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黑格尔认为历史是人的自我意识运动的结果，自我意识运动的历史也就是自我意识的生成的连续性状态。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真实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其实应该称为自我意识形态，以便于区别我们的意识形态和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当我们认同或者指责他们的意识形态时，我们不过是以我们的意识形态来认同或指责他们的意识形态。相反亦然。 1.2 我们通常说现代性的精神就是反思和批判，但是这样的说法似乎意犹未尽，因为在反思和批判的同时，我们必须确立辨别和证明反思和批判的标准，因而一定是有破有立。我以为我们对现代性的解释，可以借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一词，在反思和批判之后，加上辩证这一个环节，取其辨别和证明的意思，将现代性表达成为反思-批判-辩证和再反思-批判-辩证的可持续过程，才能更完整的表达现代性的生活态度。因为反思和批判不可能是纯粹的反思和批判，辨别和证明也贯穿于反思和批判的整个过程。你必须通过辩证才能实行反思和批判，也必须通过辩证才能完成反思和批判，以确认我们的自我意识形态的当下状态，也只有通过确定我们的自我意识形态的当下状态，我们才能确定我们当下的存在，才能确定我们当下存在的历史连续性。甘阳说我们中国人一点都不认识自己的中国，对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形态的当下状态深恶痛绝，但是，他那样的说法缺乏历史感，难以理解。较合理的说法也许是，当我们在新的自我意识状态下再反思-批判-辩证我们中国的时候，我们发现，因为我们的自我意识运动的结果，我们的自我意识状态发生变化，导致我们原来所辩证的中国变得模糊起来，我们不得再反思-批判-辩证我们的自我意识形态，重新确定我们当下对中国的认识。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反思-批判-辩证的现代性的生活态度。我们的自我意识形态有历史连续性，我们对中国的认识也有历史连续性。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现在站在历史这一个巨人的肩上，能够有幸增长了一点点的知识，换了一点点状态，就把之前所有的意识形态都贬为虚无和无知。换句话说，当我们说我们一点都不认识我们的中国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因为自我意识运动的结果，我们当下的自我意识状态出现了变化，这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发现，在过去的自我意识形态中构建的中国由清晰可信变的模糊难辨，在新的自我意识形态中构建的的中国由模糊难辨逐渐走向清晰可信。有人称之为第二次思想解放，我称之为可持续的反思-批判-辩证。 1.3 福柯认为“批判并不设法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并最终使之成为一种科学，而是设法尽可能深远地重新推进自由之不确定的作用。” （《何为启蒙》作者：福柯 顾嘉琛译）现代性与前现代性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前现代性也存在反思-批判-辩证，但其目的是确定终极的反思-批判-辩证。而现代性将反思-批判-辨证作为社会的基本生活态度，成为可持续的反思-批判-辨证。现代性意味着对传统的审视，也意味着审视者的自我审视，因为审视者自身就是传统的载体，只不过加载了可持续的现代性，即反思-批判-辨证的生活态度。现代性之下要复古、要君政、要保守、要自由、要发展主义、要环保主义、要资本主义、甚至要共产主义全都没有问题，但是，请在可持续的反思-批判-辨证的生活态度之下诉求。现代性意味着在可持续的反思-批判-辨证之后降临的人类命运。 如果我们要问：什么是好的生活？现代性的回答就是：无论是复古的生活、现代的生活、后现代的生活，发展主义的生活、还是环保主义的生活，可持续的反思、批判、辨证的生活就是好生活。换句话说，现代性意味着可持续的反思、批判和辨证的生活态度不变，但是好生活的定义持续在变。 1.4 周与沉在《现代性的中国探询——大陆学界现代性问题研究综述》中认为，汪晖在《当代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力求突破‘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强调在寻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展开对现代性的批判。中国现代历史因之成为了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进程，中国现代思想也被赋予了‘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特质’，是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 其实，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就是反思-批判-辩证的可持续性。套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现代性是人的意识对自我意识实行可持续的反思-批判-辨证的精神运动。这意味着现代性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就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一部著作叫做《神圣家族》，它的副题就叫做《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如果不限于篇幅，它的副题还可以写的更长：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的批判的批判的批判……。这是对可持续的反思-批判-辨证最好的注解，也是对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最好的注解。当然，尽管现代性的生活态度都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不过，黑格尔有黑格尔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表现形态，马克思有马克思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表现形态，毛泽东有毛泽东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表现形态，邓小平有邓小平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是，不管是谁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都体现了可持续的反思、批判、辨证的现代性生活态度。 现代性的问题只能以现代性的方式来解决，也就是对反思-批判-辩证之后出现的问题实施再反思--批判-辨证来解决，因为现代性就是问题的解决、再产生、再解决的连续性过程。例如，对发展主义的肯定是现代性，即反思-批判-辩证的结果，而在对环保主义的肯定也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即再反思、再批判、再辨证的结果。在这里，无论是发展主义还是环保主义都源于一个共享的前提：可持续的现代性-反思、批判、辩证的生活态度。汪晖只强调毛泽东和中国现代思想具有“反抗现代性的现代性”的特征，并视之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但是，我以为“反抗现代性的现代性”并不仅仅是毛泽东和中国现代思想所独有，而是现代性的普遍特征，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现代性和西方的现代性。