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蒋蓝，诗人，“新散文”代表作家，民间思想者。已出版《拆骨为刀》（重庆出版社2008）、《思想存档》（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动物论语》（重庆出版社2008）、《玄学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哲学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等专著。系第二届布老虎散文奖得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刑法的工艺化
每年3月份，我所在的报社均要安排员工体检。有一年联系的是对口单位是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因为体检不得吃早餐，我想尽快结束，一早就去了。作为成都有名的销金窟，科甲巷仍沉浸在睡意的薄雾里，白日、黑夜拥挤不堪的巷道，被黑大理石和洁白的花岗石整合起来，反显得有些寂寞和宽敞。记得90年代初，我为买一双当时流行的美国战靴，曾在这条当时被民间称为“二奶街”的正科甲巷里逐店寻访。如今，成片低矮的民房早已拆除，耸立起的基本是一些貌似古物的赝品。在做旧基础上的金碧辉煌，尽管如此抵牾，但毫无疑问是体现时代门面的美学指标。
几百米长的科甲巷得名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科甲巷包括正科甲巷、大科甲巷和如今已不复存在、仅留其名的小科甲巷。正科甲巷为南北走向，大科甲巷为东西走向，不过，让科甲巷扬名的并不在科举，而正在于这里曾是石达开的凌迟之地。
在锦华馆馆口，一座汉白玉碑好像从地下冒出来的，镌刻清末文人高旭于1906年托石达开之名而作的五言律诗《题壁诗》：“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黄金若粪土，肝胆硬如铁。策马渡悬崖，弯弓射胡月。人头作酒杯，饮尽仇雠血”。（可参见王文濡编撰《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6月版，299页）想想就该明白，如是出自石达开之手，“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石达开不可能自称为“大盗”，何况他曾“应省试，举孝廉，邃于孙吴之学”，显然是深悟学问神髓之人。关键还在于，托名之作诗格太糙，比起石达开的诗心，有云泥立判之别。
走到正科甲巷南口的一人民医院门诊部，抽完饿血，就去x光室照胸片。我脱掉皮夹克，在黑暗中举起双臂，正面、反面，呼吸、憋气。那盏低功率的红灯突然大亮，红光普照，把那个暗中操作的医生拉出了皮影戏一般的黑影。从x光室出来，我坐在走廊等结果，心中一惊：在我所在的门诊部大楼原位置，应该就是清代按察使司署臬台衙门的尾部（正大门接东大街，今已不存），它的后门就是监狱所在位置。臬台衙门因要关押犯人，纵切极深，与正科甲巷南口相交，深达半条街。
也就是说，此处是对石达开施以凌迟的所在之地。
从一医院出来，我在伊藤洋华堂斜对门的快餐店吃了点东西，望着医院门口巨幅的阿迪达斯广告牌，NBA球星那大汗淋漓的双腿，那肌肉隆起的手臂，刚毅血性的表情，我决定回家。在自己收集的资料照片里，找到1995年在四川省档案馆举办的一次展览中，拍摄的那份处决石达开的档案原件，即清政府处决翼王石达开的公文。公文发文时间为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札文清楚地记载了处死石达开等人的具体详情：“将发逆石达开、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验明正身，绑赴市曹凌迟处死。将石逆首级用石灰腌罨、木笼盛装，以备解现京师，传示各省余贼。首级即枭示四门，以昭炯戒。其石逆幼子石定忠著牢固监，归入缘坐案内，照例办理。仰将监刑文武职名报查毋违。等因，奉此。除详报督宪，并移督标中协，及行成都府，将发逆石达开等处决外，合就札行，札到该府，即便转饬所属一体遵照毋违。等因，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一体遵照毋违，此札。右札巴县准此。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标点为笔者所加）
推测起来，“绑赴市曹”不过是公文词语，因为必须这样说，才符合官场要求，以免留下把柄。其实，为防止突生事变，对这样的巨魁，权柄者往往渴望一刀两断，越快越好。我征询过成都文化学者郑光路、蒋维明等人的意见，他们或撰文或对我指出，审讯后，即在监狱进行凌迟。至于有论者认为行刑地点是位于成都城内上莲花街的督标箭道，说“百姓到刑场上来围观的达数万人”，周洵的《蜀海丛谈》就作此说，估计还是官场说法，此聊备一说。至于任乃强先生《记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云：“六月二十二日，奉清廷谕，凌迟，行刑于北校场。”却不知以何为据。
凌迟在秦汉就已经出现，但不为国家法典允许，属于私刑。作为刑法，凌迟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发展到清乾隆时期，如果打骂父母或公婆、儿子杀父亲、妻子杀丈夫，也是触犯伦理道德的重罪，要处凌迟刑。但后来为了镇压农民反抗，对于不交纳赋税的也要处以凌迟刑，这在明太祖时期尤为突出。朱元璋亲颁《大诰》全面推行凌迟。朱棣靖难之变以后用此刑杀害的朝臣100多人，铁铉受刑，居然是在朝堂之上。每割一块肉还把肉放进铁铉口中，问他香不香。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
凌迟在历代操作中是不同的，一般是切8刀。先切头面，后是手足，再是胸腹，最后枭首。但实际上比8刀要多，清朝就有24刀、36刀、72刀和120刀四类。据记载，实际执行时，对恶贯满盈者，则可以增加刀数。最多的是明朝作恶多端的太监刘瑾。被割了3天，共4700刀。但是否如此，不得而知。我觉得比较真实的是对付袁崇焕的“鱼鳞剐”，剐13700刀，分3天完成，英雄的肉还被广大百姓分而食之……周实先生在《刀俎》中，为汉语读者详细描摹了袁崇焕遭受“鱼鳞剐”的细节，可以参看。
在对凌迟工艺进一步细化的谱系中，曾国藩的贡献不亚于他为后世提供的“为官心得”和处事箴言。这个温文尔雅、吃透了传统文化的大儒，对凌迟来了个芝麻开花节节高，就是在割去受刑者的肉以后，还要撒上几把盐！而骆秉璋在这条血肉之路上再出奇谋——用烙铁再细细烫一遍创口！这个改良主义的设计，首批试验者就是石达开一行。（见鄂华《石达开死亡真相考》，刊于《历史研究》1987年5期）如果说，曾国藩的改革是为了加剧疼痛以泄心中大愤，那么，骆秉璋的改良就是为了延续受刑者的痛苦——防止因失血过快而死亡，使得受刑过程变得过于单调，缺乏高潮和结尾！
