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麽形像彷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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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1949年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党国，这个党国可以分成人民宗教和党国体制两部分。人民宗教到1976年毛泽东的死亡基本上告一段落，因此有“走向神坛的毛泽东”这样的说法。党国体制和人民宗教相交叉的部分在1978年以来经历了三个解体。首先是党国体制意识形态的解体。在党国体制意识形态中重要的部分是，非世俗化部分的人民宗教和世俗化部分的宣传策略和技巧。第二个解体是邓小平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解体。第三个解体是毛泽东的单一中心秩序的领导核心的解体。
今天，中国迈向民主、法治、自由最大的障碍是党国体制所残留的党、政、军合一的三角的权力结构。这个障碍的最大特点是，这样一个党、政、军结构如果以中共十七大为标准的话，经济体制改革的自我撤离伴随着有限的威权法治的独立，体现为邓小平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江泽民强调的依法治国和基层民主转变到2007年加强控制司法。司法的倒退标志着党国体制从自我撤离转向以自我抗拒为中心。这样一个从自我撤离转向以自我抗拒，意味着李教授所概括的中国民主化的五种模式中的自发演进模式、党内民主模式、法治优先模式不可能成为中国民主化转型的主要模式。李教授所期望的选举、治理和体制外的公民社会及公民参与相结合的平衡发展模式也不可能。这样，中国走向民主化只剩下最后一个模式，即维权运动的模式。从欧洲到美国到东亚，整个几百年人类社会迈向民主社会的主要机制是通过社会运动、社会抗争、维权抗争。2009年的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等草根维权和互联网草民运动，以及法律人直选所体现的维权运动模式就是中国民主化的主要模式。
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不是党国体制的转型，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党国体制的党、政、军这样的专制权力结构已经构成中国突破进一步深化民主、法治结构的阻碍。所以说，维权体制转型最大的矛盾就在于这个地方。某种意义上说，现在中国草根逐渐走向联合的努力，正在打破党国体制最后的党、政、军权力的垄断。那么这是否可能呢？根据我的研究，建立在以杨佳、邓玉娇的暴力威慑的模式，建立在以苏东颜色革命的模式，尤其是以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互动模式，其中以台湾互动模式为主体的维权模式，是有可能有效地打破党、政、军三角的权力结构的垄断。
我们讨论毛泽东的人论和人民宗教，有个对称的结构，基督论比人民宗教。在今天很多左派的心里，毛泽东就是神，因此在左派的乌有之乡网站上就有这样一段话，即“毛泽东就是中国的耶稣”。左派的看法是正确的。现在中国很多基督徒表面上是基督徒，而骨子里是毛分子。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批判，核心是要把我们内在的毛泽东的偶像拆掉，如果不把毛泽东的偶像拆掉，不把人民宗教的偶像拆掉，那么基督教信仰不能对中国人的心灵构成真正的改造。改革宗和加尔文思想进入中国大陆要从1997年算起，以1997年前后温州教会的关于得救稳固不稳固的争论为标志，加尔文主义进入中国已有十多年的时间，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面，加尔文主义逐渐占领了中国年轻一代领袖的位置。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加尔文主义与中国城市教会的兴起、中国整个教会的宣教和牧养、治理、中国教会的公共关怀的结合是非常不够的。这种不够主要体现在，加尔文主义给一些家庭教会带来的是半瓶子醋的、不上不下的神学知识的流行，和对传统敬虔主义灵修习惯的放弃，由此带来中国乡村教会消化不良的现象。总体来说，中国城市教会现在对加尔文还没有很好地接受。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从党国体制的解体转型以及中国教会自身发展的线索来看，这样的比较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毛泽东的人民宗教的结构
（一）人民宗教的教义和符号建构
人民宗教的教义和符号建构极其复杂，我把它分成七个方面。从这七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其是一个多么严密的结构。
1．以人民概念为中心的一系列建构，如中国人民、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人民币等。夏可君教授揭示，人民币上的图像是不断变化的，原来领袖是四个，现在只剩一个；原来还有工农兵，现在全部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发现，人民币和毛泽东画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深刻的。现在毛泽东在最具流动性的货币上存在，以及天安门城楼的画像、天安门广场南端的遗体。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和货币的毛化，让我们思想到唯物主义的虚无化，它是唯物主义的外表。渐渐以唯物主义为中心，从原来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等迷信武力、迷信枪的唯物转变到迷信货币的虚拟的唯物。
