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系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的众多派系中堪称最具影响力，然而，史学界对CC系的学术性研究最为薄弱[①]。陈氏（果夫、立夫）兄弟数十年来一直否认CC系的存在。其骨干分子亦大多缄口不谈[②]。力行社成员自20世纪70年代后纷纷自我揭秘，其组织真相现已基本大白于天下。相比之下，CC系的组织内幕至今尚是一个未解之谜。陈立夫晚年回忆录中虽约略提及“青白团”，但“青白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人们至今不详其底蕴。笔者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留存下来的原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检阅到数份与CC系组织相关的原始档案，再以CC系成员的相关忆述资料相应证，一幅CC系组织的初步图像逐渐清晰起来。

一、“中央俱乐部”与“CC团”

CC名称的来历缘起于1927年9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的简称）之说虽流传甚广，但除了一些口耳相传和间接的忆述文字外，从未得到有力的直接证实。据CC骨干成员萧铮回忆，1927年9月，他们曾在上海成立过一个名为“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的组织。其大略情形如下：

……乃不数日，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已成立，浙江亦将派省特别委员会。余乃与浙省原改组委员会诸同志同时离浙赴沪，首先树反对特别委员会之旗帜。时各省党部主要委员来沪者日众，乃召开十七省联席会议，由浙江省领衔通电反对特别委员会。南京市党部亦由谷正纲同志等领导游行反对。余等在沪办一《正路周刊》，显著标明反对党中之偏左或偏右行动，主张恢复党统，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一切。《正路周刊》即由余介绍浙江之许蟠云为主编。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亦推由张毅夫兄（原任浙江省改组委员）为总执行秘书，常驻办事……我们在沪又过三个余月之秘密革命时期生活。迨11月10日，蒋公自日返沪，26日与宋夫人举行婚礼[③]，12月决定复职。于17年1月4日返京，定2月1日正式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恢复党统。沪上十七省联合办事处乃宣告达成任务正式撤销。余等乃复入京。果夫先生复任中央组织部，重派各省党部委员。诸兄均纷纷复出。[④]

    萧铮所述“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的组织经过，与过去人们所传“中央俱乐部”的情形十分相似。两者是否属于同一组织？前者是否即是后者的正式名称？因无佐证，目前尚无法确认。

另据1929年1月31日《上海小报》一篇题为《丁陈暗斗之又一幕》文内谈到：

当丁惟汾长中央训练部时，各省市指委多由其一手委派。丁氏乃秘密组织一小团体曰三民主义大同盟，又乘机操纵各省市党部。故当时社会有“某家天下丁家党”之谣。其后，陈果夫又组织中央俱乐部（即CC），出而与大同盟对抗。丁以CC背后有大力者，明争必不能取胜，遂改变策略，以退为进，向中央辞职，远走平津主持。[⑤]

这是目前所见有关“中央俱乐部（CC）”的较早报道。文中明确指认中央俱乐部（CC）乃陈果夫所组织。

不过那时也有不同看法，如1932年12月15日上海出版的《社会新闻》即有文否认CC与“二陈”的关系：

有一时期，CC团三字，颇为人所注目。甚有谓CC团，即中央俱乐部之缩写，乃二陈之机关，其说似是而非也。因CC团虽有其组织，然仅限于江苏一省之活动，其主持者乃李寿雍、汪宝瑄等人。李汪等虽与二陈颇为接近，但CC团则决非二陈之组织[⑥]。

这段话表达了这样几点信息：一是当时人对“CC团”这一名词似已耳熟能详；二是“CC团”是“二陈”的组织在当时已是一个相当普通的看法；三是作者承认“CC团”确有其组织，但非“二陈”之组织，而是李寿雍、汪宝瑄的组织，其活动范围限于江苏一省；四是作者承认李汪与“二陈”关系密切[⑦]。

此是笔者所见否认“CC团”为“二陈”组织的较早说法。除此之外，《社会新闻》还有文对“CC团”作了如下解释：

CC团在江苏党务方面，一向占着很优越的地位。该团由李寿雍、汪宝瑄等人所发起，成立于民国17年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时期，繁荣于第一次省代表大会开幕及18年的第一届省执监委员会时代。当时几乎可以操纵全省党务之势……该派起初[与]中央很是接近，现在据许多关心苏省党务的同志报告，CC团目下已经离开中央，而倾向陈某〔引者注：陈某指谁，不明〕等新组织所谓社会民主党方面了……该派竞选下届委员者，执行委员为朱坚白、祁锡勇、汪宝瑄、周绍成、周杰人、蓝渭滨等六位，监察委员为武保岑、何续友、陈和康等三位[⑧]。

