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英国思想史家格雷曾经这样说过，自由主义没有单一的、一成不变的特性和本质，它有着多种不同的特性。” “自由主义思想有着丰富的历史多样性，或者说，在历史的进程中，自由呈现出多重的传统。理解自由的最好方法应该是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考察这个概念在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中是如何被不断重新定义的，它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是如何演进，并表现出变化和断裂。通过对“自由”定义的变化和多重性，以及“自由”的多重传统的研究，其意义也正如斯金纳所说：我们要通过重新进入我们已经丢失的知识世界来质疑自由主义理念胜利之后这种自由概念的霸权。”(摘自《在历史中找寻“自由” 》 李宏图 ) 李宏图 说得很有道理。中国人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审视和定义自由化的合理性,把被西方所神圣化的理想自由主义，还原到特殊的自由化历史与政治脉络中，以自由化历史来化解西方的理想自由主义霸权。 大一统中国的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面对的自由主义挑战就是完备的自由主义,这是大一统中国自由化大变局与西方自由化不同的地方。先发自由化的西方国家用完备的自由主义标准来审视和责难中国现阶段的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那对中国来说是非常的不公平。西方国家的自由化走了两千多年，有两千多年独立自主，抱残守缺的自由化历史，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有两百年独立自主，抱残守缺的自由化历史？这也是中国的大多数精英猛然从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中觉醒，回溯古典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因。中国的自由主义必须独立自主的进入大一统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不仅仅是宣示西方完备性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工具。 近现代中国的大变局，不是因为民主的意识，而是因为自由意识。在自由化大变局之前，中国人因为欠缺自由意识，只能理解什么是天赋皇权,什么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无法理解什么是天经地义的人道主义权利，因而不会，也无法深切感受丧失自由的痛苦。 现阶段中国的工业革命的自由化大变局依然处于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阶段，探索各种解决初级自由化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的可行方案，推动工业革命的自由化大变局的可持续演变，比单纯欣赏和赞美西方最新、最完备的自由主义更为重要，虽然理想主义的旗帜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 5.2 “如果我们为了解读传统而尽量‘知道得太多’，我们就已经改变了我们自己，也改变了传统，更准确的说，改变现实社会，也改变传统。回到传统就是回到我们的传统，而不是回到过去的传统。” “在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中，他否认了意识形态作为虚假意识存在的设定（这一点，他袭承了曼海姆的观点），他也直接说明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建构的必要性。”（摘自《马克思发明了拉康的“症候”概念？》 张一兵） 如果把意识形态理解为建构轴心时期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不是虚假意识的存在，而是试图构建数千年人类历史的崇高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公元前221年的秦政，曾经构建了终结数千年大一统天下中国历史的崇高的皇政极权的意识形态。到了1840年，崇高的皇政极权的意识形态才受到自由化大变局的挑战，受到另类的崇高的自由意识形态-现代性-反思、批判、辩证的新生活态度的挑战。 5 .3 “阿克顿：‘所有这些却都被认为属于自由主义：孟德斯鸠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一个聪敏的托利党人；伏尔泰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严厉地批判了教士；杜尔哥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改革家；卢梭是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个自由思想家。然而，这些人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对自由本身漠然置之。’” “阿克顿抱定了这样一项含蓄的信念：他要探讨的问题是：自由本身是什么？