汪晖说到毛泽东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时，也特别的指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并不是纯粹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不是反对现代性的生活态度，而是以社会主义这一个现代性理论，反对资本主义哪一个现代性理论，换言之，无论是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理论，还是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理论，在现代性的生活态度看来，都是可再反思-批判-辩证的现代性理论。这就是形而上学的现代性生活态度降临，形而上学的现代性结论终结之后人类的命运。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声称他的《精神现象学》终结了世界精神的历史。有人以为黑格尔的说法是一种哲学的狂妄。但我以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只是说出了世界精神史的真相。自从黑格尔以《精神现象学》终结了形而上学哲学之后，作为世界精神的最高形式的可持续的现代性，即可持续的反思-批判-辨证的生活态度，逐渐的、不可逆转的取代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辨。也就是以可持续的反思-批判-辨证的形而上学的生活态度取代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辨。如果有人说人类将会因为可持续的现代性而毁灭，那无异于说人类将会因为可持续的、也就是无止境的反思-批判-辨证的生活态度而毁灭。想一想发展主义、环境污染和人类的核武库，那样的预测并非空穴来风。但是，如果有人说人类将因为可持续的现代性，也就是可持续的、无止境的反思-批判-辨证的生活态度不断的获得重生，这也并非不可理喻。想一想人道主义权利意识、环保意识、全球合作意识和联合国的存在，可以作为佐证。 如果我们将可持续的反思-批判-辨证视为现代性最重要的精神特征，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可以转换成如下的说法：以可持续的现代性-可持续的反思、批判和辩证的生活态度 ，审视所有的反思-批判-辩证的结果。现代性的生命力，就是鼓励可持续的反思、批判、辩证。摆脱现代性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式，就是终结可持续性的反思、批判和辩证。但是，人类一但受到现代性的启蒙，形而上学哲学一旦终结，人的精神似乎再也无法摆脱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可持续的反思、批判和辩证的生活态度。可持续的反思、批判、辩证的生活态度也是推动自由化从贵族共同体的自由化、精英共同体的自由化走向民族共同体的自由化、种族共同体的自由化，公民共同体的自由化，走向全球性的自由化的根本原因。现代人可以选择不同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形态，不同的反思-批判-辩证的形态，但已经无法摆脱可持续的反思-批判 -辩证的生活态度。 1.5 陈乔见在《如何理解中国古典思想与学术 ——郝大维与安乐哲中西思想比较三部曲之启示 》一文中说到，“郝、安在其书中反复指出，自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内部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詹姆斯、杜威、罗蒂等，无不属此批判队伍之列。具体说来，就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本质主义、客观主义、普遍主义的批判与反叛。郝、安通过中西思想比较研究，带着一种欣赏的态度，在中国古典传统中找到了其反本质主义、反客观主义、反普遍主义的资源。既然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已经找到了飞出捕蝇瓶的出口，并努力往外飞出；那么我们又何必拼命往瓶口里钻？” 如果让我来回答以上的问题，我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你不曾钻进形而上学哲学的瓶子里面，然后努力的往外飞，你如何知道形而上学哲学的瓶子里面是怎么一回事？怎么知道往外飞的理由呢？怎么会知道如何终结形而上学，认同可持续的反思-批判-辩证的生活态度？陈乔见所说牵涉到的是“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之间的关系。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强项是“只知其然”，弱项是“不知其所以然”。其特点就是毛主席《语录》和孔子《论语》那样的语录格言式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没有体系性的，只满足于以语录和格言围在瓶子外面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思维方式。用现代科学的话来说就是只注重日用知识，缺乏基础研究。我以为，你只有经过艰难的钻进瓶子里，然后又艰难的从瓶子里爬出来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的思维才能在“知其所以然”的基础研究之后登上越来越高的层次，才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存在着量子力学、电脑系统和宇宙大爆炸，而不是数千年满足于格言和语录式的“只知其然”的思维层次，象中国的传统针灸一样，日复一日的在人的身上扎银针，满足于数千年如一日的人体经络传说，怎么样也不会想象出在人的身上换肾、换肝、换心脏，发现DNA密码。这就是为什么一百多年来，我们不得不借助于西方钻瓶子的经历，才知道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反本质主义，什么是反客观主义，什么是反普遍主义，什么是形而上学的终结？什么是工业革命，什么是牛顿物理学，什么是爱恩斯坦物理学，什么是核子，什么是纳米，什么是遗传基因？以上那些“知其然”的工业革命成果，如果我们以五千年如一日的语录格言式的思维方式，老是在瓶子的外面转，再多转上五千年也转不出来。当然，我在这里只是从知识成就的巨大差别来作比较。至于从道义上和伦理上我们应该喜欢钻瓶子的生活态度，喜欢爱恩斯坦的物理学，还是喜欢围着瓶子转的生活态度，喜欢年复一年的用银针往人的身上扎的简单生活，那又当别论。 1.6 丁成际在《多元现代性：文化、理论与症结——中国与欧洲有关现代性的思想学术研讨会综述》一文中介绍，“南京大学许苏民教授认为，现代化是‘多’，有不同的模式，故有‘多元的现代’之称；而现代性是‘一’，它是贯穿于现代化之中的精神本质，他进一步指出个人自由是现代性的灵魂。” 这说得有道理，但我有不同的表述。现代性是“一”，其唯一可行的表现方式也就是可持续的反思-批判-辩证的生活态度，而可持续的现代性，也就是“批判的批判的批判”的表现方式可以是多，也只能表现为多。这种可持续的反思-批判-辩证的生活态度在哲学上表现为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黑格尔通过他的精神现象学的绝对知识和绝对理念完成了对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自由精神是反思-批判-辩证的生活态度的灵魂，因为如果没有自由精神在先，确立可持续的反思-批判-辩证生活态度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会知道形而上学哲学终结的前因后果。 1.7 刘小枫在《施米特故事的右派讲法：权威自由主义？》一文中介绍，“对于施米特来说,自由主义既不是政治形式,,也不是国家形式，而是一种价值观。只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君主政体的类型，而没有甚么自由政体一说。自由的市民社会不仅可以体现在民主制中，也可以体现在君主制和贵族制中。” 刘小枫认为，“调和自由主义与政治的保守主义的途径之一是区分自由与民主，这相当于黑格尔同时肯定自由的市民社会与保守的国家，拒绝大众的政治主权。”“霍布斯和柏克（克里斯提忘了加上更为重要的黑格尔）实际上都是保守的自由主义。” 