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论在涉及解释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发生、构成的原因的观点上存有很大的分歧，这既与某种特定方法在某个特定学科中的使用是否有效相关，也与自认科学与社会科学各自说明现象时它们的说明原理之间具有什么关系有关。

　　一、 社会理论的主题问题

　　从广义上说，各门社会科学都是以不同维度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因而社会也就成了各门社会科学的共同研究主题。这里遇到的第一个认识论问题即是社会是可以化约的抑或是不可化约的?各种社会理论实际上都明显地或隐含地站在不同的前提预设上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从而导致了在理论上的分野。杜尔凯姆是明确提出应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社会整体不能化约为各组成部分之和、整体优先于局部而著称的社会学家。杜氏强调任何一种社会事实都应被视为客观实在的社会事物，社会事实具有独立于人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对人的行为的某种强制性，因而只能在整个社会生活的背景上去综合地研究社会现象。“社会学这门科学只有在认识到把社会事实当作实在的物来研究时才的诞生。”①在杜氏本人以及以他为核心的法国年鉴派社会学的倡导下，这种社会实在论的观点-直在社会学研究中处于主导地位，并成为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之独立地位确立的理论基石。这种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纳入到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从整个社会生活的背景上去做综合考察的观点，在社会理论中被称为“社会学主义”(sociologism)。从这种整体论观点上看，社会学最终所要说明的是人类行为所构成的现象一一群体及其制度，社会现象最终归属干群体而不是个人。“社会学主义”本身即隐含着一种先验性假没：说个人从属于他们生活的那个群体或社会并为后者所决定，这仅仅是说，他作为个人的一切行为均须从社会学观点上来加以认识。受它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学从宏观整体研究社会蔚然成风，迄今各种形式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绵延不绝。相应地，“社会结构”也就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题。与之相类似的提法还有“社会系统”、“秩序”、“强制性协作群体”、“制度”(institu-tionss)、“整合倾向”、“网络”、“社会性安排”(sociaal arrange-ment)等等。按照通常的理解，“社会结构”概念是持续稳定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的一种隐喻，它表征人类社会关系的模式化及其稳定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它几乎与社会学家所研究的“社会”是同义词。与上述社会实在论相对立的是一种社会唯名论，可以德国社会学家 G·齐美尔为代表。齐美尔既不同意杜尔凯姆、斯宾塞等人把社会视为物或有机体的观点，也反对黑格尔历史哲学把社会说成是绝对精神的展现的唯心主义。在他看来.社会是由人们彼此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亦即互动的关系网络所构成的：“社会无非是由相互作用联结起来的大量人群的名称”。② 那些庞大的起个人结构，如国家、群体、家庭、城市乃至工会、公司等，无论它们显得多么独立自主而又历久弥新，以至表现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而与人相对立，它们都只是人际互动关系的对象化。

　　对于社会研究来说，应该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人们的交往(sociation)上，它是人们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特定类型和形式，而不应把重点放在那些超人的结构上。在他看来，孔德等人对社会学对象的综合性、整体性的解释是大而无当的，他本人则宁愿把社会学对象局限在他所称之的“社会原子的相互作用”上。齐美尔认为，企图对社会生活有关的全部现象做出因果性说明不啻是一种幻想，正如不存在关于一切物质的总体科学一样，也没有囊括一切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同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一样只是研究现象的不同维度或方面，而不是什么普遍的总体性或整体。诚然.社会学要与各种方面的社会现象发生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以这些不同方面的社会现象为对象，它只是把关注点集中在人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行动基础的相互作用的形式上，如冲突和协作、平行关系和隶属关系、集权化和分权化等形式。这也是人们把齐美尔的思想称为“形式社会学”(formal sociology)的原因。

　　另一方面，针对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主张社会现象具有不可重复的独一无二性，齐美尔则强调，如果用社会学这面透镜去看历史，那么就无需与历史现象的不可重复性打交道，而是与这些现象的构成一致性的基础发生关系。社会学并不自诩要以对路易国王或亨利国王的个人行为之因果说明为标的，它能够说明的只是王权制度对这些国王的制约和影响方式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换言之，社会学只与路易国王发生关系，而主要地不是与路易国王发生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齐美尔把他的形式社会学比喻为社会生活的几何学：“几何学的抽象只考察人们的特殊形式，尽管这些形式从经验上看仅仅是作为某种物质内容而给定的。同样.如果社会被认为是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则对这种相互作用的形式的描述从最严格和最基本的意义上说就是社会科学的任务”。由是观之，齐美尔把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放在人们社会交往的同质性形式方面，而不是其异质性内容。例如，追逐经济利益既可以表现为竞争又可以表现为协作的形式;同理，靠战争掠夺和靠投机获利又都包含着协作。社会学能够告诉人们的，无非是关于使人们的特定交往得以发生的利益和意图以及利益和意图实现为相一致的相互作用的社会形式。

　　在社会学中，使用这种原子论策略的是被称为微观社会学的各流派，主要有源于 G·米德互动理论的符号互动论、角色理论、戏剧论以及受现象学影响的民族学方法论(ethenomethodology)。它们把关注重点放在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互相联结的具体过程，分析社会互动过程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这些流派都发生、成长在美国，极具美国社会理论的特色，突出人的个体性及其心理过程对社全行动的作用，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 W·詹姆士、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达尔文主义和行为主义。

