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中国大地上“红学热”的高潮迭起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认真读过《红楼梦》的人都能够轻易得出一个判断：“红学”简直没有在普罗大众中热起来的理由。《红楼梦》是所谓“封建文化”高度成熟时期的产物，如果于传统文化缺乏基本的修养，是很难走进其独特世界的。过去说《红楼梦》自传抄后就一纸风行，其实它始终是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流传，文人们对它赏叹有加，而引车卖浆者流实未与焉！即使是到了近代，在民国时期，《红楼梦》的这种小众的特点也没有改变。当时兴起了“新红学”，代表者有胡适、俞平伯等人，但这不过是文化界几个同好者之间的“雅人深致”，不仅在社会上曲高和寡，就是在知识分子中间也反响不大。以奠定新红学基础的俞平伯《红楼梦辨》为例，此书于1923年4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当时不过印了区区五百册，后来迄无再版。

　　如果说红学真是一门学问，那么它的这种冷清状态本来是符合其特征的。可是很奇怪，1949年后，红学意外地大红大紫了起来。从昔日的冷清到一国之显学，红学的冷热，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在一个特殊的红学家吴恩裕身上，颇能看出问题的症结。

　　为什么说吴恩裕是一个“特殊的红学家”？因为在1949年以前，吴恩裕本来是一个成名已久的政治学家，也是一个法学家。

　　吴恩裕是满族正黄旗人，1930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去英国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院从事研究，师从于费边主义的理论家、著名政治学者拉斯基，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39年回国，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1946年至1952年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政法学院教授，1978年直至去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恩裕1949年前是储安平任主编的《观察》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著作有：《马克思的哲学》、《政治思想与逻辑》、《民主政治的基础》、《西洋政治思想史》、《唯物史观精义》、《政治学问题研究》。进入五十年代，他一变而“专攻”《红楼梦》，搜集传说、文字、文物，考证了大量曹雪芹的生平事迹，著有《有关曹雪芹十种》、《曹雪芹的故事》、《曹雪芹佚著浅探》等专著。

　　从政治学家到红学家，吴恩裕的这种奇特经历，早已有人注意。谢泳先生写过一篇《吴恩裕的学术转向》的短文，以其敏锐的感觉，“从吴恩裕的学术生涯中，感到了某种无奈，看到了一个学者的苦闷。”但谢泳又痛感“国内关于吴恩裕的资料不是很多，我由于视野有限，只查阅到红学界几位学者在80年代初期写的怀念文字。”所以吴恩裕学术转向后的这种“无奈”和“苦闷”，只能是谢泳的感觉和猜测，缺乏有力的实证资料的支持。

　　现在终于能够小小弥补一下这个缺憾了。吴恩裕的公子吴季松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的父亲吴恩裕》的书（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关于吴恩裕学术转向的曲折和心路历程，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一窥底蕴。

　　吴恩裕的专业是政治学和法学，1949年后，他与此相关的论著有下列几种：1953年出版的《批判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列宁〈国家与革命〉注释》，1954年出版、与他人合著的《联共党史名词解释》，1956年出版的《中国国家起源的问题》。可以看出，这些书已不是一个政治学家严格意义上的著作了，不仅仅因为它们是些通俗性的小册子，更因为其写作都是图解式、宣讲式，可以归入政治书却与政治学关系不大。1949年后，政治学家吴恩裕唯一一本专业之内的著作《西方政治思想史论集》出版于1981年，已经是其身后了。

　　而对于政治学家吴恩裕来说，更沮丧的还不止于此。1952年大学院校调整，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以苏联的高教体制为蓝本，取消了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从此宣告政治学在中国不再成其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吴恩裕不是因为红学，而是因为他1949年后关于政治的那几本小册子，被宣布为“个人名利思想的典型”、“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代表”，成了一个“不授课”的教授，此后18年再也未能重返讲坛。

　　而就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一个红学家吴恩裕！对此，吴恩裕是不是像谢泳昔日猜测的一样，有过“无奈”和“苦闷”呢？且看吴季松的描述：

　　“1959年我上高中时，他曾鼓励我学国际法，他说：‘我们的法学人才要断档了，你从现在就可以开始看些书，我再给你指点，你会成为优秀的国际法专家的。中国是个大国，国际法总会是有用的。’……‘政治法不说了，经济法总对我们经济建设能有些借鉴吧！’”

　　1961年吴季松准备考大学，文理科成绩均优异，究竟是学文还是学理工，有些拿不定主意，去请教父亲，“他颇费了一番思考后，用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复杂目光望着我，严肃地说：‘还是考理工科吧！在中国学理工容易集中精力，为国家争口气，为人民做点实际的事情……我当年要是学理工科就好了。’”后来吴季松考入清华大学。

　　1978年后，吴季松为赴法留学作准备，父子晚上长谈。吴恩裕说：“《红楼梦》只是一部分事情，搞了20多年，总想把它搞到一个段落。整理《西方历代政治论著选注》和《西方政治思想史论集》是我的本行，要花更大的力气，这对了解西方，促进改革开放，指导研究生，培养接班人，很有用处。”

　　“提起别人称他‘红学家’，他多次对我自我解嘲地说：‘这算歪打正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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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文字中，吴恩裕的意态已经呼之欲出。面对“红学家”这顶无意得之的桂冠，他并不看重，相反还多苦涩。他念念不忘的仍然始终是他的专业，是政治学和法学。从政治学家到红学家，这条路途于吴恩裕来说，显然并不轻松和快乐。谢泳说他“无奈”和“苦闷”，在吴季松的这本书里，找到了实证。