而上述大革命作家和改革家们都忽略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原因是支配那些大革命作家的问题不是‘自由本身是什么’，而是‘谁的自由？’、‘什么样的自由？’”（摘自《君主之鉴》林国荣） 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确定，自由化的快速增长和扩张是祸还是福？因为当自由化增长和扩张超越了一个社会的历史背景所能承受的能力时，那些看来是如此正义的事业，会将社会秩序压垮。传统的大一统天下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秦朝以来，不说自由化贵族、自由化精英，那怕是自由意识萌芽，也会造成大一统天下中国的社会秩序崩溃。以1840年为标志的三千年未有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大变局，就花了一百多年的自由化的血泪史，不停的定义谁的自由？什么样的自由？ 当今世界，虽然全球性的自由化已经是一个不可遏止的大趋势，但是，人们依然激烈的批评、取笑、甚至仇视自由主义理想，在我看来这十分的合理。因为自由化演变对不同的阶层和群体所造成的不同损益，有极大的可能造成各阶层和群体之间，各种类型的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激烈对抗，其激烈的程度可以血流成河。各种类型的自由主义者可以是贵族自由主义者、精英自由主义者、民族自由民主义者、种族自由主义者、自由左派、自由右派、自由公民主义者等等。他们互相沾污了对方的鲜血。例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革命、美国国内战争、中国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民主主义革命、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等。全球性的自由化的现实离自由主义理想实在是太远太远，有太多太多的罪恶与自由化同行，也不可能有人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按照自由主义理想一百年打造一个理想化的自由化社会，更别说一夜之间了。 如果我们细心的思量，诸多对自由主义理想的质疑和批判本身就是自由化本身，因为如果没有诸多对自由主义理想的质疑和批判，也就不会有自由化的再辩证、再创新，也就无法推动自由化程度的增长和自由化广度的扩张。自由化提供了对自由主义的质疑和批判的可能性，而对自由主义的质疑和批判的结果不是取消自由化，而是推动了自由化的进程，这是相补相成的。 自由是一个真诚和美好的字眼，但是带着腥风血雨来到人间。那些最初的自由贵族、自由精英、和后来的自由民族、自由种族，自由公民一样真诚的热爱属于自己的自由生活。自由化的先驱者或者为了维护属于自己的自由，或者为了获取属于自己的自由，推动自由的增长和扩张，一个跟着一个倒在了自由化的血泊之中。他们的提问方式永远都是：谁的自由，何种方式？ 当自由化大变局不期而至，那些激进的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理想充满了崇敬、迷恋和期盼，第一次发出“不自由毋宁死”的誓言，他们相信不久的将来，大一统中国将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自由国度。但是，用不了多久，这些崇高的自由主义理想的语录和格言，就令缺失自由化历史的中国人惊慌失措，无所适从，因为自由需要有增长和扩张的过程，你不可能没有自由化的过程，而拥有令人羡慕的自由。 5．4 “自由之各种变化是自由理念导引的结果，自由会因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时期而异。要确立在每种社会情形下何为健康的自由，那是一种政治艺术或政治技巧。” “公民与非公民的区别不是来自自然而是来自习俗，而习俗的改变是缓慢的。” “自由和‘权利’的普遍所指,….只有通过具体化才能使这些词语真正具有意义,而每一具体化都是习俗性的。自由的习俗性演变，确证了自由主义理想的生命。” “古典派谋划和举荐了各种貌似有利于最佳统治者的制度。最有名的就是王权、贵族、民主制的混合制度。在混合政制中，贵族制的因子—贵族院的庄重肃穆——处以居间的也即最为核心和关键的位置。混合政制实际上（而且它也旨在于）成为一种由于加入了君主制和民主制的体制而得到加强和保护的贵族制。答案是：单纯的最佳制度是明智者的绝对统治，实际可行的最佳制度是混合制。”（摘自《自然权利与历史》列奥.施特劳斯 彭刚译。因材料流失，以上引文页码目前没法补上） 说得真好。自由主义编织理想，自由化则来自经验和习俗。 改一下。自由和‘权利’的普遍所指,….只有通过具体化才能使这些词语真正具有意义,而每一具体化都是习俗性的。自由的习俗性演变，并不是自由理想的实现，但确证了自由理想的生命，因为没有自由理想的前导，自由的习俗性演变不但会停滞不前，有极大的可能迅速的倒退。自由之各种变化是自由理想导引的结果，但是，自由化的形态会因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时期而异。要确立在每种社会情形下何为健康的自由化，不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那是一种独特的政治艺术或政治技巧。 贵族自由主义的理由：明智的统治者只向明智的臣民负责，不应该向那些不明智的臣民负责。自由化的程度和广度与社会的人文条件相对应，因此就有了拯救自由的自由化演变。