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农民领袖如何推动中国的农民运动
——结合固始县商城县农民维权的实际
周德才
序言
前段时间因为南海岛屿主权之争中国与印度、菲律宾、美国发生摩擦，中国政府表现的较软弱。
近段时间中国政府对于日本因为钓鱼岛之争而故意扣押中国人质迟迟不放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已经引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满。
中国人又不禁回顾起19世纪末的晚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对内“专制腐败、镇压人民”。
当今之中国政府对外虽然没有“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在钓鱼岛领土之争上表现的确实很软弱；而对内“专制腐败、镇压人民”却丝毫不减晚清政府当年（镇压“6.4”运动就是例子）。
还可以看看今天的河南省固始县、商城县。
商城县地方政府及执法机关捏造事实、裁赃陷害，先后制造了多起冤案，请同胞们、朋友们用谷歌分别搜索“商城县金荣山、商城县李之伦、商城县王幼德、商城县吕皇银、商城县余地红”等等。
中国政府虽然在南海岛屿主权之争、钓鱼岛领土之争问题上表现的软弱，但对于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权指责”却表现的异常强硬和顽固，说什么“内政不容干涉”！
中国政府是不是要以“领土之争”的软弱来换取全世界对他们“践踏法律、蹂躏人权”行径的迁就、默许和视而不见呢？中国现在要不要效法一次“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五四”运动？
中国的农民运动势在必然！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民运动是“你死我活”的革命运动。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民运动之当初，为了统一认识，让革命的中国农民有一个正确的思路，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一文，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首要问题——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打击真正的敌人”才是“革命的根本问题”。
当代中国的农民运动是推动民主、建立法制社会，为农民“争得利益”的维权运动。
今天，为了统一中国维权农民的认识，使大家有一个正确地维权运动的思路，有效的推动中国农民运动，我这篇《当代农民领袖如何推动中国的农民运动》一文应势而生，希望对中国的农民运动产生指导性的作用。
从“你死我活的革命运动”到“推动民主宪政，建立法制文明的维权运动”是中国农民运动史上一个质的飞跃
中国农民运动的目的与宗旨：
当代中国农民运动的目的就是让农民获得应得的利益，当代中国农民运动的过程就是建立起来能够维护保障农民利益的长效机制，农民运动说到底就是“利益博奕”。
当代中国农民运动的手段是“法治”，就是“以法端掉”那些无视法律、贪污腐败的大小官僚，当代中国农民运动的方法就是用“法治手段”迫使政府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依法行政，实行“依法治国”。在“以法规范”政府行为的同时，农民自己也要形成学习法律、遵守法律、懂法用法，善于用法的良好习惯，自然而然的融入法制社会。
所以，当代中国的农民运动必须突出“法制维权”的特点。
具体的维权行动必须与司法操作紧密的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把政府及其公检法执法机关违反法律、践踏法律的丑恶行径淋漓尽致的揭露出来。
当代中国农民运动的宗旨是建立民主社会、建立法制社会；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法制，没有法制就不可能有文明，没有民主、法制、文明就不可能有和谐。
中国农民运动中农民领袖的作用：
农民领袖应该准确的自我定位。
农民领袖是在农民运动中锻炼成长脱颖而出的、有“大公小私”（而不是“大公无私”，凡是人都要有衣食住行；都有七情六欲，不可能只做奉献而无索取。“无私”的人世界上没有，能够正确的处理好奉献与索取的关系，做到“大公小私”已经很不错了；邓小平、江泽民曾不止一次的自诩：我们共产党人大公无私。事实上和当今世界上其他国家元首相比，邓小平、江泽民还有很多中国的领导人才是最为自私的人。中国的专制和腐败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奉献精神的、有影响力的、能够带动农民一齐起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具有代表性的维权农民。