我的老家盐都自贡，有一道名菜叫“火边子牛肉”，是用极锋利的小刀剥下推卤牛的腿部肌肉，成巴掌大小，再予上味、熏烤。山西作家李锐在长篇《银城故事》里，借用了这个脍炙人口的刀法，移之于威胁革命党，自然获得了成功。这个刀法是否启发了骆秉璋，不得而知。
他的名字就是反抗的名词
1863年6月12日，石达开及5岁的儿子石定忠、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一行被押解到成都，骆秉璋会同川省文武官员，提审石达开5次。25日，见榨不出什么油水，决定用刑。清末文人周洵的《蜀海丛谈》记载的行刑背景是——“当时天色昏暗，密云不雨。”
周洵描绘说：
就死之日，成都将军为崇实与骆文忠同坐督署大堂，司道以次合城文武咸在。石及两王跻堂，为设三拜垫于堂下。三人者皆跏跌坐垫上。其头巾及靴褂皆黄缎为之。 惟石之头巾上，加绣五色花。两王则否。盖即章制之等威也。清制，将军位在总督之右，骆故让崇先问。崇语音低，不辩作何语。只见石昂头怒目视，崇顿气沮语塞。骆始言曰，石某今日就戮，为汝想，亦殊值得。计起事以来，蹂躏数省，我方封疆大吏，死汝手者三人。今以一死完结，抑何所恨。石笑曰，是俗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你杀我，安知来世我不杀汝耶。遂就梆。石下阶，步略缓，两王仍左右侍立，且曰：“仍主帅先行。”石始放步先行。是时先太守甫戳取来川，充成都保甲总局提调，所目睹也。
这里再引一段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的《记石达开被擒就死记》就够了：“石王与曾仕和对缚于十字桩上。行刑人分持利刃，先剜额头皮，上掩双目，次剜双腕。曾文弱，不胜其楚，惨呼。石徐止之曰：‘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巳如此，可耳。’曾遂切唇无声。凡百余刀，剜全体殆遍。初流血，嗣仅淡血，最后仅滴黄水。刑终，气早绝矣。”（见西康省《康导月刊》1943年第五卷，第七、八期）
“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已如此，可耳。”这是石达开生前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大实话。对于凌迟，太平军是十分熟悉的。天国发生内讧的1856年，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000余人，“醢而烹之，夷其族。”据说天朝还请高级将领分食杨秀清的肉羹。富有戏剧性的是，杨秀清被杀的那一天，后来洪秀全于天历九年颁行历书、诏旨中，钦定“七月二十七日”为“东王升天节”，不知道这是对杨秀清的追忆还是对韦昌辉的嘲讽。这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2万人。当石达开指责韦昌辉兄弟相残后，韦昌辉说：“我虽不欲仇石氏，石氏亦必仇我。怨不可解矣。”他索性派兵围剿翼王府，杀石达开母妻子女等数十人。（见王文濡编撰《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6月版，326页）后来，洪秀全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上书“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对异己者标的为“叛徒、内奸”，从来就是“拨乱反正”的不二法门，而最具罪与罚中国意义的凌迟，自然会被权力发挥到极致。
以血偿血，以肉偿肉，自然是符合那个黑暗语境中的血性法则。但曾国藩说，“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谲”；极度自负的左宗棠也承认：“石逆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所畏忌也。”显然，石达开不但是社会制度的心头大患，而且让朝廷大员们一再蒙受耻辱，一旦置之于权力的绞肉机下，也顺理成章地把一己的耻辱记忆细腻地铺排出来。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惩罚逻辑，得到了畅行无阻地配合与落实。在这个价值逻辑下，讨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幼稚；与屠夫讨论“言出必行”更是脑残。
《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一辑）（王崇武、黎世清主编，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记载了1862年5月13日印度《泰晤时报》发表的一封英国军人的信，信中说：“我跟一大群人去看清军屠杀俘虏的太平军，这批俘虏是英、法两国军事当局交给满清方面处死的。……这批俘虏，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刚出世的婴孩，到80岁蹒跚而行的老翁，从怀孕的妇人，到 10至18岁的姑娘，无所不有。清军把这些妇女和姑娘，交给一批流氓强奸，再拖回来把他们处死。有些少女，刽子手将她们翻转来面朝天，撕去衣服，然后用刀 直剖到胸口。这批刽子手做剖腹工作，能不伤五脏，并且伸手进胸膛，把一颗冒热气的心掏出来。被害的人，直瞪着眼，看它们干这样惨无人道的事。还有很多吃奶的婴儿，也从母亲怀里夺去剖腹。很多少壮的男俘虏，不但被剖腹，而且还受凌迟非刑，刽子手们割下他们一块一块的肉，有时塞到它们的咀里，有时则抛向喧哗的观众之中……”
李鸿章答应赦免苏州的太平军降军，甚至封官许愿，请了洋枪队首领戈登做保证人，结果是将降人全部屠杀。戈登为这种欺骗大动肝火，要和李鸿章决斗，并拒绝了清廷一万两白银的赏赐。这个侵略者，在“言出必行”上是认真的，他怎么能明白这是黑暗体制惯用的套路呢？1864年，天京城沦陷，在处理“降将”李秀成时，1864年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是这么评价的：“至于会是怎样的判决，其实已无须多问。确实，清廷如果放过像忠王这样的声名卓著的叛军领袖，那一定是疯了。他的名字本身就是反抗的名词……”（郑曦原《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1版，199页）移之于石达开，完全成立。
于是，我们在《清史稿·洪秀全传》等史料里，可以看到繁多的凌迟记载：
