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吴铮强在《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变革与社会结构之演变》指出： “科举制度最初并没有所谓的“功名身份的终身制”的内容，为了争取参加中央考试名额（解额）的解试只是一次性有效，如果没有通过最终的考试，下次参加科举考试还是要从解试开始，因此不会形成秀才、举人这类明清社会才有的科举功名。这时科举制度的功能主要是帮助皇帝掌握了选拔官员的主动权，士族集团需要通过科举才能保持官位，因此更加依附于皇权，其独立的政治地位削减甚至消失了。” “北宋初年的科举制度改革措施倾向于进一步扩张国家权力：首先是殿试制度，即科举士人在参加完中央举行的考试并被录取之后，还要加试一场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以彰显科举士人都是皇帝的学生（天子门生）；其次取消了士人在科举及第后还要到吏部参加选拔的制度，改为在殿试之后由天子直接向及第者授官。这些制度导致官僚彻底依附于皇权，……。” “北宋著名的理学家程颢上《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儒家学者的学校取士方案，要求赋予儒家学者独立的文化教育主导权和从乡村社会（绅士集团）推举官员的权力，这是统治者无法接受的。统治者担心儒家学者掌握文化教育主导权后自由地解释经典，无视国家的统治意志，造成思想和政治舆论的混乱，‘议者欲郡设学校，诚甚高论，然天下业经以万数，而传师学者百不一二。不澄其源，虽置之无益也’（尹洙，《河南集•敦学》）。同时统治者也无法容忍师儒从民间直接推举官员，因为这样容易形成君主难以驾驭的独立的政治派别，‘若采声华于乡曲，恐渐成朋比之风’（田锡，《咸平集•开封府试策第二道》）。因此儒家学者的学校取士方案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采纳。” “（南宋）姚勉不再像北宋的儒学家那样要求独立的文化教育主导权和推举官员的权力，他承认科举制度，即承认皇帝对选官的独裁权力，但他要求通过科举理学化，让皇帝承认信奉理学的乡村绅士才是国家选官的恰当对象，这些人即使无法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集团，皇帝也应承认他们在乡村社会的文化权力和政治地位。姚勉说，‘使上之人不专以文求天下之士，而专以道淑天下之士，则学术才智之士，宜出而为国家用矣’，‘以德行道艺兴天下之贤能’。” 在儒家学者学校取士方案的三大政治目标中，通过科举理学化惟一能够实现的，就是要求统治集团承认绅士集团在政权之外的政治地位。这是皇帝可以接受的，同时也是中华帝国政治体系维系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种思路下，明朝在剥夺了士人对理学的最高解释权、由皇帝本人主宰国家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将科举、理学与官学体系完美地结合起来，秀才和举人最终成为一种终身的功名身份。 郡县制和独尊儒家的科举，加剧了中国的精英阶层的流动性，使他们生活在彼此联系，又各自孤立的家族和宗族之中，呈现为一盘散沙的状态。 3.2 萧功秦在《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中说到： “中国传统官僚精英阶层，主要是由地主、士绅与官僚这三个阶层角色构成的。这些社会阶层各自在经济、文化与政治上承担着维系社会生命体的组织功能。” “自隋唐以来迄自近代，传统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上述这三个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相对频繁的横向流动。而这种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主要是由科举制度来实现的。” 中国传统官僚精英阶层的流动性，确实主要是由科举制度来实现的，但极权皇帝严密控制下的郡县制所造成的传统官僚精英阶层的流动性也很强大。郡县制和独尊儒家的科举制的流动性对维护大一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是导致传统中国精英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两大根本制度。 3.3 潘维在《中国党政体制——现行政体的由来》一文中说： “自隋唐以来迄自近代，由于科举已经相当制度化，中国社会很少能看到其他文明社会中存在的数百年乃至数十代延绵不绝的世家贵族，根据有人统计，宋代一半以上的进士，前三代没有人任过官。明代二千多名进士与二万多名举人的家世资料表明，明清两代有４３％的士绅出身于贫寒家庭。"世家无百年之运"，作为社会精英的‘君子’所享有的稀缺资源的非连续性与‘五世而斩’的代际更迭，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较高频度的社会流动性的具体写照。” “中国传统社会正是以科举制度为枢纽，在平民与精英之间，以及在社会精英的三大主要阶层之间，形成周而复始的循环与对流。就传统官僚专制社会所具有的社会流动程度而言，中国可以说是人类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具阶层开放性结构的社会。无论是西欧的领主封建社会，日本藩封制社会，还是印度的种姓社会，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闭性的阶级等级制度，从而都不具有中国传统社会如此高度的社会流动性。” 说得好。但有一利就有一弊。在郡县制和科举制的强大的流动性之下，既不可能有贵族共同体联盟，也没有精英共同体联盟，导致整个社会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只能依靠皇政极权的强力来组织、维持和动员。如果人类历史有原始社会，社会主义有初级阶段，那么，自由化也应该有初级阶段。世上没有一哄而上，一拥而有的自由化。自由化的启动和可持续的增长、扩张，需要有强有力的共同体联盟作为动力，强有力的共同体联盟需要共同体联盟的财富、地位、权力、名望的长期积淀。封闭性的分封贵族等级制度，使得贵族共同体联盟的财富、地位、权力、名望得以长期积淀，成为滋生强有力的贵族共同体联盟，滋生贵族主义的初级自由化最好的土壤。而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也满足了精英共同体联盟的财富、地位、权力、名望的长期积淀，成为滋生强有力的精英共同体，滋生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最好的土壤。