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时简单化学习西方了？
--剖析甘阳《中国人简单化学习西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亦远
2008年11月29日上午， “古典西学在中国-第六届开放时代论坛”在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开幕[1]。党委书记、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出席开幕式。 两天的论坛结束后，中山大学教授刘小枫、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甘阳联袂为云大师生作了关于大学教育与通识教育的专题报告。
甘阳先生的讲话《中国人简单化学习西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今年7月20日发布（根据论坛原始录音整理。目前尚不知甘先生是否过目。比如如文中一再提到的“Mark Liona”是否Mark Leonard，两年过去，竟未见甘先生明示）。
专题报告中，甘先生断言中国人学西方结束了“简单化”、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何谓“简单化”，甘先生通篇没有任何解释很难不让人生出利用一个“新”词汇来忽悠学子之嫌。
因为甘阳先生没有定义， 笔者（估计包括在场听众）只好按约定成俗的含义来领略。按照字义，简单化就是照搬， 就是没有在学习时考虑中国特色。或者简言之“西云亦云”。据此，笔者认为中国人从未“简单化学习西方”。张之洞 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洋务派和维新派争论的一大焦点：恐怕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在如何学习外来文化上有如此激烈、复杂和影响深远的论争。直到1964 年2月在给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一封信上，毛泽东还有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样的批示——或许可看作一国之首为如何学习西方给出的政治定论？只是今天回顾起来，属于文革战略部署之一的这个伟大领袖批示，其实一直贯穿于他掌政数十年间。历史证明毛的“学习西方”将中国导入专制锁国实践中，对后来的改革开放造成了强大的阻力。不过这也同样说明学习西方不可能简单化。
“全盘西化”不仅是一个学习方法。 中国应当“全盘西化”否，争执百年而无定论，到同为西学的“无产阶级专政”群临天下，有多少人为这个口号身家性命全不保——文革时期， 所谓的崇洋媚外几可定罪。很多人忽略了， 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斯大林理论和修正主义也是西方哲学，政治，经济和历史学的重要部分。要不要学习马列主义，修正主义，如何学习这些主义也是至今为止尚未休止的争论和实践。无论甘先生如何看待这个学习方法，说它“简单”可谓最不着调。“简单化学习西方”，看来是甘阳先生杜撰出来的伪命题。
以笔者之愚见，“全盘西化”在今天不但是个命题， 也是个事实。君不见中国今天， 除了保留了一双筷子吃饭，还有什么没有西化呢？
看教育，无论小学， 中学、大学 还是硕士，博士的培养；看婚姻，男女平等、恋爱 结婚 离婚自由和法律保护的一夫一妻；经济中的税收、合同、贸易、 银行、股票、期货、信贷、货币发行、公债、 著作权和发明权；政治上的政党、代表大会、阶级、阶级斗争、 选举、主义和宪法； 司法上的律师、 控辩对质、法律独立审判、民告官、司法专业化和上诉；国家机构里边的主席、总理、部长和非终身制；哲学研究的辩证法，多元论，不可知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自然科学领域的试验、实验、对比和抽象概括；医学实践用的化验、检测、消毒和手术；国际关系涉及的主权，领土， 领海， 领空，使馆，护照，核心利益，外交豁免权和外交礼仪；文化代表的电影， 戏剧， 小说，雕塑，歌舞和演艺人的社会地位；人权观念的免除酷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免遭任意逮捕，无罪推定，以及徒迁、新闻、集会、结社和政治参与的自由……等等。 这些与民生国运直接关系的大事细事，全是学习西方的结果。
上述列举的哪一件事是甘先生所说的简单化学习呢？有哪一项没经过激烈争论，锱铢必较分析, 反反复复权衡， 甚至到付出血的代价才慢慢定下来的？看过巴金小说《春》的人怕都记得蕙之死就死在不能叫男医生给她治疗膀胱疾病上；经历过八十年代初的人一定记得“人权”在那时还是一个贬义词；国企利改税即国企也要交纳营业税和利润税是中国经济的一项重大改革；三十年前演员学西方拿着麦克风在舞台上唱歌还要劳动省委书记出来讲话才不算低俗……。多少志士仁人的努力， 才有了今天甘阳先生悠然登堂做专论的环境，统统归之于简单化学习西方， 是不是太过简单？而否定百多年来国人改变落后的努力，是否做专论者过于狂妄？甘先生八九六月之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算不算简单化的学习？ 甘先生奋发有年却不具美国博士学位，是因为您要放弃简单化地学习西方，还是人家不肯授予呢？