农民领袖的作用是发动组织农民一齐起来拿起法律武器共同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替农民维权成为农民的“保护神”和“救世主”。
农民领袖的力量完全来自于农民。没有广大农民的支持农民领袖成其不了“领袖”。
当代中国正处于商品经济时代，人们的商品意识很强，有投入就必须有回报，所以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特别是利益群体的维权代表的积极性，农民领袖一定要善于运用利益分配的方法来明确维权代表与利益群体之间的职责和分工，而不能再用旧时代号召人们起来革命，发扬风格牺牲自我为人民贡献的方式去宣传发动了。那样的话就没有人出来当维权代表为大伙做事了。
既然农民维权是为了获取共同的利益，就必然存在着利益分配的问题。
农民领袖要生活，需要获得利益
维权代表要生活，需要获得利益
农民维权就是把属于农民的利益拿回来，拿回来之后分给大家。
如何把维权行动启动起来，并保证其有效的运作下去不出问题，不至于中途流产和停止，最后取得成功和胜利，事前必须形成一套完整的计划和措施，农民领袖的作用非常重要和关键。
农民领袖应该：
选择可操作性的个案，从大伙团结齐心，夺回共同利益的愿望强烈的利益群体入手，以点带面，当今的中国到处都有侵害农民利益的事情发生，大多数的农民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麻木不仁。可操作性的个案却并不多。
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之所以逆来顺受，麻木不仁，除了农民主观上的因素外，客观上的原因则是政府长期无视法律，肆意的侵害老百姓的利益，使广大的中国农民有理无处讲，有理不能讲，有法无处依、有法不能依，到最后只得忍气吞声、听之任之。
农民领袖就是从维权意愿较强的利益群体着手，选择可操作性的个这案，一旦取得维权成功，就会“以点带面”的让那些逆来顺受、麻木不仁，失去利益不敢出声的农民看到希望，激起他们的斗志，勇敢的站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就是“以点带面”的策略。
选定可操作性个案之后，农民领袖首先要把利益群体的情况摸透，与社区的维权代表或（牵头人）研究制定出一套方案，方案出来后，一定要让社区的所有利益成员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如果没有维权代表的或维权代表不够用，一定让大伙推选出维权代表。
方案首先明确社区维权代表的职责和义务，更重要的是强调集体行动的重要性，要让大伙明白一点，群体行动才是维权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建议社区利益群体在维权取得不同的成果阶段给予维权代表兑现相应的报酬。建议维权代表与利益群体所有成员签订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合同或协议，建议大伙首先筹集一笔资金交给维权代表们使用，建议大伙推选出具备什么样条件的维权代表，不够条件的人不能推选为代表，如果谁不按合同做事，造成损失或导至维权失败，谁就要负责任，怎么负责任，这些都要写到合同里面。
农民领袖与维权代表也要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职责义务和分工，维权代表负责社区群众的内部事务，农民领袖负责争取全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支持，同时还要对维权代表进行指导，因为农民领袖见得多了，有相当的经验，很多地方要比维权代表老到；而且农民领袖往往有强大的的社会力量作后盾。没有经验丰富的农民领袖来指导，光凭社区里几个维权代表带着一群农民维权的话，一般的来讲很难成功，特别是“官商警匪”相互勾结强占农民土地的案子。不仅维权难以成功，维权代表甚至还会遭到陷害。
为了保证维权取得胜利，农民领袖必须通过社区的维权代表与利益群体达成相互制约的“协议”，不能让群体维权行动正在上坡时突然掉链子。
大的群体性维权行动一旦开始，政府方面必然会有所察觉，随之而来的就是想办法瓦解，瓦解不了便采取镇压，这就看农民领袖有没有魄力了。