　　可是做不成政治学家，为什么就一定要做红学家呢？中国的旧学问那么多，像吴恩裕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很多都要把精力和兴趣投入到《红楼梦》中？其中是否也存在某种必然性？

　　首先应该注意曹雪芹其人和《红楼梦》本身具有的丰厚蕴含，曹雪芹大量运用传统诗词，有意无意地透露其微言大义，而这些诗词在字面意义之外，其“所指”又是极为丰富的，作多方面的、相互歧义的阐释常常也能自圆其说。因此对解读者来说，红学研究是一种非常雅致的“猜谜”，既有挑战性也有趣味性，而这样的“猜谜”，对于像吴恩裕那代具备传统文化素养的人知识分子而言，只不过是重拾旧欢，并非难事。

　　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红楼梦》终究只是一部古代小说，吴恩裕等红学家又埋头于考证，与现实政治关系甚微。1949年后，人文社科领域，荆棘密布，而以知识分子之积习，又似乎不能不有所排遣，那么研究《红楼梦》相对而言就是一种安全系数最高的学术活动，后来因为领袖的推动，红学在人文社科领域一枝独秀就更顺理成章了。

　　也许有人会反驳：1954年，关于红学研究，是有一场大批判的，重点就是批判胡适以来红学研究中这种琐碎考证的学风，怎能说红学研究和吴恩裕们的考证就是一种安全系数最高的学术活动？

　　在笔者看来，认为1954年大批判的矛头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的学风，实在是一种误解。

　　以李希凡、蓝翎撰文批评俞平伯为发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和领导下，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是中国知识分子挥之难去的魔魇。

　　这场运动，当年远隔重洋的胡适看得很分明，他对人表示，“这不过是借我的一个学生做‘清算胡适’的工作罢了”。以俞平伯的红学研究为切口，力争彻底肃清胡适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这是这场运动的真正目的。然而胡适对知识分子究竟有哪些影响？其中哪些是一定要肃清的，哪些又不妨区别对待？却不能混为一谈。

　　胡适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无非有二，一是以考证为主的治学方法，二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和立场。后者才真正是新政权绝对无法容忍的。以红学为例，胡适在研究中，不借此书进行阶级分析，不讲“反封建”和阶级斗争，用毛泽东的话说，这种“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是一定要肃清的。而他提倡的那套考证的方法，其实远不是批判火力的焦点。纵观这场大批判，几乎很少有知识分子不表态要在思想和立场上与胡适划清界限的，可是为“考证”辩护、正名的却并不乏人，其中就有吴恩裕。

　　1954年10月24日，相关方面在中国作家协会礼堂召开了一个“《红楼梦》研究座谈会”。这是面对面批判俞平伯的开始，刚刚从事红学研究的吴恩裕参加了这个会议。他在发言中首先强调，反对胡适“恶毒地把曹雪芹和红楼梦由当时阶级关系及社会经济背景中抽出来”，同意这次批判“是在文学中反对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可贵的第一枪”，但紧接着又说：“诸位的文章都说到了考证。我的肤浅的看法是：考证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调查研究，一种去伪存真的工作。史事不重视，无法调研，只有藉助考证。考证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有多大用处，因系外行我说不出来，但它似乎必在其中有一定的用处。”“要揭露、认识阶级斗争的史实，所以，由于更广泛、更深入地搜求证据的结果，我们终于认识了：曹家在经济上是官僚地主阶级，在政治上是做特务工作的。明了了这些，才能理解曹家在当时政治上失败、在当时经济上没落的必然性；也才能明白一个自身经历着阶级变化的作家的思想情况的变化和写作时的情绪。像这种考证，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的。”吴恩裕的这次发言，引起了中宣部领导人的注意。1954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陆定一在送给毛泽东的《关于展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报告中，在简要汇报10月24日召开的会议情况时，就说了这样一段话，“许多人准备写文章参加讨论，但也有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在发言中为俞平伯的考据劳绩辩护，主要是担心自己今后的考证工作会不被重视。”主要即指吴恩裕（参见孙玉明《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

　　事实证明，吴恩裕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官方虽然在批判胡适的思想时，不得不连带批判一下他那种所谓“趣味主义”的、“繁琐”的考证，但实际上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太把“考证”放在心上。吴恩裕上述为考证辩护的发言，也没有受到严厉的批评。而在此之后，吴恩裕红学研究的路数，仍然是胡适的那种“繁琐”的考证。中国当代红学的主流，与其说脱离胡适趣味主义的影响，毋宁说比胡适更加琐碎，以致学界有人讥讽红学家是不是对林黛玉来月经的时间也要考证清楚。这就表明，哪怕是在万马齐喑的文革时期，红学研究中的考证之风也至少是被容忍的。而另一个被人们忽略的事实是：1949年后，运动不断，人文知识分子的劫难最多，而在这一群体中，红学家却是受冲击最小的。即使是被领袖点名的俞平伯，高层指示也是要“团结”。

　　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红学这种特殊学问的妙用，知识分子无疑心知肚明。对于他们而言，钻到故纸堆中大搞考证，既然已经免除了政治上的风险，又可以借这种缜密的考据来训练自己的思维和分析能力，不是一种无奈现实下的“次优”选择吗？

　　躲进红楼成一统的知识分子，就这样靠琐碎的但也不失趣味的考证打发其时日，发泄其精力，并使自己的头脑不致于锈蚀。但他们内心的苦闷，我们可以从吴恩裕这里看得非常清楚。从某某学家到红学家，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其实并非吴恩裕们自主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