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察分析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有一种基本的两分法，即看其是处于惯性变化，还是处于转折变化的趋势之中。当社会经济主流处于以往的惯性变化趋势时，无妨运用以往的思维定势去思考和处理问题: 然而如果这个主流脱离了以往的惯性，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则沿袭先前的思维方式就将坐失良机，贻误发展。
展望今后50年，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将实现高度现代化，与二三十年前相比，其循环演替将呈现何种新的变化特征，其国际经济环境又将如何变化？我们选取其中的两大变局简述一二。
生产方式的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能源是工业社会的血液，发达国家的农业是石油农业，工业是石油工业，社会是石油社会，能源的使用是这个社会的财富象征。据分析，在1980年代前后，与能源和化工原料相联系的GDP要占到其全部GDP的30%—40%。我国目前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主要体现在人均用能水平相差悬殊：2000年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为6.7吨标煤，日本为6吨标煤，美国为11.7吨标煤；而到2005年，我国人均消费能源仅为1.7吨标煤，相当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4。以此来衡量，我国人均GDP水平(购买力平价)相当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20%—25%。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若要实现高度现代化，则人均能源水平应在4.5吨标煤左右；如届时人口以15亿计，则能源消费总水平约70亿吨标煤，相当于2000年全球能源消费总水平的50%还多。显然，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巨大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是以大量使用可耗竭能源和资源来实现现代化的；在气候变暖、排碳控制等内外部环境约束下，中国要想完成现代化，就必须另辟蹊径，即以可再生能源和资源为基础来实现现代化，这意味着要在生产方式上进行一次大变革。下面我们以能源为例，对其略作分析。
(一) 水电和风电
中国水电的可开发量约4亿千瓦，以年利用4000小时计，约合电量1.6万亿度；如以供发一度电耗标煤310克来计算，1.6万亿度电相当于近5亿吨标煤。
到2003年初，全球风力发电装机达到3200万千瓦；过去5年中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容量的平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33%左右。据欧洲风能协会等机构的研究和预测：2020年全球风力发电装机将达到12.31亿千瓦，年安装量达到1.5亿千瓦，届时风力发电量将占到全球发电总量的12%。这不是神话，目前丹麦已经成功地用风电来满足国内18%的电力需求。我国初步探明：陆地上可开发的风能资源即达2.53亿千瓦，加上近海(15米深的浅海地带)的风能资源，全国可开发的风能资源估计在10亿千瓦以上。如到2050年，可设我国风电装机4亿千瓦，年利用3000小时，则届时风电总量1.2万亿度，按上述标准，可折标煤3.8亿吨。
近年来风电技术有几项突出进展: 其一，无摩擦风力涡轮机。它用“磁浮”轴承替代了滚珠轴承，从而可借助低至每秒1.5米的风力来发电。其二，漂浮海上风车。这种可在离海岸线约60公里的海面上工作的浮动型风力涡轮机，发电能力可达5兆瓦。其三，风筝发电机。它在占地约50亩的地面上，能产生50万千瓦发电能力，即每平方公里能产生1500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如每年利用达到4000小时，相当于600亿度电，折标煤近0.2亿吨。如此，若展望至本世纪末，可设我国风电装机达6亿千瓦，年利用4000小时，届时风电总量将达2.4万亿度，约合7.6亿吨标煤，比2050年多生产3.8亿吨标煤的能量。
(二) 生物质能
目前我国约有7亿多吨农作物秸秆和2亿多吨林地废弃物，两者之和约10亿吨生物质能(干重，下同)。目前全国尚有1亿公顷宜林、宜农荒地、荒山，可以用于发展能源林业和能源农业，如能选用合适的生物物种(如中国象草)，每亩每年可提供2吨生物质能；则1亿公顷的边际土地每年可生产出生物质总量约30亿吨。上述两项之和约40亿吨。利用现代的压缩成型技术和高效率的燃烧技术，等重量的生物质能与原煤(如徐州一号煤)的实际燃烧值效果大体相当。我们可按1.5吨生物质能折合1吨标煤来计算，上述40亿吨生物质能约折合27亿吨标煤，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使用丹麦的燃柴发电技术来替代燃煤发电技术。
目前，我国约有25亿吨畜禽粪便，到2050年这一生物量可达50亿吨以上(湿重)，折合干物质重量约5亿吨，以其每吨干物质产沼气300立方米来计算，年产沼气1500亿立方米，如每方沼气发电1.5度，就是2250亿度电，折标煤1亿吨(沼气渣还可作为有机肥还田)。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到本世纪末，通过跨区域配置水资源等战略措施，可在我国北方近40亿亩干草原开辟出约10亿亩左右的高产饲草料地，多生产出10亿吨干物质；在约6亿亩海涂的范围里，利用工程微藻技术，可生产出约3亿吨碳氢化合物(干物质)。
由此可知，到本世纪末，我国生物质能的年生产总量可达53亿吨(如包括6亿—7亿吨谷物和粮食，则其总量可达60亿吨)。这比2050年的水平多出约13亿吨，折标煤8.6亿吨。
(三) 太阳能
展望至百年这一尺度，太阳能对不可更新能源的替代潜力极大。下面仅举两种已经实现的范例。
其一，太阳能聚热发电(简称GSP)。它的原理是利用镜子将太阳光聚焦到装有某些气体或液体的管道或容器内，将气体或液体加热到400摄氏度，然后带动传统的汽轮机发电。据估算，CSP每覆盖1平方公里，每年可生产出相当于150万桶石油(即20万吨石油，约合29万吨标煤)当量的能源；按目前的技术，建一个这样的发电站，其成本相当于每桶50美元的石油价格。但当巨型“镜子”的生产能够达到工业化程度时，成本可能降到相当于每桶20美元的石油价格。