该文亦指认“CC团”为李寿雍、汪宝瑄等人所组织，并指明其成立时间及其在江苏省党界的势力，至于“CC团”名称之由来及其与陈果夫兄弟是否有直接关联，则未有交待。另外，《社会新闻》本身的派系属性，亦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是CC系属下的刊物，有的认为是力行社的刊物[⑨]。

陈氏兄弟数十年来一直否认CC系的存在，所举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本党将全党组织任务，先后交给我兄弟二人担任，既有其大，何必再搞小的？

（二）本党总章，明文规定不许有小组织，焉有党掌理组织者，自己反而违纪搅起小组织之理。

（三）   党的英明领袖，绝不容许部属搅小组织，而不予惩处，否则他自己犯失察之罪。

（四）   以戴笠调统工作之严密，其能放过CC而不深究吗？难道找不到一点证据吗？

（五）   我兄弟二人，民族观念很深，即便有之，亦绝不会用英文来命名自己的小组织的。

（六）我兄弟从来不为自己打算，从来不向同志讲私话，要这个麻烦包袱干什么？假使瞒了领袖去搞小组织，不在组织内的同志，能这样听话吗？。[⑩]

    以上所举理由，显然不足以否认CC系的存在。迄今为止，对“中央俱乐部”与“CC团”的种种说法，无论肯定还是否认，均未见确凿无疑的第一手证据。但可以断言的是，在1933年以前，即使没有名为“中央俱乐部”或“CC团”之类有形组织的存在（或有，但与陈氏兄弟无关），也不能否认陈氏兄弟在执掌国民党中央组织大权后，在全国各地逐渐凝聚了一股以国民党地方党务干部为基础的庞大的政治派系势力。1933年初，这股派系势力正式组建为以“青白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为核心的有形组织。

二、蒋介石与CC系的组织背景

陈立夫在其晚年回忆录中，一方面否认CC系的存在，同时又谈到蒋介石曾令其兄弟组织过一个名叫“青白团”的组织：

抗战还没开始时，共产党煽动一般青年人，说我们政府太软弱不敢抗日……在这个时候，蒋委员长看到这批青年，怕被人家拉走，就叫我们去组织，叫黄埔系去组织“复兴社”是秘密的，是蒋委员长核准的，他们又被称为“蓝衣社”；我们这边也是蒋委员长要我们搞的，叫做“青白团”，双方都不以党的名义去拉青年，把他们吸收进来以免被中共拉走。“复兴社”是军方的，“青白团”是党方的。照理说党里是不可以搞小组织的，所以人家说我们是什么“CC系”，都毫无事实的，若然我们早被本党所惩罚了。此番的两小组织都是蒋委员长要我们搞的。大约是24年开始的，到了26年抗战一开始，青年们心都归向我们，我们的任务已经达成，因此，蒋委员长在汉口把这两个小组织一起取消了。一取消之后就组织青年团，这批人都改归到青年团了。这是一种政治运用。人家说我们搞小组织，其实都是奉命行事的。[11]

    这是陈立夫平生首次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公开承认“青白团”的存在，而且反复申明是奉命成立的。陈之强调“青白团”是奉命成立，显然为了表明其组织的“公性”和“合法性”。“CC”一名最初虽源自Central Club，但后来之所以广为流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恰与二陈英文姓氏的简称相吻合，意含贬义且具浓厚“私性”色彩。陈氏兄弟反感人们以“CC”相称，想亦主要在此。

“青白团”是“青天白日团”的简称，成立时间不是陈立夫所说的1935年，而应是1933年初[12]。其次，陈氏兄弟成立的“青白团”，不是一个孤立的团体，而是一个多层级的金字塔型组织，顶层是“青白团”，中层是“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下层是众多“活动集社”和“外围团体”。陈立夫声称“青白团”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与共产党争夺青年，但从下面这份“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创立旨趣的原始文件中[13]，发现其成立背景并不尽如陈立夫所言：

    本党自北伐完成以后……五载以还，纷争迭见，反动之势焰未消，而党内之隐忧环伏，革命大业，几若断若续，若可为若不可为矣。窃恨垂成之功，不败于敌人之摧残，而败于同党之阴贼；不挫于敌人之分化，而挫于同党之离析。党基摇动，党统垂绝。批评之者，且将讥之曰：亡中国国民党者，中国国民党也。呜呼，凡属忠实同志，睹此情状，宁不痛心疾首，思有以挽此末运欤……近更环顾党内，小组织纷起，公然恣肆，号召一方，所谓新中国国民党、社会民主义〔党〕、改组同志会者，或则标新立异，或则死灰复燃，胥为本党同志直接或间接之组织，于主义政纲则曲解，于革命进程则武断，言论悖谬，触目惊心……当此叛变纷乘之际，本党垂危之秋，惟有亟起团结本党忠实同志，于公忠勇毅之领袖领导之下，与叛背本党者相周旋。党外无我仇，凡谋倾覆本党者仇之；党内无我敌，凡谋摧毁本党者敌之……一致拥护蒋中正同志为本党唯一领袖，领导吾人，完成革命使命。[14]