这个过程在西方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只是现代西方国家忘了他们拯救自由的漫长的自由化历史。他们以神圣的自由主义理想来审视、否定、颠覆被动后发自由化国家的独立自主的自由化历程，使得自由主义理想在被动后发的自由化国家成为令人敬而远之的，没有历史的自由主义，被动后发的自由化国家不得不独立自主的创立一套属于自己的自由化语境，以便于与神圣的自由主义理想作有效的隔离，走出自由主义的乌托邦的迷雾。 拯救自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是翻译和出版历史上所有的著名的自由主义文本就可以大功告成。而是各式各样暗的自由主义和明的自由主义之间的挤压，争斗，甚至是流血冲突的结果，是和平的和非和平的自由化演变过程，是一本血泪史。在自由化大变局之后，对自由主义的不同解说，严厉的批评，甚至是激烈的反对，都不过是不同的阶层，在不同的时期对自由化程度和广度的不同诉求。 后发的自由化国家要走出独立自主的自由化之路，要回溯被自由主义的最新的完备性的自由主义所遮蔽的自由化历史，重新审视自身历史对自由主义的阶段性选择，寻回丢失已久的真实的自由化。根据二战以后西方的自由主义主流学者的划分标准，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百科全书派的学者，也算不上自由主义者。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他们是他们那个时代自由化的强有力的推动者，他们以自由化拯救了自由，他们是自由化历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说社会主义有一个初级阶段，那么，自由主义也应该有一个抱残守缺的初级自由化的阶段。议会民主是自由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历史告诉我们，平民大众是自由化的最早受害者，最晚的受益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5.5 “目前还没有能对世界有所帮助的一套普遍接受的最低纲领。让我们希望有一天一套初具规模的最起码的共同价值被大家认可。不然我们注定要失败。除非有一套最起码的共同价值来维护国家的和平，没有一个像样的社会能存在下去。（嘉德尔斯，1999：264）”（摘自《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刘擎 ） 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之后，大一统的现代中国也必须有一个为国民普遍接受的最低的自由化共识。不然我们注定因为对自由化的极度恐惧而失败。至于有一天，一套初具规 模 的 最 起码的 共同 价值 被全球 国家 所认同,那是在想象的人类共同 体得到全球国家认同之后。 5.6 “施特劳斯认为这导致现代性最突出的两个问题，即一方面是‘政治的哲学化’，另一方面则恰恰是‘哲学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philosophy）。所谓‘政治的哲学化’是因为现代政治似乎必须从‘哲学’的学说和主义出发才能奠定自己的正当性，这是以往的政治从来没有的。以往的政治都以道德、习俗和宗教为基础，从来没有象现代政治这样地要求理性化、知性化、哲学化。……因此哲学从来没有如此地公共化、大众化、通俗化，这表明哲学在现代西方‘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这种特点实际意味着政治和哲学的双重扭曲，即政治被哲学所扭曲，而哲学又被政治所扭曲。” “由于‘哲学’从根本上就是要追求‘真理’来取代‘意见’，而几乎任何政治社会的‘意见’都不可能是‘真理’，因此哲学对于政治必然是有颠覆性的，也因此哲学的‘真正教导’即‘隐讳教导’必须只限于少数人知道，以免危害政治社会。”（摘自《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选刊]导言》甘阳） 哲学的纯粹的知性知识本性确实对政治社会道德、习俗极具威胁性和颠覆性，但对于自由化社会却不是致命的，是可以相容的，这也是西方数千年体系性哲学可以层出不穷的原因。当然，要很好的解决哲学对政治社会道德、习俗极具威胁性和颠覆性的问题，非暴力的政党政治是不可缺少的前提，也解决哲学原理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致命冲突。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体系性的哲学了。因为皇政极权的朝代暴力循环更替的宿命，纯粹的知性知识的哲学对皇政极权的大一统的中国社会的道德、习俗的威胁性和颠覆性是致命的，排除了缓和哲学对政治社会道德、习俗的威胁性和颠覆性的任何可能性，因此，任何体系性的哲学都不是古代中国所能承受的！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体系性的形而上学哲学只能在自由化的西方长期生存和延续，达数千年之久。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死于与城邦习俗的冲突，但是，也有数不胜数的西方大哲学家能够善终，例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 、黑格尔、马克思、叔本华、尼采、维特根斯坦等等大哲学家都没有被迫害致死，得以善终，这在皇政极权的古代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自由化在西方推动了庞大的体系性的形而上学哲学的产生、发展、终结和完成，前后达数千年之久。