　　在社会科学研究主题的认识上，介于上述社会整体论和社会原子论之间的是一种被称作“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观点，其温和形式可以 M·韦伯的“理解的社会学”为代表。韦伯认为，”社会学是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③所谓社会行动，是指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关涉到他人的行动，而且指向其过程的这种行动。他试图通过对个体行动者主观意义的理解达到对整体社会现象的因果性说明，亦即透过个体研究整体，进而把社会认识上的整体/外体二元对立调和起来，并从而把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强调的主观表意方法与近代科学追求的客观因果说明的通则方法结合起来。“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激进形式可以批判理性主义者卡尔·波普为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波普与哈耶克相类似，主张社会科学归根结蒂是以个人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理论的任务是要仔细地用描述性的或唯名论的词语建立和分析社会学模式(models)，这就是说，依据每个人以及他们的态度、期望、关系等情况来建立和分析社会学模式--这个设定可以称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④ 在社会科学主题问题上，他竭力反对社会学中的唯实论、整体论思想。他认为，孔德、斯宾塞等人所说的社会整体，并不是经验的对象，基本上用于流行的社会理论的公设;虽然人们认为象集合的人群这种经验的对象是存在的，但是家“中产阶级”这样的名称就代表这种经验群体则是完全虚假的：它们所代表的是一种现象的对象，其存在完全取决于理论的假设。“因此，对社会整体或集体之经验存在的信仰(可以被描述为朴素的集体主义)必须让位于这样的要求：社会现象，包括群体，应按照个体及其活动与关系来加以分析。”⑤ 波普把社会学中的实在伦、整体论称之为“方法论的本质论”(methodological essentiolism)，而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有时他亦称之为“方法论的唯名化”(methodologi-calnominalism)相对立。在波普的用法中，“方法论的本质论”是柏拉图以及现代的各种历史主义所持观点的特征，这种观点认为，纯粹知识或科学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描述事物的真正性质，即其隐蔽的实在性或本质。而“‘方法论的唯名论’并不想发现事物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也不想定义什么是真正的本质，而只是描述在不同环境下事物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一运作是否有什么规律。换言之，‘方法论的唯名论’是从我们对经验事物或事件的描述中，从我们对这些事件的说明(亦即借助普通法则来描述这些事件)中，寻找科学的目标。并且，在我们的语言中，特别是那些使语言具有正确的语句结构与推论的规则中，寻找科学描述的重要工具，文字只被当作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工具，而不是本质的名称”。⑥ 波普认为，当今自然科学已普遍地接受了“方法论的唯名论”，而社会科学的种种问题大多还沿袭用“本质论”方法来处理，其表现是各种历史主义思想风行，这也是社会科学之所以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主张的是一种批判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是一种随时准备接受批判性的论证，并从经验中来学习的态度。它基本的态度是承认‘我可能错，你可能对，透过努力，我们可更进一步接近真理’”。⑦ 与之相对立的态度即他说的认识论中的本质主义和社会理论中的历史主义。在波普看来，这二者是一脉相承的，前者在认识领域崇信确定不移的真理，后者则顶礼膜拜社会历史中的终极本质，其共同之处都是一种不容质疑、封闭的权威主义态度，因而容易导致独断(dictatorship)。⑧ 虽然被普的矛头所向主要什对社会理论中的历史主义而非唯实论，但人们从他的批判中确实可以发现传统的唯实论社会学中的某些弊病。譬如，杜尔凯姆的方法论非常看重定义和分类问题，因为唯实论的一个基本倾向认为概念(定义)与实在是同一的。“对一种确定的团体现象，用各种科学方法进行调查，所得到的定义大致会相同。社会学者的第一步是将所研究的事物加以明确的定义，以便确定自己所研究的到底是什么事物，同时也让别人能够明白。这是科学证吗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条件……科学的对象是由这种明确的定义来确定的，科学的内容自然也要根据这一定义来解释”、⑨ 杜氏在《宗教生活的原始形式》一书中就是同上述方法以崇拜神圣事物定义宗教的，进而认为初民的图腾崇拜与现代社会的灵魂救赎宗教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并据此得出一切宗教其本质都是崇拜社会性的结论。诚如阿隆所言，杜氏的这个方法有两个危险：“一是无意间用本质性定义来代替根据显而易见的外部标记确定的非本质性的定义，另一个危险是，武断地预先假定，凡是被列在同一种类里的现象都必然是由一个唯一的而且是同样的原因引起的。”⑩ 这正是波普所批判的“方法论的本质主义”之主要问题材。

　　二、 社会理论中的说明问题

　　社会理论在涉及解释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发生、构成的原因的观点上存有很大的分歧，这既与某种特定方法在某个特定学科中的使用是否有效相关，也与自认科学与社会科学各自说明现象时它们的说明原理之间具有什么关系有关。前者属于部门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后者则是一般方法论问题。这里谈论的主要是后一个问题。

　　在英美社会科学家中，相当多的人主张一种统一的科学观，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孔德、约翰·穆勒那里：自俄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基于对经验现象的观察，并努力从大量的现象重复中建立起某种因果性，科学的目的就在于对现象的因果性做出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对现象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因而，观察、说明和预测是这两类科学都并同具有的“客观”策略。这充分体现在孔德的一句名言中：“科学是为了预见，而预见是为了获取力量。”坚持这种一元论观点的可以 R·鲁德纳的《社会科学哲学》和 G·雷曼斯的《社会科学的本质》(1967)为例，观点与之近似的还有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 E·奈格尔的(科学的结构)(1961)。在这些作者看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分别只与具体研究的技术 有关，而与说明的逻辑无关。与之对立的观点是源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各种反实证主义取向，它们指责基于统一科学观而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同的实证主义设定。它们援引狄尔泰的“精神科学”(Geistewis senscnaft)概念，强调对社会生活进行学科探究的“人文研究”从根本出发点上就不同于自然科学。人文研究的对象是导致人们行动的在意义.与自然科学对象的物理性和经验性相比，内在意义具有无限变化性和相对不易把握性，因而它无法达到以自然科学为设准的说明和预测所要求的普遍性范畴和客机性论证。换言之，社会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解”(verstehen /understanding)而非“说明” (explanation)。唯其如此，社会研究不但不能完全独立于非经验性研究的哲学方式,反而在实践上更接近于哲学而自然科学。这种观点的极端形式甚至认为，对于社会认识而言普遍性和客观性不啻是一种幻想，社会科学能够做到的无非是对独一无二事件的“表意符号”(ideograhhy)研究。例如，人类学家彼得·温奇就曾写道：“由于观念……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又由于每一观念的体系因其组成成分是内在相互联系着的而只能被理解成是自在的和自为的，结果……使得观念体系成为一种非访了适于对之做出广泛概括的对象。社会关系实际上只能在社会流行的观念中并通过这些观念而存在，……因而社会关系必然同样也是一种不适于对之做出科学性质的概括化和理论化的对象”。11