“擒伪天德王洪大全，槛送京师，磔之市。”
“生擒李开芳（天国北伐主将），磔之。”
“林启荣、李兴隆（天国九江守将）均败死，磔其尸。”
“擒悍目蓝承宣，向扰害蕲、黄者，寸磔之。”
“陈坤书（天国护王）凌迟处死，枭示东门。
……
“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这话是鲁迅在《病后杂谈》中讲的，可谓一语切中要害。这是否也可以移之于清朝呢？
这自然让我想起了福柯的《惩罚与规训》一书探讨的宗旨。福柯关于1757年达米安因谋刺国王被判处酷刑的详细描述，比起“国粹”之凌迟，实乃小巫见大巫也。福柯以为，此后80年间，惩罚原则已经从对人身体的摆布与疼痛的操控等酷刑，逐渐转变成非人身刑罚系统。就是说，前者代表了对身体的惩罚，现代监狱制度建立之后，则是一套对心灵的惩罚系统。这是福柯的研究言路，在我看来，凌迟的意义，死亡固然是终极，但加剧的持续的痛苦其实是其主语，并放大为一种疼痛训诫：权力机器用一堆抽搐的烂肉，给看客们上了一堂立场课：端正思想，做安分守己的良民，否则，这就是你等的下场。最后，权力者在热切渴望播施广泛的恐怖效应之余，鉴于石达开的不合作（桀骜不驯。沉默。没有呼天抢地，屎尿乱流，泣血忏悔，现身说法……），他们仍然是留有遗憾的。庖丁解人的狂欢演出没有达到目的。这个凌迟的仪式，反而使石达开名垂青史，成为了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最受后人铭记的英雄。
而对于视身体痛苦为生存常态的民族来说，西人所谓“灵魂的苦痛”在中国是不具备普世意义的。它过于高蹈和遥远，仿佛异类。对大众而言，流汗吃饭、流血赚钱本就天经地义；敢于寸刀割人，必然就有付出加倍代价的决心。所谓“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价值算式，一直就是历代革命者的身体筹码。因为除此之外，革命者实在拿不出什么可以换算的东西了。但西方人不同，他们可以开列出人身自由、爱情、子女、名声、前途等等筹码。国人灵魂的痛苦，基本上已经被身体之痛偷梁换柱，而且把身体之痛视为了一种合理的承受。那么，当权力的绞肉机已经逐渐钝化于这样的麻木群体时，如何让制度的刀片得到及时的更新换代，反倒是让操作者产生“灵魂的痛苦”了。
这就进一步意味着，国家机器才是唯一合法酿制纵深疼痛的温床；而敢于反抗这一价值谱系的人，必然要提供更为锋锐的骨头使之折断。这一以暴制暴的循环，基本上构成了中国道德价值学的骨架。孟德斯鸠在历数专制制度下的惩罚与预防方式之后说：“让我们顺从自然吧！它给人类以羞耻之心，使从羞耻受到鞭责。让我们把名誉作为刑法最重的部分吧！如果一个国家，刑罚并不能使人产生羞耻之心的话，那就是由于暴政的结果，暴政对恶棍和正直的人使用相同的刑罚。”（《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85页）在我看来，无论是名誉还是死亡的威胁均难以在中国产生预想的效果，只能说明数千年专制的罪恶。
我想，石达开之所以感动后世，一是他的睿智、豪爽、悲情所形成的人格魅力；二是恰在于，是他承受了生命中不堪承受之痛。他用上百块挂在铁钩上的肉，突破了一种大限。所以他无须再讲一个字。因为，对一具被制度的刀具细心洞穿的身体来讲，再多讲一个字就是丧尽天良。
根据史料，我在试图回忆复原那天的场景。他们一行被绑缚在两根结实的十字交叉的木桩上。绳子多半是细麻绳，被水吃透，越是挣扎，越是吃紧。疼痛可以让人拼命去拗坠麻绳，用麻绳之痛来转移刀口的纵深之力。毕竟手臂是人体最能吃痛的部位。但肉尽骨显，受刑者却无法自行折断骨头。疼痛一直在骨头上慢慢地锯，这种毫无声音的疼痛，以锥子般的钻凿力，成为了较量的平面。大剂量的血，就像一个笨手笨脚的学徒，不停地擦拭先生的泼墨！他一错再错，只好不再跳出来瞎忙。血渐渐少了，一种奇怪的麻木感成为了泼墨的知音。所以，血顺着石达开的腿向凹地流淌，乱如蛛网。刽子手像展开游身八卦掌身法一样在东窜西跳，尽量不沾湿鞋子，后来渐渐就不行了。大血管一当被切断，血会决堤，冲他个猪头狗脸。
抵御疼痛需要极大的体力。1912年1月12日，彭家珍勇掷炸弹炸断良弼左腿后，鲜血直涌的良弼突然产生了庆忌惜专诸的奇怪感情——不但要厚葬彭家珍，而且在德国医生开始为自己做截肢手术时，他拒绝使用麻药——他想当一回庆忌。他是被痛死的。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怀着一线生机，那么，无论是多么大的疼痛，在“阀门原理”的瓶颈制约下，疼痛如突然收缩的河流，只有少量河水可以快速通过。在生机的牵引下，感觉阈急剧下降，起到了极大的“麻痹”作用。问题在于，凌迟之下的石达开绝无生机之念，只能求速死。速死而不能，脱去皮囊之累而不得，就像山陵的坡度跟血一样在慢慢降低。身体回归土地的过程中，横亘着无垠的锋利山丘。那么，怀着最大的绝望，去接受绝望安排的所有议程，就成为唯一合理的解释了。
绑在十字木桩上的石达开，像一头摊开的蜘蛛。血在地面编织着狰狞的构图，他的双眼被头皮覆盖着。残肢就像神话人物刑天一样，身体上突然睁开了无数双眼睛。
所有天平天国军人，都可以默诵洪秀全的《克服困难诏》：“神爷试草桥水深，如何吃粥就变心？不见天兄舍命顶，十字架上血淋漓……”（《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1976年1月版，51页）钉十字架的耶稣，如果目睹自己的兄弟，用接受120刀的缓慢方式步己之后尘，“天兄”会说什么？《新约》当中，耶稣曾5次提到以“背十字架来跟从我”作为配当他门徒的必要条件（太10;38,路14：27，太16：24，可8：34，路9：23）。受苦并不一定是受死，而更是受辱，门徒必须准备好不被理解、被人歧视、甘于放弃信念之外所有累赘的人。如果说，钉十字架就象征自我否定和甘愿受苦，那么，绑缚在十字木桩上的石达开，没有自我否定，只有血肉淋漓的奉献。
交出自己，是为了六千多名兄弟免于死亡，那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啊？这种感觉真正落到了他身上。当他也许能够明白，在自己最为痛苦的时刻，恰恰是爱如渊海的时候。身体里的深渊，既是痛的渊薮，也是爱的大本营。这种爱一旦放大——不是一种形而上的假想出来的痛，而具体为一种真实的生理疼痛。
希腊作家卡赞扎斯基在《基督最后的诱惑》里，描写大天使加百列降临基督时总让基督生不如死，像是癫痫发作。就意味着，精神上没有准备妥当就要在肉体上受难，总是一般人的本能。曾仕和为什么呼叫？我想，不是他不勇敢，而是他没有做到绝望的准备。肉体受难就是精神再生的前题，或者说，两者是同时发生的。你在靠近上帝或完成成人礼时，绝望之痛或阉割的痛苦就必然出现。疼痛与爱是身体必然遭受的两种空前的感受，受难者是以疼痛来承接爱的活水，付出爱就必须获取疼痛。这就像烙铁的两面，以铁青的高温，在肌肤上愈合刀口——俨然履行着仁者的工作。
