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家庭禁忌

　　问：在当今中国，缺少许多东西，包括称之为“公共精神”。能否谈谈在中国传统资源中是否存在公共精神？

　　答：我想通过自己的故事来谈这件事情。比如，我想自己从父亲身上继承了太多的东西。父亲在我眼中，是一个难以超越的人，他是那么完美。1996年，我带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加拿大老外回父母家过春节，她连声称父亲是：“gentleman，gentleman。”

　　问：你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

　　答：当地政府部门的中层干部。小时候有一回，全家吃午饭时电话铃声忽然响起。我正好坐在电话旁，随手拿起电话。电话中直接问“你是吴秘书长家还是崔秘书长家？”我不假思索地答道：“崔秘书长”。放下电话，马上遭到父亲严厉的呵斥。我猜想错在不应该重复说出父亲的职务。他当时是江苏盐城地委秘书长。那时候，所谓干部家庭中，对待子女大多非常严格，不许搞突出，不许言及官职及其大小。

　　问：与今天的干部不一样。

　　答：家庭中还有其他一些禁忌。他是地主出身，我们那里闹新四军，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比较早。我们小时候填写家庭出身，都写“革命干部”。有关他自己那个地主家庭的一切事情，都不被允许公开谈论。一直到80年代，他几十年没有回过自己出生的村庄。

　　问：你们从什么地方知道自己的来源？

　　答：祖母。我小时候是由祖母带大的。父亲担心她会说出什么来。那时候家里还有小型家庭会议，就家庭情况尤其是需要做的事情做一个交代和分工。每一个人要开口说话，也需要做一些自我反省，批评与自我批评。差不多会议结束时，父亲都要加上一句“奶奶照顾你们的生活，但她是剥削阶级思想，你们不要受影响”，这种时刻我就自惭形秽极了。

　　问：祖母会给你们讲什么？

　　答：到春节时，祖母的故事就多了起来。她会说“君三民四”，即打扫厨房“送灶老爷上天”这一日，“君”家是腊月二十三这天做，“民”家是腊月二十四日这天做。每个家庭都根据自己家的情况，自觉遵守某种秩序。我们家则应该在二十三日这天做。这其中也许包含了高人一等的思想。祖母教的这个知识，我们不敢当着父亲说。但有一回，我说漏了嘴。

　　问：什么事？

　　答：那时候过年，她与我们的曾祖母会有几天几乎不睡觉，因为要做许多“米饭饼”。这是一种发酵的米饼，口味很香但是工序有点复杂。做好了的米饭饼堆放在几只大匾里。大约要做多少呢？祖母用手势比划着，她将手臂抬得老高，就要到厨房的屋顶了。祖母解释，那是因为过年穷人来要饭，不能空手，还要比平时多给一些。

　　问：这是好事啊。

　　答：父亲没有等到我把故事讲完，还没有讲到这些饼分给穷人的这个结尾，就开始批评了。现在想来，这样的传统，这样的举动，是那个社会中社会治理的一部分，是这个社会能够自洽的一部分。吃饱饭的人们，对于没有吃饱饭的人们，负有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包括体现为一种风俗，像我祖母这样的小脚妇女也要做得很好。

　　问：传统社会中，所谓富人与穷人之间，也许不像现在这样隔绝与隔膜。

　　答：60年代大饥荒的后期，我应该有记忆了。总是在吃饭的时候进来一些乞丐。那时候谁家里也没有余粮，但祖母总是会将碗里的饭菜拨一些给他们，或者到锅里盛一些。这时候，父亲就会离开饭桌，上前问这个要饭的，“你从什么地方来？”“家里人都出来要饭了吗？”“一个村子里出来要饭的人，有多少，占村里多少比例？”

　　这些乞丐大多是从兴化县来的，属于扬州地区，不是我们盐城地区。但是父亲还是那么不厌其烦地问，体现了他对于这些流浪逃荒的人们的深切同情和体恤，也有工作上“调查研究”的意味。

　　社会的组织者和道德的承担者

　　问：对于这个家庭，你还知道什么？

　　答：后来读了一点书，才将一些“感性认识”串了起来。父亲的家庭应该属于典型的中国乡绅阶层。这个阶层不属于皇帝的官府体系，我翻看后来制作的家谱，往上追溯十几代，没有什么人做官。然而他们应该全部不去田地里劳动，不会做任何农活。他们虽然住在乡下 （那时候全国人民主要都住在乡下），但是处在官府与劳动人民之间的那个位置。他们的利益既不在官府一方，也不在劳动人民一方。住在乡间，使得他们更多地看到劳动人民的疾苦，并为之痛心疾首。