　　温奇所代表的是一种。“人文研究”的立场，虽然它对社会研究的特殊面向以及所使用方法的认识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完全排斥因果佳说明的看法显然过于主观和相对主义化，即使在当代以及实证主义为主要目标的现象学和解释学传统中恐怕也难以见容。A·舒茨关于科学的讨论表明，现象学并不暗示着一种反科学的立场。从“生活世界”上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对舒茨而言都必然被视为某种基于“互为主观性肝(intersubjesctlve)理解。从舒茨的观点上看，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毋宁说是两个属于不同层面上的问题，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应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换言之，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存在)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保尔·利科在考察欧陆哲学中关于人本主义的讨论后明确地认为，在当代现象学和解释学内正在出现一种为消解狄尔泰在意义理解和因果说明之间设置对立的努力。12 针对主张在社会研究中取消因果佳说明的极端立场.宁格尔在《科学的结构》中围绕科学的说明模式的可应用性分析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他论证了在社会科学中受南实验尽管要比在自然科学中相对困难，但仍然是可能的;即使考虑到文化的相对性以及科学观察者与现率对象的互动关系，也并不妨碍在有关社会因果性命题中获得一定程度的精确性。13 鲁德纳《在做会科学哲学》一书中也对温奇做了类似的批判。从中可以看到，人文研究试图用取消社会现象的因果联系来批驳实证主义，结果造得其反，不仅为实证主义者的反批判抓住了口实，而且反倒为其在社会科学领域扩大影响提供了依据。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社会学家 J亚历山大对实证主义的全面分析和恰如其分的批判是有启发的。亚氏在其四卷本的《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第一卷中，详细地考察了社会学领域中实证主义各种预设以及由此引起的广泛争论。亚氏从科学思维是一种双向的连续体观念出发，认为科学是发生在由两种不同环境所构成的背景下的思维过程：其一是经验观察的世界，另一个是非经验的形而上学世界。虽然科学的陈述可以更多地指向其中的某一环境，但它们却从不可能为任何一种环境所决定。被认属于截然两种不同种类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陈迷之间的差别，实际上也只是代表着同一认识连续性上的不同位置的差异。位于靠近连续体右侧的那些科学陈述之所以被说成是“经验性的”，是因为其形式更多地受到精确性描述的观察的影响，从而具有经验描述的“特定性”。而位于靠近左侧的陈述之所以被认为是“理论性的”，则是因为其形式较少关注为这些陈述提供信息的观察的直接性。实际上，我们可以按照这种一般性和特定性的不同程度来认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性质的区别。14基于科学思维是双向连续作的认识，亚氏对社会理论中人文研究的主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进行了双向的批判。由于美国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影响很深蒂固，故亚氏在第一卷著作中矛头主要指向这一思想传统。亚氏认为，实证主义在因果说明问题上有这样几个基本设定：在经验现率和非经验陈述之间造成截然分裂;由于这一分裂，较一般性的思想问题都被视为“哲学的”或”形而上学的”问题，对于以经验为取向的社会科学来说这些问题不具有任何实质性意义;既然把拒斥非经验的指涉视为自然科学的根本特征，那么，任何真正的社会学就必须采用“科学的”意识;在完全排斥了“哲学”问题且相应地经验观察成为主要任务的科学里，具有理论性或一般性的问题唯有和这样的经验观察相联系时才会得到正确的处理。实证主义的这几项设定在社会理论中表现为：就理论的形成而言，强调这一过程是通过从观察中进行概括的方法，亦即通过归纳而建构的过程。例如 G霍曼斯认为社会学理论必须是命题式的：理论是一种从经验向较为一般的建构过程，其目标是产生一系列从归纳得出的演绎说明;就理论冲突而言，是将理论之争转变为经验之争，其隐含之意是说，如果社会学要成为一门科学，那么，就应如一些人所说，经验的验证是理论之争的最终裁决;就任何理论都可以最终还原为经验观字而言，科学的分歧就只有观察方法上的根据，而不可能有其逻辑上的根据。15 例如克里马认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是纵向、垂直向的进步分地，而分化更多地是专门化的产物.是关注经验世界之不同侧面的结果，而非囹绕着同一观察证据的更一般化、非经验的分歧之结果。16 亚氏认为，在这种把科学思维视为单向运动的观点支配下的美国社会学，必然会导致如 W米尔斯所说的想像力的枯竭。其具体表现是，由于过分强调经验直观上的观察和证实的维度，必然会极大地缩小了经验分析的范围，以致经验概括愈来愈益停留在简单相关的陈述水平上;把社会认识论问题变成单纯的方法论问题，致使社会学理论仅仅专控对特殊研究和统计分析的技术进行精确化和检验的问题;这种将科学立场仅仅与量化的经验分析相联系的逻辑、以及将理论逻辑还原为实验逻辑的作法，最终必然会得出科学进步主要依赖于方法论革新的结论。

