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降低维权成本，提高维权成功的可能性，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联合行动，如集体上访、 集体谈判、集体诉讼。笔者参加当事人的集体维权多次，见证过维权胜利者，也亲历过集体维权的失败。下面这个社区业主集体维权的真实案例，也许能为后来者提 供教训和借鉴。

    北京北四环某社区有1000余户业主，该小区在2000年开盘时，所有购买这个小区住房的居民收到的销售广告中都注明19号楼 东边的一块土地是小区中心绿地和“贵族小学”。然而6年过去了，这里仍是荒芜一片。但是直到2007年11月，开发商开始在此地动工，兴建高达70余米两 万八千多米的商住楼。业主了解到，在曾经的规划图纸上，这里的确是小学、绿地和地下停车场。而时隔四年后，规划局图纸上则将变更为高层住宅楼。在对该空地 的规划变更中，开发建设单位都没有履行严格的法定程序，既没有在显著的位置进行公示，也没有征求受影响利益人的意见。

    2007年12月，受到欺骗和侵害的广大业主决定联合维权。他们曾与开发商多次交涉，还派代表携带五百余人的联合签名，到区政府上访，皆无下文。业主在上访没有结果后，一纸诉状将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告上法院。

    在与开发商单方面交涉，尚未进入诉讼程序前，小区业主们表现得异常团结，积极拥护，勇敢而热心业主代表很受鼓舞。可是等到需要委托律师进行诉讼时，无论业主代表们如何鼓动，愿意凑钱打官司的业主，实际上不到业主的三分之一，更多人的选择观望。

    经过律师的努力，起诉规划部门的行政诉讼案件在朝阳区法院成功地立案。之后，开发商在政府部门的压力下，开发商口头答应，将考虑支付一笔巨额的补偿款给小 区业主，具体补偿方案尚在酝酿。此时，之前许多未参加诉讼的业主闻风而动，开始联系律师，关注案例的进展，关注和解结果，他们认为如果开发商补偿，也应该 有他们一份。

    不过，此案可谓一波三折，没有想像的顺利，开发商用了一个缓兵之计，表面上允诺赔偿1000万，条件是要看到业主撤回在法院的行政诉讼。可是业主们将案件 撤诉后，开发商却出尔反尔，耍了花招不再赔偿。就在业主代表和律师正准备重新起诉时，不料业主之间开始谣传，业主代表和律师可能已被开发商买通，或者昧了 补偿钱款，等等。业主第一次集体诉讼行动用了半年时间进行组织，业主代表们顶着巨大的压力，付出了大量心血，但是到头来落得不被信任的境地。虽然组织者热 情不减，但是经过了和解失败和信任风波后，业主们的集体行动再也难以统一。虽然人人都对开发商的行径愤恨不已，但看着眼前一天天长高的违法建筑，业主们再 也没能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
    轰轰烈烈的业主维权行动就此夭折。

    相对于个体维权行为，集体维权可以壮大声势，增加谈判砝码，更重要的是可以分摊巨大的维权成本，分散风险。那为什么我们见到的多是一些失败的或无果而终的案例，鲜有成功案例被披露呢？这里需要谈到集体行动首先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组织成本与沟通问题。虽然大家都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但是由于个体的“离散化”状态，真正实现联合，却需要付出更多的组织代价。集体行动需要坚强有 力的领导团队，以凝聚个体的紧密配合。核心团队的形成，需要具有领袖感召力的人物，需要强大执行力的助手，需要明确的行动纲领和行动计划。然而，相对于政 府或其他社会组织，临时组合性的团队，必然面对组织手段匮乏的挑战。像上面提到的业主维权案例，笔者深切地感到，有组织能力的业主，往往碍于时间精力或者 和社会角色，不便抛头露面，而敢于站到前台的业主代表，虽热情而无私，却往往知识和能力欠佳。

    集体行动如果缺少有号召力和决策力的领导团队，尚可以聘用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进行弥补。如何协调和沟通集体行为中的“个体”，却着实是一个“Big problem”。如果群体过于庞大，个体需求多样化，那么协调和组织成本就非常高。上面案例中，业主代表们到一千多户联系授权签名和收取律师费，就花了 整整两周时间。而且，业主的需求差异较大，有的说坚决让开发商拆除违章建筑，有的则主张木已成舟能赔偿几个钱就罢了。统一和协调行动，需要反复沟通，才能 建立协作行动的信任。

   其次，集体行动的可行性和胜算大小。集体行动的对向多是掌握各种资源的权贵、长袖善舞的社会组织或者财大气粗的豪贾。长期处于被剥夺状态的人，根据习得性 经验，认为集体行动能够带来的收益，一般不会太大，分到个体头上的就会更少。另外，集体行动还面临制度性暗示，有关部门并不喜欢集体的民众行动，甚至视其 为洪水猛兽，集体诉愿的积极表达者往往成为众矢之的。换句话说，积极行动者，向来没有制度性的力量来对群体参与行动的给予正面激励，因此，个体没有为之积 极行动的意愿，就不难理解了。

   再次，如何抑制搭便车行为成为集体行动的关键。按照曼库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集团之中有没有有效的抑制搭便车行为的选择性激励机制，影响着行动能力 的大小。一般情况下，大部分人没有为之积极行动的意愿，只希望塔便车，由别人来做，自己坐享其成。像业主维权案例，很多人连几百元的律师费都不想交，却在 不同场合热情旁观着事态进展。此案中，行动力最强的是，受到通风、采光侵害最重的业主。而那些受侵害最轻的业主则玩起了搭便车的主意，希望别人的努力也顺 带解决个人的问题。如此，如何建立正面的分配激励机制和负面的评价屏蔽机制，成为集体维权胜败的核心。

   针对集体维权行动的难题。我们的建议是：
   首先，控制集体行动的规模。一般而言较大集体比较小集体更难以行动，因为需要更大的成本用于内部利益协调以及核心团队的构建。像文中的案例，如果只是受开 发商违规建楼影响最大的两栋居民楼联合起来，将维权户数在一百以内，都是左邻右舍，利益趋同，相互更熟悉，便于组织。另外，面对数量有限的维权者，对方可 能有能力予以赔偿，以息事宁人。假如大家都参加进来，可能更容易被开发商抓住诉求的差异进行分化，而且开发商也承担不了巨额的赔偿。因此人数较少时维权效 果可能最好。

    其次，建立激励机制，搭建规范的操作平台。作为集体行动的代理人，本身有自己的诉求，不能光靠勇气和奉献完成代理使命。建立互相监督和制约机制，如财务和 出纳分别设置，核心领导者不经手运作资金。必须让行动的领导团队获得应得的报酬，毕竟其顶着风险，付出了心血，必须有合理的报酬激励其坚持到底。另外，还 要有拒绝搭车行为的保密机制和分配机制。要有保护参加者的机制，将行动计划、行动名单、谈判结果等基本信息进行保密，只是在适时及时在内部公开。

   最后，聘请专业的律师进行协助。集体行动，需要专业的指导。律师往往在处理集体行事件，有比较丰厚的经验：能够评估行动的风险和收益，帮助构建方向性和操 作性的行动方案，协助内部行动的动员组织、引起外界关注，作为代表与对手谈判、提起诉讼。更重要的是，律师以自己执业责任，确保行动的执行性，化解集体行 动的组织焦虑。（董冬冬 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