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流的话语体系中，传统中国社会是以儒家为支撑的格局，认为整个国家制度设计、生活规范全都掌控在儒家的思想范畴之中。当然，台湾的李亦园先生在多年前也曾提到过所谓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说，即作为大传统的孔孟之道和作为小传统的关帝爷。但是这些划分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从文化层面上的划分与社会结构的事实之间是否吻合？写到此处，想起鲁迅《狂人日记》中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二、帝国政治的运作依靠如此两分法的逻辑是否过于笼统？基于此，笔者试图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层面来厘清帝制中国的运转逻辑。

　　如果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分析中国传统政治，那么首先就得明确界定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种熟人社会依托于“亲亲”之道，整个社会的逻辑从“自我”出发，按“差序格局”一字排开，从而衍生出社会共同体。如果说费孝通先生的“熟人社会”分析还不够明确的话，那么与“熟人社会”相类似的“蜂窝状社会结构”，应该更能够恰当的描述中国社会格局，所谓“蜂窝状社会结构”，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像一个巨大的蜂巢，而这个蜂巢由无数个小的蜂室组成，当然，这些小的蜂室就是熟人社会的小共同体，每一个小的蜂室都是一个具有极强内聚性的经济、文化、政治共同体，其成员主要是农民。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这些小蜂室怎么能够与传统中国的帝国政治衔接呢？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到怎样理解帝国，笔者认为帝国治理技术的核心为“差异化”，因为传统国家的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的集中程度比较低，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话说，就是缺乏一种“数字化管理”的治理技术。因此，帝国的治理极其类似于“剧场国家”的形态，一方面帝国本身通过“典范国家仪式”的庆典来凝聚公众，另一方面，国家政权又具有内在的分散性和分化性特征，即文化体系与权力体系的离散。同样，帝制中国的治理主要依靠文化以及由文化所衍生出来的制度体系来粘合整个社会。

　　如果说每一个小的蜂室代表村落的小共同体，整个蜂巢代表帝国政治的大共同体，那么衔接两种共同体，或者说帝国政治得以存续的核关键即在于其中间机制，这种中间机制实际上是两种权力网络的交叉之处，一套权力网络是“外儒内法”的帝国权力，另一权力网络是以“亲亲、尊尊”为本的伦常权力网络，这两种权力网络之间的衔接机制需要具备两方面的知识：帝国的法家治理技术与村落共同体的伦常体系。两种权力网络的交叉之处，必然存在着权力的互渗，而这种互渗正是化解帝国权力与乡土中国矛盾的关节点，在这个节点之处经过某种恰当的转换就会发生奇妙的效果。而恰好乡绅这一群体成为沟通“蜂室”与“蜂巢”的纵向连接机制，即杜赞奇意义上的“文化权力网络”。

　　当然，除了“蜂室”与“蜂巢”之间的纵向连接机制以外，“工匠、商贾和僧侣”往往构成“蜂室”与“蜂室”之间的横向的联结机制，只是这种横向社会连接机制不为帝国权力所认可罢了，而且即使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的比较发达的商业的社会这种横向的市场网络，但是，横向的权力极大的受制于纵向的帝国权力，这是不争的事实。笔者认为如果在缺乏有效横向制衡体系，帝国的纵向权力网络必然发生异化。记得钱穆在思考中国的历代政治得失时，认为传统国家是一个“开放政权”，通过科举制的纵向权力网络吸纳社会精英。然而，中国在“开放社会”之前，首先通过科举制形式开放政权给社会，“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时又压抑工商资本。”“只鼓舞人为大学者，当大官，却不奖励人为大商人，发大财。”因而，纵向的权力网络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向上流动的政治循环系统吸纳了社会的绝大多数精英，致使整个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受到制约，造成社会的多中心的精英横向发育和流动系统脆弱。封闭的社会进一步“倒逼”政权结构，形成一种从乡绅-官僚到皇权的一体化的封闭政权结构。