刘小枫还认为“施米特对自由与民主的区分完全不像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担心的那样是实质性的，而仅是功能性的。施米特要阻止的是出现纯粹自由的民主政治，民主程序的意义仅在于选举有代表作用的官员。” “ 自由的市民社会不仅可以体现在民主制中，也可以体现在君主制和贵族制中。”这样的说法很有意思。如果我们将君主制和贵族制结合起来，结合成为既有君主制，也有贵族制的君主分封贵族制，那么，在君主分封贵族制中，最有可能成为“自由的市民”的人，是些什么人？从西方历史来看，那只能是君主分封贵族制下最具特权的贵族共同体。君主分封贵族制中的“自由的市民社会”，也只能是自由的贵族（市民）社会，或者说是拥有自由化特权的贵族（市民）社会，简而言之，在君主分封贵族制的中，存在着自由化贵族共同体组成的”自由的市民社会”。 在我看来，施米特相信公民自由主义极具颠覆民族自由主义德国的危害性，其真正的目的是强化德国的民族国家意识，阻止德国的自由化超越德国的民族主义，危害德国的民族国家主权。因此，他要阻止的不是纯粹自由的民主政治，因为纯粹自由的民主政治只是一面不可全面实现的理想的旗帜，就算你不阻止，也不会全面实现。施密特要阻止的也不是强化民族国家主权的民族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而是弱化德国的民族国家主权的公民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他强调，在民族主义规限下，不同的自由化民族国家的敌对关系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成为发动战争的理由。因此，分清敌我是自由化民族国家生存不可缺少的前提。 刘小枫认同“调和自由主义与政治的保守主义的途径之一是区分自由和民主”的说法，也就是认同在自由与民主之间作合理的隔离。例如，调和自由主义和保守的贵族主义的结果，就是反全民民主的贵族自由主义。在这里，贵族自由主义和全民民主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冲突也无法调和。又如，调和自由主义和初期美国的种族主义的结果，也就是同样反全民民主的种族自由主义。在这里，种族自由主义和全民民主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冲突也是难以调和的。我大惑不解的是早期的美国，为何能够有惊无险的以种族自由主义成功的调和了自由主义和早期美国的种族主义，而不出现如纳粹德国那样可怕的危机，尽管最后美国的种族自由主义引发了南北战争，但依然转危为安。纳粹德国以自由主义调和德国的民族主义的尝试却带来了可怕的危机，最终付出世界大战失败者的惨重代价，结果是民族自由主义的德国被迫弱化民族国家主权，以公民自由主义取代民族自由主义，成为公民自由主义的欧洲联盟的一员。如此看来，种族自由主义比民族自由主义更具包容性，而公民自由主义又比种族自由主义更具包容性。 保守的自由主义一词就像自由主义一样，是一个并不精确的说法，因为它没有说明保守的自由主义的时间、地点和对象，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什么状态的、谁的保守自由主义。刘小枫认同柏克是保守主义，也是自由主义，他在说到柏克的保守的自由主义的时候，在时间、地点和对象上都做出了说明：“柏克（Edmund Burke）的保守主义是对法国革命的反应。而霍布斯和柏克（克里斯提忘了加上更为重要的黑格尔）实际上都是保守的自由主义”。如果刘小枫的说明能够成立，相对于法国革命的激进的民族自由主义革命来说，柏克的保守的自由主义，保守的是贵族自由主义。同理，相对于贵族自由主义来说，施米特的民族自由主义已经是激进的自由主义，但是，相对于英美的公民自由主义而言，是不折不扣的保守的自由主义。只有做出这样的区别，我们才能理解为何法国革命的民族自由主义是激进的自由主义，因为那是相对于保守的贵族自由主义而言，为何施米特的民族自由主义是保守的自由主义，因为那是相对于英美的激进的公民自由主义而言，虽然柏克和施米特保守的自由主义的状态不尽相同。简言之，保守和激进是相对而言。以我们熟识的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为例。如果我们将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洋务派和以康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相比，前者无疑是保守派，后者无疑是激进派。但是我们知道，慈禧太后来也激进了，不保守了，她赞成君主立宪，成了戊戌维新遗嘱的执行人。但那时候，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看来，无论是原来激进的君主立宪派康有为，还是后来从保守的洋务派转为激进的君主立宪的慈禧太后，他们都是保守派。 激进主义格言：成功通常依靠理想的前导。保守主义格言：成功通常依靠知道它何时降临。 1.8 阿克顿在《就职演说：论历史研究》中说到，“既然自由是个具有两百种定义的概念，而且除了神学之外，这一大堆解释引起的流血远甚于任何事物。那么他们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自由是指法国的民主，或是指美国的联邦制度?是指意大利人所关注的民族独立，还是指德国人理想中最优秀者的统治?”按照我的理解，都是。自由可以指贵族自由主义的《自由大宪章》，可以指一党长期执政的精英自由主义，可以指反贵族自由主义的民族自由主义的法国革命，可以指意大利的民族自由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可以指德国人的最优秀的种族自由主义，可以指种族自由主义的美国独立革命，也可以指反种族自由主义的公民自由主义的欧洲联盟。 秋风在《立憲失敗的個案──阿克頓論法國大革命》一文中介绍，阿克顿在本书一开头就对法国启蒙予以论述，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阿克顿的结论是：“孟德斯鸠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一个聪敏的托利党人；伏尔泰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严厉批判了教士；杜尔哥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个改革家；卢梭是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个民主主义者；狄德罗是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个自由思想家。然而，这些人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对自由本身漠然置之。” 在我看来，阿克顿对自由的定义太理想主义了。如果我们以自由主义的理想作为衡量自由的标准，阿克顿所严厉批评的那些自由主义者，他们确实都是对自由理想本身漠然置之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任何将理想主义习俗化和制度化的尝试，都会是对理想主义的扭曲和漠视。但是，那些漠视自由主义理想的自由主义者，无疑都是将自由主义理想习俗化和制度化的不可或缺的实践者，他们推动了自由化的提升和扩张。 1.9 刘小枫在《多元的抑或政治的现代性》一文中谈到 “现代性国家的基础应该是自由权利。” 他还谈到“我并没有什么‘自己的思想’，倒是一直在努力跟着前人想，根本就没有是否理解‘我的思想’这回事情；需要我不断认真想的是：究竟跟着哪个前人想才正确……‘经典与解释’能帮助人们理解这一点。” “现代性国家的基础应该是自由权利。”说得很好。但是，有自由意识才会有对自由权利的诉求，如果自由意识不是原来的传统所习传的，反传统的革命也就不可避免。刘小枫的思想意识似乎也不够“现代性”。“思想”不是跟那个前人想才正确，而是什么时候跟那个前人想会更合理。这样你的“思想”就会不停的在变，在保守和激进之间来回摆动，就会牵涉很多的前人，而不仅仅是哪一个人。人类的思想和历史一样，总是一点点的运动，才运动到今天。因为时势的不同，有时候你以为你很激进，后来你突然发现你越来越保守，有时候你以为你很保守，后来你突然发现你越来越激进。刘和甘一样，总是以为那一天早上突然找到一个正确的前人，然后和他一起想，思想很快也就成熟了，变得正确了。难怪他们在某一个早上突然成熟的说：以前我们不真正了解西方，也不真正了解中国。我们并不是在一个早上突然成熟，变得无比的正确，不是这样的。