从上引文献观之，“青白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的成立，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国民党党内的严重危机和各反蒋派系的挑战，树立蒋介石在党内的最高领袖权威。这显是蒋介石在1932年下野复出后所采取的应变措施之一。

据陈称，“青白团”完全是奉蒋介石之命成立的。这与先由一批黄埔青年自发组织，然后得到蒋介石认可和支持的力行社略有不同。其次，“青白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的成立约晚于力行社一年。蒋何以在力行社成立一年之后，又训令陈氏兄弟成立与力行社相类似的秘密团体？在此前后，蒋介石对这两大组织的设置是如何考量的，显有值得细察之处。

早在北伐前后，蒋介石即对国民党党务组织怀有不良印象。“四一二”清党反共之际，蒋对国民党组织的“涣散松懈之弊”曾作过一番痛切检讨。[15]他坦承国民党的组织机能远不如共产党严密，并主张师共产党组织之长技，认为“共产党之阴谋固可诛，共产党之组织则有可采者”。[16]甚至由此而招致改组派的攻击。改组派声称：“蒋介石非共产党，何以知共产党的组织？何以羡慕共产党的组织？蒋介石之意，盖以为好的组织只有共产党的组织，目中早无十三年改组的存在”[17]。蒋介石一直不隐讳他对共产党组织的羡慕，同时对国民党大而无当、松懈散漫的组织体制表示不满。

南京政权建立初期，国民党党务一度由西山会议派和丁惟芬等掌控。1929年3月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国民党中央组织大权转入陈氏兄弟之手。陈氏兄弟接掌后，对国民党的党务作过一番清理整顿工作，如重新布置各省市党部人事，举办党员总登记等。但这些措施给外界的印象无非是排斥异已，扩充自身派系势力，在国民党党务革新和组织改进方面并无积极举措。在1930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严词谴责“党部人员之藉党营私，受人诟病，予人民以最深刻之不良印象”[18]。

20年代末，30年代初，蒋介石正处入于内外交困的危局之中。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与地方实力派军人的联合挑战刚刚平息，因胡汉民而起的“汤山事件”又引发了一场新的反蒋政潮，并导致宁粤之间的分裂与对峙。内争正酣，外患又至，“九一八”后青年学生要求政府抗日的激昂的民族情绪，令蒋介石深感困扰。这是蒋介石执掌全国政权以后所遭遇的最大规模也是最为激烈的学生运动。

当学生运动一起，蒋介石就首先谴责国民党各级党部组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进而对陈氏兄弟的办党业绩表示不满。如1931年12月2日蒋在接见北平等地学生请愿团之后的日记中写道：“(学生)无理取闹，殊为可怜。国事泯棼，教育破产，未知党部所为何事，竟使一般群众皆为邪说所诱惑，反动派所操纵，而与政府为难。此皆余用人不当之疚，而于他人乎何尤！”12月4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对于学者及知识阶级太不接近，各地党部成为各地学者之敌，所以学生运动全为反动派操纵，而党部无法解铃，反助长之”[19]。蒋感慨“用人不当”，显然是指责陈氏兄弟办党不力。蒋将学生运动归咎于党部组织“无法解铃”，显示他对二陈掌控下的党机器感到失望。

1931年12月中旬，蒋介石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下野。下野后，蒋反思其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余不能自主”。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侦探”和“无人扶翼”，又是导致“不能自主”的要因[20]。表明蒋对松弛涣散的党机器及其对蒋个人权威的维系和协助感到失望。他迫切希望有一支更忠于和辅翼他建立个人领袖权威的新的政治力量。恰当此时，以滕杰为首的一批黄埔门生正在酝酿成立一个拥护蒋介石的秘密政治团体。这和蒋的意图自然不谋而合。

1932年3月，“三民主义力行社”在蒋介石的亲自主持下正式成立。在力行社成立初期，蒋对力行社这一新的政治组织曾寄予厚望。蒋最初决意要将力行社社员锻炼成为他可倚赖的干部人才和重要的政治辅佐力量。据力行社成员回忆，在1932年上半年，无论国家大小事情，蒋介石多与力行社商酌，备为咨询。力行社一度成为参与国家最高决策的机构。[21]

但从1932年下半年开始，蒋介石对力行社的态度逐渐发生了改变。力行社成员后来的回忆表明，在1932年下半年以后，蒋对力行社的态度已由信任趋于冷淡。力行社与蒋的关系，亦由一个参与决策的组织逐渐转变为一个纯粹的决策执行组织。[22]