　　亚氏主张一种“后实证主义历(postpositivisml)观点。所谓“后实证主义”也称“后经经验义”，它是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学影响下而出现的一股强劲的思潮。其关注焦点是社会认识问题，试图在弥合传统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与理解的社会科学之间对立的基础上致力于创建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后实证主义”包含各种不同的取向，其中最重男的有批判的理性主义(波普、霍尔顿)、科学文学派(库恩拉卡托斯)和科学实在论等。从发展沿革上看，“后实证主义思潮大致经历了三个相互联系的时期。30-40 年代，西方拟会科学共同体都强烈支持激进的实证主义科学观，把科学仅视为在归纳的概括和经验的证实之间的往复运动。50 年代后，开始转向后来被称为逻辑经验论的立场，虽然承认了概念化有模式这样一些理论要素在科学认识上的重要性，也接受了“非观实性实体”的存在，但同时仍认为一切理论陈述都可以通过纯粹经验的、实验的程序而证伪。80 年代以后，“后实证主义”或“后经验主义”立场开始在社会理论中发生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可以看到“后实证主义”有不同形式的表现。譬如，一些人站在反实证主义立场上试图把批判的理性主地皙学解释学以及存在主义等的个别观点结合起来，批判地重新考察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如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Ed. by R. S. Cohen,1983.)另一些人则把“后经验主义”的各种形式都与逻辑经验论的批判联系起来，表明两者之间的承续性、以求在扩展古典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立场上为理论知识的构成提出更为严谨的策略(如 D. Thomas, Naturalism and Social Science,1979.)。还有的人基于实在论的科学哲学立场，借鉴历史唯物主义的个别思想，试日提出能延续自然主义方法论传统的“社会实在伦”杨念，以克服社会学实证主义和理解的社会学二者的极端和们颇，(如 R. Keat J Urry, Social Theory as Science, 1975)。

　　虽然后实证主义的理论观点在 60-70 年代波莱尼、柯耶勒等人批判实证主义的著作中就已见显露出其端倪，但最有影响的论述当同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库恩的基本观点认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存的“范式”(paradigms)或理解的框架(frameworks of under-standing)而展开的：“范式是科学的构成要项……也是自然的构成要项”，因此，“范式对科学之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同于观察和实以。17 这样一来，他就把科学革命描绘成一种由经验观察和先验范式之间相互作用所规定的双向运动过程，为“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奠立了理论基石：全部科学的发展是一种双轮的运动，既为经验论证也为理论论证所推动。亚历山大结合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学的研究成果，把“后实证主义。基本观点概括为下达四个与实证主义的基本项设相对立的原外第一，所有的科学数据都是由理论内在构成的;这个针对实证主义将事实/理论之分视为具体区别的观点是由拉卡托斯明确表述的。第二，经验的承诺(empiricalcommitments)并非仅以实验证据为基础;这个原则概括了波莱尼和拉卡托斯等人的论断，同时又为广泛的历史事实所住证。第三，一般理论的阐发在常态下是独断论的和水平向的，而非怀疑论的和垂直向的;这个原则在库恩对常态时期科学与革命时期科学相比具有稳定性和非批判性的论述中得到阐发，并为许多科学史家所支持。第四，科学信念的基本转变仅当具备了其他理论承诺从而足以应付经验变化之时才会发生;这种观点一反科学的变化只能从经验环境上加以挪释的传统看法，主张一般理论之间的争论也是引起科学变化的动力之一。18 亚历山大通过一系列考察和论述后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在给予从经验观察中进行归纳时所遵循的方法论规则以高度重视的同时，还必须确立能够说明发自更一般原则的反向运动的“理论的方法论”，即需要一种一般性理论逻辑。这就是他多卷本的《社会学理论的逻辑》一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三、 战后西方社会理论中的危机意识

　　前面我们着重从认识论角度考察了西方社会理论围绕科学合理性问题上的一些观点，现在让我们再从存在论角度检视一下当代社会学理论对社会实在带有自身评价的思想倾向问题。诚召唤罗素所言，“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要了解它的哲学.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哲学家。这里就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人们生活的环境在决定他们的哲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你而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19 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社会学理论，因为究其实质，任何一种社会学理论都是以一定的哲学为依托的，反之，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ethos)、社会意识都在其社会学理论中得到具体的表现。

　　战后至 60 年代初，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T·帕森斯所倡导的结构功能主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帕森斯的社会学思想基本上是由社会行动理论、结构功能分析和社会系统伦三个部分组成，其思想洲伊.正如他在成名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序言中所说，是杜尔凯姆、韦伯.帕累托等欧洲古典社会学思想象的某种综合，同时也吸纳了马歇尔的经济学思想、贝塔朗菲的系统论和坎农关于生物有机体是一个自稳态系统的思想。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个基本仅没认为，社会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的单元组成的统一系统，其内部存在着缜密的结构分工，每个单元都各自发挥着特定的功能，它们相互依赖又彼此制约维系着社会作为一个整合系统的存在。倘若一个部分发生变化，必须影响到其他部分乃至整体发生变化。系统一般保持均衡状态，当受到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刺激时，原有的均衡被打破，系统内部旋即进行调适.为适应新情况而出现结构分化，同化干扰，建立新的均衡 50-60 年代，结构功能主义在西方社会学界得到广泛传播，当时普遍开展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研究，基本上都是按照结构功能分析模式进行的，以致“结构功能分析”几乎成了“社会学研究”的同义语。结构功能主义从均衡出发，通过结构分化、功能分化致力于社会系统在变化了条件下的整合秩序，客观上适应了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其经济、军事实力如日中天，政治上保守主义盛行的态势。这种自信和优越感充分体现在“工业主义”、“世界主义”这样一些概念之中，用这种观点去观察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迁就必然是以西方为中心、以美国为模式。诚然，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正在经历着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过程，但是作为历史的个体，每个民族和地区的发展基于文化背景和传统的差异又有其特殊性。西方社会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实地调查结果也并不与美国模式相同，再加上发达国家出现的生态环境恶化等一些工业主义的负面消极弊病日趋显露， 以及美国在越战中的进退维谷局面和国内内战、学潮风起云涌的动荡局面，这都促使人们对原来的现代化模式进行重新思考和修正，在理论上对结构功能主义重新评价。这一切都导致 60 年代中期以后帕森斯理论的逐渐式微。