成熟是一个“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可持续的反思、批判和辩证的生活过程，这个过程不会在哪一个人的脑子里才开始，也不会在哪一个人的脑子里终结。刘小枫很明智的强调要回到古典的自由主义，我在其中看到了这样一个信息，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还是走在初级的、古典的阶段，西方走过的古典自由化之路，我们大致上也要走一遍，只是换了中国的特色， 而且走的还特别的艰辛。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传统中没有初级自由化，还因为我们走的是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所以大一统中国的自由化大变局要将古今中西都翻个遍，回到大一统和自由化的源头。例如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封建，英国宪政史，春秋战国，秦朝统一中国等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大概就是马克思苦苦寻找的“历史规律”吧。 如何回看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关键的是我们怎样理解以1840年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如何理解传统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和近现代的工业革命时期的大一统中国之间的历史连续性。在我看来，近现代中国史的主线其实就两条：一是大一统，二是大变局，其余的都是下家和下下家。 1.10 罗杰•金巴尔在《“开放”和“美国思想的封闭”》（ 吴万伟 译）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在印度的指挥官查尔斯•纳皮尔（Sir Charles Napier）表达的坚定的自由主义。当有人告诉他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烧死寡妇是当地人珍视的习俗时，纳皮尔说，‘好吧，我们也有一个习俗：如果一个男人活活把一个女人烧死，我们就用绳子勒住这个人的脖子绞死他。你们开始堆放干柴吧，在它的旁边，我的木匠会建造一个绞刑架。你遵从你们的传统，我遵从我们的传统。’” 正如我们所看到，这是一个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权，或者说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典型案例。当被动后发自由化国家的传统习俗和自主先发自由化国家的自由化习俗发生不可调和冲突的时候，自主先发的工业革命的自由化国家的自由主义者就像一个令人愤慨的强盗，自信满满的闯入别人的大家庭，以自我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把别人大家庭珍视的传统习俗强行挂到他们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建造的绞刑架上，导致别人的大家庭内部精神极度焦虑，成员之间出现怒不可竭的思想冲突和暴力对抗。尽管我相信文化多元的必然性，但是，有了以上的案例，我怎么也说服不了自己相信所有的文化习俗都没有优劣之分。在三千年未有的自由化大变局之后，我希望我们的大家庭拥有和珍视这样的一个习俗：如果一个男人活活的把一个寡妇烧死，人们就应该立起一个绞刑架，把那个男人也活活的绞死。如果我们厌恶死刑，最少也得判他一个无期徒。 1.11 任立刚在《中国改革实践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贡献 》中说了这么一段话“黑格尔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体现‘自由精神’自我发展的‘世界历史’漫游图：‘世界历史’从东方（包括中国、印度、波斯等）开始，在这里的东方国家，只有一个人（专制君主）是自由的；后来走向希腊和罗马，在这里有一部分人是自由的；最后走到日耳曼，走到普鲁士王国，这里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了。‘世界历史’终于完成了它的使命，就此永住了。” 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寥寥数语难以说明了一个如此大的历史结构。 首先，我们必须将专制和极权区别来。专制和自由并不一定是冲突的，例如贵族自由主义可以是专制的，也可以是自由的，在专制君主之下也可以有分封贵族共同体的自由。但是，极权和自由一定是无法兼容的，皇帝的极权对任何人都是有效的，在极权皇帝之下，无论是王后、皇储、皇子、宰相、大臣、太监、臣民都没有任何的自由意识，任何自由权利可言。而且，自由权利需要刚性的法律来保护，但刚性法律对皇政极权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对于极权皇帝来说，在皇政极权之下管治国家的最高境界不是严明法律，而是恩典和仁政。对于极权皇帝来说，仁政和恩赐最大的好处是极具弹性，是一种既可以随时发布，可以随时收回的成命。因此，在皇政极权之下，仁政和恩赐是变幻莫测的，只有极权才是有效管治国家的不可缺少的根本保证。 黑格尔对自由精神如何建构世界性的自由化历史的看法很有道理，尽管他对世界历史所体现出来的自由精神的自我发展的起点和终结的表述方式有很大的问题。黑格尔相信自由精神的历史走到普鲁士王国将意味着“自由精神历史”的终结了。但是，黑格尔眼中“自由精神历史”的终结者普鲁士王国，在我看来只是民族自由主义的王国、最多也只是种族自由主义的王国。二次世界大战告诉我们，自由精神的自我扩张，不可能终结于种族自由主义，公民自由主义的欧洲联盟正在试图取代民族自由主义和种族自由主义。 1.12 列奥.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认为：“自由会因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时期而异；自由之各种变化是自由理念的导引的结果。要确立在每种社会情形下何为健康的自由，那是一种政治艺术或政治技巧。” 源于古希腊的前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长期演变，最终催生了西方的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为西方国家创造了优秀的国民、优质的财富，将西方国家带进了热兵器时代，推动了热兵器迅速升级换代，我称之为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在我看来，前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最大的生存竞争弱势，就是以自由化权利保护自由化共同体的个人财产和人身安全不受国家权力任意侵犯的同时，也弱化了国家组织和动员国力的能力，弱化了国家的生存竞争能力，但又没有其他的途径做出有效的补偿，从而无法长期维持一个国家力量扩张所必需的竞争能力，特别像大一统天下中国那样的大国更会深受其害，这也是传统中国从春秋战国时代走向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的根本原因。但是，在前工业革命的自由化转型为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之后，被自由化所弱化的国家生存竞争能力，通过前所未有的优秀国民、优质财富的迅速增长，和热兵器前所未有的迅速升级换代而得到极大的补偿，这大大的提升了因为前工业革命的自由化而弱化的国家生存竞争能力，也大大的减低了国民权利获得国家权力的保护而付出的成本代价。在前工业革命的时期，生产力低下的前工业革命的皇政极权的国家权力，和生产力同样低下的前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国家权力相比，前者因为拥有任意侵犯除皇帝之外的所有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的极端权力，可以最大限度的组织和调动国力，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国家的生存竞争能力，也因此强化了皇政极权的大国效应。