　　问：能否概括一下这个阶层一些特点？

　　答：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个阶层实际上是当时社会“自组织”或者说“自治”的力量。“天高皇帝远”，在一个县就一个县官的情况下，社会治理、乡村治理应该就是靠这个阶层。说成是“自理”、“自治”，只指他们都是不拿俸禄的，不拿皇帝的工资，这不就是公共精神了嘛。

　　问：哦。怎么个治理？

　　答：讲个故事。我的哥哥长我一岁，我们老在一起玩。他胆子比较大。有一次兄妹俩翻到了抽屉里父亲写的个人检查，开头写从前家中有多少亩土地，吓得我们不敢喘气。我最害怕的是，其中提到“还有一个岗楼，有一些枪支”。当然也不敢去问父亲，纳闷了许多年。

　　重修家谱应该是90年代了，家谱里记载了这件事。当时闹土匪，闹得非常厉害，而官家（应该是民国）根本坐视不管，报了案子也不处理，听由老百姓受损失。家中有一位年长的亲戚就遭遇过绑架，花（卖）了多亩土地才赎回来。父亲小时候还去南京躲过一阵，怕被绑票。于是必须组织“民团”，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保卫全村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问：官方倒不担心这些枪口会掉过来对准他们？

　　答：那时候的社会不流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父亲后来说过，当时他还很小，庄上的人们经常来我们家开会，大人们济济一堂，共同商量怎么“退土匪”，每一个人都承担其中属于自己的一份。应该说，所有前来商量的人们，都是具有公共精神的，都是在危险没有实际发生时，通过一个远见和理性，来阻止它的发生。

　　问：这么说，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公共事务。

　　答：在一个家庭内部，也有属于全体家庭成员“公共”的部分和属于“私人”的部分。每一个人都是经常面临选择。比如我的祖父，上个世纪20年代初，在南京读完高中之后，放弃了接着上大学。因为他的父亲去世了，他是老大，需要回来当家。这就是他的“公共精神”。

　　问：那是一种自我牺牲精神。

　　答：没有那么绝对。祖父回乡之后，起码做了两件事情。第一，长兄如父，他把自己的全部弟弟（三个弟弟）都送到北京念大学，两个学法律，一个学数学。第二，他接管了曾祖父创办的现代学堂。曾祖父的年代，赶上结束废除科举，他在乡间办起了第一所学校，开设国文、算术、英语、地理、历史、物理等科目，在当地开风气之先。

　　问：开学堂办教育，这个在乡绅阶层是不是也很时尚？

　　答：这些爷爷们寒暑假往乡间带回来新知识、新潮流。后来我女儿学法律，父亲讲起他小时候看见他的叔叔们从北京大学里带回许多小册子，应该是民国时期的各种法律文本。他们同时带回来了鲁迅、朱自清等现代文学。

　　问：这些人代表着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

　　答：说先进生产力真还有“出处”。除了“退土匪”、“办学校”，我们家还在乡里引进了德国造的“机米机”。这个机器的用途应该是将稻谷的皮糠去掉。大致说来，这个家庭中的这些人是乡村生活的组织者，是乡村秩序的维护者。当然他们不是死板的，而是处于与外界的密切交流当中，乡村秩序是在新知识、新潮流的背景之下，处于活跃的整合状态。

　　问：他们的权威从哪里来的呢？

　　答：我的理解是，不应该是拥有田地越多，便越有说服力。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道德上能够令人信服。我前面说自己永远赶不上父亲，首先是指在道德上永远赶不上他的意思。父亲整个就是焦裕禄。我们姊妹们总说，那是因为河南兰考已经出了一个焦裕禄，要不然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父亲。其实那个时候，许多共产党员都是这样。那是中国传统社会养育了他们。他们的大公无私、严于律己、克制忍让，与穷苦人感同身受，就像杜甫、范仲淹那样，这才表明自己是一个“绅士”，是个“体面”之人。

　　问：看来你喜欢用“故事”这个词。

　　答：我倒真的是在听故事中长大的。现在回家，父亲十分愿意讲故事了，一有机会，就对我讲，还对我女儿讲。你看，讲故事的，与听故事的，不也是一个小小的公共空间吗？而讲故事，需要一点闲暇、一点优裕和从容。这不也是绅士精神的体现吗？

　　闲暇

　　问：说说闲暇吧。

　　答：“闲暇”指人的宽裕、优裕、充裕的精神状态，能够摆脱生存的某种直接性，摆脱那种让人转不过身来的逼迫。它与现代人所谓的“休闲”不一样。现代人“休闲”的时候，没有什么精神活动，而人在“闲暇”中，可能从事丰富的精神活动。