作为农民领袖首先必须具备能够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农民维权的能力，只有这样政府才不敢胡来。
没有全社会力量普遍关注的群体维权行动，往往一开始就夭折了，当代中国农民和“等死亦死，举大计死亦死”的农民起义时代的中国农民相比，某些方面脆弱的多，自私的多，我不知道现在的中国农民究竟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我想也许是商品经济朝代的因素造成的。
当然我们的目的和宗旨是建立民主、法制、文明的和谐社会，建立利益均衡的社会机制，不主张暴力，但政府却一个劲的不停的制造暴力事件，不停的制造冤案，我们的维权农民、还有我们的维权工人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虽然有影响力、能够调动全社会力量的农民领袖带领农民维权可以令政府不敢放肆胡来，但政府也绝不会甘心的让农民维权取得成功，拿回去本来属于农民的利益。他们即便不采取暴力镇压，但还会想方设法的瓦解农民的维权行动。农民领袖大都是经过很多事的，原则性强，既不怕威胁；政府也收卖不了，否则不会成其为“农民领袖”。
所以地方官商势力瓦解农民维权往往采取先从维权代表身上下手。采取收买加威胁的办法威逼维权代表停止组织发动农民维权的活动，不许维权代表与农民领袖来往。
同时，官商势力还采取威胁加收卖的手段在群体利益成员中散布谣言，诋毁中伤农民领袖和维权代表，劝大伙“别上当”，说；“少数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煽动你们闹事，不能听他们的，再继续闹下去政府会抓你们的”等等，为了瓦解农民维权，官商势力有时也会给大伙一点点好处。
在多重压力威逼之下，很多农民便以为“反正不是我一个人的利益，管他呢？”群体维权往往会开始动摇了。
关键的时候很多农民放弃维权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家庭都有人在外面打工挣钱，经济上不贫穷，有点不在乎。有的农民既是农民又是工人，到外面打工时是工人（农民工），回家务农时才是农民。
大多数的农民并不穷，有的甚至很有钱，因为失去土地而难以生存的中国农民只是少数人，所以很多农民以为与其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来维权，受官商的威胁；不如把时间、精力用在到外面打工上，可以多挣点钱。
这样以来，推动中国的农民运动就有点难了，倘若现在的中国农民一下子贫穷、吃不饭，又回到了“等死亦死，举大计死亦死”的地步，任何一个农民领袖随时随地的就可以一振臂而万呼云集。
当然我们不能为了推动中国的农民运动希望中国的农民一下子变穷、吃不饭，那样与我们推动农民运动的目的和宗旨相违背了。
很多农民对于官商强占自己的土地，侵害自己的利益往往很慷慨地迁就；如果让他们筹点钱为他们自己维权就不太容易了，就算筹了一点钱却提出很高的条件，让维权代表和农民领袖很难做到。而他们自己往往呆在一边，等着要他们所要的结果。
如果他们交给维权代表和农民领袖二千元钱为他们赚回二万元钱的利益，他们不会满意，很抱怨，认为维权代表和农民领袖没有尽力，为他们赚回几百万，几千万的利益他们才会满意，在很多农民的意识里农民维权只是简单的“以小买大”的买卖行为。是农民领袖和维权代表所做的事情，不是他们大伙的事情，他们大伙只要出点钱就行了。
去年8月，我和汪棚乡大皮村大庄村民组的几位农民代表邓言龙、王岐言、许尔南、许尔北、许维新商量研究关于追回“河原科技大学”征占的一千多亩基本农田的补偿，请律师帮助司法介入的维权事宜，“河源科技大学”所占的一千多亩基本农田征地价是1.25万元/亩，按照2006年河南省委颁布的厅文[2006] 14号文件规定：“土地规划确定在乡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征地补偿标准不得低于2万元/亩。”那么“河源科技大学”至少每亩还得补偿给农民8千元钱，一千亩的基本农田就得补偿几个村民组的农民8百多万元钱。
许维新提出这样的条件：你自己去办吧，办好之后我们几个村民组按20%的提成给你一百六十万元钱，现在我们什么都不问，都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对于他提出的条件我没话可说，只是问他：“我现在到银行抢来一百万元，交给你；你按20%的提成给我20万，余下80万是你的，你干不干。
在场的几个人都笑了。
很多维权活动一开始由几个维权代表自己花钱操作，需要群体配合时往往没有人参与，维权失败后，对于维权代表付出的心血和损失，大伙儿不感到心疼，甚至还有人说出这样的话：反正我没掏一分钱，损失不着我什么。
所以现在有维权代表找到我要我帮助他们维权时，我首先根据他们的情况反复的进行评估，权衡可操作性，大伙不齐心，没有可操作性，光有几个维权代表忙东走西的案子我宁可不做，也劝代表们不要急，等条件成熟再做，免得白白的损失。