不过，前工业革命时期的非自由化-皇政极权国家有一个潜在的弱势，由于必须压制自由意识，只能维持“只求知其然，不求知其所以然”的思维定式，历经数千年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皇政极权国家能够自主的从前工业革命时期的强势的皇政极权国家，成功地转型成为更为强势的工业革命时期的皇政极权国家。因此，当原来弱势的前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国家的城邦小国，在经历数千年的演变之后成功的转型成为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国家之后，原来处于弱势的自由化城邦小国的潜在的强势通过工业革命而浮出水面，显示出巨大的优势挑战皇政极权大国。而原来强势的非工业革命的皇政极权大国潜在的非自由化弱势，在自由化的工业革命挑战之下也浮出水面，极大的弱化了皇政极权的大国优势。在这种此消彼长的转变中，最关键的原因是自由化的工业革命。至此，随着上面所说强弱势的转换，无法自主生发工业革命，也无法兼容工业革命的非自由化的皇政极权将面临崩溃的厄运。强势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在终结了大一统天下中国的历史数千年之后，因为无缘自主生发和难以兼容工业革命而弱势尽显，走上数千年未有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的不归路。 在数千年前，西方的国家选择了西方特色的自由化的生存和管治的的基本路向，经过数千年漫长的演变，从前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城邦小国走上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国或国家联盟（如美国和欧盟）。在这漫长的演变历史中，由于自由化路向的城邦小国效应，西方世界城邦小国星罗棋布，城邦小国之间发生无休止的国际战争，最典型的就是古希腊世界。其间，古罗马曾经试图将自由化和大国规模优势合二为一，同时占有自由化和大国规模的好处，但最终失败。在付出光荣革命，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等沉重代价之后，自由化小国星罗棋布的西方，从贵族自由化走向民族自由化，从民族自由化走向公民自由化，，从前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走向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最终殊途同归，步大一统中国的后尘，走上了自由化的工业革命时期的优势和大国规模优势合而为一之路。最典型的就是同时兼具自由化的工业革命优势和大国规模优势的美利坚合众国，和同时兼具自由化的工业革命优势和大一统优势的欧洲联盟。结果是自由化的工业革命和大国规模的强强联手。 同样是在数千年前，古代中国选择了大国规模的生存和管治的基本路向，在数千年的漫长演变中，在正面遭遇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西方城邦小国之前，古代中国选择的大国规模路向显示了提升国家生存竞争能力的巨大优势。但是，古代中国选择的大国规模路向的另一个特征，是非自由化的皇政极权的效应。以1840年为标志，前工业时期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的大国规模优势，受到了西方城邦小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优势的巨大挑战，前工业时期的、非自由化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最初，大一统中国实施中体西用的方式，通过洋务运动购买工业革命，试图将工业革命和自由化隔离开来，将大变局变成工业革命的大变局，将前工业革命时期的非自由化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转型成为工业革命时期的非自由化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但是这种回避自由化的中体西用的工业革命的的大变局失败了，失败的根本的原因是无法将工业革命和自由化隔离开来。结果是工业革命的大变局变成了自由化的工业革命大变局，政党政治的大一统共和中国取代了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政党政治的大一统中国试图将自由化的工业革命优势和大国规模优势合二为一，实行强强联手。但是，最初的政党政治的共和中国出现了无休止的国内战争，自由化的工业革命的优势没有迅速来临，大国规模的优势却频临崩溃。在付出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国民革命、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的沉重代价之后，前工业革命时期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中国，最终以精英主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的方式，走向二合一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大一统中国。 通过以上大历史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起源于东方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的大国规模之路，比现代的自由化的大国规模的美利坚合众国和自由化的大一统的欧洲联盟的大国规模之路，早了两千多年。我们同时也看到，起源于西方的古希腊城邦小国的自由化之路，比近代大一统中国的自由化大变局也早了两千多年。在中国的大国规模之路和西方的自由化之路成功的延续了两千多年以后，东方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在遭遇了西方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城邦小国之后，通过自由化的工业革命和大国规模的强强联手，大一统中国的大国优势，再一次得到令人惊奇的表现。 1840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的大国规模之路和自由化的西方小国的工业革命的自由化之路，不期而至的发生激烈的优势较量，结果是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认可了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所具有的巨大优势，出现了数千年未有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并试图克服大国规模的皇政极权效应，将大国规模优势和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优势结合起来，以同时获得大国规模和自由化的工业革命的双重优势。而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西方城邦小国，最终也试图克服自由化的城邦小国效应，将自由化的工业革命优势和大国优势结合起来，以同时获得大国规模和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双重优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现在政党政治的大一统中国在忙着如何实现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欧洲城邦小国在忙着如何维系美国的联邦制和实现欧洲大一统。从非工业革命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转型到自由化的工业革命的大一统中国，这是中国的模式，也是中国的优势。从前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西方城邦小国，向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大一统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一统欧洲联盟转型，这是西方的模式，也是西方的优势。