真正提倡简单化学习西方最著名的，大约是鲁迅和张东荪了。 前者提出“拿来主义”，后者主张“全面译介”。但这只是简而言之，鲁迅没有事事都要实行拿来，张东荪也不同意心摹手追。在云大的论坛上，我们未见甘阳先生解释他指责“中国过去学习西方的简单化”是个什么概念，而这，正是甘阳、汪晖诸大牌玩弄文字的拿手好戏：使用一个非常模糊的名词，在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际，开始以丈三和尚的观点进行“反驳”和批判。读者如仔细一琢磨，才明白这完全是大学者和他们自己虚拟的反调在争论。他们玩起这个来真是省事得很，因为被‘反驳’的论点根本就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批倒批臭太容易了。 这和军队演习预设蓝军当靶子一样， 当然是红军大获全胜。
甘先生说：“这是因为晚清以来中国在衰弱，到晚清末年，中国文明已完全、完整地瓦解，所以中国人有一种焦虑的心情，他事先蕴含着一个问题，就是要到西方去，也就是认为西方是比中国好，中国是向西方学习的。但在这样一个焦虑的比较背景下，很多问题实际上都被忽略了，比方说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 比较过传统的西方和传统的中国。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比较，不对称的比较。不对称的比较往往使我们对中国文明的看法变成一个相当片面的看法，我们先天地判定了 中国文明的落后性，愚昧性，这样一来就导致我们对中国文明的自信心越来越不足。”
不知甘先生自己有没有发现此段之自相矛盾。既然“这是因为晚清以来中国在衰弱，到晚清末年，中国文明已完全、完整地瓦解”，怎么又指责 “我们先天地判定了中国文明的落后性，愚昧性”？难道这一百多年来不是实践在检验真理？
甘先生还说：“我认为这样一个时代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中国人简单化学习西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应该从全球化下的中国文明去 重新看待，这也会重新看到中国文明以往到底是如何。换言之我们今天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文明，包括她从古以来的很多问题，也就是说近百年来我们对自己的文明的 看法是带有偏见的，有片面性的，而这个片面性偏见是由一定的实在所造成的。”
表面看起来振奋人心，中国进入了新时代。 但笔者想请问您这个“我们”是包括了谁？ 谁同意您代表他们的？甘阳先生的讲话用了不少“我们”，仿佛他的观点就是国人的观点， 他的认识就是国人的认识。您就谈您怎么看好了，笔者从没有授权请您代言！而诸如“中国文明的外在崛起”，根本就是甘阳等一干人媚俗的游戏。对很多人， 包括笔者，说来，切切感到的，恰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文明沦丧。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 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血汗，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
既然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明只是地主拥有， 那么推翻地主阶级， 甚至在肉体上消灭了地主，中国文明怎样存在呢？如果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崛起的文化”依靠的，是哪一个阶级呢？一亿多到城里打工的民工？是勉强拿最低工资， 随时面临下岗的老国企工人？甘先生是毛泽东的信徒， 那么请您说说文明崛起的阶级基础是什么？
一个政权可以依靠暴力， 阴谋或选举在短时间内更替，但文明是不可能一夕改变。 文明需要的，是渐进的、日积月累的演变。 暴力改变的文明是无法恢复的， 历史上北美印地安文化，中国辽文化的毁灭都是一夕之变，无法恢复和崛起。西方文艺复兴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原来的文明并没有被毁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您甘阳先生总不该告诉我们而今中国文明之崛起是靠钱顶起来的吧？
看中国， 自1949年以来，有谁能否认中国文化不是在有意识地遭破坏？无数古建筑（绝不仅仅是庙宇）在五十年代给毁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所向披靡的最高指示是“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数不清的承载并彰示着中华文明的古迹、文物、古籍……以及由人而体现的学问与技能（非物质遗产）毁于1966年红八月。 七十年代， 中国刚进入联合国，马上强迫安理会把过去中华民国致赠联合国一件礼物──孙中山先生亲笔书写的「礼运大同篇」取下来。笔者可以负责任地说， 60年来对古代和近代文明破坏的深度、 广度和无法复原程度，远远超过八国联军、英法联军，以及日本入侵造成的破坏。在同一个“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毛泽东思想”是写入《宪法》的国民必须尊奉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被如此摧残的文明，在短短三十年不但恢复还“崛起”了，标准只能出于甘阳之手吧？