如此庞大的，源远流长的体系性的形而上学哲学产生、发展、终结和完成，没有自由化的包容是不可想像的，甚至可以说，庞大的体系性的形而上学哲学的产生、发展和终结就是自由化本身。严格来说，体系性的哲学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开始，因此也不会有发展、终结和完成的过程。 因为皇政极权无法包容自由意识的缘故，纯粹的知性知识的哲学与皇政极权的大一统的中国社会的道德、习俗的威胁性和颠覆性是致命的，不可调和的，因此中国的古代思想家，不得不放弃体系性的哲学思考。因此古代中国的思想没有自由意识，没有体系性的哲学，没有穷根问底的逻辑推理，只有作为政治意见和社会习俗的格言和语录，这也是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能够终结中国历史数千年不可缺少的前提。也许有人争辩，西方人追求形而上学的体系性哲学，最终还是以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而告终。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在我看来，西方的形而上学的体系性哲学产生、发展，和最后走向终结，那时随着自由意识增长苦苦追问之后的结果。而中国的体系性哲学的缺失，那是在自由意识湮没之后，不经思考而放弃的结果。两个结果不在同一个层次。这也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只能在自由化的西方出现，而不可能在非自由化的古典中国出现的根本原因。简而言之，如果将哲学体系的苦苦追问的思想方式，和一开始就放弃哲学体系追问的格言和语录式的思想方式相比，前者比后者更有智慧。因为前者敢于直面哲学体系的困境，其思想成果之丰盛，也就远远大于后者。 5.7 “对于统治者所施用于群体的权力要划定一些他所应当受到的限制；而这个限制就是他们所谓自由。谋取这种限制之道有二。 第一条途径是要取得对于某些特权即某些所谓政治自由或政治权利的承认，这些自由或权利，统治者方面若加侵犯，便算背弃义务，而当他果真有所侵犯时，那么个别的抗拒或者一般的造反就可以称为正当。第二条途径，一般说来系一个比较晚出的方策，是要在宪法上建立一些制约，借使管治权力方面某些比较重要的措施须以下列一点为必要条件：即必须得到群体或某种团体的想来是代表其利益的同意。”（摘自《论自由 》约翰•密尔〔英〕 译者：程崇华） 对于国家权力来说，自由权利也可以视为一种特权，最初的自由权利就表现为一种分封贵族的特权。在现实政治中，很多时候贵族自由化和国族（民族）自由化混合在一起，有时候是共同发挥，有时候交替发挥主导政制运作的作用,我称之为混合式自由化。例如现代泰国的自由化就是一种混合式的自由化。泰国是一个实行普选制的君主立宪国家，但是泰王和军队的权力很大。在泰国，普选制意味着国族自由化，但如果普选的结果危害到精英的自由特权，泰王认可的军事政变，就成为精英自由主义干涉、限制、终止国族自由化，改变和推翻国民普选结果的最后手段。换句话说，泰国的自由化表面上已经走到了国民普选的国族（民族）自由化阶段，但实质上是在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和普选的民族（国族）自由化之间大幅度的来回摆动，结果就是不停的以普选强调国族自由化，然后又不停的以军事政变强化精英自由化。 [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因为精英自由主义就缺乏对社会弱势群体得关怀。自由主义也不意味着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漠视，这要看你提倡的是什么类型的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有古典的、贵族的，精英的、保守的、左派的、右派的、民族的、种族的、公民的自由主义。相对来说，公民（平等）自由主义更重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所以，如果你和我讨论自由主义，我首先得问，你说的是哪一种自由主义？ 5.8 夏勇 《权利哲学的基本问题 》摘录 “对权利的界定有两类角度。一是伦理的角度。格劳秀斯把权利看作“道德资格”；霍布斯、斯宾诺莎等人将自由看作权利的本质，或者认为权利就是自由；康德、黑格尔也用‘自由’来解说权利。二是实证的角度。实证主义把权利置于现实的利益关系来理解；德国法学家耶林关注权利背后的利益，认为权利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不是所有的利益都是权利，只有为法律承认和保障的利益才是权利。” “为了全面、正确的理解权利概念，较为关键的是把握权利的要素，而不是权利的定义。权利主要包含五个要素，这些要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用来阐释权利概念，表示权利的某种本质。 第一个要素是利益(interest)。一项权利之所以成立，是为了保护某种利益，是为道德和法律所确证的利益。利益可以是个人的，群体的、社会的；也可以是物质的，精神的；既可能是权利主体自己的，又可能是与权利主体相关的他人的。 第二个要素是主张(claim)。一种利益之所以要由利益主体通过表达意思或其他行为来主张，是因为它可能受到侵犯或随时处在受侵犯的威胁中。 第三个要素是资格(entitlement)。提出利益主张要有所凭据，即要有资格提出要求。