　　问：说个故事。

　　答：1958年大跃进刮浮夸风，猜猜我父亲在做什么？他在从事一种“巫术”。他借来一只小船，运用两只煤油箱，一只大漏斗，放到水里。小船一边行走，一边就将河底的沼气搜集起来。回来之后用两根管子插在煤油箱的口子上，一根管子朝箱子里灌水，沼气就从另一根管子里冒了出来，火柴一擦就着火了，领导们看了也很惊奇。有一阵子，领导允许他每天乘着小船，到处“贩卖”这种蓝色的火焰。

　　问：这个比大炼钢铁科学多了。

　　答：“文革”之后，作为下放干部他回城工作，第一站不是回到地委办公室原来的位置，而是创立了地区 “科技组”。他创办了一些试点，通过科技人员指导农民们搜集自家沼气，能做饭能点灯，普及率达到了百分之多少，好像是一个不低的数字。他这个公私极其分明的人，竟然有一次让我坐他的吉普车，带我到郊区农民家里，看他的杰作。

　　问：他的科学兴趣，是与解决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

　　答：他最终要落实到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他当下放干部在农村时，继续从事科学“迷狂活动”。他从我的数学作业本上撕下几张纸，设计出太阳灶的草图，然后拿到公社农具厂，请人打造出一只大锅倒扣在地上。其实像一把伞，中间还有一只柄，用来挂水壶的。这个伞上布满着长方形的玻璃镜，有好几十块，将近一百块吧，用来反射阳光，收集能量。这一共花了一百多块钱，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

　　问：除了花钱，这个爱好听上去不错。

　　答：当时我与哥哥随他下放在公社中学上学，我们午饭后就帮助他调整这些玻璃镜，以便更好地吸收阳光。在能够将一壶水烧开的那一天，他接到通知，让他回城了。这样没有回报的工作，既是科学精神，也是公共精神。

　　问：他怎么获得这方面的资料？

　　答：他自己找书，自己研究。你知道共产党的干部，没有什么个人读物。“文革”前父亲的书橱有许多土壤学的书。到现在——他1922年生人，已经88周岁，他几十年始终在订《自然杂志》，那上面都是最新的科技成果，我们都看不懂，这就是他的闲暇方式——对世界拥有永不疲倦的兴趣。

　　闲暇与紧迫

　　问：父亲还教过你哲学？

　　答：我的哲学基础是在家庭里打下的。这是一种对待理念（idea）的兴趣，或者说，从理念的角度，去接近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所谓理念，也是一个理想的角度，其中包含了对于世界的祝福。这也是某种精神充裕的体现。

　　问：在家都学习什么了？

　　答：比如“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比如“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比如“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些都是他逐字逐句讲给我们听的。父亲这个人责任感强，同时心智活泼，他更愿意看到事情变化的一面，而不是静止的一面；更愿意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或者说向积极的方向转化的一面，而不是停留于现状，唉声叹气。《矛盾论》、《实践论》中，这是当时能够公开推荐的“哲学”，其中也有许多好东西。

　　问：就这些？

　　答：那种无处不在的气氛才是最重要的。全家下放的那会儿，70年代初吧，那时候中央提倡读六本书，马列的书。我们家晚饭之后，饭桌就变成了书桌，大家围在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什么的。长我一岁的哥哥最富有钻研精神。他后来买来了马列全集，自己从头开始看。

　　问：父亲指导吗？

　　答：哥哥很快超越了父亲的思想框架。他开始独立思考，有些反叛也有些“反动”。我是哥哥忠实的听众。从马克思、黑格尔到休谟、马赫，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我听哥哥讲了许多年哲学。很多年内，我以为每个女孩都像我这样，始终在听父亲与哥哥讲哲学，后来发现只有我是这样。

　　问：以一种理念和理想的方式对待世界，这种闲暇，怎么与“责任感”结合起来呢？

　　答：问得好！idea这种东西，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它有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所以，在理念与现实之间，具有一种紧张关系。如何平衡这两者，是一门艺术。他拥有闲暇优裕的精神，并不意味着该起身的时候不起身。在面对现实时，他又显得如此紧迫。用过去的话讲，他是一个真正“心里装着人民群众”的人。

　　问：好久没有听到这句话了，尤其是从你嘴里说出来。

　　答：小时候有一次我们那里刮龙卷风，半夜里呼呼大风在屋顶像是怪物要吃掉所有的人，我们吓得醒来围住祖母不敢睡觉。家中电话铃响个不停，找父亲的。那夜父亲在一地疯狗似的风中走向办公室，应该是几天之后才回来。我现在记得他回来那种憔悴和疲惫。大风造成了上百人死亡，许多房屋倒塌，这是父亲最难受的时刻。