未来世界发展的优势，就是自由化的工业革命的超级大国，如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一统中国，或者是自由化的工业革命国家的超级大联盟，如欧洲联盟的天下。 1.13 (摘录)《权利哲学的基本问题 》夏勇 “对权利的界定有两类角度。一是伦理的角度。格劳秀斯把权利看作“道德资格”；霍布斯、斯宾诺莎等人将自由看作权利的本质，或者认为权利就是自由；康德、黑格尔也用“自由”来解说权利。二是实证的角度。实证主义把权利置于现实的利益关系来理解；德国法学家耶林关注权利背后的利益，认为权利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不是所有的利益都是权利，只有为法律承认和保障的利益才是权利。” “为了全面、正确的理解权利概念，较为关键的是把握权利的要素，而不是权利的定义。权利主要包含五个要素，这些要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用来阐释权利概念，表示权利的某种本质。” “第一个要素是利益(interest)。一项权利之所以成立，是为了保护某种利益，是为道德和法律所确证的利益。利益可以是个人的，群体的、社会的；也可以是物质的，精神的。” “第二个要素是主张(claim)。一种利益之所以要由利益主体通过表达意思或其他行为来主张，是因为它可能受到侵犯或随时处在受侵犯的威胁中。” “第三个要素是资格(entitlement)。一是道德资格，一是法律资格。近代的道德资格是人权思想的核心，即人之作为人所应有的权利。” “人权是人之作为人所享有的权利。“人之作为人”是一个道德判断，不是一个法律判断，因此，人权在本质上是道德权利。” “一般说来，正如法律规则通常表示道德规则那样，法定权利通常可以看作道德权利在法律上的体现。例如，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身体、贞操应该享有不被专横侵犯的权利首先是一种道德原则，然后才由法律规定，以便借助国家的强制力来支持和保护。法律规则、法定权利通过国家意志来表现，但其背后的主要是道德原则、道德权利，而不能看作主要是统治者的任意安排。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道德观念不同，法律规则和权力配置也不同。” “第四个要素是力量，包括权威(power)和能力(capacity)。一种利益、主张、资格必须具有力 量的支撑才能成为权利。” “第五个要素是自由权利。霍菲尔德认为“权利”一词可以囊括要求、特权、权力和豁免。” 以上文字摘录于夏勇的《权利哲学的基本问题 》一文。 人之作为人所应有的（自由）权利是从广义上来说。从狭义上来说,也有贵族之作为贵族的（自由）权利，精英之作为精英的（自由）权利，民族之作为民族的（自由）权利，国民之作为国民的（自由）权利，俗称特权。因此，权利也有贵族特权、精英特权、民族待遇、国民待遇的说法。如果按照夏勇所介绍的说法，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应该享有不被任意侵犯的权利首先是一种道德原则，然后才成为法律的规定，这就意味着自由首先作为一种习俗，然后才能成为法律，国家对人之作为人的权利有着道德和法律的双重承诺，以便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实施。由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道德观念不同，通过国家强制实施的法律规则和权利配置也会有不同，这一切确实不能看作国家的统治者的任意安排，而是因应国家的管治而做出的选择和认同。 1.14 人的最大权益第一是生命的安全，第二就是财产的安全。如果说自由权利是一种由国家强制实行，得到道德和法律双重承认的特别权利，那么，能够得到这种特别权利的个人，必然属于国家视为尊贵的群体和想象的共同体，因为只有国家视为尊贵的群体和想象的共同体，才有可能向国家索取道德和法律上的特别权利（特权），以保证尊贵者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不受任意的侵犯。这里的道德和法律上的特权，首先是相对国家权力而言，因而国家保证尊重这些尊贵者的特权，其次是相对于那些不拥有特权的个人、群体、想象的共同体而言，因而国家必须保证那些不拥有特权的个人、群体、共同体不能侵犯尊贵者的特权。特权是一种不平等的、尊贵者的自由权利，对于尊贵者来说，最害怕的就是被剥夺尊贵者的资格，其次是扩大尊贵者的范围，稀释尊贵者的权益，因为尊贵者的人数越少，所拥有的利益越大。结果就是国家订立严格的尊贵者资格准则，以保证尊贵者的尊贵资格不被任意降低和剥夺，尊贵者的适用范围不被任意增加。这种资格准则的订立规定了自由权利的程度和广度，我称之为自由度。尊贵者的自由权利的提升是自由程度的增长，尊贵者范围的扩大是自由广度的扩张。自由度的增长，意味着尊贵者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得到国家越来越严格的保护。自由广度的扩张，意味着更多的人成为尊贵者，意味着特权从少数人的想象的贵族共同体和想象的精英共同体，向多数人的想象的民族共同体、想象的国民共同体、想象的公民共同体扩张。自由化特权首先是属于群体和想象的共同体的，才有可能属于群体和共同体中的每个人。虽然自由化特权必须落实和体现在群体和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身上，但是，落实和体现在群体和共同体中每一个人身上的自由特权，总是以群体和共同体的名义和实力赢取的， 而个人只是作为群体和共同体的一员才能享受所属之群体和共同体的自由特权，换句话说，如果属于群体和共同体的自由特权被剥夺了，群体和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的自由特权也就被剥夺了。所谓的专制，是拥有自由特权的尊贵者对不拥有自由特权的非尊贵者的专制，如果尊贵者是少数，那就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如果尊贵者是多数人，那就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如果所有的人都拥有自由特权，这时候既没有了特权，也没有了专制。所谓的平等，也可以分为尊贵者之间的平等，和非尊贵者之间的平等，当尊贵资格向全体国人扩张，一国之内就没有了非尊贵者，因为全体国人都成为了国家权力必须尊重的尊贵者，自由特权的专制在一国之内也就消失了。同理，贵族共同体的自由特权是贵族内部的平等自由，同时也是贵族共同体对非贵族群体的专制。精英共同体的自由特权是精英共同体内部的平等自由，同时也是精英共同体对非精英群体的专制。民族共同体的自由特权是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平等自由，同时也是此民族共同体对其他民族共同体的专制。 渴望生存是人的第一本性，渴望受到尊重是人的第二本性。自由权利作为一种受国家尊重的权利，只有作为小范围的不平等的特权才有可能启动，因此，最初级的自由权利，是少数人的特权。这种特权对受惠者来说是我们的权利，对非受惠者来说是他者的专制。 受到仇视的自由特权，有着一种可怕的示范作用，它鼓动那些不自由的，没有特权的群体和想象的共同体也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特权，从此“在解放的道路上迅跑”。因为人们仇视自由特权的原因，不是自由特权本身，而是因为自己不拥有它。一旦自由权利通过自由化成为部分社会群体和想象的共同体的特权，自由权利就会有从不平等趋向平等的冲动，这个冲动，就是自由化演变的趋势。自由化演变的趋势，同时满足了亨廷顿所说的：人的优越的欲望和平等的欲望。自由化的演变有两个指标，一是尊贵者数量的增加，也就是原来属于不尊贵者的群体和共同体，经过自身的抗争，迫使国家权力承认他们为尊贵者。二是尊贵者的自由度的增长，也就是尊贵者迫使国家权力更严格的保护尊贵者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尊贵者获得国家承认其自由权利，可以视为国家向尊贵者让渡了原来属于国家的权力，也是对国家权力的弱化，例如尊贵者有权利有权利选举权力者，也可以向国家提出抗议和诉讼。这时候，被弱化的国家权力必须依然有足够的能力以维持国家的生存竞争能力，否则，国家会毫不犹豫的废除尊贵者的尊贵资格，收回认可的自由权利，以强化国家的生存竞争能力。