　　1960-1970 年代，在批判帕森斯理论中百方社会学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左派激进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在美国有米尔斯、古 尔德纳等，在西德有雷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在法国有列菲伏尔、古德曼等。他们的思想大多受到青年时期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影响，尤其是“物化”(refeica- tlon)概念更成为他们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以及为之辩护和论证的社会学实证主义的一个出发点。由此上溯，还可以看到他们与马克思乃至黑格尔的关系，只不过他们是对马克思的对象化、物化、异化概念以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做了左派激进主义的解释。在他们的解释中，上述几个概念是同一的，他们并从“实践”(praxis)的观点上强调理论上的异地亦即现实剥削和压迫的“理论行矿。这几乎是一切“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的共同信条，并由此把理论上的激进主义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结合在一起了。这种观点表现在社会学理论上，亦即社会学激进主义，可以古尔德纳的《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和米尔斯的《社会学的相像力》为代表。激进主义社会学以传统社会学奉为圭臬的实证主义原理为批判对象，指出以实证问题为主旨追求的社会学必价导致其想像力的枯竭。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则认为，以自然科学为楷模的传统社会学理论(包括对社会学对象的界定和整个研究程序和方法)对待社会现实的态度和解释是以异化、物化为本质特征的.这必然导致对既定现实的无批判肯定，以致变成现代社会权力宰制和剥削压迫的附庸或帮闲。他们主张社会学应从”未被物化的”人的本质入手，反对把现代工业社会的既定现实当作合法的、把它追逐的功能效率的逻辑当作合理的，强调社会理论对一切现实应持有的批判性。

　　在社会学激进主义的营垒中，除了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外，还有以 A·舒茨为代表的现象学。这是一个以胡塞尔先验现象学为其理论基础的社会学流派，开始时它并不具有政治激进主义的性质，但在反对传统社会学对待社会现实的自然主义态度上与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走到了一起。舒茨把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引入社会学并把它作为建构自己社会学理论--自然态度构成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constitution of naturalattitude)--的起点，主张应对社会现象从”生活世界”观点上做“互为主体性”的理解和说明，反对传统社会学理论用抽掉属人意义的空洞概念如结构、功能、角色等去说明社会现实，进而认为社会现实本身就具有这些概念所表征的性质。现象学取向的社会学家从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借用了“物化”概念，并把‘’生活世界”与“未被物化的人的本质”相等同，认为当代社会学由于盲目地轻信科学的客观性而无法对社会现实的真正”互为主体性”的量度，从而陷入了深刻的危机。20从激进主义的批判中可以看到，西方社会学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以自然科学的客观科学真理取代生活世界的存在真理，从而使社会学理论丧失其本身应有的丰富想象力;倾向于把纷繁复杂和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现象还原成几种因素的互动关系，导致社会学研究中以模式或变量的互动关系取代真实存在;强调社会研究中一切现象均应量化，亦即把经验现业转化为可计量的客观数据，而对社会行动主体的人之生命的意义和评价或采取任意量化处理或根本忽略不计;混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象之间的本质区别，主张社会学研究要保持虚假的客观性、中立性，反对把主观情绪和价值因素介入社会研究。在这种自然主义--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支配下，西方社会学把对物的研究方法全盘运用到对人本身的研究上.失去道德理想完全变成技术控制的工具，最明显地体现在所谓的“社会工程学”、“社会控制论”的构想中。所有这一切都进一步动长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以目的一工具合理性为主旨的“官僚制化”(bureaucratization)的蔓延，使“官俸制”不再局限于国家行政管理的权力实施领域，而且无孔不入地广泛渗透到经济(资本和雇佣劳动、生产和消费)、文化意识(对工具合理性的信仰)、社会生活(通过大众传媒)乃至最隐秘的家庭生活领域，成为现代国家和社会、公私领域无所不包的一条根本性的组织原则和管理方式。其结果是传统的社会调适和管理的手段逐步被取代，权力的实施越来越倾向于依赖科学技术、专业化和各种管理方法，遂使社会生活成为实行分层化、专业化管理、可以进行技术控制的非伦理化、非政治化的对象。韦伯在世时曾以绝望的态度把官僚制发展前景描绘成人的“铁笼”，哈贝马斯则把这视为源于追逐技术控制的实证主义认知旨趣所导致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这样一来，社会学激进主义就把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与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了，从学理上的激进主义经过新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政治激进主义。应当指出，造成这一状况既有社会学本身学理上的内在原因，也有来自这门学科之外的影响。这里我们主要是指科学哲学家(如库恩、拉卡托斯、波普、费耶阿本德、图尔敏等)对科学知识增长的前提所做的逻辑-方法论的思考.以及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如哈耶克、波莱尼、柏林等)对启蒙运动以来传统的科学观及其预设的“进步”意识形态所做的批判性考察。尽管这些人在学理和现实态度上甚至与激进主义社会学完全对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思想从不同侧面为激进主义批判实证主义社会学、进而批判以“技术文明”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提供了思想支援。

　　在批判帕森斯理论过程中，西方社会学出现了多元理论并存的态势，这对于打破多年来实证主义的一统局面、扩展社会知识的广度和挖掘深度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从另一方面看，出自不同的前提预设，不同取向的社会学对同一社会现象的研究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其间的冲突和对立也难以消解.确实体现出社会学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相比较由于缺少一般性理论因而具有不成熟性和认识的相对性质。譬如，站在科学的社会学立场，会认为现象学社会学和批判理论拿不出实实在在的经验研究成果.只会坐而论道，根本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学;反之.现象学社会学则认为这正是实证主义社会学迷信过时的科学观陷入虚假的“客观性”而不能自拔的表现，现象学社会学根本不以实证主义者津津乐道的经验研究成果为谋，它所做的只是对传统社会学的理论前提、概念和范畴的构成、社会学方法和研究程序的批判性反思考察，会使社会学研究与”社会”性质相符合，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社会学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ociology)。

