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1909-1979)是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以对自由主义和自由思想史的研究成果而闻名于世，尤其是他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概念的论述，堪称政治哲学之经典。但他却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1岁那年，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年，他随父母移居英国。对俄罗斯文化的热爱和深切了解，以及在革命前后俄国的不寻常的经历，使他一生关注俄罗斯社会，关注那里发生的一切：革命、文学、知识分子，以及最重要的，那里发生的数度巨变。译林出版社新近翻译出版的《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收集了伯林此前未发表过的关于苏联的文章，让我们感受一位自由思想大师对苏联的观察和理解，以及他对苏联社会未来变化和发展的预见、体验。该书汇集了伯林写于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到1990年的这些文章，包括他记叙的在二战后与苏联作家帕斯捷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等人的几次著名的会见，他呈交给英国外交部的关于斯大林统治下苏联艺术状况的公文，以及他访问苏联以后对其文化政策、领导统治术、俄罗斯文化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状况的生动描述。作为思想大师伯林的视角是独特的，他从思想观念的对比和印证来观察苏联的体制和政治运作，得出的结论颇具启发意义。正如该书的英文导言作者、原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塔尔博特所说，“伯林相信观念起着非凡的作用，它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头脑里的产物，而且是制度的创造者、治国的指南、政策的制定者，是文化的灵感和历史的引擎”。观念和价值观引导政治人物制定相应的政策，甚至决定其对待民众包括知识分子的态度。

　　信奉多元论的伯林自然难以认同一元式的思维和政策，认为一元式思维最大的问题在于以一种必然性眼光看待社会发展，从而强制人们以一种方式、一个发展结果、一种模式去思维，看待历史社会和政治体制。而伯林自己竭力主张多元主义，即提倡思想自由，向各种可能性开放，尊重他人，也尊重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于文学艺术家来说，在多元的基础上发挥创作自由，才会有艺术的繁荣。基于这种认识，早在二战结束时的1945年，苏联与西方盟友的关系还相当热络，伯林已经在记叙中批评苏联的政策，包括其文化政策的封闭和单一性。他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艺术》一文中指出，俄罗斯在各个历史时期一直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保持某种程度的隔绝，因而从未真正成为西方传统的一部分。其文学也始终流露出矛盾心态：外面表现出一种希望融入并成为欧洲生活主流的狂热而毫不满足的渴求，里面又表现出对西方价值带着怨恨的轻蔑。“十月革命使俄国更为彻底地与世隔绝，她的发展也势必变得更加自怜自艾。”伯林仔细分析了俄国文学艺术在20世纪上半叶发展的三个阶段，从世纪初相当繁荣的巅峰时期，到20年代中期新的权威确立以后，强制推行多变的官方路线，包括其极端表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控制日紧，不断批判各种异端，无论是左还是右，因而文艺也日益凋零。这个时代惟一幸存的古典作家高尔基，因为特殊的地位而保护过一些作家，但在他去世以后，自由创作的作家便彻底失势。苏联文艺也进入接近冰冻的时期。

　　六十多年以后再看伯林的这些批评，就可以感到其眼光之敏锐，富有前瞻性。没有创作自由、不容许多元发展的文学艺术是不可能繁荣的。伯林以忧伤的笔调揭露当时的苏联小说家，“他们无一不遵照他们的政治领导所指示的方式行事，留下来的大多是一些以专业的笔法，模仿19世纪末的作品创作的极其平庸的作品，冗长、符合要求、政治方向正确、诚恳、有时颇为可读，但总体上水平一般。显然，1937年和1938年的大清洗已把1917年革命燃起的俄罗斯现代艺术的熊熊烈火彻底扑灭了，如果没有政治上那么早就开始的破坏，新近的战争决不可能如此之快地将这股烈焰火熄灭。”中国读者有一些年纪的人，大多熟知俄罗斯文学的这种状况，改革开放之前的数十年，他们能够读到的文艺作品大多属于这些平庸之作。“整个俄罗斯文坛笼罩在一种万马齐喑的奇怪氛围之中，哪怕一丝微风也未尝拂过这潭死水。”伯林的揭露和批判是深刻的，其意义不限于特定时期的俄罗斯文学。

　　伯林真实地记载了与几位著名俄罗斯作家的会面和对话，分析了当时俄国文学艺术家在特殊环境下的心态，提心吊胆、诚惶诚恐，同时又不失自己的主见和生存智慧，还不断地写作，即便是在作品被禁止的时候也是如此，此情此景，跃然纸上。伯林说，对两位作家“简直无法形容的生活和工作处境以及他们所遭受的对待的认识，还有我得以和他们两人建立起来的私人关系甚至是友谊，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并从根本改变了我的观念”。伯林还在《人为的辩证法：最高统帅斯大林与统治术》一文中透彻地分析了斯大林维持自身统治的权术，它是一种确保能够弥补自然和历史的不确定性，并且长期维持内在驱动力的有效工具，使民众处于持续的紧张、长期的战争状态，以此来维持其统治。其方式是既不让政府变得过于软弱无能，也绝不以允许它行动过激从而造成过多的内耗。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这种统治术在统一思想、维护国家安全、对外政策、国内经济和社会管制方面，都需要进行慎思的研究和掌控。但伯林也认识到，只有掌权者具备斯大林那样的管理才能，路线的走向才不是完全不可预测的，但是，一旦他不再掌权，则苏联的命运会如何，就很难做出理性的预言了。

　　读伯林的这本书，与思想大师进行对话，回味无穷。其中所提及的许多事情的做法、体制性的因素，都有似曾相识之感。我们毕竟曾经模仿过这个体制，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大规模地发展市场经济，给了人们以相当的选择自由，才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这个体制。无论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还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或许都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示。最大的启示也许就在于，如何透过表面上的各种现象，经过深入的分析比较和观念思考，了解一个政权兴衰的历史，它用各种看起来还行之有效的控制手段，用统一的纪律约束民众，对于社会、经济、外交乃至文艺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广泛控制手段，何以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了。伯林表明，从根本上说，允许并鼓励社会的多元自由发展，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到了1990年，晚年的伯林在《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这篇短文中，还感慨俄罗斯知识阶层生命力之强。“他们坚信个人与政治的自由，坚信非理性的社会不平等注定会被消灭，坚信真理的存在，在他们看来这与科学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是统一的。”伯林感慨，在经历了这么多的变故之后，俄罗斯的知识阶层并没有放弃。“俄罗斯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拥有无穷的创造力，一旦他们获得自由，说不准他们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本书从英文翻译过来，伯林学识渊博，文笔优美，涉及众多俄罗斯人物故事，涵盖了有关俄罗斯的众多社会文化背景知识。中文译者为准确表达原意付出了辛苦的劳动，翻译表达准确、优雅，文笔生动形象，读起来流畅自然。原英文编者在书末提供的“人名汇编”和“进一步阅读文献”，均如实保留，有助于读者了解相关的人物事件，作进一步的研究。总之，这是一部研究并了解俄罗斯社会、政治和文学，理解俄罗斯知识分子和民族精神的不可多得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