资格有两种，一是道德资格，一是法律资格。专制社会里的民众没有主张言论自由的法律资格，但是具有提出这种要求的道德资格，这种道德资格是近代人权思想的核心，即所谓人之作为人所应有的权利。同时，这个时代的一些思想家又对国王和贵族所具有特殊的法律资格，给予道德上的否定。 第四个要素是力量，它包括权威(power)和能力(capacity)。一种利益、主张、资格必须具有力量才能成为权利。力量首先是从不容许侵犯的权威或强力意义上讲的，其次是从能力的意义上讲的。由法律来赋予权威的利益、主张或资格，称法律权利。人权在获得法律认可之前是道德权利，由于仅具道德权威，侵害它，并不招致法律处罚。在获得法律确认后，人权就既是道德权利，也是法律权利。因而，侵犯人权会导致法律后果。除了权威的支持外，权利主体还要具备享有和实现其利益、主张或资格的实际能力或可能性。 第五个要素是自由。在许多场合，自由是权利的内容，如出版自由、人身自由。这种作为某些权利内容的自由(或称“自由权利”)，不属于作为权利本质属性之一的自由。因为奴役权利、监护权利并不以自由为内容，但其本身的确是权利。作为权利本质属性或构成要素的自由，通常指权利主体可以按个人意志去行使或放弃该项权利，不受外来的干预或胁迫。如果某人被强迫去主张或放弃某种利益、要求，那么就不是享有权利，而是履行义务。” “ 霍菲尔德认为’权利’一词可以囊括要求、特权、权力和豁免，进而他试图通过确定这四者在法理上的相对者和相关者来弄清法律关系。” 。 “应有权利和实有权利，是按照权利的存在形态所作的划分。[18]这一划分的意义在于揭示理想的、道德的权利对于实在法权利的指导和限定作用，揭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权利的实际享有的形态。” “权利是与义务相对应的，若无相应的义务，便谈不上享有权利。例如，说某人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时也是说所有人对某人负有不干涉其自由表达其见解的义务。只有国家主权才能使所有人履行他们的义务。” “在要求论看来，权利最重要的特性在于其可要求性（claim-ability）。‘一项不能被主张、被要求、或者被请求享有或行使的权利，不只是[有缺陷的]，而且是一个空洞的规定。’[38]” 5.9 国家认可某人拥有向他人或社会要求某种特定的行为或不行为的权利，对某人来说，这种要求就是某人对他人或社会的正当要求，并受到国家的保护。 人权是人之作为人所享有的权利。“人之作为人”首先是一个道德判断，而不是一个法律判断，因此，人权在本质上是道德权利。 应有的权利可以视之为自由权利的理想状态。自由权利的理想状态是完美的、虚构的，但人类需要她作为自由化的理想主义旗帜，如果没有了理想主义旗帜，自由化不但会失去增长和扩张的动力，还会萎缩，甚至是消失的无影无踪。实有或者可要求性的自由权利，也就是自由的习俗（道德）化和制度（法律）化，俗称自由化。 自由主义的历史，是自由化程度和广度的演变史。何谓自由化？自由化就是将自由权利和权益作为一种社会的文化认同和道德习俗，而法律和制度不过是对它们的确认。如果我们视自由主义为一种理想，自由化社会就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主义。因此，任何自由化社会，如果我们以自由主义的理想来衡量，都不是理想的社会。 按照权利就是自由的说法，从实证的角度来看，自由就是：为法律承认和保障的利益。人的最大利益第一是生命的安全，第二是财产的安全。如果说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应该享有不被任意侵犯的权利首先是一种道德原则，然后才是法律的规定，这就意味着一个自由化的国家对自由权利有着道德和法律的双重承诺，以便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实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道德观念不同，法律规则和权利配置也不同，这一切不能看作是统治者的任意安排，而是一种国家生存的诉求。 从广义的权利来说，有人之作为人所应有的（自由）权利，也就是人道主义权利。从狭义的权利来说,有贵族之作为贵族的（自由）权利，精英之作为精英的（自由）权利，民族之作为民族的（自由）权利，国民之作为国民的（自由）权利，公民之作为公民的（自由）权利。 权利后面的字是“利”，权益后面的字是“益”，两个字组成了利益一词。这表明在中国人的眼中，权利和权益的最重要内容就是后面的利益两字。 5.10 以1840年为标志，大一统天下中国遭遇了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从此，中国的问题不再是要不要自由化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自由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困扰了中国人一百多年。初级自由化并不是没有专制，分封贵族联盟的自由化特权就是专制的贵族自由化，党-精英联盟的自由化特权就是专制的精英自由化，也就是抱残守缺的，不平等的自由化。在我看来，自由主义的理想是美好的，但是真正的自由化一定是抱残守缺的。 自由化权利最基本的定义是：国家有义务保护个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不受任意侵犯。自由化就是要解决国家如何保护个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不受任意侵犯的问题。历史上不同的自由主义有不同的解决方式。 