　　这种对立的见解比比皆是，再譬如.同是当代社会学理论家的吉登斯反功能主义立场与亚历山大复兴功能主义立场也是无法弥合的。这种认识上的歧见，也表现在对社会学理论的分类上。美国马里兰大学乔治 · 瑞 泽 尔 根 据 指 导 社 会 学 分 析 的 元 理 论 视 角 ( 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itive),把当代社会学理论归纳为三种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social-facts, social-defiintion, social- behaviorparadigms)。社会事实范式的古典范例是杜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自杀论》，其研究的是社会事实亦即大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使用的是问题调查法和历史比较方法，用于这种范式的社会学有结构一功能主义、冲突论和系统论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定义范式的古典范例是韦伯论述社会行动的著作，它通过主观意义的途径理解行动、互动及其导致的后果，主要使用观察法，辅之以问卷调查，月于这种范式的社会学有行动理论、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民族学方法论等。社会行为范式的范例是心理学家 B·F·斯金纳的著作，研究主题放在个体行为上，关注诱发预期行为的报偿和阻止非预期行为的惩罚，使用实验方法，属于这种范式的社会学理论有行为主义社会学和交换理论21。在这种分类中，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三者的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导引出的经验研究的主观--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也无优劣主次之分，只是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面向而且.各有其不同的存在理由，唯其如此，社会学应是一门多重范式的学科。与之相对的是批判理论家哈贝马斯在其《知识与人类旨趣》中的另一种分类。哈贝马斯基于实践的观点视人类社会的生活世界为三种基本的经验所构成，即劳动、互动和支配(统治)，并由此形成三种主要旨趣即技术的旨趣、实践的旨趣和解放的旨趣，技术旨趣有关经验和分析的劳动过程，实践旨趣是人际之间关于意义的沟通和了解，解放旨趣则是关于摆脱劳动的支配和沟通的扭曲以便获得自主性和责任心的自我反思力量。由这三种主要旨趣相应地发展出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即经验一分析的知识、历史一解释的知识和批判的知识。但这三者之间关系并不是并列的，经验分析的知识和历史解释的知识如果脱离了批判的知识，就会造成劳动的支配和沟通的扭曲，因此三者必须统一在以解放为认知旨趣的批判知识中：“在自我反思知识中，知识达到与自主和责任之旨趣的一致。解放认知旨趣就以追求这样的反思为标的……在自我反思的能力中知识与旨趣是同一的。”22这样一来，哈贝马斯就把他的“沟通行动理论”提升为统一其他社会学理论的基础和前提了。

　　另外一种分类关注社会学家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亦即“社会学家的自我形象”，譬如 R·W·弗瑞德里希在《社会学的社会学》一书中把社会学分为“牧师社会学”(priestly sociology)和“先知社会学”(prophetic sociology),他借用西方宗教中的牧师和先知的角色比喻不同取向的社会学家对待社会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牧师教导人们以建设性的态度接受既定社会秩序并给予必要的支持，因而他在社会中起到保守作用;先知则以其预言号召人们批判社会的弊端.引导人们去改变社会现实以避免行将到来的劫难，他在社会中起到激进作用。

　　四、 1980 年代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趋向

　　与60年代的危机意识相对立，8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学理论出现了普遍追求“彭定”的思想倾向，其思想取向与社会思潮中的新保守主义相吻合。这主要是指为了克服理论一方法论的危机现状.许多西方社会学理论家回归古典社会学思想遗产并试图从中汲取营养，对当代纷繁驳杂的社会学理论进行某种综合，使社会学理论摆脱激进批判主义重新回到以均衡、稳定、整合、秩序为诉求的传统轨道上来。这一发展过程主要表现在以联邦德国社会学界的“韦伯复兴”运动和遍及世界各地的“韦伯热”为代表的重新研讨古典社会学理论、重新评价帕森斯理论模式对寻求社会秩序稳定的正面作用、对现行理论范式进行比较分类和探究对不同范式进行综合的可能性。尽管这一过程时至今日并未真正完结，但从各种迹象上可以看到，它以稳定为理论诉求和以维系现行工业社会秩序为实践标的，与 60 年代理论上专注危机和实践上鼓吹造反的激进主义社会学大相径庭，客观上对新保守主义思潮在当今西方社会中走俏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从发展过程看，西方社会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以欧洲理论占主导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之交社会学研究中心由欧洲转到美国。在这期间的美国社会学中，芝加哥学派和制度学派起着重要作用，研究的重点是人际互动、群体冲突和区位物质环境.受到普遍重视的是实用主义者库利、米尼、制度论者凡勃论、冲突论先躯齐美尔等人。50--60 年代兴起的结构功能主义一反美国社会学侧重从心理、个人互动的微观角度研究社会路向.主要着眼于宏观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制度的一般性质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理论。70 年代结构功能主义受到了各方面的挑战，其影响急剧下降.在批判帕森斯的基础上出现了众多理论，西方社会学理论呈现出多元并存群龙无首的局面。80 年代以后，一些社会学家试图在借鉴古典理论基础上对当代多元理论进行综合。亚历山大在“古典名家的核心地位”23一文中曾详细地考察了当代社会学对古典名家的研究情况，论证了当代理论与古典名家的承继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与过去西方社会学界(尤其是美国社会学)出于意识形态原因长期以来有意拒斥马克思理论的地位(如柏森斯)不同，70 年代以后西方社会学对马克思理论的兴趣明显地在增长，出版了大量有关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著作，范围也从欧洲(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的列菲伏尔、阿尔杜塞、阿隆和萨特等)扩展到英(博特莫尔、吉登斯)美(古尔德纳、亚历山大等)。与此同时.马克思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地位也在显著提高，开始被承认与杜尔凯姆、韦伯齐名成为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其社会理论也被视为社会学的三大传统之一。14

　　西方社会学理论从关注危机到强调稳定，其间有一个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韦伯复兴”(Weber-Renaissance)运动起了重要作用。60 年代.西德社会学界围绕纪念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诞辰 10O 周年(1964)和逝世 50 周年(1970)举办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就韦伯的思想遗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61年西德社会学会在图宾根召开方法论问题讨论会上，批判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波普和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都以“社会科学的逻辑”为题发表自己的观点。阿多诺坚持批判理论的固有立场，把社会学理论解释为广义的社会哲学.主张在文化、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上的批判是社会学理论的任务，反对社会学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论。波普在政治上持自由主义立场，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主张“证伪”的批判理性主义，强调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唯名论)性质，但在反对德国历史主义传统方面确与实证主义有相通之处，换言之.他在社会学上持“后实证主义”观点。这两人思想上的交锋，揭开了德国社会学关于实证主义论战的序幕24。