那么，扛起这所有的痛苦，那是理所当然的。
绑在十字木桩上的石达开，是否看见了十字架的亮影？在烙铁激起的青烟里，“让死荫显为光明”。他，什么也不说了。
身体不是迷宫。身体也不是仙境。鲜血汩汩，在忍耐疼痛的自控力之下喷薄而出。痛激发了一种生存的本能，那是对生命的本能屈服。锯子锯的是骨头，而不是灵魂。另一种穿透了灵魂的痛，却在历史的长河里，屈身为桥。无论是怎样的圆凿方榫，石达开已经实现了一种荣耀：他彻底交出自己，吃完了自己的身体所匿藏的痛。他没有被疼痛毁灭，疼痛使他拔升，在浑身凉意中，明白自己33年的人间历程，在阳光突然穿越头皮的最后时分，已经成了！
一代才女伍尔夫发现了这个疼痛的哑默之谜。她认为，“英语能够表达哈姆雷特的意念和李尔王的悲剧，却没有言词来表达惊诧或头痛……陷入情网的学龄少女用莎士比亚或济慈来表达她的心声，但是，让一个受疼痛折磨的人向医生诉说描述头痛，他的言词便很快枯竭了。”（转引自保罗·布兰德等著《疼痛》，东方出版社1998年12月版，237页）在这个世界上，对于女性来说，倾诉也许是她们唯一的和最有效的抗拒疼痛的手段。但对石达开这样的人来说，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回到受难的身体。
割完上身，接下来，就应该旋去裆中之物……
凌迟一直进行入夜方结束。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铭记这一天：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五月十四日。
英国人赫德爵士(1835—1911)在其《日记》有如下一条——1863年7月27日他记录道：“长期以来，一直转战于四川省和陕西省边境的太平军大将石达开被骆秉章所俘，并砍了头，今天方得此讯。”石达开6月25日被杀，消息至7月下旬才到达京师，路途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他认为这体现了“传递的重大军情政情何等之慢！”真实的情况是，信息是连同石达开的头颅一并上路的。这远不是赫德爵士在华倡导的电讯所能传达的。（见《步人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 (1854—1863)》，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1月1版，美国凯瑟琳·F·布鲁纳、费正清、理查德·J、司马富等编，傅曾仁、刘壮宇、潘昌运、王联祖等译）
在成都处决石达开以前，清廷最为担心的，在于捕获者是否是石达开真身。骆秉章在上皇帝的奏章中一再解释说：“石达开自供与洪秀全等自广西金田村起事即封伪王，及窜扰各省情形历历如绘，皆臣所素悉，语皆符合。且其枭桀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等伦，实为石达开正身无疑。”即便如此，民间对翼王离开成都的传说却有很多，充分体现了石达开在民间的深犁程度。
死刑犯之血肉，民间往往不惜花重金予以购买治病，但石达开的遗骸格外特殊，学者们推测，后被倾倒在锦江边挖坑深埋。所以，成都自然成为了石达开的坟茔。这个他梦想夺取的大城，如今却成为了温软的“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值得一说的是，石达开的降兵中，老弱及新加入者4000多人被遣散，剩下的2000人不久被杀。至今在石棉县陡峭深切的大渡河河谷里，有一支已经“彝化”的部落，种包谷、土豆为生，他们对外宣称自己就是太平太国“长毛”的后裔。这个铁的事实，就让“石达开在大渡河畔斩杀了二百名彝族向导，以致失去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自蹈绝地”的谬说，不攻自破。
石敢当的隐喻
石达开逝世当天，经清咸丰皇帝批准，恭亲王奕忻与法国政府签署附加协议，正式确认广州圣心大教堂的建立。咸丰帝下诏：“从现在起战争必须永远停止，必须永远真诚地保卫和平。”可见，圣心大教堂也就成了和平的象征。 3天后，1863年6月28日是天主教圣心瞻礼日，教堂正式举行奠基典礼，命名为圣心大教堂。此时，石达开已经融进成都平原的沃土了……
凌迟一词首见于《荀子·宥坐》：“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到辽代始定为正刑，一直沿袭到清末。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经晚清法学界最有名的学者沈家本奏请，颁布《大清现行律例》后才下令将凌迟、枭首、戮尸等法“永远删除，具改斩决”。后死刑分绞、斩两种，而且各种名目的酷刑远未禁绝。毫无疑问，凌迟是超级专制主义罪与罚合唱中的高音部，但不绝如缕的凌迟仪式，从来就没有达到杀一儆百、制造恐怖、消解反抗、禁锢言论的目的。这无论如何是让发明者深感困惑的。不同的制度在近世发明出来的“思想罪”“反革命罪”之类，也许属于福柯的研究谱系范畴，但是可以肯定，这些针对人心的罪名，高歌猛进的制度同样采取的是制造大面积身体之痛的古老方式为主要惩罚手段之余，再旁及灵魂的。提3个人就足矣：林昭、张志新、李九莲……
在有关石达开的各种评价中，最著名的当属美国基督教浸礼会派遣来华的医药传教士、政治观察家麦高文撰写的通讯中的一段评语：“在残存的首领中，除翼王石达开外，其余状况几乎一无所闻。这位年轻领袖，作为目前太平军的中坚人物，各种报道都把他描述成为英雄侠义——勇猛无畏，正直耿介，无可非议，可以说是太平军中的培雅德。(培雅德是 法国著名将领和民族英雄，他率军抵御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大军入侵，勇猛无畏地捍卫了祖国的疆土)。他的性情温和，赢得万众的爱戴，即使那位采取颇不友好态度的《金陵庶谈》的作者（作者按：指谢介鹤的《金陵癸甲庶谈》），也承认这一点。惟该作者为了抵销上述赞扬所造成的美好印象，故意贬低他的胆略。正如翼王其他清朝官方人士以及向我们口述其经历的外国水手所声称的，翼王在太平军中的声望，驳斥了这种蓄意贬低等说法。不容置疑，他那意味深长的‘电师’的头衔，正表示他在军事上的雄才大略和性格。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敢做敢为的人，这可以从他曾经继承相当巨大的家产推想出来。在他们的集团尚未呈现出政治色彩以前，天就倾其所有，把全部家产投入紫荆山那遭受迫害的拜上帝会——这正是他献身革命时抱有的真心诚意的明证。”（见《东北王内讧始末——中国起义史稿连载之十七(节选)》，原载《北华捷报》352期，翻译为章克生）