导致蒋对力行社态度转变的因素比较复杂。但有两点值得提及：一是力行社内部的权力之争，二是力行社与陈氏兄弟掌控的党机器的磨擦。为了减轻后者，蒋介石于1933年指派陈果夫、陈立夫、戴季陶和朱家骅4人为力行社指导员。与此同时，蒋训令二陈兄弟组织一个与力行社相类似的秘密团体。蒋的这一做法，一般认为是他的一种政治谋略的运用。人们习称蒋惯于搞双轨组织，以使其相竞相成，相克相生，从相互制衡中达到驾驭的目的。陈立夫晚年回忆录中即指责“蒋公不嗜杀人，而好使部下力量对立”。[23]在蒋一生政治生涯中，确不乏此类政治谋略运用的实例。不过此时蒋所处的内外情境似不容他蓄意去鼓动两个推戴自己的嫡系派别相克相争。较为合理的解释应是，蒋对力行社“期望值”的下降，有可能促使他对陈氏兄弟的党机器重新寄予希望。蒋令陈氏兄弟依照力行社的组织形式成立一个新的秘密组织，与力行社一道，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肩负起辅佐他建立个人领袖权威的重任。

三、“青白团”与“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

“青白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陈立夫回忆录中没有提及，其他CC成员的忆述亦语焉不详。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陈氏兄弟所建立的，是一个与力行社相类似的多层级的金字塔结构的组织系统。由于新组织的名称不为外人所知，外人仍以“CC系”名之，如同称力行社为“蓝衣社”一样。本文鉴于CC系早为人们所习称，故仍以CC系来概称“青白团”、“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及其下属的秘密组织系统。

“青白团”是CC系的顶层组织，内设中央干事会，由陈果夫、陈立夫、余井塘、张厉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周佛海、程天放等人组成。据胡梦华回忆，该团由陈果夫和陈立夫分别任正、副干事长[24]。“青白团”的成员为数不多，主要是各地各部门的CC骨干分子[25]。其具体人数则说法不一，有的说有五十余人，亦说有二百多人。[26]

“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以下简称“忠实党员同盟会”）是CC系的次级组织。[27]“忠实党员同盟会”的中央干事和省级干事长一般由“青白团”团员兼任。“青白团”没有地方组织。“忠实党员同盟会”则有一个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其组织规模远超过“青白团”[28]，是CC系在地方活动的组织主体。CC系在全国各地的组织活动，主要通过“忠实党员同盟会”的组织网络来进行。部分“忠实党员同盟会”的骨干会员同时也是“青白团”团员，如胡梦华即称他的入团入会手续是同时履行的[29]。

“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的组织形态，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以“始终奉蒋中正同志为本党唯一领袖”为组织的中心宗旨；声称“吾人为完成一党一国之历史任务，须使本党及领袖获得绝对的政治支配权”。每个入会会员均要求宣誓“绝对服从并拥护唯一之领袖”，并规定“宣扬本党领袖蒋中正同志之革命功绩”为每个会员的基本任务。

二、以“绝对集权制”为组织原则，强调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全会绝对服从领袖，要求会员“牺牲个人之一切自由、权利、幸福，甚至生命，以求本会目的之实现”，有别于国民党章程所规定的“民主集权制”。

三、组织系统共分5级，依次为：中央干部→省市干部→地方干部→地方支部→地方分部，与国民党组织系统大致相仿。“干部”是各级组织机构的称谓，相当于国民党的各级“党部”。各级“干部”内分别设若干干事和一名干事长；各级干事长为指挥各级组织的最高领袖，有最后决定权，有别于国民党党部的委员制。省市以下各级“干部”的干事长和干事，均由上级指派，而不由选举产生。规定省市“干部”每两周须开会一次，地方“干部”、地方支部和地方分部每周须开会一次。此外，省和地方“干部”的干事每月须对同级干事长作书面报告一次；省和地方“干部”的干事长每月须向其上级“干部”作书面报告一次；地方支部或分部每周须向区“干部”报告工作一次。

四、以“9”为分层计数单位，如中央“干部”由9名中央干事组成；省“干部”由9名省干事组成；省以下的各级干事亦以9人为限。此外，一省之内划分为若干区，但至多不超过9区；一区之内划分为若干地方，组织地方“干部”，但至多不超过9个；一地方之内以设9个地方支部为限；地方支部为本会的基本组织，每一支部以9名会员为限；地方支部之下，必要时得设地方分部，但每一支部之下，以设9个分部为限，每一分部会员以9人为限。（CC系似乎迷信“9”这个数字，其缘由为何？尚待考证。）

五、会员入会，须经中央“干部”考核认为合格，或经省市“干部”会议通过报请中央“干部”核准。凡经核准为会员者，须填具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宣誓书，并履行“忠实党员宣誓”手续。规定会员有从事本会指定之一切工作的义务。