维权成功可以让广大农民振奋、再接再厉；维权失败就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气馁，只能产生负作用。
我们身先士卒、大公无私的感化农民，苦口婆心的宣传鼓动农民，希望他们一齐站起来维权，往往不管用。让他们先投入、先付出，用利益引导他们，再用利益制约他们，才能够把他们带动起来，他们有了投入才会有责任心，因为他们不去做，损失就是他们自己的。
为农民办事坐车、住宿要花钱，为农民办事耗费时间、精力、付出了劳动可以适当的收点钱，农民维权既要有人引导，更要大伙一齐行动才能奏效，该收的钱一定要收，但不能不明不白的收。首先签定合同说明收钱的用途，让大家理解。官方查起来也好有个说法。
不明不白的钱绝对不能收，如果收多了出事是肯定的，只是时间早迟的问题，不要以为这样可以瞒天过海，别人抓不住把柄，恰恰错了！官方、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本清楚的帐！
我为农民维权所收的钱都有收据和协议。
我们是人，但不是“圣人”，更不是“救世主”，不要装扮“圣人”和“救世主”。
只要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行了，更何况我们为农民办事、维权，很多农民富起来，而我们自己连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都很为难呢！
从2007年下半年到现在我所收农民的钱就是两万多元（不包括向金荣山弟弟金荣林借的6千元钱和向许建德借的500元钱），只相当于北京的律师到内地办理一个案子的代理费用。
我为固始县、商城县的农民所做出的事情有目共睹!无需我自己说。
我所收的每一笔钱，公安局都经过多次调查核实过。于情于理、于天地良心都说得过去。
农民领袖要善于发现自己的欠缺和不足，要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和指正，要善于检讨自己；同时也要善于发现维权代表和农民兄弟们的欠缺和不足，并以适当的方式给予批评、指正、规劝和忠告。
凭着感觉金荣山对我的不满应该是从今年农历正月份开始的，年前山东的农民领袖张庭夫（曾被推选为村主任）打电话邀请我过了年到北京参加“村委会组织法讨论会”，张说交通、食宿方面的费用都有人报销。
金荣山是为了给农民维权才遭官方陷害的，如果他的案子能翻过来的话，对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所产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为了让金荣山引起广泛的关注，利于他的翻案，我曾多次向于建嵘老师提出让金荣山参加有关农民问题的研讨会，于老师表示先考虑考虑，但后来因为金荣山发给于建嵘老师一条告我状的信息让于老师产生了看法，于老师表示不再考虑让金荣山参加会议的事情，于老师对我自当主张的行为也给予了严肃的批评。
事情是这样的，2008年11月11日上午我领着草庙乡沈塘村的曾维刚、陈秀玲，熊发应几位农民代表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固始县信访局截访的人不准我们进去，我对曾维刚、熊发应说：尽管给我打，打出事了我在北京摆平他们。曾维刚、熊发应放开手脚痛快的教训了固始县信访局截访的人，这一天金荣山、许建德并没有到北京而在老家，我回到固始后，以金荣山、许建德的名义写了一篇题为《地方官僚国家信访局门口滥施暴非法截访 维权代表河南固始县访民逞威武痛打匪徒》的文章发到美国博讯网站，我的本意是让网站炒热金荣山、许建德以引起关注而有利于他们翻案。他们不会有任何危险，如果公安局找到他们，他们可以说自己在家里而不在北京，文章是别人以自己的名义发的。谁做的事，谁写的文章你们应该去找谁，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文章发出去之后，我才和他们说，许建德当时就不得了，要金荣山一齐起诉我。被金荣山劝阻。
事实上根本没有人找他们麻烦，不管怎么说未经他们同意而用他们的名义发表文章是我的错误，于建嵘老师的批评我完全接受。批评我之后于老师果断的对我说：以后不要再提金荣山参加研讨会的事情了！
正是因为我希望金荣山能够参加有关会议，所以当张庭夫邀请我去参加会议时我就想到让金荣山去参加这个的会议。
谁知金荣山到北京之后，根本就不是什么“村组法研讨会”，而是有人想在两会之前搞什么新闻发布会，吃饭、住宿更是没有人问，我听说之后，立马打电话给李凡老师和于建嵘老师，因为我知道金荣山身上没有带多少钱，希望他们能借点钱给金荣山，以后我到北京再还上，李凡、于建嵘当时都不在北京，我又立即打电话给姚立法问清楚是怎么回事。张庭夫为什么要这样做。金荣山当时很生气，我让姚立法打电话和金荣山解释一下，把事情说清楚，不然的话大家会造成误会的，姚立法打电话向金荣山解释。因为是我让金荣山去的，所以我对金荣山说你回来后我出一千元钱付你去北京来回损失，4月份我已经把一千元钱送给了金荣山。