　　问：这种情感更多地来自传统吗？

　　答：我认为是这样。共产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在中国社会中产生的，它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是“借腹生子”的关系。许许多多与父亲这样的人，将他们从传统社会中习得的美德和良好习惯，带进了共产党内。

　　问：不管来自何方，这个传统如今丢得差不多了。

　　答：我插队的时候，每个月回家一次。要回家之前最后一个星期，我会留心周围的人们在谈生产，谈田里的作物，谈“种子、农药、化肥”。这是回家之后，父亲必定要向我问起的。我不能一点准备没有。

　　印象深刻的还有，我告诉父亲我在农村的“干妈”，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有几天白天不能起床，因为她没有东西吃，没有力气。她要将食粮留给下田的丈夫和儿子吃。父亲听了马上脸色沉了下来，盘问这是为什么。我告诉他，“贫下中农”说，我们那里不应该种水稻，因为没有人会种水稻。种水稻没有什么收成，人就吃不饱了。父亲当时有一点权，第二年我们那里就不种水稻了，至少我的干妈不饿肚子了。

　　父亲在这个制度所处的 “中层干部”的位置，与他的家族所处的介于官民之间的“乡绅”差不多。他最看不得老百姓受苦，他在这一点上无法克制自己的焦急、焦虑。他如果跺脚，是因为看到了别人的痛苦。

　　局限性及新起点

　　问：是否考虑过这种“绅士”传统的局限性？

　　答：也许这个传统中——如果在“官府”与“老百姓”的矛盾中，这些人们会站在老百姓一边，替老百姓着想；但是，如果矛盾发生在“秩序”与“民间”，那么他们更习惯站在秩序之内，站在秩序一边，而不是站在看起来乱糟糟的民间。

　　问：此话怎讲？

　　答：他们归根到底不是来自那种没有庇护的民间。他们没有在底层生活过的经验。底层生活的五光十色，来自底层的智慧和生气勃勃，那是他们所不熟悉的。他们需要守候在秩序之内，停留在秩序之内，这样他们才有安全感。简单地说，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能够同情民间，但是没有真正信任过民间。这是问题所在。

　　问：你是在用一种现代观点看待民间，不是吗？

　　答：对于这些“绅士”来说，他们在社会之中，社会在他们之中，但那是一个小型的、相对比较狭窄的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一个大型的、陌生的、交流和交通的社会，你去任何地方，都可能是新的和陌生的，它们并不在你的把握之内，因而人们要有准备迎接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东西。

　　问：还是举例子吧。

　　答：这个传统中的弱项，我们自己也会无意识地继承下来。有一年我与女儿打背包去甘南旅游，没有人接应我们，我们的自己下车之后找住处。找旅馆时，我的眼光习惯性的投向某个国家单位的招待所之类，潜意识中认为这种地方会比较安全一些。女儿不这样想。两代人之间产生了分歧和争执。她有一次“攻击”我：“还公民社会呢，老百姓开的旅馆都不敢住。”我如同醍醐灌顶。对于自己所不熟悉的、不在“官家”体制之内的东西，会有一种本能的警惕和不信任。这是从那个家庭带出来的、与生俱来的问题。这个令人有点难为情，与自己的表述不相符合。

　　问：你有一批文章都是关于“重建社会”的，其中谈了许多人们习惯中对于“社会”的负面看法，比如这样一些提法“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社会盲流”、“社会渣滓”、“社会闲杂人员”，都包含了一种不信任。

　　答：这批文章既想找回某个传统，也想对这个传统作一点反省。这种反省根植于自己的某些经验，也是对于自己的反省。我小时候是在机关院子里长大的，对于院子外面的世界，一直是有很大疑惧的，也不了解。后来渐渐地，我也“跌落”到“院子”外面来了，越到现在，离“院子”越远。这当然应该归结为自己的选择。

　　问：有新东西在其中出现吗？

　　答：既是传统的，又是新的。我希望自己不要被某个现成僵化的秩序束缚住，但是也不能因此而脱离社会，尤其是当这个秩序本身有脱离社会的倾向时，我们则需要重建社会的共同地带，能够命名当下的社会冲突，寻找共同的语言，表述共同的社会价值乃至共同的社会前景。

　　需要信任民间，个人信任自己，信任来自体制之外的活力、起点、创造性，这是今天那些有责任感的人们不可忽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