5.11 关于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的独特性，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连续性来看，我个人认为大体上有四个要点。 第一，从传统的格局来看，中国数千年文明的基本方向是源自秦朝的大一统天下中国，大一统天下中国自身的特点，就是大国规模的皇政极权效应，换句话说，就是反分封贵族的皇政极权利于大一统。以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国为标志，是亚洲之中国时期的第一次大变局，我称之为“亚洲之中国时期”的皇政极权大变局。这次大变局开创了古代中国最重要的两大传统：皇政极权和大一统天下中国。其后，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终结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 第二，从近代中国的格局来看。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的第二次大变局，是“世界之中国时期”的一次大变局，史称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我称之为三千年未有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这是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新生的大传统。因此，中国的保守主义是尴尬的保守主义。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三千年未有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只有短短的160多年的历史。这160多年来，中国的自由化历史，兜兜转转到了今天，套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名言，依然是走在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阶段。这个阶段如果一定要拿来和西方比较的话，相当于西方的分封贵族时期的自由化，或者说贵族主义的初级自由化阶段。甘阳把自由、权利这些观念说成是30年的改革开放新传统，非常莫名其妙，缺乏历史的连续性。 第三，从世界格局来看，西方数千年文明的基本路向是源自希腊的自由化。西方的自由化有一个特点，就是城邦小国效应。换句话说，是城邦小国利于自由化。罗马帝国曾经试图改变自由化的城邦小国效应，但最终还是以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告失败。自由化的城邦小国效应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从自由化的欧洲打起来，那是因为自由化的欧洲城邦小国林立，众多国家既内争人权，又外争国权的缘故。西方自主先行的自由化历史，如果从希腊的苏格拉底时代算起，已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走过了贵族自由化、民族自由化、种族自由化的漫长的演变过程，目前处于公民自由化时期。因此，对于西方来说没有数千年未遇的自由化大变局一说，他们的保守主义是真正的保守主义。 第四，从自由化的历史进路来看，西方自由化的最原初的启动主体来自传统的，历史悠久的教俗贵族，兼具贵族精神和宗教精神，因此，西方的贵族主义的自由化初级阶段，兼具浓厚的贵族道德和宗教道德。而在反分封贵族的非自由化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由于缺少历史悠久的教俗贵族，社会的中坚阶层由优选的儒家学士组成，它的大多数成员是由独尊儒家的科举制从各社会的阶层中选拔出来。独尊儒家的科举制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再加上郡县制的流动性，为中国的精英阶层带来了极大的社会流动性。精英阶层极大的社会流动性为社会的上下阶层之间的流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也导致中国的精英阶层缺乏权力、尊严、地位、财富的长期累积，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毫无实力结党联盟与皇政极权长期抗衡。这样的传统中国精英阶层显然无法应对三千年未有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这时候，大一统天下中国的唯一的出路，只有通过传统中国精英阶层的自我改造，改变传统中国精英阶层一盘散沙的状态，以应对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的严峻挑战。精英阶层自我改造的主要有三大法宝：一是贬低儒家以废除独尊儒家的科举制，以新式学堂取而代之，割断精英阶层的主要仕途和科举制，也就是和皇政的必然联系。二是以会党作为结束中国精英阶层一盘散沙状况的联盟形式，以政党政治取代皇政极权。三是以马列主义的先锋党的政党理论改造政党政治，坚持一党长期执政的精英主义的政党政治，以保证党-精英联盟的权力、尊严、地位、财富得到长期累积，成为初级自由化的核心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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