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事件、本田合资零部件厂工人罢工事件，以及今年以来发生的诸多耸人听闻的事件标志着，中国模式已经终结。

　　本来不存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什么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所有高谈阔论，基于一个简单事实：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其实，经济持续二三十年高速增长的事例，在过去一百五十年的世界历史上频繁出现，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希腊、巴西、墨西哥、新加坡等等。如果中国构成一个模式，这个世界上该有多少种模式？

　　即便真有所谓中国模式，高谈阔论者的唾沫星子还是空中漂浮，这个模式就已经终结了。

　　中国模式论的唯一根基就是中国过去三十年出现的超常规经济增长。这一增长由下面几个因素支持：第一，人们的企业家精神得以释放，既指管理学意义上的“企业家”，更指普通人身上的企业家精神。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原来被强行淤积在农村的劳动力，现在可以到一个更广阔的市场体系中寻找收入更高的机会。第二，全球化，中国人可以方便地利用外部的制度、知识、资本、资源和市场。第三，强政府，它大体上保持了社会秩序稳定，让上述因素可以进行组合。

　　其实，这三个要素是经济增长的一般性前提，凡经历过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都依赖这些要素，不可能有任何例外。中国因为具有这些因素而实现快速增长，并不稀奇。

　　有些人谈论中国模式，似乎是因为，中国的增长业绩特别突出。这一点，也许是事实。而恰恰是这一意义上的中国模式乃是一个坏模式。上述三要素在中国特定制度环境中形成的特定组合，确实实现了超高速增长，但也必然同时制造了严重的问题。

　　可以从比较优势说起。中国确实具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这种优势是自然的，但刘易斯等经济学家根本无法想象的制度，却将这个优势极端化了。受制于城乡分割的体制，农村的内生性增长和产业升级基本上被抑制。这样，追求幸福的年轻农村人口别无选择，只能大规模转移到沿海新兴工业区。由于数量众多而集中，农民工被迫接受较低的工资。法律不给他们任何希望，因而，工资也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不变。

　　另一方面，有些专家所鼓吹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也要求各级政府制定法律、政策，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比如，政府免费向投资者提供土地，减免各种税收，政府不许工人集体维权，地方政府让企业自行设立保安，代行警察职能等等。

　　凡此种种制度把比较优势发挥到了极限。但极端就意味着自我伤害。经济学意义上的比较优势更多地只在理论解释意义上成立，在现实中，一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是有待于发现甚至创造的，因而必然是动态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则假定，政府可以确定比较优势并利用之。政府据此出台的种种制度把某一时间点上的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固定化。

　　这样，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就不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劳动力价格被人为地持续低估。这当然对全球资本产生了强烈吸引力，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在普通劳工被严重低估的工资的基础上，沿海地区形成一整套产业链和经济结构，它通过劳动力、资本、制度等资源的高投入，实现这超常规增长。

　　2004年，这样的体制就已经显示出严重问题：内部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衡，比如贫富急剧分化，还有内外失衡。但似乎无人愿意认真面对这些问题，这套体制继续向前狂奔。尽管如此，从那年开始的劳动力代际替换，到这两年完成，那些被人为维持的廉价劳动力体制压制的年轻劳工，终于不愿忍受下去。

　　令人自豪的中国模式的根基动摇了。而这个时候，社会已经撕裂：底层充斥着失落感和绝望，精英则因为不负责任，所以充满不安全感，而在大规模移民。穷人与富人、大众与精英之间相互不信任和对立，在此清楚表现出来。这就是中国模式终结的标志。

　　话说回来，中国模式神话的终结，对中国的发展也许是一件好事。中国模式迷信的破灭，反而有可能打开中国走上优良治理的大门。中国模式论让很多人以为，中国已经找到了终极的优良秩序。其实，关于优良治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独辟蹊径可言。这个世界上合理的和可行的治理只有一个模式，那就是以人的尊严和自由为本的治理。这个治理模式以人的普遍的、平等的尊严、自由和权利为前提，也以此为目的。而中国模式完全以经济增长为导向，忽略这些基本价值。

　　回归正常治理，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富人与穷人的和解，精英与大众的和解。这种和解需要以承认穷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为开端。富人、精英应把穷人当成平等的、完整的人来看待。他们不是廉价劳动力，也不是什么“农民工”，他们是平等的国民。整个体制应当承认民众的自由和权利，在此基础上，徐图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必追求什么，而应当追求均平。这也许谈不上什么模式，但国民的幸福感将会普遍提升，不论是穷人、富人、大众、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