一个被自由权利弱化的国家权力，在什么特殊的生存状态下依然有足够的能力以维持国家的生存竞争？我以为，最主要有两种特殊的生存状态。第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是国家着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国家避免深陷大规模国际冲突的中心，甚至远离大规模国际冲突。拥有那样地理环境最典型的国家在西方是小国寡民的英吉利岛国，在东方是小国寡民的日本岛国。这两个岛国虽然属于小国规模，但由于存在着天然的大海屏障，外来的战争威胁相对较弱，国家不必拥有常设的极端权力，以具备长期的、经常性的、大规模的快速组织和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能力，去应付连绵不断的战争，因而国家能够偏居一偶，能够长期容忍和尊重实行地方分权的分封贵族制，分封贵族制也因此得以长期延续，根深蒂固，成为原生的初级自由化的源头。例如元朝时期的大一统天下中国曾经两次大规模攻打小国寡民的君主分封制的日本岛国，均以失败告终，日本的分封贵族制也因此能够长期延续下来，这为后来日本的民族自由化的明治维新提供了成功的历史背景。第二种特殊的生存状态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之下，自由权利虽然弱化了国家权力，弱化了国家快速组织和动员全国人力和物力的生存竞争能力，但是，由自由化而衍生的工业革命，通过可持续的优秀国民和优质财产的迅速增长，和热兵器的迅速升级换代，极大的补偿了自由化国家因为自由化而受到弱化的国家快速组织和动员全国人力和物力的生存竞争能力，从而使得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城邦小国的整体的生存竞争能力，大大的高于非工业革命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的整体的生存竞争能力。 1.15 为了更好的理解自由化如何弱化和增强一个国家的生存竞争能力，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有两个人口、国土规模、地理环境基本相同的国家，一个是非自由化的国家，我称之为a国，一个是自由化的国家，我称之为b 国。再假设，如果a国的优秀国民、优质财富的增长，和热兵器的升级换代和b国的一样，根据自由化弱化国家控制和动员国力的能力，降低国家的整体竞争能力的理由，非自由化a国的整体生存竞争能力，就会大于自由化的b国的整体生存竞争能力。这时候，出于保守国家的整体竞争能力这一个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考量，a国不但容忍和推动自由化的欲望就会极度弱化，还会引发a国对自由意识的极度恐惧和仇恨。而b国为了提高控制和动员国力的能力，提升b国的整体生存竞争能力,其维持现有自由化的欲望也会弱化，也会引发b国对现有自由化的极度恐惧和仇恨。同理，假设有两个人口、国土规模、地理环境基本相同的国家，一个是低度自由化的国家，我称之为A国，一个是高度自由化的国家，我称之为B国。这时候，如果A国的优秀国民、优质财富的增长，和热兵器的升级换代和B国的一样，根据自由化弱化国家控制和动员国力的能力，降低国家的整体竞争能力的理由，低度自由化A国的整体生存竞争能力就会大于高度自由化的B国的整体竞争能力，从而同时引发A国和B国对高度自由化的仇恨和恐惧。出于提高国家的整体竞争能力这一个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考量，B国保守高度的自由化的欲望就会弱化，倾向于向低度自由化的A国看齐，克减现有的高度自由化权利。例如，美国的布什政府就因为在反恐战争中，感受到高标准的自由权利弱化国家的战争意志和战争能力，希望以设立关塔那摩集中营来部分的克减现有的自由权利标准，以弱化人道主义权利标准的方式来缓解国家整体竞争能力遭到弱化的危机。这也可以解释何以皇政极权可以终结大一统中国的历史数千年之久。因为在非工业革命时期，兵器的升级非常缓慢，皇政极权国家所具备的控制和动员国力的巨大能力，极大的提升大一统中国的生存竞争能力。只是在非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西方城邦小国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之后，非工业革命时期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才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最终，当历史证明皇政极权无法兼容工业革命，以政党政治终结皇政极权也就变得不可逆转。 关塔那摩集中营的出现，是一个以弱化人道主义权利标准的方式缓解人道主义危机，以增强国家战争能力的典型例子。这也说明了美国因为反恐战争的艰难，引发了对高标准的自由化权利的恐惧症。这种恐惧症来源于高人道主义权利标准。例如尊重恐怖分子的自由权利，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追求军队和平民的零伤亡，或者低伤亡。随着低度的初级自由化的国家的国力增长，特别是大一统中国的国力日益增长，美国对高标准的人道主义权利的恐惧将会越演越烈。另一个以弱化人道主义权利标准的方式缓解人道主义危机的典型例子，是大一统中国对六十年代大饥荒和七十年代的唐山大地震信息的有效封锁。这有效的消解了中国政府政府所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维护了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府的威信及其管治国家、动员国力的权力。 1.16 1840年的鸦片战争，证实了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城邦小国，比非工业革命的皇政极权大一统天下中国更有利于推动国力的增长，从而创造了自由化神话，令数千年习惯了皇政极权的大国优势路向的大一统天下中国极度震惊，不知所措，从而引发了大一统天下中国数千年未有的自由化的工业革命大变局。之后，美利坚合众国将大国优势和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很好的合而为一，继续推动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增长和扩张，推动优秀国民、优质财富迅速增长，延续了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神话。但是，随着一些被动后发的低度自由化的国家的优秀国民、优质财富迅速增长，和热兵器的迅速升级换代，特别是精英主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工业革命时期的初级自由化的大一统中国，连续30年取得优秀人才、优质财产的迅速增长，和热兵器的迅速升级换代，极有可能打破高度自由化比低度自由化更有利于推动大国国力迅速增长的美国神话。这对高度自由化的美欧国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使得低度自由化和高度自由化之间谁优谁劣，谁胜谁负之争，在全球性自由化的今天变得更为激烈。现在，精英主义的、低人道主义权利标准的、初级自由化的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的发展模式，不但在大一统中国成为了热议的话题，在美欧国家以及全世界也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这有极大的可能引发高度自由化恐惧症和高人道主义权利标准恐惧症迅速蔓延全球，越演越烈。对于大一统中国来说，在试图将大国优势和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优势合而为一的过程中，它也担心高度自由化会削弱，甚至是瓦解大一统国家的生存竞争能力，从而对高度的自由化心怀恐惧，对低度自由化也越来越认同，甚至怀念皇政极权下控制和动员大国国力的巨大优势，这从歌颂皇朝盛世和大帝伟业的电视剧大流行中可见一斑。 1.17 ]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它们的国民毕竟已经习惯了高度自由化的生活，当然希望高度自由化生活和国力强盛兼而得之，但同时又极度担心高度自由化会弱化国家的生存竞争能力。