这让我猛然想起，石达开的外号就叫石敢当。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今人家正门适当巷陌桥道之冲，则立一小石将军，或植一小石碑，镌其上曰石敢当，以厌禳之。”石达开与其说是被一个暴虐的制度置于了凶地，不如说，他成为了两把交锋的利器之间，在中国的道路正中，用自己的骨头，啃下了一块碎片……
2008年5月1—3日在九眼桥
（原载《书屋》2008年8期）
刑法的工艺化
每年3月份，我所在的报社均要安排员工体检。有一年联系的是对口单位是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因为体检不得吃早餐，我想尽快结束，一早就去了。作为成都有名的销金窟，科甲巷仍沉浸在睡意的薄雾里，白日、黑夜拥挤不堪的巷道，被黑大理石和洁白的花岗石整合起来，反显得有些寂寞和宽敞。记得90年代初，我为买一双当时流行的美国战靴，曾在这条当时被民间称为“二奶街”的正科甲巷里逐店寻访。如今，成片低矮的民房早已拆除，耸立起的基本是一些貌似古物的赝品。在做旧基础上的金碧辉煌，尽管如此抵牾，但毫无疑问是体现时代门面的美学指标。
几百米长的科甲巷得名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科甲巷包括正科甲巷、大科甲巷和如今已不复存在、仅留其名的小科甲巷。正科甲巷为南北走向，大科甲巷为东西走向，不过，让科甲巷扬名的并不在科举，而正在于这里曾是石达开的凌迟之地。
在锦华馆馆口，一座汉白玉碑好像从地下冒出来的，镌刻清末文人高旭于1906年托石达开之名而作的五言律诗《题壁诗》：“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黄金若粪土，肝胆硬如铁。策马渡悬崖，弯弓射胡月。人头作酒杯，饮尽仇雠血”。（可参见王文濡编撰《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6月版，299页）想想就该明白，如是出自石达开之手，“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石达开不可能自称为“大盗”，何况他曾“应省试，举孝廉，邃于孙吴之学”，显然是深悟学问神髓之人。关键还在于，托名之作诗格太糙，比起石达开的诗心，有云泥立判之别。
走到正科甲巷南口的一人民医院门诊部，抽完饿血，就去x光室照胸片。我脱掉皮夹克，在黑暗中举起双臂，正面、反面，呼吸、憋气。那盏低功率的红灯突然大亮，红光普照，把那个暗中操作的医生拉出了皮影戏一般的黑影。从x光室出来，我坐在走廊等结果，心中一惊：在我所在的门诊部大楼原位置，应该就是清代按察使司署臬台衙门的尾部（正大门接东大街，今已不存），它的后门就是监狱所在位置。臬台衙门因要关押犯人，纵切极深，与正科甲巷南口相交，深达半条街。
也就是说，此处是对石达开施以凌迟的所在之地。
从一医院出来，我在伊藤洋华堂斜对门的快餐店吃了点东西，望着医院门口巨幅的阿迪达斯广告牌，NBA球星那大汗淋漓的双腿，那肌肉隆起的手臂，刚毅血性的表情，我决定回家。在自己收集的资料照片里，找到1995年在四川省档案馆举办的一次展览中，拍摄的那份处决石达开的档案原件，即清政府处决翼王石达开的公文。公文发文时间为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札文清楚地记载了处死石达开等人的具体详情：“将发逆石达开、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验明正身，绑赴市曹凌迟处死。将石逆首级用石灰腌罨、木笼盛装，以备解现京师，传示各省余贼。首级即枭示四门，以昭炯戒。其石逆幼子石定忠著牢固监，归入缘坐案内，照例办理。仰将监刑文武职名报查毋违。等因，奉此。除详报督宪，并移督标中协，及行成都府，将发逆石达开等处决外，合就札行，札到该府，即便转饬所属一体遵照毋违。等因，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一体遵照毋违，此札。右札巴县准此。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标点为笔者所加）
推测起来，“绑赴市曹”不过是公文词语，因为必须这样说，才符合官场要求，以免留下把柄。其实，为防止突生事变，对这样的巨魁，权柄者往往渴望一刀两断，越快越好。我征询过成都文化学者郑光路、蒋维明等人的意见，他们或撰文或对我指出，审讯后，即在监狱进行凌迟。至于有论者认为行刑地点是位于成都城内上莲花街的督标箭道，说“百姓到刑场上来围观的达数万人”，周洵的《蜀海丛谈》就作此说，估计还是官场说法，此聊备一说。至于任乃强先生《记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云：“六月二十二日，奉清廷谕，凌迟，行刑于北校场。”却不知以何为据。
凌迟在秦汉就已经出现，但不为国家法典允许，属于私刑。作为刑法，凌迟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发展到清乾隆时期，如果打骂父母或公婆、儿子杀父亲、妻子杀丈夫，也是触犯伦理道德的重罪，要处凌迟刑。但后来为了镇压农民反抗，对于不交纳赋税的也要处以凌迟刑，这在明太祖时期尤为突出。朱元璋亲颁《大诰》全面推行凌迟。朱棣靖难之变以后用此刑杀害的朝臣100多人，铁铉受刑，居然是在朝堂之上。每割一块肉还把肉放进铁铉口中，问他香不香。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
凌迟在历代操作中是不同的，一般是切8刀。先切头面，后是手足，再是胸腹，最后枭首。但实际上比8刀要多，清朝就有24刀、36刀、72刀和120刀四类。据记载，实际执行时，对恶贯满盈者，则可以增加刀数。最多的是明朝作恶多端的太监刘瑾。被割了3天，共4700刀。但是否如此，不得而知。我觉得比较真实的是对付袁崇焕的“鱼鳞剐”，剐13700刀，分3天完成，英雄的肉还被广大百姓分而食之……周实先生在《刀俎》中，为汉语读者详细描摹了袁崇焕遭受“鱼鳞剐”的细节，可以参看。
在对凌迟工艺进一步细化的谱系中，曾国藩的贡献不亚于他为后世提供的“为官心得”和处事箴言。这个温文尔雅、吃透了传统文化的大儒，对凌迟来了个芝麻开花节节高，就是在割去受刑者的肉以后，还要撒上几把盐！而骆秉璋在这条血肉之路上再出奇谋——用烙铁再细细烫一遍创口！这个改良主义的设计，首批试验者就是石达开一行。（见鄂华《石达开死亡真相考》，刊于《历史研究》1987年5期）如果说，曾国藩的改革是为了加剧疼痛以泄心中大愤，那么，骆秉璋的改良就是为了延续受刑者的痛苦——防止因失血过快而死亡，使得受刑过程变得过于单调，缺乏高潮和结尾！
我的老家盐都自贡，有一道名菜叫“火边子牛肉”，是用极锋利的小刀剥下推卤牛的腿部肌肉，成巴掌大小，再予上味、熏烤。山西作家李锐在长篇《银城故事》里，借用了这个脍炙人口的刀法，移之于威胁革命党，自然获得了成功。这个刀法是否启发了骆秉璋，不得而知。