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国文明？什么是崛起的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崛起的动力是什么？不同于西方的好东西都有什么？为什么在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均受到毁灭性打击后崛起得如此神奇？甘先生洋洋近万言， 对此类问题只字不提，只一味卖膏药：好啊，灵验啊，包治百病啊， 就是不给出匣子里狗皮膏药的成分，更不说膏药之得来所自。
在他的专题里，甘阳先生介绍了一名英国人Mark Leonard，和他的书《为什么欧洲能领导二十一世纪？》，论述未来世界将由欧洲来领导。其实这样的人和书在世界各国都有。 笔者正看的一本美国人George Friedman 写的《今后一百年》（The next 100 years） 说的是今后世界仍由美国主宰。当然认为本世纪是中国世纪的人物和书就更多了。此种本国将主导世界之述说，笔者倾向认为乃“是人都做梦”。 读这样的书， 不在于惊愕于谁将主导世界，而要看著者的论据和推演的逻辑，以获得知识。
有趣的是，无论是Mark Leonard 还是George Friedman，全认为不能忽略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但拿这个作为今天中国崛起的证据，是不是有点携洋自恣？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拿破仑就说过中国是一头睡狮，多少喜欢贪便宜的以此自慰，结果呢？
甘先生着重提到的是Mark Leonard写的另一本书〈中国怎么想？〉说Mark认为“中国的崛起可以与世界历史含义中的罗马的兴衰、图尔曼帝国的兴衰这样的世界大事相比拟。这是他对整个世界的一个看法”。甘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说，这样一个欧洲智囊都如此看重中国的崛起，你们还不承认？
可笔者觉得Mark这本书的题目发人深省：中国怎么想？ 一个崛起的文明竟然让世界不明白它在想什么和怎么想？难道表明西方的自大兼无知？甘先生说了：“他（Mark）对中国的了解可能比我们很多人对中国的了解还要多一点，他访谈了200多个人，从政界到商界。原来中国人也不了解中国”。如果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是一个信息流动无障碍的社会， 是一个真正有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的社会，会出现中国人也不了解中国吗？ 这是什么样的文化？这是封闭的文化。封闭的文化会有生命力吗？
甘先生还说：“我们表现出来对我们文明的信心度，可能远比别人估计的要低得多”。看来中国的文明不但封闭， 连本国人（不是一个人， 几个人， 是“我们”大家）对自己的估计，都远比别（外）人低。这可真成了隔着窗户吹喇叭—— 外面响。看官， 这是赞扬中国文明还是贬低中国文明？ 或者说这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文明，根本不存在？
也可能甘先生说：你这是歪曲了我的意思， 我只是说西方以前根本不重视中国怎么想。以前Mark“不需要想非西方文明非西方现在想什么，It doesn't matter，这并不重要，你如果不照我们的想，你一定会完蛋”。可惜这完全是甘阳的揣测， 很可能Mark Leonard根本没有这样去想。
大家可能还记得，往往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是“神秘的东方”， 一度还称中国为“铁幕下的国家”。西方觉得中国有太多的不可预测性，如刘少奇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林彪突然命丧蒙古大草员、四人帮被擒、华国峰引退、 胡耀邦辞职、赵紫阳下台……都是国人和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无法预测的。 邓小平在不是国家元首，不是政治局成员的时候，却成为国家的最后决策人、这个国家最高权力的归属是执政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 难道那时西方的决策人竟然天真到不需要了解中国怎么想？就算西方在和平演变上忽视中国怎样想，难道在自我防卫意义上也会不理会中国怎么想？所以，甘阳对西方的这个论断，如果不说他自己制造出来的莫须有的假想敌，只能理解为又在忽悠学子了。
好像国内官媒不大问美国人想什么？ 德国人想什么？ 日本人想什么？媒体常说的，是他们的狼子野心 路人皆知。那么西方不知道中国怎么想，到底是谁的责任？特别当中国有眷眷济世之心而西方不知，该打板子的是中宣部还是外办？如果中国有不可告人之暗盘，此文明就会遭到世界的抵制。如此而已， 岂有他哉？