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经在第二任总统任职演说中说过：“自由能否在我们的国家继续存在下去，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自由能否在其他国家取得成功。在全世界传播自由是我们的世界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所在。” 如果我们将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所说的自由，理解为高自由度的、公民主义的、多党和平轮替的自由，那么在我看来，这一句话说明了美国总统小布什希望保守高度自由化的美利坚合众国，但是又极度担心高度自由化的美利坚合众国和低度自由化的他国形成悬殊的不对称自由度差异，弱化和危害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生存竞争能力。因此，我们就易于理解何以美国政府总是以美国的高人权标准挤压和改变低度自由化的国家，特别是具大国规模优势的中国，不希望那些国家保有低度自由化的生存竞争优势。我们看到，美国的高度自由化带来的高人权、高人工、高福利、高管治成本的压力，削弱了美国控制和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从而弱化了美国的战争意志和战争能力。从美国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很多战争结局，特别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结局来看，高度自由化的公民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由于实施高人道主义权利标准的原因，其对国力的控制和动员能力，弱于低度自由化的国家，其战争意志也受到了很大的弱化，我称之为高人道主义权利国家生存竞争危机。除非高度自由化国家能一如既往地以优秀财富和人员的增长，热兵器的升级换代速度大大高于低度自由化国家作为补偿，否则，高度自由化弱势将会在全球引发高度自由化恐惧症，我称之为先发自由化国家的高度自由化恐惧症。退一步说，就算高度自由化的国家和低度自由化的国家的优秀人员和优质财富的增长，热兵器的升级换代速度相同，低度自由化国家的战争意志和战争能力，对国力的动员和控制能力，必定大于高度自由化的国家。这从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败，在伊拉克战争的困境可见一斑。当然，我们也看到奉行高度自由化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生存竞争能力，因为是先发工业革命自由化大国，目前还有较高的优秀人才和优质财富，和热兵器迅速升级换代作为补偿。但是，如果有一天，高度自由化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优秀人才、优质财富的增长、热兵器的升级换代低于低自由度的大一统中国，或者与低自由度的大一统中国基本相同，高度自由化的美国将会陷入前所未有的高度自由化危机，从而引发全球性的大幅削减自由度的国际政治大地震，全球自由化将出现一个巨大的自由度萎缩浪潮 1.18 从中西方的历史来看，自由化的全球演变和扩张，与近代科学、工业革命、优秀人才和优质财富的迅速增长，热兵器迅速的升级换代有着必然的联系。这是自由化向全球扩张，形成全球性自由化大趋势的最根本原因。一百多年前大一统天下中国的自由化的工业革命大变局，就是为了应对来自西方城邦小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挑战。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孙中山的三民主主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都是一百多年前大一统天下中国的自由化的工业革命大变局的产物。但是，随着邓小平的低度自由化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既延续了极具大国规模优势的大一统中国，又换来了优秀人员和优质财富的迅速增长，热兵器迅速的升级换代，政党政治的大一统中国的进一步的自由化欲望降低了，我称之为被动后发的大一通中国的高度自由化恐惧症。如果从1840年算起，我们这个伟大的大一统中国在历经了160多年的艰难困苦、血流成河的自由化的工业革命大变局之后，要一如既往地持续生存下去，我们唯一要克服的，就是对自由化的恐惧本身，无论这种恐惧是来自政治权力、传统思想，还是文化心理。 1.19 陈乔见在《如何理解中国古典思想与学术 ——郝大维与安乐哲中西思想比较三部曲之启示 》一文中说到：“ 郝、安在其书中反复指出，自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内部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詹姆斯、杜威、罗蒂等，无不属此批判队伍之列。具体说来，就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本质主义、客观主义、普遍主义的批判与反叛。郝、安通过中西思想比较研究，带着一种欣赏的态度，在中国古典传统中找到了其反本质主义、反客观主义、反普遍主义的资源。既然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已经找到了飞出捕蝇瓶的出口，并努力往外飞出；那么我们又何必拼命往瓶口里钻？” 理由很简单，如果你不曾钻进瓶子里面，然后努力的往外飞，你如何知道瓶子里是怎么回事，和往外飞的理由呢？当我们从瓶子里往外飞的时候，我们眼中的世界，与钻进瓶子之前的世界已经大不相同了。传统中国的思维方式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语录格言式的思维方式，例如孔《论语》和毛《语录》的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老是喜欢在瓶子的外面转，然后编写一些语录和格言。我以为，你只有经历艰难的钻进瓶子里，然后又艰难的从瓶子里爬出来这样的思辨过程，你的思想才能走出语录格言式的思维方式的洞穴。1840年，我们正面遭遇了曾经钻进瓶子里，然后又从瓶子里爬出来的西方，才有三千年未有的自由化的工业革命大变局。历尽一百多年的自由化，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现象学，什么是形而上学的终结，什么是多元世界，什么是牛顿物理学，什么是爱恩斯坦物理学，什么是核子，什么是电脑，什么是纳米，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政治哲学、什么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思想解放、什么是改革开放。这些结果，如果我们以语录格言式的思维方式，老是在瓶子的外面转，转多少千年也转不出来。当然，我在这里只是从国家强盛的结果上来说的，至于从道义上我们应该喜欢钻瓶子的生活态度，还是喜欢围着瓶子转的生活态度，那可是见仁见智。 1.20 阿克顿曾经在《古代自由史》一书提到：“自由在国家中的增长。”阿克顿既然认为自由是可以增长的，那自由当然也可以下降和打折扣。自由首先是人的一种欲望，而人的欲望总是与现实生活有冲突的。当自由欲望与现实生活冲突的时候，自由欲望与现实生活就会互相扭曲。这种互相扭曲的结果就是我们说的自由化，就是人的自由欲望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有限满足的程度和广度，我称之为自由的限度。自由度是可以增长和下降的。 自由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必须对各时代的自由化有一个细分的解读。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状况，和今天英国、美国、法国的自由化状况不能同日而语。今天中国的自由化状况和英美法今天的自由化境况，也不能同日而言，今天中国的自由化状况和过去中国的自由化状况也不能同日而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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