他的名字就是反抗的名词
1863年6月12日，石达开及5岁的儿子石定忠、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一行被押解到成都，骆秉璋会同川省文武官员，提审石达开5次。25日，见榨不出什么油水，决定用刑。清末文人周洵的《蜀海丛谈》记载的行刑背景是——“当时天色昏暗，密云不雨。”
周洵描绘说：
就死之日，成都将军为崇实与骆文忠同坐督署大堂，司道以次合城文武咸在。石及两王跻堂，为设三拜垫于堂下。三人者皆跏跌坐垫上。其头巾及靴褂皆黄缎为之。 惟石之头巾上，加绣五色花。两王则否。盖即章制之等威也。清制，将军位在总督之右，骆故让崇先问。崇语音低，不辩作何语。只见石昂头怒目视，崇顿气沮语塞。骆始言曰，石某今日就戮，为汝想，亦殊值得。计起事以来，蹂躏数省，我方封疆大吏，死汝手者三人。今以一死完结，抑何所恨。石笑曰，是俗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你杀我，安知来世我不杀汝耶。遂就梆。石下阶，步略缓，两王仍左右侍立，且曰：“仍主帅先行。”石始放步先行。是时先太守甫戳取来川，充成都保甲总局提调，所目睹也。
这里再引一段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的《记石达开被擒就死记》就够了：“石王与曾仕和对缚于十字桩上。行刑人分持利刃，先剜额头皮，上掩双目，次剜双腕。曾文弱，不胜其楚，惨呼。石徐止之曰：‘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巳如此，可耳。’曾遂切唇无声。凡百余刀，剜全体殆遍。初流血，嗣仅淡血，最后仅滴黄水。刑终，气早绝矣。”（见西康省《康导月刊》1943年第五卷，第七、八期）
“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已如此，可耳。”这是石达开生前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大实话。对于凌迟，太平军是十分熟悉的。天国发生内讧的1856年，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000余人，“醢而烹之，夷其族。”据说天朝还请高级将领分食杨秀清的肉羹。富有戏剧性的是，杨秀清被杀的那一天，后来洪秀全于天历九年颁行历书、诏旨中，钦定“七月二十七日”为“东王升天节”，不知道这是对杨秀清的追忆还是对韦昌辉的嘲讽。这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2万人。当石达开指责韦昌辉兄弟相残后，韦昌辉说：“我虽不欲仇石氏，石氏亦必仇我。怨不可解矣。”他索性派兵围剿翼王府，杀石达开母妻子女等数十人。（见王文濡编撰《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6月版，326页）后来，洪秀全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上书“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对异己者标的为“叛徒、内奸”，从来就是“拨乱反正”的不二法门，而最具罪与罚中国意义的凌迟，自然会被权力发挥到极致。
以血偿血，以肉偿肉，自然是符合那个黑暗语境中的血性法则。但曾国藩说，“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谲”；极度自负的左宗棠也承认：“石逆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所畏忌也。”显然，石达开不但是社会制度的心头大患，而且让朝廷大员们一再蒙受耻辱，一旦置之于权力的绞肉机下，也顺理成章地把一己的耻辱记忆细腻地铺排出来。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惩罚逻辑，得到了畅行无阻地配合与落实。在这个价值逻辑下，讨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幼稚；与屠夫讨论“言出必行”更是脑残。
《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一辑）（王崇武、黎世清主编，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记载了1862年5月13日印度《泰晤时报》发表的一封英国军人的信，信中说：“我跟一大群人去看清军屠杀俘虏的太平军，这批俘虏是英、法两国军事当局交给满清方面处死的。……这批俘虏，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刚出世的婴孩，到80岁蹒跚而行的老翁，从怀孕的妇人，到 10至18岁的姑娘，无所不有。清军把这些妇女和姑娘，交给一批流氓强奸，再拖回来把他们处死。有些少女，刽子手将她们翻转来面朝天，撕去衣服，然后用刀 直剖到胸口。这批刽子手做剖腹工作，能不伤五脏，并且伸手进胸膛，把一颗冒热气的心掏出来。被害的人，直瞪着眼，看它们干这样惨无人道的事。还有很多吃奶的婴儿，也从母亲怀里夺去剖腹。很多少壮的男俘虏，不但被剖腹，而且还受凌迟非刑，刽子手们割下他们一块一块的肉，有时塞到它们的咀里，有时则抛向喧哗的观众之中……”
李鸿章答应赦免苏州的太平军降军，甚至封官许愿，请了洋枪队首领戈登做保证人，结果是将降人全部屠杀。戈登为这种欺骗大动肝火，要和李鸿章决斗，并拒绝了清廷一万两白银的赏赐。这个侵略者，在“言出必行”上是认真的，他怎么能明白这是黑暗体制惯用的套路呢？1864年，天京城沦陷，在处理“降将”李秀成时，1864年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是这么评价的：“至于会是怎样的判决，其实已无须多问。确实，清廷如果放过像忠王这样的声名卓著的叛军领袖，那一定是疯了。他的名字本身就是反抗的名词……”（郑曦原《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1版，199页）移之于石达开，完全成立。
于是，我们在《清史稿·洪秀全传》等史料里，可以看到繁多的凌迟记载：
“擒伪天德王洪大全，槛送京师，磔之市。”
“生擒李开芳（天国北伐主将），磔之。”
“林启荣、李兴隆（天国九江守将）均败死，磔其尸。”
“擒悍目蓝承宣，向扰害蕲、黄者，寸磔之。”
“陈坤书（天国护王）凌迟处死，枭示东门。
……
“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这话是鲁迅在《病后杂谈》中讲的，可谓一语切中要害。这是否也可以移之于清朝呢？
