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高调重提小平政改目标

　　邓小平曾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8月22日出版的中国媒体多可见这样一张图片：身穿白色短袖衬衫的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躬身45度向邓小平塑像献花。

　　此前两天，温家宝第8次到深圳考察，并在庆祝中国特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发表了讲话，其中特别表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温家宝还说，“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北京观察人士指出，在近两年内地的政治经济舞台上，高层领导者对政治体制改革作此高调表态并不多见，尤其是把阻碍改革提到“违背人民意志”“死路一条”的高度，可算是呼唤中国深化改革的强音。

　　缅怀小平

　　今年8月，既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纪念日，也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30周年。

　　邓的这篇讲话被称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不久之前还被关心中国改革的人士讨论。杜导正、陈小鲁、王长江等三名内地知名政、商、学界人士还联合呼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成邓小平未竟事业”，这番讨论后被刊登在本月出版的《财经》杂志上。

　　上述人士指出，在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日，邓小平提出的以党政分开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邓小平曾提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与30年后温家宝深圳30周年讲话所说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表述相近。

　　对比5年前温家宝在深圳特区成立25周年之际的讲话，当时更侧重经济改革，对政治改革所提较简。温家宝在今年讲话中提出“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令外界对中国将有新动作推进政改有所联想。

　　在温家宝深圳讲话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在中共党建理论中，党务公开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党内民主则是带动社会民主实现“有序民主”的关键。按照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即已指出的，“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今年7月中共建党89周年前夕，11位中央部门新闻发言人集体亮相打开了中央高层党务公开之门。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基层党务公开之举，又被认为是把党务公开向纵深推进。

　　由是观察，党、政两个层面都已显示出将政治改革继续推向深入的决心。

　　深圳样本？

　　作为备选政改“实验田”之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头生子”的深圳被外界寄予的期待最大。

　　尽管在此之前，深圳的多番相关尝试或以偃旗息鼓告终，或者效果不甚理想。

　　早至2000年，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领衔，以广东省和深圳市联合课题组编写研究报告的形式，曾对深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时间表”，例如效法深圳大鹏镇两票推选镇长的模式，“期望通过10年左右的发展和建设，深圳市率先实现直选镇长”，到2012年，“有可能在个别的区实现直选区长”等。

　　不久后，深圳又酝酿启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就是“行政权三分”，但与所谓的“三权分立”有本质上的区别。

　　2008年，值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深圳市政府发布《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其行政体制改革再次引起外界关注。该《纲要》中提出，“在区政府换届中试行区长差额选举”“在党内选举中引进竞争机制，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选范围，完善市区两级党委差额选举制度”“开展部分区人大代表的直接竞选”等改革设想。

　　几乎同时推出的《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也前所未有地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放在了各项改革之首。

　　这次改革尝试被当地政策研究者解读为“试图把现有制度内的民主空间激活”，但迄今未进入实际操作层面。

　　一年半前，中央正式赋予了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地位，意味着深圳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非经领域的改革试验，其行政体制改革得以提速。

　　与2年前深圳提出《近期改革纲要》时的舆论反映类似，温家宝的深圳讲话又令“政治特区”传闻乍起。

　　实际上，汪洋在两年前主政广东时就否认了“政治特区”这一定位。深圳政改的主要着力点是行政体制管理改革，而非涉及更广更深的全方位政治体制改革，这在深圳政策研究界有所共识。

　　即便如此，在与市场关系定位最为精准的深圳，只牵一发、未动全身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很难推行。首先是今年计划表内的区一级大部制改革启动迟缓，继而在1个月前又爆出大部制改革过程中，政府机构出现了干部配置“1正20副”的“后遗症”。

　　必过之坎

　　深圳所面临的难题，很有可能是其他地区也会遇到的：虽少意识形态的羁绊，却必须与更为刚性的利益直面冲突。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日前撰文将之形容为，“抽象的政治只会把你打翻在地，现实的利益却会与你玩命。”

　　即便有中央政策的“尚方宝剑”，但“特区”之“特”的内涵已变。30年前，制度改革先锋要做的是先破后立，甚至与原有制度的对立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价值创新的彰显。但30年后，制度改革必须考虑与现实制度的融合和互动。在客观上，权贵利益共盟业已成为改革难以绕开的阻力。主观上，在稳定与改革至少同样重要的理念下，要已经习惯于通过发展经济和进行经济改革来实现政绩的官员去冒风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难免动力不足。但现时中国必须跨过这道坎。

　　有观点认为，从中国的政治周期来看，离十八大召开还有两年的今天也许并非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但多数舆论倾向认为，中国高层是在释放一个将政改再推进的信号。即便只从实际功利考虑，对于当下问题重重的中国来说，都将是维持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必然选择。 ★本刊记者/沈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