2．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基本上是符合中国哲学的五行结构。天安门广场东方放置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东方意味着身、木，恰恰在木的地方放“死”。西方是人民代表大会堂，这非常符合中国文化的金，金在《易经》里面为言、为词，所以在议政的地方放置人民代表大会非常符合传统中国的易学思维。北方属水，放置毛泽东的画像，这是对东正教的圣像崇拜的模仿。马、恩、列、斯、毛这样的圣像崇拜，从邓小平上来之后，自我感觉很没有底气，再也没有东正教的圣像崇拜了。南方是红太阳住的地方，是毛泽东的遗体所在地。中央放置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是属土的。天安门广场体现了吴思先生的精辟论断，即党国是帝国的延续，是帝国的最高形态。
3．象征：五星红旗、齿轮麦穗天安门的国徽、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和天安门广场是可以相互参照的，在义勇军进行曲中有句歌词说：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而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所垒起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血肉长城的浓缩，是纪念三千万人生命的长城。
4．党国母亲
5．毛泽东的根身、道身和政身
这点和今天的人民宗教问题紧密关联。
6．长城、黄河、长江、中华民族
7．人民主权与宪法
关于这点，我的朋友翟小波先生出了一本《人民的宪法》，可见，他对毛泽东很有新的看见。
（二）人民宗教的仪式
1．1949的开国大典
2．逢十大庆的阅兵
逢十大庆的阅兵具有根本意义。在我记忆中，1984年有阅兵，而1989年没有阅兵，这是党国传统承接的中断。
3．毛泽东的葬礼
4．春节联欢晚会。
（三）人民宗教的规范
（四）人民宗教的程序
二、以基督论的框架解释毛泽东的人民宗教
我们知道，在加尔文主义的五个要点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人的问题。关于人的问题，实际上是当下中国和中国基督徒最为严重的问题。加尔文主义认为，人是完全败坏的。伯克富的《基督教神学概论》的人论部分的精要是四个命题，即人是有罪的、人是有限的、神与人有恩典之约、圣父和圣子有救赎之约。总之，关于人有三个核心的概念，即“有罪”、“有限”和“有约”。
关于人论的问题，对于当下中国有什么意义呢？在杨佳案、邓玉娇案和飙车案中，这些官民矛盾背后最大的危机，除了规则危机之外，最深的危机是关于人的危机，即关于人是什么的危机。如在飙车人的眼里，其他人就是一块物体罢了，撞到其他人和撞坏一张桌子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中国社会现在的共识是在对人的问题上，虽然说以人为本，但最深的问题实际上是人的问题出了问题。在圣经和加尔文中，人论部分是非常核心的，即人是有罪的、有限的、有约的。这个有约可以进一步扩展到，用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观点来看，穷人和富人之间实际上是可以实现共和的。所谓共和，指的就是贫富有约。贫富共同地、和平地生存在公共生活里面，这就是有约的含义。
加尔文主义的第二个要点是神的救恩不可抗拒；第三个要点是有限救赎；第四个要点是无条件拣选；第五个要点是圣徒永蒙保守。以上是加尔文主义的五个要点，刚才我主要强调关于人论的要点。
接下来，我们看加尔文基督论的核心内容。它包括五个方面，即人的败坏和基督的救赎，神、人二性；先知、祭司、君王；律法与福音；基督的降卑与升高。毛泽东基本上被视作中国的弥赛亚、中国的基督。接下来，我们用加尔文的基督论来讨论毛泽东。
（一）人的败坏和基督的救赎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所构造的是一个地主、富农剥削阶级压迫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故事。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需要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在1930年代，他就是大救星；到文革，他更是成为中国人民的红太阳。所以我们看到，毛泽东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救星的角色，是一个太阳的角色，是我们每一天所不能缺少的。耶稣基督明确说：“我是世上的光，凡不跟从我的，都在黑暗里面。”目前，很多普通中国人对毛都有一种崇拜，而自由知识分子却无法理解，认为这是愚昧。我们透过加尔文的基督论就可以明白，这是偶像的作用，我们要透过属灵争战而胜过它。首先是中国的基督徒要告别我们心中关于毛泽东是救星的概念。有人说80、90年代的民主运动，相当多的人都是小毛泽东，骨子里面有一种救星意识，自己要充当中华民族的救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把每个个体放在有限的、有罪的、有约的个体。
（二）神、人二性
毛泽东的神、人二性，在十年文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正如胡乔木讲，文革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毛泽东既是人，也是神。有一首歌说，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不落的太阳。可见，毛泽东具有神人二性是毫无疑问的。十多年前，我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一个对著名演员姜文的访谈。有人问他说：“你怎么看毛泽东？”姜文说：“他是神。”“为什么说是神呢？”他说：“你看我们折腾几部电影就累得半死，而毛泽东弄一个国家像玩着似的。”因此我认为，对于中国而言，迈向现代文明、普世文明，真正的要害是毛泽东的问题，而毛泽东的问题真正的要害是属灵争战的问题，是上帝国度的问题。所以说，中国在属灵的国度如果争战不得胜，那么民主和自由的国度是不会降临的。