传统中国的郡县制和科举制度的巧妙之处，就是造成传统中国官僚精英高度的社会流动性，导致中国传统精英的财富、地位、权力、名望缺乏长期积淀，导致中国精英阶层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极度依赖于皇政极权的恩典和仁政，长期处于无结盟的一盘散沙状态，难以与皇政极权长期抗争，更别说启动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迫使极权皇帝承认和签署贵族的、或者精英的“自由大宪章”。当然，非自由化恰恰是皇政极权的非工业革命的大一统天下中国得以成功的生存和延续数千年的大前提。不过，当皇政极权为了大一统天下中国成功的生存和延续，有效的回避了自由意识，回避了贵族共同体联盟的初级自由化和精英共同体联盟的初级自由化的时候，也回避了自由化所引发的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可能性。 只有低流动性的封闭的分封贵族，才能为强有力的贵族共同体联盟提供足够的支持，推动贵族主义的初级自由化，推动贵族宪政。中国在春秋时期也曾经有分封贵族制，经秦朝和秦朝之后两千多年的反封建而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高流动性的郡县制，及其一盘散沙的独尊儒家的科举精英。郡县制和独尊儒家科举制彻底的破坏了传统中国精英结成强有力的精英共同体联盟的可能性。科举精英的最好的出路就是成为君政极权下的高流动性的，走马灯式的官吏精英阶层和散布于地方的士绅阶层。中国精英只有在同样是低流动性的，封闭的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下，才有可能结成强有力的精英共同体联盟 ，推动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这也是政党政治取代皇政极权以应对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的必要性。 3.4 在非工业化时期的大一统天下中国，皇政极权与郡县制、独尊儒家的科举制巧妙结合为一体，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以皇政极权和大一统为标志的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的终结。皇政极权有利于极大的提升组织和动员国力的能力，以维持和巩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生存和延续，却不利于形成贵族共同体联盟或者精英共同体结盟，这是皇政极权的优势，也是皇政极权的劣势。在非工业革命的皇政极权下的大一统天下中国，传统中国精英缺失强有力的精英共同体联盟及其自由意识并不显得特别重要，因为皇政极权维持和延续大一统的大国的能力在非工业革命时期得到了极大的放大。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来临之后，强有力的精英共同体联盟及其自由化意识的缺失才放大成为大一统天下中国的一个致命的弱点。随着前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成功的向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转型，由自由化引发的工业革命，挑战了非工业革命的皇政极权的发展极限，极大的压缩了皇政极权所为之骄傲的大国优势，突显了非自由化的皇政极权无力推动和兼容工业革命的劣势。亚当•斯密曾经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说过：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限度，……。在我看来，这种极限就是传统中国的非自由化的皇政极权的极限。换句话说，就是源于秦朝的非自由化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的大国路向，其优势只属于非工业革命时期，其劣势是无法自主推动工业革命，甚至是无法被动的兼容工业革命，这也是皇政极权的天下中国面对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如此被动，惶惶不可终日的根本原因。只有在如此的视角，我们才能理解作为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的重臣李鸿章，何以称不期而致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才能理解何以政党政治能够取代终结中国历史数千年的皇政极权，何以袁世凯复辟皇政如此迅速的失败。 3.5 面对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的重臣李鸿章，一直都在做着一个令人精疲力尽的绝望尝试，就是试图打破亚当•斯密所说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的财富极限，试图将工业革命和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结合在一起，将自由化的工业革命变成皇政极权的工业革命，推动非工业革命时期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转型成为工业革命时期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结果就是著名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我相信，以李鸿章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中扮演的如此重大的角色，应该没有人能够比他更真切的感受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大一统天下中国所遇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大变局，近现代中国历史也证明了李鸿章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意义深远。我以为，这是一个数千年未有的工业化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 两千多年前，以秦朝为标志的皇政极权，通过反封建绕过了分封贵族的自由化，直接进入了皇政极权中心化的大一统的天下中国。