六、会员吸收对象分基本对象和普通对象。基本对象为大、中学学生，各级学校教师，各级党部活动分子，经济界之金融家、实业家、技术人才，尚未加入国民党的军人；普通对象为各级政府公务员，农村的民团队长，工厂工头，公司银行办事人员，商店店员和其他中下层社会的职业群众。[30]

以上是“忠实党员同盟会”的法理形态。一般而言，一个组织的实际运作不可能完全依其法理形态进行。由于陈氏兄弟掌控着国民党中央组织大权，大多数省市党部控扼在CC系分子之手[31]。故“青白团”和“忠实党员同盟会”的中上层组织系统主要寄附于国民党各级党部组织，不仅其中央干事会的办事处附设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机关内（1935年底以前），“忠实党员同盟会”的各省市干事和干事长也多由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执监委员担任。在这些省市，其活动对内秘密，对外则凭借国民党各省市党部的招牌进行。省市党部遇有重大事件，一般先提交“忠实党员同盟会”在该省市的干事会审议通过，然后再由党部公开执行。“忠实党员同盟会”的省市干事会实际上成了这些省市国民党党部的领导核心[32]。

以湖北省为例。该省干事会成立于1933年8月，由“忠实党员同盟会”分派中央干事吴醒亚来湖北发起。吴醒亚任干事长，干事有艾毓英、刘鸣皋、王绍祐、杨锦昱、张导民、陶尧阶、周唯真、陈畴、黄宝实等9人。“忠实党员同盟会”湖北干事会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人事基本上是重叠的（见下表）。据刘鸣皋回忆，30年代前期的湖北省党部，不过是“忠实党员同盟会”湖北干事会利用来对外作掩护的一个躯壳，而实际的活动都是“忠实党员同盟会”湖北干事会来推行。干事会之下设工运、青运、农运、文教、财金、军事等小组，分别在全省各阶层，举凡工人、学生、教职员和各机关职员中广泛吸收会员[33]。显示CC系的组织触角已延伸到社会基层。

“忠实党员同盟会”湖北干事会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人事结构（1933年）

资料来源：刘鸣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概述》，《湖北文史资料》，第14辑，1986年；刘鸣皋：《CC在湖北的实力派——“十人团”》，《武汉文史资料》第2辑，1981年；艾毓英：《政学系与CC在湖北的蜗斗》，《武汉文史资料》第19辑，1985年。

四、 活动集社与外围团体

CC系的第三层级组织为“活动集社”，第四层级组织为“外围团体”。按其组织章程规定，“活动集社”和“外围团体”均依社会对象组织之，分青年、农民、工人、商人、文化教育、政治人员、经济实业、特种团体等类别。“活动集社”以每一区域每一职业界组织一个为原则。在各省，平均每县须有一个“活动集社”；象上海这样的特别市，则要求学生界、教育界和工商界各成立一个“活动集社”，但同一职业界不能有两个“活动集社”。“外围团体”则要求多方发展，如在青年中组织同学会、学生自治会、学术研究会，工人中组织工会、工人福利会，商人中组织商会、国货促进会，文化教育界组织文化协会、科学研究会、教职员联合会等[34]。

在名称上，“活动集社”称作“某某社”，“外围团体”称作“某某会”。在CC系地方组织中，“忠实党员同盟会”为地方活动的主体和核心，负责指导和发展“活动集社”。再由“活动集社”指导发展“外围团体”。在CC系的组织计划中，规定一个“活动集社”至少须领导两个以上的“外围团体”[35]。

“活动集社”与“外围团体”之间，一秘密一公开，一动一静，双轨并进。前者主要吸收“积极分子”，后者主要吸收“同情分子”。以青年学生为例，CC系的《组织发展计划大纲》将青年学生分为两类：一类为活动分子，一类为勤学分子；认为前者容易接受其主张，一般直接吸收进“活动集社”；后者多不愿意作公开的急激的政治斗争，一般吸收进“外围团体”。加入“活动集社”的分子，必须经“忠实党员同盟会”干部核准，并履行宣誓手续；加入“外围团体”的分子亦须经“忠实党员同盟会”干部核准，但毋须履行宣誓手续[36]。

除“外围团体”为公开组织外，“青白团”、“忠实党员同盟会”和“活动集社”均为绝对秘密组织。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只有纵的关系而无横的联络。下级组织成员一般不了解上级组织的存在。如“忠实党员同盟会”所订《地方组织通则》的附则规定：“本通则除会员得备知全部外，对第二级只得就其切需揭示其所应明了之点，对于第三级分子绝对秘密”[37]。“外围团体”和“活动集社”的成员固不知有“青白团”和“忠实党员同盟会”，“忠实党员同盟会”除干部外，一般会员亦多不知有“青白团”的存在。如夏赓英曾于1936年履行过“忠实党员宣誓”手续，自认为是CC系的重要分子，却不知有“青白团”这一组织。他只从别人处听说有一个叫“青白团”的组织是CC派领导的。他推测“青白团”只是CC派的外围组织[38]。