（三）先知、祭司、君王
首先，我们简单地介绍下先知、祭司、君王的含义。先知职分是传讲上帝的话，祭司的职分是献祭和代求，君王的职分是统治、治理和保护。共产党里面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正如使徒团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相当于使徒团队里面的首要的使徒，如保罗、彼得、约翰、马太、马可、路加等首要使徒。在这些先知团队里面，毫无疑问，毛泽东不仅仅是使徒，他本身在中国就成了基督。在传统中国文化中，与先知、祭司和君王相对应的是道统、政统和学统。道统可以对应于先知体系，政统可以对应于君王体系，学统可以对应于祭司体系。从《圣经》看，上帝在以色列人中兴起君王扫罗，它意味着先知、君王、祭司合一的结束。这种结束意味着，先知、祭司体系和君王体系构成一个对立。这种对立，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相反，近代以来，在传统儒家和传统中国这样一个帝国之间有限的张力，也就是说儒家承接学统、部分的道统，皇帝承接政统这样的格局，在毛泽东和孙中山呈现出一个特点是，道统、政统、学统合一的角色。毛泽东合先知、君王、祭司的职分于一体，他既是先知，也是祭司，也是君王。
（四）律法与福音
毛泽东的律法与福音非常值得我们分析。律法和福音是现在中国教会普遍忽视的一个问题。在《圣经》里面，特别强调律法和福音的平衡。在毛泽东思想里面，律法的代表有党纪、军纪，尤其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律法体系非常简明的一个概括。“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福音的一个极端的概括。“为人民服务”和耶稣所说的“我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形成对比。“为人民服务”充满了非常深的基督教传统的影响。山西农业大学是一个教会学校，它的校训就是“学以事人”。如果从毛泽东的律法和福音的平衡来看现在的中国教会，现在的中国教会和中国民主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人数众多、但涣散无力，其根源就在于缺乏律法的体系。缺乏律法的体系，用卢曼的复杂系统理论来概括的话，就是不能形成规范封闭。海外民运就很明显，稍有不合，就反目成仇，没有底线，相互攻击。在近年兴起的中国法律人的维权运动当中，彼此之间的关系很好。中国法律人内部正在形成内部规则的积累。这种内部规则的积累实际上就是自我立法，是民间的政法系统内部的规则的积累、规则执行、规则监督和反思。某种意义上而言，是民间立法、执法和司法能力的自我积累。这种积累如果到一定水平，如果实现了规范封闭，建立了一套律法体系，那么就可以和毛泽东“延安整风”成功的时候相类比。毛泽东“延安整风”运动的意义是，在共产党内部形成规范封闭，成功地建立了一套党纪、军纪的律法体系。之后提出来的毛泽东的伦理思想很大的特点是，毛泽东的福音给中国人民的盼望就是为人民服务。直到现在为止，毛泽东的这个口号还深入人心。
（五）毛泽东的升高与降卑
耶稣基督是降卑与升高，而对毛泽东来说,是升高和降卑。毛泽东是自己把自己炒作走向神坛，在“文革”中达到了非常疯狂的地步。从当时所谓的红太阳，红海洋，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语录歌等等可见，整个“文革”毫无疑问是一场造神运动，是毛泽东自我走向神坛的自我造神运动，是毛泽东的升高。毛泽东的自我升高到极致的时候，是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舵手。这四个伟大发展到极致的时候，由于人的有限性、有罪性和无约性，使他们之间反而自相残杀，以至于后来毛泽东逐渐走向自我否定。所以，我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道路是双手互博，即左手打右手。尤其在林彪事件出来时，其扶持起来的亲信要谋杀他，自己无法自言其说。所以毛泽东最后几年的生命是在非常绝望当中度过的。他死后不久，他妻子被抓捕，整个毛泽东的人民宗教归于破产，所以在毛泽东的身上体现了从升高到降卑的反向的过程。观察毛泽东的整个人格，有着非常强的犹太基督教的人格特征，即高山与深渊之间的挣扎。对于基督徒而言，犹太基督教非常经典的属灵生命的体验，就是从深渊走向高山，即登耶和华圣山的经历。这样一个人格的张力，我们在大卫身上、在使徒彼得身上、在保罗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从深渊到高山的经历，是对罪的经历、对三位一体的上帝、对上帝之城、对上帝圣山的不断寻求，并且在寻求中不断地从深渊走向高山。而相反在毛泽东身上，我们看到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寻求真理，但却走向二十世纪的集权主义的歧路，从儒家走向党国，从党国走向人民宗教的机制，从人民宗教机制的高处跌到了低处。就如圣经里面说，明亮之子，你为何坠落？毛泽东的个案、毛泽东的人格是中国走向基督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毛泽东在政治功业上的成功，在立德方面的失败，在人格上的失败，是我们理解中国文化命运的一个极为复杂的遗产。
今天，讨论毛泽东的人民宗教给我们很深的启发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有可能迎来福音的大复兴。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而言，我们要透过属灵争战，胜过心中各种偶像对我们的捆绑，让我们真正能够以耶稣基督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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