这之后，金荣山开始不断的打电话发信息给我北京的很多朋友，说我收官方的钱，骗老百姓的钱之类，很多朋友都告诉我了，我假装不知道。“4·4”事情发生之后，金荣山仍然站农民维权的立场上做了一些事情，把相关情况捅到网上，让外界关注，为我们下一步以法追究固始县这群祸国殃民的败类打下了基础。
“4·4”事件刚发生之后，老百姓的抗争积极性肯定受到了打击，我躺在病床上就在考虑如何让司法介入打一场有影响的法治官司。首先聘请代理律师。而金荣山、许再生、许建德、杨继云等一个劲的督促我上北京，我和北京方面的朋友沟通后，都认为让律师介入形成司法、新闻两条腿走路，他们好跟踪，社会好关注，就算我到北京约几个记者谈一谈，谈了又怎样？记者总不能再做重复的新闻吧，金荣山、许再生、许建德等又认为我收了官方的钱，这个时候，官方确实做出不少龌龊的行为，但我并没有买他们的帐，官方所做出的龌龊行为将来肯定都会揭露出来；现在最好还是让他们多做点龌龊的事情，到什么时候一下子抖出来才会更有威力。从去年到今年官方到处散播说政府用重金收买周德才等等，县委书记方波、县长曲尚英、政法书记余继强（完全可以肯定是他们，因为只有他们几个才能做到）特意安排退休的法院副院长刘学武、固始县信访局的人分别找到老法官许再生和不同地方的维权代表挑拨，虽然我解释了，但金荣山、许再生、许建德、杨继云、马德珍等人就是不信；更何况很多事情现在还不能跟他们说；真的和他们说了就会给他们心理上造成压力，他们可能会受不了。有些事情不仅说不清，还会浪费我和他们的时间。
因为政府方面的到处宣扬、散播，我和政府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很多人已经隐约的感觉到了，我之所以不说不是想保密；而是还让政府方面继续的宣扬、散播。让他们自己把自己的龌龊行为抖出来才好，从我做出来的事情和所取得的成果全社会都可以看到我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正义的立场做事。为什么金荣山、许再生、许建德你们就感觉不到呢？
我之所以和官方往来，就是要用他们的手去打他们自己，我好为老百姓争回利益，上面已经讲过了，农民维权是“利益博弈”。要用巧妙的方法征服对方。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农民维权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你们能否达到？我希望你们达到；但关键还要看你们自己。
现在的城郊乡党委书记曾志强和现在的汪棚乡乡长蔡光辉都是从我老家郭陆滩镇调过来的。他们在郭陆滩镇任书记镇长时为了搞掂“兴隆花园”的开发项目经常邀请我到郭陆滩镇“天上人间酒店”吃饭。他们请我吃饭的目的就是想让我别参与拆迁户的宅基地维权和玄中村农民的土地维权；我应邀和他们吃饭的目的是劝他们知难而退，放弃“兴隆花园”的开发项目。结果我赢了，曾志强、蔡光辉他们输了。
一方面我让市民代表、农民代表组织市民、农民联合集会游行（有关集会游行的录像你们在杨继云那里看到了）向政府方面施压；一方面我和曾志强、蔡光辉“兄弟大哥”的亲热喝酒，给予他们忠告：正是因为我们是朋友、是弟兄，所以出于对你们的爱护劝你们不要胡来，要为你们自己的前程着想。搞出了事情来，郭永昌、方波会把你们抛出来当替罪羊等等。
蔡光辉在“4.4”事件发生时之所以安排黑帮打手对我下重手，正是因为他在郭陆滩镇当镇长时搞“兴隆花园”的开发项目被我挫败，他便一直怀恨在心。
我现在正在组织一场大的维权运动，不仅要调动固始县三大块农民的力量（郭陆滩镇玄中村农民及街道居民一块，汪棚乡大皮村这一块，城郊乡六里棚村的这一块）和商城县伏山乡枫树村、徐堰村一大块农民的力量，还要调动专家学者、政协委员，媒体记者一齐做好准备。希望金荣山、许再生、许建德你们不要再搅局，你们也搅不了局的，这一点你们已经试过了，因为农民不听你们的，如果农民听你们的调动一齐行动起来的话，我倒是可以歇一歇、喘喘气了。这里我建议你们不如到商城伏山枫树村、徐堰村那里去发动农民搞集会，迫使商城县地方政府释放吕皇银他们。我肯定会经常去那里的。
近年来商城县县乡村干部合伙贪污、侵吞了老百姓的退耕还林款，引起老百姓的上访，没想到商城县县委县政府竟然以2002年的伏山事件作为晃子旧帐新算，以7年前的“妨害公务罪”抓捕了吕皇银和余地红。