CC系各级分子的吸收，以逐级递升为原则。一般先将“优秀分子”吸收进“外围团体”，再从“外围团体”中选择“忠干分子”加入“活动集社”，在“活动集社”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训练后，再将其中的活跃分子吸收进“忠实党员同盟会”[39]。这种层层筛选，逐级递升的选拔体制，反映了CC组织的极端严密性。

CC系下属的“活动集社”，著名的有上海的“干社”，北平、天津的“诚社”，江苏的“励进社”等。

    上海“干社”成立于1933年夏。最初由吴醒亚、潘公展任正、副社长，后改由陈立夫任社长，吴醒亚任书记长[40]。其下设有一个干事会。干事会下设新闻、出版、教育、宣传、戏剧、电影等事业设计组，其职责是向社长提供建议和参考意见，备社长咨询。干事会设干事长一人，由丁默邨担任；副干事长两人，由陶百川等担任（另一名不详）[41]。《干社章程》规定，社长实行集权领导，对社务具有最终决定权和人事任命权；干事长和干事会秉承社长之命处理社务；社员必须盲目、绝对的服从，入社之际，须宣誓“为主义奋斗，永远保守社内一切秘密，绝对不做危害和不忠实本社的行为”。社员资格，要求“从事文化事业，信奉三民主义，服膺法西斯精神，能接受本社纲领与决议”，由两名社员介绍，经社长许可，方可入社[42]。“干社”的一切活动绝对秘密，内部只有纵的隶属关系。每名社员均编有数目字的代号。

    “干社”的活动主要在文化事业领域展开。“干社”的创立趣旨和纲领明白规定要“以法西斯精神建设三民主义文化”，树立“中心理论”；联合、集中和指导、利用各种文化事业团体和个人，共同致力于“中心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在文化事业范围内，强化“革命势力”的基础；以“三民主义为体，以法西斯主义为用”，从事三民主义文化建设[43]。“干社”下属的文化事业有《晨报》、《大沪晚报》、《外论通讯稿》和《社会主义月刊》等报刊，直属的外围团体有上海工人运动促进会（代名“力社”）、上海妇女协进会（代名“进社”）、上海大学生联谊会（代名“青社”）等组织，此外，还攘夺和掌控了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私立上海江南学院、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等部门的人事和组织领导权[44]。“干社”以上海为大本营，触角逐渐向全国各地扩展，先后在南京、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河北、陕西、云南、新疆、察哈尔、绥远等省市筹设分社。除文化事业外，“干社”还从事特务恐怖活动[45]。

    平津“诚社”是CC属下另一活跃的“活动集社”，筹组于1933年夏，正式成立于1934年秋，负责人为张厉生、胡梦华，主要以北平、天津两市的大学在校学生为组织对象。其组织目标主要是控制和抑制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其组织手段是“以学生对学生”，“以运动对运动”，先后组织北平各大学学生暑期南下考察团（1934年）、大学毕业生职业运动同盟（1934年）、诚社暑期训练班（1936年）和战地服务团（1937年）等活动，并办有《人民评论》、《存诚月刊》（后改为《诚报旬刊》）等刊物[46]。

CC系的“外围团体”甚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国文化建设协会[47]。该会成立于1934年5月[48]。陈立夫为理事长，邵元冲、吴铁城为副理事长，朱家骅、陈布雷、张道藩、吴醒亚、潘公展、叶秀峰等14人为常务理事。理事61人，候补理事20人，多为CC系骨干分子，亦有少数文化教育界名流[49]。该会设总会于上海，设分会于各省市，其组织网络覆盖全国[50]。各省市分会委员以“忠实党员同盟会”的各省市干事为主，兼纳当地文化教育界名人[51]。该会会员分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主要以从事文化学术的团体和个人为组织对象。相当一批文化教育界人士包括大学校长、教授和中小学校长、教员以及新闻出版界人士被吸纳为会员。1936年12月的统计显示，该会有会员5142人，是当时全国会员人数最多（中国佛教会除外），声威最大的文化团体[52]。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组织目标主要是以三民主义党治文化对抗普罗文化运动[53]。当时即有人指认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是国民党统制文化事业的组织，是“党治派”的代表团体[54]。该会创办《文化建设》月刊为机关刊物，对外宣传其思想主张。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战前所开展的活动中，影响最著的，是在全国文化界掀起了一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1935年1月10日，CC旗下的十位大学教授（王新命、何炳松、樊仲云、 萨孟武、章益、陈高佣、陶希圣、黄文山、孙寒冰、武堉幹）在陈立夫的直接授意下[55]，联名在上海各大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与此同时，他们通过上海、南京、北平、济南等地的文化协会分会分别举行座谈会，访问文化界名流，邀请各报撰写社论等，对其宣言表示声援和赞助。在他们的策划和“炒作”下，很快在全国掀起一场颇巨声势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56]。尽管运动发起人力图以一种超然的学人姿态来提倡建设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但其运动背后的派系运作及其党治文化统制的企图，受到当时相当一批体制外学者的质疑、抵制和批判。另一方面，国民党体制内有人批评其不直截了当地揭橥三民主义本位的文化建设，却引发一场无谓的论争，反而摇动了人们对三民主义的已有信仰[57]。