　　1964 年，西德社会学会在海德堡召开第 15 届大会。双方围绕会议主题“韦伯与当代社会学”就“价值相关与价值中立”问题又一次进行了争论、应邀赴会的美国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做了“价值中立与客观性”的报告，另一位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马尔库塞做了“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的报告.双方对韦伯的“价值中立性”概念发生了重大分歧，这实际上关系到社会学家对当前社会现实持何种态度问题。1968 年，在法兰克福召开的第 16 届大会上，双方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前景上又发生重大袋歧见。阿多诺做了题为“晚期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的报告，力陈全面改造当代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的绝对必要性，而达连多夫和硕依西则从实证角度说明资本主义与现代科技革命相结合尚有巨大发展潜力。

　　非常明显，这些争论的中心主题都与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和方法论有关，虽然实证主义社会学与批判理论在具体问题上观点截然对立，但双方都可在韦伯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遗产中找到根据。其中最突出的是对韦伯思想的核心概念“合理性一理性化(Rationality-Rationalization)的不同理解和诠释上。实证主义从科学的客观性出发，有意凸显韦伯社会学的“价值中立性”方面，把社会变迁从技术控制亦即“工具合理性”角度视为结构分化的理性化过程，所谓“理性化”主要是从“工具合理性”义涵上加以解释的.因而对现代资本主义未来发展前景持积极乐观态度，相应地，韦伯也被当作现代化的先知(如柏森斯)。而批判理论则从“否定的辩证法”立论，把韦伯的“理性化”概念赋予更多的“物化”、“异议化”。义涵，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的“工具合理化”对人的存在而言恰恰是“价值非理性”，实证主义社会学在理论上的“异化”亦即它对现代社会中的压迫、剥削和权力宰制所做的“理论行动”。如果说早期参与争论的主要是哲学家、社会理论家，那么后来有更多的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加入进来。譬如 1985 年 8 月在西德斯图加特召开的国际历史学会第 16 届大会上，有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约两千多名学者参与“韦信的方法论与历史研究”的主题讨论。与上述社会理论家特韦伯的“工具合理化”(形式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对立起来的看法不同，史学家更倾向从韦伯的“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眼光和多元文化并存的背景上去看待人类整体所创造的文明，这样一来，上述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对立与其说是理性化的悖论(Paradox of rationalization)，毋宁说是各具不同特色的文化所呈现出的独特性格25。同样，一些参与讨论的社会学家也主张超越实证主义社会学与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在上述问题上的对立，譬如研究工业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的德国社会学家 G·施米特主张“回到韦伯”，但不是回到韦伯当时所讲的具体内容上去，而是深入研究韦伯的研究策略，以摆脱帕森斯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对韦伯的误读。另一位研究韦伯的德国社会学家 W·施卢赫特认为韦伯的思想为现代西方社会面对种种危机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他强调，现代西方人一方面应站稳传统文化立场，恪守“有意识地支配世界”的文化价值，同时要实践韦伯“责任伦理”的要求，强调以负责任、敢于承担的勇气和毅力去面对当下科技革命对西方社会提出的各种挑战，才是现代成熟和健全人格的生活态度，因为他的行为动力已不再源于宗教戒律(宗教伦理)，而是发自内心自觉(责任伦理)26。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的社会学被视为对现代社会生活的“诊断”、“现实问题的自我表达”，为了克服危机解决问题就必须回到韦伯的论述上来。那么，韦伯给人们提供了什么答案呢?施卢赫特在分析韦伯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论述时指出，一个脱离家教的现代人仍需面对“自然因果性之宇宙”与“伦理要求上均衡因果性之宇宙”这二者无法消解的紧张对立。科学的一元人中心论总想用自然因果性排斥宗教的二元神中心论的伦理因果性解释;反之亦然。“韦伯的折衷看法是：既非一种被提升到了‘世界人生观’层次的理性科学，亦非救赎宗教.能够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提供完全圆满的意义解释。前者绝对化了技术至上的工具思想，结果导致适应现世的心态;后者则绝对了宗教的归皈而导向逃避现世。在目前情况下，二元的神中心主义和一元的人中心主义都帮不上忙，能够派得上用场的只有一种二元的人中心主义--惟有如此，我们方能认清自我支配及现世支配中人伦礼俗的问题性，并且将它们视作伦理上的任务来加以把握。简单地说.现代生活的问题并不是要这样或那样地来消解二元论上的紧张，而只能是在种种紧张中维持着生活：在应然和突然的紧张中、在信念与效果的紧张中以及拒斥现世与承认这么一个解除了巫味的世界有其‘自身固有权利’的紧张中”27。这种科学和宗教之间紧张对立关系是现代人的“命运”，既无法弥合也无法规避。进而言之，现代社会如此，表征现代社会的社会理论也必须面对科学与信仰二者之间的紧张和对立，以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和以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之间的争斗，就是这种紧张对立关系在社会学中的表现。施卢赫特正是从韦伯对科学与宗教二者关系的论述中看到了克服社会学理论危机的方法论启迪：“韦伯的论点让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现实状况的诊断，而在他的诊断中韦伯对两种看法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一种是认为我们终会找到最后真理的信仰，另一种是认为我们可以创造人类幸福的信仰。