甘先生说：“若今天谁再来问为什么中国落后，这些问题恐怕不会再有很大的兴趣，因为它已经过去了。”。甘先生还说：“你今天还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我相信只能表明你思想僵化，你没有重新去想新的问题。因为那些之所以要批判的理由、原因和要解决的问题，都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吗？请问什么叫落后？中东产油的富国是先进还是落后？中国选举无差额，是先进还是落后？中国的基尼指数今年已经超过0.5，世界上名列前茅而外还在上攀，是先进还是落后？贪官污吏层出不穷，二十年间由几万元跃到数亿，先进还是落后？西方发达国家有这样贪污的吗？95%以上的官员反对公布自家私有财产，这95% 的官员中99% 是属于具有先进性的共产党员，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样的文化当然会影响世界， 尤其是不发达国家，波兰的学者米奇尼克就说过“真让普京他们嫉妒死了”——这是中国文明崛起的动力？
甘先生还说：“我们现在经常讲文化创造，但所有的人都会感到我们的底气不足。底气不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近百 年来我们在不断地诋毁、摧毁中国自己的文明传统，我们对自己的文明传统没有一个基本的敬意。我们做的西学研究，或者说中西比较，往往做一些非常简单性的比 较，它的目的已经是事先确定的，就是它要证明西方文明比中国强，而这样的比较，往往是由一些对西方学术了解非常浅的人做的，因为对西方文明了解越深的人越 不会这样去做。这是我基本的一个经验概括。”
如果近百年来国人“在不断地诋毁、摧毁中国自己的文明传统”， 难道这种自虐不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甘先生指责近百年对西方的了解是由一些对西方学术了解非常浅的人做的，还怕听众不明白， 特别点出这是他“基本的一个经验概括”。 他是告诉那些天真的孩子，中国百年艰巨的近代化过程， 只有他甘阳先生这样对西方文明了解深的人，方能洞察前人西学研究之陋——可谓大言不惭了。
甘先生还说：“大家都在谈一流大学，我曾经问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什么叫一流大学？如果明天北京大学所有的教授副教授都是美国拿的博士，是不是表明一流大学？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一流大学。这个叫三流大学！”说得好。问题是根本没有人说过如果大学教授副教授都是美国拿的博士，就表明是一流大学。甘先生是虚拟论敌，然后和唐基歌德一样大战风车， 显示自己如何正确。这很让人想起跑江湖的郎中： 你本没病，非说你有， 然后开出大力丸，说是他给你治好的。
甘先生“觉得在所有的学术研究当中，有一个重新调整的问题，重新调整自我立场，重新去看，不要把我们以往形成的东西认为已经懂了，我们其实很多东西都还不懂。”口气逼似大领导。笔者的问题还是那个：这里的我们是谁？您不懂的就是中国人不懂？您要重新去看，中国人就要推翻百十多年的思考？
甘先生在经济问题上好像也是权威， 他教训学子：“九十年代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人们不愿意承认市场经济本身是产生不平等的一个重要的机制，往往倾向于把我们现在不平等的问题归因为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是因为以往的种种制度问题。这样一种看法，我认为是不适合于现代的。”
请问这是什么人们的看法？笔者从来认为正是市场经济本身有产生不平等的动力，所以才需要法制。西方的法制就是应对市场经济而产生的， 是西方为了市场经济能高效地运作而采取的对应措置。不少学者一次又一次地给出忠告：不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市场经济是无法有益于民生的。中国不是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是控制市场经济的种种制度人为滞后。在此甘先生偷换了市场机制和控制市场机制的制度（即法制）的概念， 从而颠倒了因果关系。
记得甘先生非常向往毛泽东时代， 认为只有在那个时代， 才是最平等的。 因为那时没有超高收入的人群。甘阳是真这么想还是硬这么说呢？
毛泽东时代， 户口分成城市和农村， 两种户口， 两种命运，生老病死、教育、婚姻，或者说，作为国民应当享受到的权利，完全不一样。即使到了今天，状况依旧不见彻底改变。户籍之上， 还有工农商学兵和地富反坏右的身份区别，属于地富反坏右的没有基本的人权。在工农商学兵或所谓的人民中间，又有出身成分。属于黑五类的子女，有海外关系的子女，又是一个待遇， 上大学就受到内部文件的具体限制。 在大饥荒的年代， 城市饿死的不多， 农村饿死的不少， 说明这种二十世纪罕见的歧视。 而官员却可以享有特殊供应，东华门的特供店，甘先生一无所闻么？
举例来说， 1960年代， 市场上猪肉的价格是9毛左右， 黑市的价格是10元左右， 这是今天猪肉的价格， 甚至比今天的价格还高。以9毛的价格供应市场10元的货物是什么平等？笔者只所以要详细谈这个例子， 就是想说明计划经济带来的不平等是由社会制度保证的。而市场经济带来的不平等是社会制度可以调节的。当然当政者不去控制，是制度而非市场经济本身的责任。
总结一下， 甘先生在云南大学的讲演是一个以鼓吹空洞的中国文明来拉民族主义大旗的表演， 目的只有一个，抬高自己。所以甘先生做学问的方式很不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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