五、《政治评论》与CC系的政治理念

30年代CC系的活动从“阴”、“阳”两面同时展开：一面是极端秘密的组织活动，一面是公开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往论CC系意识形态者，大多仅以陈立夫的《唯生论》为分析文本。陈之《唯生论》初版于1927年，主要从学理层面对抗共产党的“唯物论”。实际上，战前CC系办有不少报刊，宣传其理论主张（参见下表）。其中《政治评论》是“忠实党员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可视为这个时期CC系的舆论“喉舌”。鉴此，下文对30年代CC系政治理念的分析，主要以《政治评论》所刊文章为文本。

《政治评论》1932年6月创刊，1935年11月停刊。据陈立夫晚年回忆，该刊由他们兄弟两人创办，由郑亦同负责经营，资本由三人共同提供。创刊目的是“促进一个理想，就是喊出‘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我们使蒋先生会成为党的名实相符的领导者，因为那时所有的麻烦就是由于这党没有真正的重心” [58]。“拥护唯一领袖”，原本即是“青白团”和“忠实党员同盟会”的成立宗旨与主要任务。《政治评论》作为其舆论阵地，自然极力鼓吹。CC系党人声称，国民党执政以来的分化和纷乱，均是由于没有唯一领袖。欲统一国民党，必须将党内“一国三公”的现状打破，确定党的唯一领袖。

至于确立哪种类型的领袖，认为“从理想上说，我们应当欢迎华盛顿；从事实上说，我们却应当欢迎莫索里尼和希特勒。”[59]“中国需要强有力的唯一领袖，来领导国民革命，复兴民族，应具有硬干、快干、苦干的精神，与高尚大公无私的人格，若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意志的希特勒”[60]。他们将当时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德意式的“领袖政治”，一类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认为中国所需要的，是德意那样强有力的“领袖政治”，而不是十八世纪以来过了时的“民主政治”[61]。

很显然，他们所谓的“领袖政治”是法西斯独裁政治的别称。有的CC系党人直截了当地主张实行独裁政治，反对民主政治，其理由是：“独裁政治的兴起，替代民主政治的衰弱，是近代政治的趋势”；民主政治在民国初年的试验已经表明在中国行不通[62]；中国人民程度不够，现在不能实行民主制度，只能实行独裁；中国当前最重大的问题，是民族民生的问题，而要解决民族民生问题，则非独裁不可。并称“在今日的中国，独裁的反面，决不是民主，而是多裁和割据；反对独裁，也决不能造成民主政治，而是造成多裁和割据”[63]；“民主政治在目前的中国固绝难成功，即使勉强做去，也是假民主，必不能达救亡图存的目的，因为假民主无论如何不如真独裁”；“真民主必须建立在真独裁完成之上”[64]。

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和小组织林立，妨碍国民党自身的团结和统一，而国民党又高喊“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导致派系斗争隐秘化。鉴此，当时有学者建议国民党干脆承认派系合法化，让它们组织公开的集团，提出各自的政纲，把暗斗变为明争，由各派轮流执政。CC系党人认为这样的办法行不通，而主张在“国民党现存派别中，有一派能以统一党权为己任，本大无畏的精神，不避一切艰险，采取史达林对付托洛史基，孟梭里尼对付尼蒂的手段，不惜放逐异己的别派，举一纲而打尽之”，从而实现国民党的统一[65]。不待言，CC系所寄望能肩负国民党统一大任的正是以它为基础的蒋介石主流派。