　　也正是缺乏一种开放的横向社会网络，才容易导致笔者所说的帝国政治的第三重格局，即“江湖”。至于什么是江湖？为什么为产生江湖？江湖对于帝国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还是从“蜂窝状社会结构”谈起。上文讲到“工匠、商贾和僧侣”往往构成“蜂室”与“蜂室”之间的横向联结机制，而这种横向连接机制却往往为国家权力所压制，或者用现在的话语讲，就是所谓“行政吸纳”，即使存在这些群体，它们也是“被官僚化”的，“红顶商人”即是由此而来。由于缺乏一种开放社会的多中心流动系统，传统中国的社会的容纳系统极为低下，一旦人口剧增，社会就会出现超载现象，造成社会无法整合。一般来讲，社会容纳能力最强的是市场模式。虽然传统中国的商业化程度比较高，而且施坚雅在用经济学知识研究中国区域经济时认为跨村落的宗族与基层市场社区之间存在某种互动关系，但是“由于农民家庭的社交活动主要在他们的基层市场社区内进行而很少在其外进行”，可见传统中国的商业仍然“内嵌”于中国“蜂窝状社会结构”之中，因此商品化的吸呐能力是极其有限的。而按照王永泰先生的研究，宋代以后人口发生快速膨胀，导致传统社会结构的容纳能力超载，所以社会格局本身不断的抛出大量的民众，这些被抛出的民众是完全被社会抛弃的“脱序”农民，失去了容身之所，进而与底层精英分子结合，逐渐在体制外开辟出一个“伸张正义”的“江湖空间”。而这一江湖空间又不为帝国权力所正式承认，所以“游民的生活空间自然而然构成了一个与主流社会相抗衡的隐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也逐渐形成了它所特有的运作规则与行为方式，并且它也与主流社会存在着互动关系。”在传统中国，帝国的这种互动关系往往是恶性的，“江湖”既可能骚扰乡土的小共同体的秩序，又可能颠覆大共同体的帝国权力。当然，即使游民社会的反抗打破了“蜂窝状的社会结构”，一旦其掌权之后，也往往再复制一个“蜂窝状的社会结构”。

　　帝国政治的三重格局存在很大的同构型，都是一种泛道德化的共同体。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帝国治理的三重格局，它对于转型中国治理的意义需要加以审视。笔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最重要的是实现了“横向网络”的开放，即“蜂室”与“蜂室”之间的横向联结机制打通，“蜂窝状的社会结构”逐渐演变，市场的容纳能力极大的化解了帝国治理的困境，激发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这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重要成就的原因之所在。同时，作为“伸张正义”的“江湖社会”则越来越隐蔽化，“江湖”在社会结构上真的成为一种传说，而江湖话语与行为方式却深深的烙在人们的心里。当然，由于 “江湖社会”的结构不再，人们更无法逃避国家权力与资本的力量。那么，面对这样一个社会秩序重新调整的“大转型”，帝国治理的传统与技艺对转型中国治理的启示是什么呢？

　　其一，乡绅的治理传统。当然，传统意义上的乡绅是依托于儒家的文化治理，在国家与村落之间实现衔接，但是这种“乡绅”传统在现代知识体系的引进下已然断裂，新的知识体系与传统的知识体系完全是两码事，一为正式的、格式化的现代规则；一为乡土社会的非正式的、未格式化的规则。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逻辑下，现代的格式化的权力力图介入乡土社会的非格式化社会，但是由于缺乏了能够游走于两种知识的“新乡绅”，所以不能实现国家与村落的有效衔接，目前的所谓“大学生村官”已经不能替代帝国时期的“乡绅”地位，因为他们所学的现代知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除了能够给乡村带去农业知识和进行农业培训之外，并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笔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新乡绅”只能是能够在现代知识与乡土知识两者之间自由游走的“法律人”。

　　因为，只有“法律人”才是保守型的，“法律人”不会从国家权力的角度对村落实行启蒙，也不会对村落产生“乡愿”式的情怀，而是在法律的指引下，以法治化的规则化解国家与村落的冲突。当然，有人可能会怀疑这种“新乡绅”的现实可能性，但是，令人欣喜的是，苏力先生对基层司法制度的研究发现，在基层中国并非没有生长这种“新乡绅”的可能性，他认为“复员军人”即是。笔者的观点是，存不存在“新乡绅”暂且不论，关键是基层治理的逻辑应该转变：现代治理不是福柯意义上的权力的单线垂直渗透，而应该是复合的、差异化的治理模式，这种复合化、差异化的治理只有在法治正义的保障之下才能实现。

　　其二、“制衡资本权力”。传统中国依靠的是“文化权力网络”宰制“资本”，而当今为“资本权力网络”宰制“文化”。传统中国的治理体系中，商人是受到主流文化鄙视的，大量“脱序”的民众无法依靠商业来容纳，因此趋向于江湖社会空间，依靠非常规化的方式生存。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很大程度上释放了市场空间，使得“脱序”的民众得以“嵌入”到市场网路之中。然而这种市场网络并没有严格的法治保障，笔者认为这种市场经济不如说是一种“江湖市场经济”，它“脱嵌”于市场的伦理规范秩序，依靠的是权力、资本这些强制性手段，资本与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同盟，由此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根据波兰尼的研究，在西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史上，也存在市场经济脱嵌于社会的现象，然而它们通过法治化的手段，运用严刑峻法使得脱嵌的市场经济“再嵌入”到社会网络之中，从而化解了危机。当前，中国面对资本与权力的融合趋势，只有加强现代法治建设，才能够不断的提高国家自主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衡资本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