伏山事件距今已有8年之久了，谁都知道是因为商城县地方政府为了加重农民负担，调动商城县公检法大队人马到伏山乡枫树村、徐堰村搜钱抢粮镇压反抗农民引起的一场官民冲突事件。是政府公然践踏法律的事件，如果商城县公检法不以7年前的“妨害公务罪”抓捕吕皇银、余地红的话，时过境迁，人们对当年商城县地方政府及执法机关加重农民负担、践踏法律的行为也许会谈忘掉；以7年前的“妨害公务罪”抓捕吕皇银、余地红又唤起了老百姓对当年事情的回顾，再次激起了民愤。
法庭辩论时，每当律师点到问题的实质，主审法官就警告说：“请注意你们的身份”、“请注意你们的言辞” 等 等，主审法官一个劲的回避关键性问题，试图掩盖商城县公检法非法办案，栽赃陷害的事实。
现在看来，商城县公检法执法机关以7年前的“妨害公务罪”抓捕吕皇银、余地红实在愚蠢之举；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他们自己的脚，逼着老百姓旧帐、新帐一起跟他们算。
全社会都要睁大眼睛看着——吕皇银、余地红的案子怎么审、怎么判！
关于固始县农民维权这一块即不能让官方瓦解掉，也不能让内部的维权代表给搅乱。固始县农民维权的大气候正在形成，3-5年内就会有大的成功，希望金荣山、许再生、许建德你们几个不要自己做不了，却故意捣乱让我周德才也做不成；你们反过来好看我和老百姓的笑话，这不是我们之间赌气较本事的事情，而是与老百姓为敌的行为。与你们为农民维权的身份不相符的。你们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到北京要见那些朋友而人家不理你们；所以你们就把一腔怨气撒在我身上。前不久我已经分别的给他们发了信息，拜托他们见你们，免得你们胡来。我的所作所为都有很多见证人的。
我之所以在网上发表《固始县商城县值得关注》一文，并不是想中伤你们，而是为了消除你们在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和朋友们对我们的误会。更好的争取广大的社会力量参与我们固始、商城两个县的农民维权。我在《固始县商城县值得关注》的文章里面只是对你们进行必要批评、指正、规劝、忠告；而你们在网上对我所发表都是人身攻击，而且你们睁着眼说瞎话，说官方买给我价值几百万元的小洋楼。小洋楼在哪里？攻击我个人还不算，还刻意攻击我的两个孩子，这样做你们的品质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等于是你们自己打自己的脸，别人一看就可以看出来，你们几个所发表的“河南省固始县1315名返乡维权农民代表告固始县父老乡亲书”上面呼吁“要学习郭陆滩镇周德才不屈不挠的持之以恒的反腐维权精神”。呼吁社会“在维权农民领袖周德才的带领下向固始县黑恶势力宣战”；现在却又发表一篇《河南省固始县郭陆滩镇玄中村周德才》的文章说“周德才是骗子”。你们在《告固始县父老乡亲书》中说“固始县的土地被炒到513万元每亩”，许建德去年发给蔡继明的一篇“固始县有数万游农”的文章。我和杨继云等在清华大学坐谈时，蔡老师一问问出了一个大笑话。这里劝你们千万不要说假话、说瞎话。
捏造事实、栽赃陷害是官方的作为；希望给农民维权的人不要这样。假话说出来了说的真话也没人敢相信了。
应该说我的根基很牢固，社会影响力也很大。不然的话，刘西举、沈子付、沈子刚还有你金荣山、许建德都不会从监狱里出来那么快，你许再生的民事诉状法院可能也不会受理，所以我希望你们现在不要再搅局了，不要再干那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了，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尽管说出来。我们现在要离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勇敢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政府做出榜样和表率——毛泽东时代的许多优良传统现在都被政府扔掉了。
固始县、商城县的地方官僚之所以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出许多令人发指的罪恶，正是因为中央的长期包庇和纵容所致。刘青山、张子善曾经是毛泽东的“红小鬼”，贪污了几万元钱就被毛泽东亲自签字杀掉了。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些都曾经是共产党的“治家之宝”。因为腐败都被现在的中国政府扔进了垃圾堆，我们这些作为推动当代中国农民运动的维权农民一定要把政府扔进垃圾堆里的“治家之宝”掂起来擦干净，贡着当“宝贝”用。
如果你们认为我说的有道理的话，就请你们认真地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我对你们的指正、批评、规劝、忠告没有损害你们的形象，而你们自已发的文章真的损害了你们的形象，你们自己好好看看吧！
农民运动应该和工人运动有机的结合起来