在CC系党人极力鼓吹独裁政治的同时，国民党内另一拥蒋派系力行社亦在大肆宣扬法西斯独裁政治。不仅如此，中国学界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展开了一场民主与独裁的论战[66]。在这场论战中，由于有一批如蒋廷黼、丁文江、钱端升等过去曾信仰民主政治的名流学者转而支持独裁政治，从而使CC系和力行社感到其独裁政治的主张，获得了来自体制外并带有浓厚学理基础的支助力量。故而更加发动其所属的各种报刊大力鼓吹，营造出一股浓烈的法西斯独裁政治的舆论氛围。笔者初步统计，仅《政治评论》所发表的鼓吹独裁政治的相关文章即多达40余篇。除《政治评论》外，CC旗下的其它报刊如《晨报》、《人民评论》、《社会主义月刊》等在宣扬独裁政治和法西斯主义方面比《政治评论》甚至更有过之。过去人们较多地注意力行社与法西斯主义的关联，事实上，CC系在法西斯主义与独裁政治的鼓吹方面，亦不逊色。

30年代CC旗下的部分报刊

*《社会新闻》的派系属性，尚存争议。此处暂将其归入CC系刊物。

资料来源：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165－166页；《CC内幕》第10、13、16、

23、93、112－114、144－145、158页；《湖北文史资料》第14辑（1986年）第60页；《1833

－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

六、结论

CC系在1933至1938年间，确实存在过一个由“青白团”、“忠实党员同盟会”以及众多“活动集社”和外围团体所构成的多层级的金字塔型组织。这一组织无论是创立旨趣、组织形式，还是政治理念，均与力行社极为相似。两个组织均强调对蒋介石领袖权威的绝对拥护和服从，均崇拜法西斯主义，鼓吹独裁政治，均采取自上而下的集权主义体制和多层级的秘密组织系统，均信仰暴力和恐怖手段，分别附设有庞大而富有威慑力的特务机构。最后两个组织均于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宣布取消。

CC系与力行社的组织系统比较

CC系和力行社的组织体制的相似性，显示蒋介石在主导这两个组织创立的过程中，深受了当时德意法西斯组织体制的影响。如两个组织金字塔型的层级结构和吸收成员的逐级递升制，即与当时意大利法西斯党的组织体制十分相似[67]。不同的是，蒋不是将国民党直接法西斯化，也不是废弃国民党另组一个新法西斯党，而是在国民党旧躯壳内成立两个双轨并进的法西斯组织。

力行社和“青白团”的成立，本是蒋介石为了克服30年代初内外交困的危局及其个人权威危机所采取的肆应措施，然而这种党内双轨竞进体制的建立，给国民党自身造成了莫大的困扰。在此之前，CC系和黄埔系之间虽有权力之争，但未形成全面的有组织性的对垒。自两大派系建立各自正式的组织系统后，相互间的冲突和对峙明显升级并向纵深发展。两派各自凭藉其复杂的层级组织网络向地方社会推进。在这一过程中，两派之间的恶性倾轧在地方政局上投下了极其恶劣的影响[68]。在战前国民党众多派系中，力行社和CC系是最具组织能量和群众基础的两大派系，而相互之间的倾轧也是国民党派系斗争中相持最久，相争最烈的一对。1938年，当两个组织同时被宣布取消后，其派系对峙的传统，又以党团对立的形式延续下去，直至国民党在大陆最后溃败。

论者有谓CC系、力行社和政学系这三个功能不同的拥蒋派系成功地充当了蒋介石政权的“支撑结构”和力量的基石，是蒋介石成功的关键，并认为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失败就在于没有一个比较有力的派系组织支撑[69]。就蒋介石个人而言，其党内地位的提升和实力的强化，确在相当程度上得助于这样一种派系“支撑结构”。自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虽日渐上升并居于优势，但其最高法理权威的最终确立，则以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被推选为国民党总裁为标志。在这一过程中，三个拥蒋派系，特别是力行社和CC系对蒋个人权势的巩固和提升，起到了相当的推助作用。然而，这三大派系之间的恶性倾轧和竞争，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一种持续强韧的内耗和自毁机制，对国民党整个组织生命的衰竭产生了极大影响。以此而言，这三大功能不同的拥蒋派系既是支撑蒋介石成功的重要基石，亦是导致国民党最终溃败的恶性肿瘤。

30年代CC系和力行社的组织，是一种富有相当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准政党组织。两大派系各有一套独立于国民党党机器之外的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基层社会的组织系统，其组织运作亦类似于政党的运作方式。笔者称此为“派系党化”。另一方面，30年代国民党党机器由北伐前后指导全国政治军事的核心权力组织，逐渐蜕化为一个由特定的政治派别所独掌和垄断的带有浓厚“私性”色彩的权力工具。笔者称此为“党的派系化”。CC系原本寄附于国民党各级党部组织之中，“青白团”和“忠实党员同盟会”的成立，使CC系势力进一步组织化、系统化和“合法化”，在国民党原有组织躯壳内形成一个更具组织能量的核心组织，从而形成“党的派系化”与“派系党化”交相并存的格局。

1938年后，有形组织的CC系虽已不存，无形组织的CC系势力则一直延续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陆。

（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 200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