾经支配该领域研究的结构理论，把民主形容为在把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方面拥有一种本能兴趣的特定阶级或阶层群体的产物。结构理论产生了决定论和概率论两种版本，但是都在特定社会-经济上有所界定的行为者的政治利益或课题里寻找民主的起源，并试图通过审视影响到民主倾向vs. 非民主倾向群体，诸如富裕、识字率或地方自治方面的相对力量的多样化的背景因素来说明他们起到的杠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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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和民主化的政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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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性政治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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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动员、文化构框或政治机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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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机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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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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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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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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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剧码 
当人民造反的时候对于他们行为方式的分析已经在近期被给予了更多文化转折的意涵。梯利已经在实证上展示了一系列一个群体所拥有以及知道如何去采用的抗争性表现（也就是他们的抗争“剧码”），是一个深刻的当前机会结构和先前的抗争历史两者结合的文化产物。今日理所当然的抗争形式，如示威、罢工、集会，或诸如此类真正的社会运动，可见的以及持续性的对于所反对者以及权力持有者发起的挑战是19世纪的历史产物。一种相对而言普遍性的“现代”剧码已经取代了先前、更为本地化和狭隘形式的抗争，例如羞辱-仪式，粮食掠夺以及向名人请愿。 

以这种视角来看，“人民在抗议里学会打破窗户，攻击上了颈手枷的囚犯，推倒不名誉的房屋，发动公开游行，请愿， 举行正式集会，组织特别的利益组织”。61 但是在任何一个特殊的时间点，一个群体只获得到有限的表现，那种表现“远比各方所会允许的技术能力或他们的利益单独规定的来得狭窄。剧码既镶嵌在持久的、常规的社会关系里，又镶嵌在从抗争过程自身所产生出来的策略创新里。作为这些关系的一种产物，它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渐进变化，但有时候也会喷发出来。和构框的概念一样，文化在这方面并不在任何重大意义上造成言语的行动，而是强烈局限了什么动作才是可能被采取的。基于这个理由，我们应该期待剧码成为各种集体行动变种的重要来源，例如是否采用暴力，那种外在表现在结构上与跨越时空的情况具有相似性。 

抗议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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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性政治如何改变政权 
很少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试图去衡量以及解释大众抗争对于制度性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在非民主政体里。 因而这里所做的勾勒是建立在对欧洲过去长期政治变迁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基础之上的，那种研究提供了国家机关以及普通人民所做出的抗争性互动如何塑造以及改变了国家。69 与探讨运动和政治机会的过程论看法保持一致，这些研究设想政体并不是固定的实体而是作为维持或改变它们的政治过程的偶发性的产物。在这个折中以及初步的基础上，我们感到提出五项程式化的国内抗争如何在历史上影响到了政权的说明是安全的做法。 

1. 当一场真正要求民主的强大的社会运动兴起并且走运获得成功的时候，大众抗争就直接导致了民主化。如果在短期之内获得到，我们就说是一场民主革命，就如1989-1990年期间在东欧大部分国家发生的那样。 当持续了一段较长的时间，它就是在形容一场改良主义的大众运动的渐进成功，就如同在丹麦19世纪后半叶所盛行的那种运动。 


2. 广泛的大众抗议以及政治动乱先于或在精英发动朝向民主的转型期间发生可以强烈约束这些精英的动作。通过发出哪种结果对于政体里的主要群体是可以接受的这种信号来做到的。这是一个明显的效应，往往落在传统的转型学分析范围以外。因此，即便西班牙，以精英占据优势路径朝向民主的典范案例——转型前出现政治暴动对于精英谈判很可能会出现的结果起到了预判性很强的指标作用。 

3. 大众抗争可以引发精英之间的分裂并且形成一个或多或少的精英中的改革派与社会运动之间的间接联盟。当煽惑一个新的改革法案（1884年实施）时，英国托利党希望工人之中所兴起的普选运动会在他们与辉格党的内部争端问题上支持他们。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把精英从普通人民之中获取支持从一场社会运动成功恐吓精英的情况区分开来的困难度。要点是，自下而上的集体行动是在这两者的必要条件。 

4. 社会运动以及其他并没有要求（或甚至连想都没想过）民主的集体行为者可以无意地以一种“冲突的偶发性的结果”的方式来导致民主化。 例如，当基于族群或经济基础之上的不满所做出的呈现鼓动权力持有人去执行民主化改革的时候，权力持有人答应那么做最有可能是为了避免更大的让步或革命性危机，于是民主就出现了。最近在印尼出现的进程，假如它持续的话，就是一个初始针对价格补贴的诉求如何可以推动民主化的例子。梯利对于西方国家民主兴起的描述，也强调了民主如何作为旨在扩张18-19世纪国家的狭隘以及不相关主张的副产品出现的。 

5. 早先兴起的并不必然要求民主的运动可以起到为之后更为民主倾向的运动铺设道路的作用来影响到政权。当集体行动，不管它提出的是什么目标，导致政治机会结构以一种持续性的方式进行开放的时候它就发生了。在许多非洲国家， 1980年代期间所引发的经济动乱，导致了支持这些政权的分配性的恩庇-侍从网络受到虚弱，从而使1989年之后的民主化的可能性得到了加强。76 通过开放或削弱政权，它为后来要求民主的运动创造了机会。 

互动、制度以及抗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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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统治者的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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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的性质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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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本文里，我们认为由至下而上（从社会运动到革命挑战）的抗争性集体行动引发的对于民主化过程的描述和解释，构成了民主化理论的一个严重缺陷。在通往民主的多条道路里，集体行为者的作为严重的塑造了其中一些道路。抗争性的提出主张不仅可以有助于导致非民主政权放松压制，还可以捶打出民主化议价、让步，甚至有时候是真正的民主革命来。基于这种理由，社会运动以及关联的大众提出主张的形式理应从民主化研究者那里得到更多的关注。 

对于抗争性政治的政治过程研究路径在这样的任务中是兼容和有效的。这种观点解释了大众挑战作为资源动员过程、文化构框以及拓宽政治机会三者结合的一项产物的涌现。任何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化都应该仔细观察这三者的内部发展。然而，为了降低这样一种研究的复杂性，政治机会结构构成了一个根本上地分析起点。政治机会结构的配置以及变化把资源动员和构框的动态发动了起来。因此，我们建议把动员和构框及其相关的类似剧码形成、扩散以及官僚化的过程作为长期的依变量。这就需要我们关注于政治机会结构如何影响到了这些过程以及政权的易受伤害性，决定了抗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