这自然让我想起了福柯的《惩罚与规训》一书探讨的宗旨。福柯关于1757年达米安因谋刺国王被判处酷刑的详细描述，比起“国粹”之凌迟，实乃小巫见大巫也。福柯以为，此后80年间，惩罚原则已经从对人身体的摆布与疼痛的操控等酷刑，逐渐转变成非人身刑罚系统。就是说，前者代表了对身体的惩罚，现代监狱制度建立之后，则是一套对心灵的惩罚系统。这是福柯的研究言路，在我看来，凌迟的意义，死亡固然是终极，但加剧的持续的痛苦其实是其主语，并放大为一种疼痛训诫：权力机器用一堆抽搐的烂肉，给看客们上了一堂立场课：端正思想，做安分守己的良民，否则，这就是你等的下场。最后，权力者在热切渴望播施广泛的恐怖效应之余，鉴于石达开的不合作（桀骜不驯。沉默。没有呼天抢地，屎尿乱流，泣血忏悔，现身说法……），他们仍然是留有遗憾的。庖丁解人的狂欢演出没有达到目的。这个凌迟的仪式，反而使石达开名垂青史，成为了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最受后人铭记的英雄。
而对于视身体痛苦为生存常态的民族来说，西人所谓“灵魂的苦痛”在中国是不具备普世意义的。它过于高蹈和遥远，仿佛异类。对大众而言，流汗吃饭、流血赚钱本就天经地义；敢于寸刀割人，必然就有付出加倍代价的决心。所谓“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价值算式，一直就是历代革命者的身体筹码。因为除此之外，革命者实在拿不出什么可以换算的东西了。但西方人不同，他们可以开列出人身自由、爱情、子女、名声、前途等等筹码。国人灵魂的痛苦，基本上已经被身体之痛偷梁换柱，而且把身体之痛视为了一种合理的承受。那么，当权力的绞肉机已经逐渐钝化于这样的麻木群体时，如何让制度的刀片得到及时的更新换代，反倒是让操作者产生“灵魂的痛苦”了。
这就进一步意味着，国家机器才是唯一合法酿制纵深疼痛的温床；而敢于反抗这一价值谱系的人，必然要提供更为锋锐的骨头使之折断。这一以暴制暴的循环，基本上构成了中国道德价值学的骨架。孟德斯鸠在历数专制制度下的惩罚与预防方式之后说：“让我们顺从自然吧！它给人类以羞耻之心，使从羞耻受到鞭责。让我们把名誉作为刑法最重的部分吧！如果一个国家，刑罚并不能使人产生羞耻之心的话，那就是由于暴政的结果，暴政对恶棍和正直的人使用相同的刑罚。”（《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85页）在我看来，无论是名誉还是死亡的威胁均难以在中国产生预想的效果，只能说明数千年专制的罪恶。
我想，石达开之所以感动后世，一是他的睿智、豪爽、悲情所形成的人格魅力；二是恰在于，是他承受了生命中不堪承受之痛。他用上百块挂在铁钩上的肉，突破了一种大限。所以他无须再讲一个字。因为，对一具被制度的刀具细心洞穿的身体来讲，再多讲一个字就是丧尽天良。
根据史料，我在试图回忆复原那天的场景。他们一行被绑缚在两根结实的十字交叉的木桩上。绳子多半是细麻绳，被水吃透，越是挣扎，越是吃紧。疼痛可以让人拼命去拗坠麻绳，用麻绳之痛来转移刀口的纵深之力。毕竟手臂是人体最能吃痛的部位。但肉尽骨显，受刑者却无法自行折断骨头。疼痛一直在骨头上慢慢地锯，这种毫无声音的疼痛，以锥子般的钻凿力，成为了较量的平面。大剂量的血，就像一个笨手笨脚的学徒，不停地擦拭先生的泼墨！他一错再错，只好不再跳出来瞎忙。血渐渐少了，一种奇怪的麻木感成为了泼墨的知音。所以，血顺着石达开的腿向凹地流淌，乱如蛛网。刽子手像展开游身八卦掌身法一样在东窜西跳，尽量不沾湿鞋子，后来渐渐就不行了。大血管一当被切断，血会决堤，冲他个猪头狗脸。
抵御疼痛需要极大的体力。1912年1月12日，彭家珍勇掷炸弹炸断良弼左腿后，鲜血直涌的良弼突然产生了庆忌惜专诸的奇怪感情——不但要厚葬彭家珍，而且在德国医生开始为自己做截肢手术时，他拒绝使用麻药——他想当一回庆忌。他是被痛死的。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怀着一线生机，那么，无论是多么大的疼痛，在“阀门原理”的瓶颈制约下，疼痛如突然收缩的河流，只有少量河水可以快速通过。在生机的牵引下，感觉阈急剧下降，起到了极大的“麻痹”作用。问题在于，凌迟之下的石达开绝无生机之念，只能求速死。速死而不能，脱去皮囊之累而不得，就像山陵的坡度跟血一样在慢慢降低。身体回归土地的过程中，横亘着无垠的锋利山丘。那么，怀着最大的绝望，去接受绝望安排的所有议程，就成为唯一合理的解释了。
绑在十字木桩上的石达开，像一头摊开的蜘蛛。血在地面编织着狰狞的构图，他的双眼被头皮覆盖着。残肢就像神话人物刑天一样，身体上突然睁开了无数双眼睛。
所有天平天国军人，都可以默诵洪秀全的《克服困难诏》：“神爷试草桥水深，如何吃粥就变心？不见天兄舍命顶，十字架上血淋漓……”（《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1976年1月版，51页）钉十字架的耶稣，如果目睹自己的兄弟，用接受120刀的缓慢方式步己之后尘，“天兄”会说什么？《新约》当中，耶稣曾5次提到以“背十字架来跟从我”作为配当他门徒的必要条件（太10;38,路14：27，太16：24，可8：34，路9：23）。受苦并不一定是受死，而更是受辱，门徒必须准备好不被理解、被人歧视、甘于放弃信念之外所有累赘的人。如果说，钉十字架就象征自我否定和甘愿受苦，那么，绑缚在十字木桩上的石达开，没有自我否定，只有血肉淋漓的奉献。
交出自己，是为了六千多名兄弟免于死亡，那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啊？这种感觉真正落到了他身上。当他也许能够明白，在自己最为痛苦的时刻，恰恰是爱如渊海的时候。身体里的深渊，既是痛的渊薮，也是爱的大本营。这种爱一旦放大——不是一种形而上的假想出来的痛，而具体为一种真实的生理疼痛。
希腊作家卡赞扎斯基在《基督最后的诱惑》里，描写大天使加百列降临基督时总让基督生不如死，像是癫痫发作。就意味着，精神上没有准备妥当就要在肉体上受难，总是一般人的本能。曾仕和为什么呼叫？我想，不是他不勇敢，而是他没有做到绝望的准备。肉体受难就是精神再生的前题，或者说，两者是同时发生的。你在靠近上帝或完成成人礼时，绝望之痛或阉割的痛苦就必然出现。疼痛与爱是身体必然遭受的两种空前的感受，受难者是以疼痛来承接爱的活水，付出爱就必须获取疼痛。这就像烙铁的两面，以铁青的高温，在肌肤上愈合刀口——俨然履行着仁者的工作。
那么，扛起这所有的痛苦，那是理所当然的。
绑在十字木桩上的石达开，是否看见了十字架的亮影？在烙铁激起的青烟里，“让死荫显为光明”。他，什么也不说了。
身体不是迷宫。身体也不是仙境。鲜血汩汩，在忍耐疼痛的自控力之下喷薄而出。痛激发了一种生存的本能，那是对生命的本能屈服。锯子锯的是骨头，而不是灵魂。另一种穿透了灵魂的痛，却在历史的长河里，屈身为桥。无论是怎样的圆凿方榫，石达开已经实现了一种荣耀：他彻底交出自己，吃完了自己的身体所匿藏的痛。他没有被疼痛毁灭，疼痛使他拔升，在浑身凉意中，明白自己33年的人间历程，在阳光突然穿越头皮的最后时分，已经成了！