要建设法制社会，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一定要把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有机的结合起来。
农民和工人本来就是一家人
未来的中国，农民和工人正在逐步的融为一体，现在中国的90%以上的农民家庭都有人在外面打工，很多农民已经成为了职业工人。有相当部分的农民农忙时回家务农当农民，农忙之后走出去打工当工人，所以中国有了“农民工”的特殊的称号。
我们既要建立农民组织成立农会；又要建立工人组织成立工会。
同时还要建立能够把工会和农会连在一起的纽带，这个纽带应该就是“农民学校”。“农民学校”是我一直追求的近程目标（我们的远程目标是建立多党平等的民主宪政）。
作为“工会和农会”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农民学校”，是在农民运动形成规摸之后自然而然诞生出来的。必须具有以下性质和作用。
一、首先应该在群体农民维权所取得的共同成果之上荟萃而成的。可以把农民的维权力量凝聚在一起，由维权过程中久经考验的农民领袖和维权代表形成组织管理体系，形成的农会不仅要持续不断的推动农民维权，还要培训农民的专业养殖技术、特产种植技术。以引导农民致富、发展自强。
农民维权是为了让农民获得利益，如果只有维权而没有利益可赚，是没法把农民凝聚在一起的。
二、农民学校既能培养农民子弟的劳动技能，建立与各个地方工厂企业广泛联络的、能够安排大批农民子弟到外面就业的人才培训基地和职业中介机构；又是能够通过送出去的农民子弟的作用在各个地方建立维护劳工权益的“工会”组织。通过农民学校的遥控指导，推动全国的工人运动。
新生的农民力量将承担主导未来的中国城镇化建设和社区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城镇化建设、社区化建设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中国的城镇化建设、社区化建设必须首先实现两个前提：
一、改革土地制度，还地权于民。
二、以法惩处、端掉一大批作恶多端、贪污腐败的县乡村官僚。实行依法治国，实行民主宪政，“一切权力归农会”。在现行的中国土地制度之下所进行的“城镇化建设”、“社区化建设”的种种弊端已经充分的暴露出来了。
腐败官僚们披着“土地国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土地集体所有”的合法外衣勾结开发商，打着城镇化建设、社区化建设的幌子非法窃取土地，操纵黑社会恶势力非法强占农民的土地。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土地转变为财富后直接流进了腐败官僚们的腰包和商人的腰包里，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后，生活无着落。这样就导致了中国贫富悬殊并加剧两极分化，将来会让中国产生动乱和危机。
前些年披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合法外衣的、几乎所有的国营企业借着改革重组幌子，已经让一些腐败的官僚趁机大捞了一把。导致很多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很多工人下岗没饭吃。现在绝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再在农民身上重演了。
要有效的保护土地必须把土地的所有权还给老百姓。用人民的力量来管理、使用、保护土地。
中国政府非常清楚，继续沿袭现有的土地制度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但出于维护一党专制之私欲，根本就不把中国的安全当成一回事。中国是大国，如果中国暴发了经济危机、产生动荡，肯定全波及到全世界。所以中国的安全也就是全世界的安全。中国政府如果不顾中国和世界的安全，倒行逆施、不改革中国的土地制度，实际上就是向全人类公理与正义挑战！
中国到现在之所以没有暴发危机和动乱，正是因为有许多维权农民和许多维权工人长期不懈的抗争。
中国的维权农民、维权工人看起来似乎为了自己争得利益，实则是在维护中国的安全和全世界的安全，而中国的维权农民、维权工人却生活得异常艰难。
中国的维权农民、维权工人对全人类作出贡献，全世界人民应该认可！
希望海内外的同胞们、朋友们参与和支持。请联系周德才：13837631298,ycl1965@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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