但是，在终结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之后的1840年，当非工业革命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和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西方的城邦小国正面相遇时，在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三千年未有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西方的君主制下的贵族主义的初级自由化，在大一统中国以政党政治下的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的方式出现。 3.6 说到保守主义，在全球性自由化的今天，只有英国人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因为只有英国人可以说，他们今天享有的自由，源于"古老的自由传统"，而中国人今天享有的自由，源于公元1840年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所以，近现代中国人的保守主义，是困惑、痛苦、焦虑、手足无措的保守主义。他们既要以政党政治取代皇政极权，又要保守延续了数千年的大一统天下中国，他们既要保守数千年的传统中国文化，又要保守只有一百多年的自由化大变局的新传统，创制一个超越数千年皇政极权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大一统中国。在我看来，甘阳所强调的60年的社会主义传统和30年的改革开放传统，只是一百多年前的大一统天下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这一个大传统生发出来的小传统，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并不是从30年前才开始，而是从1840年的大变局就已经开始，要不，我们就无法理解皇政极权的崩溃和政党政治的勃兴。 3.7 皇政极权下的传统中国精英群体，是无自由意识的一盘散沙的精英，因为他们两千多年来被郡县制的流动性和儒家科举的流动性剥夺了类似于西方分封贵族共同体那样结成长期联盟的能力。我们通常说传统中国人像一盘散沙，那主要是对传统中国的精英而言。当一个国家的精英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这个国家的人民也不可避免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这时候，皇政极权才有可能成为唯一的不可缺少的统合力量。 从政治制度来看，近现代中国的最大的政制变化是政党政治取代了终结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皇政极权、也终结了传统中国的儒家科举精英的一盘散沙状态。在一个君主分封贵族制的国家可以实行君主立宪，因为分封贵族共同体联盟，及其财富、地位、权力、名望的长期积淀，具有足够的独立能力、自由意识和贵族共同体的力量去推动君主立宪。而在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流动性极强的儒家科举精英阶层，缺乏像西方分封贵族共同体联盟那样长期积淀的财富、地位、权力、名望，因此缺乏独立能力、自由意识和精英共同体地力量推动君主立宪。而政党政治恰恰向近现代中国的精英提供了传统中国精英所缺乏的独立能力、自由意识，和建立长期性的精英共同体联盟的政治平台。在政党政治之下，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作为一种长期稳定，持续不断扩张的精英共同体联盟，为精英联盟财富、地位、权力和名望的长期积淀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精英共同体联盟因此不可替代的成为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初级自由化的担当者。 3.8 当自主先发的西方的自由化城邦小国从前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成功转型到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之后，自由化神奇般的推动了国家的优秀人才、优质财富快速增长，和热兵器的迅速升级换代。自主先发的西方的自由化城邦小国借助于自由化的神奇般的工业革命效应，逐渐的征服世界，将全球拖进了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漩涡，创造了自由化的神话。同样的事情在中国的周朝时代也曾经有可能出现。但是，历史久远的中国周朝和春秋时期的封建贵族，和古希腊的贵族一样，在历史上出现得太早，生不逢时。他们生于农耕社会和冷兵器时代，陷于漫长的农耕时期而不能自拔。春秋时期的分封贵族的诸子百家-初级自由化，不但没有可能延续到向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转型的那一天，反而引发历时长久，不堪重负的春秋战国之乱。最终，人民不堪战乱重负，人心渴望和平，哪怕是在皇政极权之下的和平，从而引发了封建周朝八百年未有的皇政极权大变局，到公元前221年，秦朝以皇政极权建立了大一统的天下中国。 秦始皇自信他的皇政极权，可以奠定大一统天下中国的永世和平，他后来海内外遍寻长生不老之药可以为证。皇政极权的秦朝成功一统天下的结果，虽然不能得偿所愿的奠定大一统的天下中国的永世和平，却奠定了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大国路向的普天价值，终结了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但是，也因为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的大国规模的成功，在后来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大一统天下中国与贵族主义的初级自由化绝缘，也和工业革命绝缘。后来的中国儒家精英，也只能在皇政极权的普天价值框架之下，竭尽儒家的智慧，以道德主义缓和、软化和粉饰赤裸裸的皇政极权，寻求皇政极权下的恩典仁政，直到下一个不期而至的大变局的来临。 这里解释一下普天之下和普世主义共用的前提：普天之下认定我们的世界只有一个天下，普世主义认定我们的天下只有一个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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