一代才女伍尔夫发现了这个疼痛的哑默之谜。她认为，“英语能够表达哈姆雷特的意念和李尔王的悲剧，却没有言词来表达惊诧或头痛……陷入情网的学龄少女用莎士比亚或济慈来表达她的心声，但是，让一个受疼痛折磨的人向医生诉说描述头痛，他的言词便很快枯竭了。”（转引自保罗·布兰德等著《疼痛》，东方出版社1998年12月版，237页）在这个世界上，对于女性来说，倾诉也许是她们唯一的和最有效的抗拒疼痛的手段。但对石达开这样的人来说，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回到受难的身体。
割完上身，接下来，就应该旋去裆中之物……
凌迟一直进行入夜方结束。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铭记这一天：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五月十四日。
英国人赫德爵士(1835—1911)在其《日记》有如下一条——1863年7月27日他记录道：“长期以来，一直转战于四川省和陕西省边境的太平军大将石达开被骆秉章所俘，并砍了头，今天方得此讯。”石达开6月25日被杀，消息至7月下旬才到达京师，路途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他认为这体现了“传递的重大军情政情何等之慢！”真实的情况是，信息是连同石达开的头颅一并上路的。这远不是赫德爵士在华倡导的电讯所能传达的。（见《步人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 (1854—1863)》，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1月1版，美国凯瑟琳·F·布鲁纳、费正清、理查德·J、司马富等编，傅曾仁、刘壮宇、潘昌运、王联祖等译）
在成都处决石达开以前，清廷最为担心的，在于捕获者是否是石达开真身。骆秉章在上皇帝的奏章中一再解释说：“石达开自供与洪秀全等自广西金田村起事即封伪王，及窜扰各省情形历历如绘，皆臣所素悉，语皆符合。且其枭桀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等伦，实为石达开正身无疑。”即便如此，民间对翼王离开成都的传说却有很多，充分体现了石达开在民间的深犁程度。
死刑犯之血肉，民间往往不惜花重金予以购买治病，但石达开的遗骸格外特殊，学者们推测，后被倾倒在锦江边挖坑深埋。所以，成都自然成为了石达开的坟茔。这个他梦想夺取的大城，如今却成为了温软的“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值得一说的是，石达开的降兵中，老弱及新加入者4000多人被遣散，剩下的2000人不久被杀。至今在石棉县陡峭深切的大渡河河谷里，有一支已经“彝化”的部落，种包谷、土豆为生，他们对外宣称自己就是太平太国“长毛”的后裔。这个铁的事实，就让“石达开在大渡河畔斩杀了二百名彝族向导，以致失去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自蹈绝地”的谬说，不攻自破。
石敢当的隐喻
石达开逝世当天，经清咸丰皇帝批准，恭亲王奕忻与法国政府签署附加协议，正式确认广州圣心大教堂的建立。咸丰帝下诏：“从现在起战争必须永远停止，必须永远真诚地保卫和平。”可见，圣心大教堂也就成了和平的象征。 3天后，1863年6月28日是天主教圣心瞻礼日，教堂正式举行奠基典礼，命名为圣心大教堂。此时，石达开已经融进成都平原的沃土了……
凌迟一词首见于《荀子·宥坐》：“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到辽代始定为正刑，一直沿袭到清末。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经晚清法学界最有名的学者沈家本奏请，颁布《大清现行律例》后才下令将凌迟、枭首、戮尸等法“永远删除，具改斩决”。后死刑分绞、斩两种，而且各种名目的酷刑远未禁绝。毫无疑问，凌迟是超级专制主义罪与罚合唱中的高音部，但不绝如缕的凌迟仪式，从来就没有达到杀一儆百、制造恐怖、消解反抗、禁锢言论的目的。这无论如何是让发明者深感困惑的。不同的制度在近世发明出来的“思想罪”“反革命罪”之类，也许属于福柯的研究谱系范畴，但是可以肯定，这些针对人心的罪名，高歌猛进的制度同样采取的是制造大面积身体之痛的古老方式为主要惩罚手段之余，再旁及灵魂的。提3个人就足矣：林昭、张志新、李九莲……
在有关石达开的各种评价中，最著名的当属美国基督教浸礼会派遣来华的医药传教士、政治观察家麦高文撰写的通讯中的一段评语：“在残存的首领中，除翼王石达开外，其余状况几乎一无所闻。这位年轻领袖，作为目前太平军的中坚人物，各种报道都把他描述成为英雄侠义——勇猛无畏，正直耿介，无可非议，可以说是太平军中的培雅德。(培雅德是 法国著名将领和民族英雄，他率军抵御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大军入侵，勇猛无畏地捍卫了祖国的疆土)。他的性情温和，赢得万众的爱戴，即使那位采取颇不友好态度的《金陵庶谈》的作者（作者按：指谢介鹤的《金陵癸甲庶谈》），也承认这一点。惟该作者为了抵销上述赞扬所造成的美好印象，故意贬低他的胆略。正如翼王其他清朝官方人士以及向我们口述其经历的外国水手所声称的，翼王在太平军中的声望，驳斥了这种蓄意贬低等说法。不容置疑，他那意味深长的‘电师’的头衔，正表示他在军事上的雄才大略和性格。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敢做敢为的人，这可以从他曾经继承相当巨大的家产推想出来。在他们的集团尚未呈现出政治色彩以前，天就倾其所有，把全部家产投入紫荆山那遭受迫害的拜上帝会——这正是他献身革命时抱有的真心诚意的明证。”（见《东北王内讧始末——中国起义史稿连载之十七(节选)》，原载《北华捷报》352期，翻译为章克生）
这让我猛然想起，石达开的外号就叫石敢当。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今人家正门适当巷陌桥道之冲，则立一小石将军，或植一小石碑，镌其上曰石敢当，以厌禳之。”石达开与其说是被一个暴虐的制度置于了凶地，不如说，他成为了两把交锋的利器之间，在中国的道路正中，用自己的骨头，啃下了一块碎片……
2008年5月1—3日在九眼桥
（原载《书屋》2008年8期）
本文链接：蒋蓝：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