其二，使用太阳能的住宅。新华社的一篇报道曾报道了美国利用太阳能打造免电费之家的案例。家住新泽西州的迈克尔·斯崔斯基与所有美国人一样，全年依靠电力取暖、制冷，并驱动家电“干活”，其中包括耗电量不小的热浴盆和宽屏电视。不过，斯崔斯基无需再为家庭用电支付公用事业费用，因为身为环保主义者的他已经告别当地电网，投奔太阳能。斯崔斯基的住宅面积约300平方米，绝热性能极佳；他的住宅外观与普通住宅相差无几，但住宅用电全靠附近约100平方米的太阳能电池板供给。他有时还利用家中电解装置从水中分解氢气，存入气罐，以便为燃料电池充电，并驱动同样环保的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夏季，太阳能电池板为他提供比家庭用电多60%的电力，这时他会把余电以氢气或氢燃料电池的形式储存下来，留待冬季太阳能供给不足时使用。
在上述两例中，前者是集中利用太阳能，后者是分散利用太阳能。在我国西北部的沙漠里，光能资源极为富集，仅须在适当地点开辟出约1万平方公里为太阳能电场，就可得到每年20亿吨石油当量的可更新能源，折标煤近29亿吨。
(四) 小结
综上所述，至本世纪中叶，水电、风力和生物质能三项总计，可更新能源生产量约合37亿吨标煤，在64亿吨标煤(16亿人口，人均4吨标煤)中所占比例为57.8%。至本世纪末，水电、风力、生物质能和太阳能四项总计，可更新能源约合78亿吨标煤，占80亿吨标煤(16亿人口，人均5吨标煤)的97.5%。也就是说，展望50年和100年，我国的能源供给完全可以建基于可更新能源之上，且在技术上不存在颠覆性的障碍。
这是不是一种畅想？且看下述佐证：欧洲可再生能源委员会和绿色和平组织近日发布研究报告，预计到2050年全球一半的能源需求将通过可再生能源来满足。报告建议，通过取消政府对化石燃料和核能的补贴，建立更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可再生能源的目标，为可再生能源投资者提供稳定的回报。报告称：如严格执行这些措施，可再生能源利用前景将十分可观；核燃料将完全被淘汰，化石燃料将仅用于交通部门；全球70%的电力和65%的热力供应将来自于可再生能源；温室气体排放量将从2003年的230亿吨降至115亿吨，能源成本将保持目前的水平不变。这无疑是一次生产方式的大变革。
全球经济主导权的数十年未有之大变局
2006年11月美国《商业周刊》登了麦克·门德尔的一篇文章，其概要如下：
至2007年底，美国经济会达到这样一个转折点，即它在商品和劳务进口上花的钱将超过联邦政府的收入。也就是说，美国人付给外国人的钱不久就会超过他们付给自己国家政府的钱。目前的情况已大致如此：美国现在每年为进口商品付费约2.2万亿美元，而联邦政府一年收入不过是2.4万亿美元。在过去的70年中，华盛顿一直是一只800磅的巨人，它比美国经济中的任何一种力量都要强得多；但现在的情况再也不是这样了，联邦政府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但全球经济的影响更大。
在收入政策方面，美国有可能会通过一些立法，如提高最低工资，但即使能获通过，也只能帮助美国劳动大军的一小部分。这对改善近年来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多数美国人感到工资增长乏力的情况几无帮助。门德尔认为，收入普遍下降的压力主要是由于中印等国的崛起以及全球竞争加剧引起的，对此，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无能为力。
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10年之前，美国经济还具有很强的自我控制能力。那时，华盛顿做出的税收和支出决策可以决定自身经济增长的进程，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大事件，如1990年代中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只有很小的冲击力。现在，这种情况变了。1995年以来，美国进口占GDP的比例从12%上升到17%；目前外国资本占了美国国内投资的32%，而在1995年，这个比例只有7%。至今，影响美国经济的许多杠杆已不在华盛顿，而是在欧洲、亚洲甚至拉丁美洲。
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和冷却楼市，美联储从2004年以来17次提高短期利率，共计4个百分点以上，但就在其紧缩国内货币供应时，外国投资者却填补和对冲了紧缩的部分。布什政府大幅减税给美国经济注入了数千亿美元，致使其经济增长保持在不错的水平。然而，随着日益增多的美国生产转移到海外，财政刺激政策创造的国内就业机会比人们预期的要少得多。曾任克林顿高级顾问的夏皮罗认为：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已不像以往那样有效，我们再也不知道如何确保就业机会大大增加和工资的有力上升。另外，越来越多的经济迹象表明，削减预算赤字对激发国内商业投资和经济增长没有多大作用。纽约联储的一项新研究表明：投资只对财政政策的变化做出了微小的反应。
在技术和发展政策方面，以往把更多的税收用于研发以提高美国竞争力的这种理论也开始出现经济和政治上的问题。在全球经济多元化的今天，公司和企业就像移动玩具积木一样，在全世界移动工厂和设备，美国的从业人员再也不会像以往那样理所当然地直接从美国资助的研发中得到好处。尽管联邦政府在过去5年为医疗机构拨出了1250亿美元，但在先进的生物技术和医疗商品方面，美国仍有大量的且仍持续增加的贸易逆差，其工作职位只增加了2万多个。有人认为：我们可以设想美国政策增加研发经费就自然会促使国内经济增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甚至这种资助到底帮助了谁，都成了一个未知数。
美国宏观经济决策者正在面临大量商品和货币出入国界的情况下如何管理经济这样一个十分困难的任务。有人说：华盛顿重要性比过去小多了，它再也不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极独大主导全球经济的格局已经开始逆转，全球经济多元化、多极化格局正先于政治多极化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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