　　在今天，似乎逃避现世与适应现世的心态仍在解除了巫昧的世界中循环不已，韦伯的这番诊所因此重新显出其重要性。他的诊断指出了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所以不痛快的理由，却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对于这种不适意、不痛快却甘之如饴，而不轻言放弃”28。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后来一些试图对不同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综合的作法与这种对韦伯思想的研究和诠释之间的联系。西方社会学理论从危机意识转向稳定意识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对柏森斯理论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从 60 年代的否定性批判到 80 年代比较客观的建设性分析。在早期的批判中，米尔斯贬斥帕森斯的巨型理论是一种“抽象的经验主义”，“在相当高的普遍性层面上静止地和抽象地看待社会结构的诸组成部分”;“作为一种人和社会本质的系统理论。完全变成了繁琐而枯燥的形式主义.其中心诉求就是分解各种概念并把它们无休止地反复安排”29。古尔德纳则更多关注这一理论中所体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并把它与批判帕森斯的系统、均衡、协调等概念相联系，认为它们来源于非经验主义的方法论，“表达了中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和他们对危机的反应”30。此外，在决定论者那里，帕森斯是个唯心主义者和维意志论者，因为他忽视现实的社会环境，条件对个人行动自由的制约性;反之，在意志论者眼里，帕森斯又被当作典型的实证主义决定论者、反个体主义者以及有机体论的传人等等。总之，批判着眼点各有不同，但否定性结论却是一致的。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初，开始出现重新评价帕森斯理论的动向，其主旨是反对混淆理论分析中不同层次上的问题而采取一概否定的作法.强调帕森斯早期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和其后期《社会后期》(1951)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上的不可分割性.认为帕氏在早期著作对行动和秩序的分析包含对韦伯和杜尔凯姆等不同思想传统试图进行综合的深刻洞见.这一思想一直延续到其后期关于社会系统的构想中，并从认识论上为社会学理论克服当前的混乱局西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和参考。亚历山大首先在一篇文章中认真地分析了帕氏的“意志论的行动理论”，他把意志论区分为“形式意志论”和“实质意志论”，前者是指在抽象的、纯理论的和认识论水平上的思考，而后者是指在不同经验的、实践的、意识形态的、历史的情境下对其表现的内容的思考。形式意志论的理论主要致力从整体上界定各种行动的类型。它撇开具体时空、意识形态预设和价值选择，近于韦伯的“形式合理性”，因而是“价值中立”的;而实质意志论的理论则着眼于处在特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的人们，在受到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制约下的具体行动，它近于韦伯的“实质合理性”：因而是“与价值相关”。31从这种区分的观点上看，帕氏正是先从形式理论、哲学认识论上揭示社会行动的结构，然后再把它应用于具体经验的情境下，逐步深化.把文化、社会和个性系统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之中。

　　亚历山大认为，60--70 年代对帕氏理论的批判和由此引起的争论，许多是由于对所争论的认识论视角和社会学视角未做出明确区分所致，例如把帕氏关于社会认识论上的均衡概念与保守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这种混淆和误读还表现在把帕氏对社会学理论的一般逻辑化约为政治承诺，由此引起了关于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争;化约成方法论选择.引起了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之争;化约成经验命题，由此引出了冲突论与均衡论之争;化约成模式选择，引起了功能主义与意志论、变迁论之争。“当人们从抽象领会的行动的认识论观念中转到个别领会的社会中的行动，亦即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科学中所研究的行动时，主体性、客体性、意志论和决定论概念的性质就会不同于它们在严格哲学争论中所具有的意义。从它们的社会或社会学的关联上看.这些认识论承诺的含义向两个方向上发生改变。在第一种情况下，行动的性质必须纳入到多数个体行动者的社会相互关系的事实中去考虑，而不应把个体作为分析的单位。在第二种情况下，就行动自身性质的评价而言，自由和强制的问题就不仅仅是承认内部动机自身的独立存在，而是要探究主观因素自身的性质问题。32 亚氏把第一个问题视为在行动者的相互联系方式中解决自由与决定之争的“秩序问题”，第二个问题则属于探讨规范与动机特殊性质的“行动问题”。在他看来，社会学理论的全部问题，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行动对秩序的问题。而帕森斯从社会行动理论到社会系统理论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他立意把古典理论的两大传统--杜尔凯姆的。“方法论唯实论”(社会学主义)和以韦伯为代表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唯名论)--综合成一个系统的概念架构，成为社会学中的一般理论。“只要社会学严重依赖各种一般化的非经验假设，那么，理论的融合和分化就是这个事业本身所固有的。

　　而且，即使全体一致是不可能的，的，客观性也不是不可能的。由于多维分支极其人多，包括范围极其广泛，所以，它是促进普遍主义评估和批判的标准，而且它正是社会学所能够奋力争取的标准。不管理论是否表现这种被社会学视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它都可以被以多维方式进一步详细阐述，而经验性知识也能够在由诸多维概念组成的脉络中越来越多地得到整理。实际上，帕森斯正是对这种任务做出了他最重要的贡献。33 在这里，亚历山大不仅高度肯定了帕森斯的理论功迹。同时还提出了在借鉴包括帕森斯在内的古典名家思想基础上，把现有的多元见解综合成一种首尾一贯的多维性理论，作为克服当前社会学理论危机的解决办法.正是在这种重新评价帕森斯、强调社会学理论本质上应有多线性、塑合性和系统性的背景下，80 年代后出现了多种试图对现有理论、学派实行综合的方案。从理论取向上看，这些方案可分为以后实证主义预设和非功能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综合与以反实证主义预设和非功能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综合，前者可以美国亚历山大倡导的“新功能主义”(Neo 一 Functional-ism)和德国卢曼的“一般社会系统理论”(General Theoy of S0cial Systems)为代表，后者则表现在英国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和德国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那里。这四位在当代社会学理论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后三位在本书中都有专文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至于亚历山大，本文已有多处引用过他的观点，这里只想对其新功能主义做些补充支持。亚氏在为其主编的《新功能主义》(1985)一书所写的长篇导言中，详细地论述了这一理论观点的形成过程及其基本立场。从中可以看到，首先，“新功能主义”是西方社会理论界在 70 年代后期以降发生的重新评价柏森斯的理论运动，是当前西方社会学对功能主义传统的再认识、再诠释的一种广泛的知识倾向。它与功能主义的关系大致类似于“新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第一，这种理论包含了对原初理论某些基本原理的彻底批判;第二，它努力地去综合各种不同理论包括与自己针锋相对的理论的要素;第三，它是在理论竞争的多样性发展中而不是以某种单一不变的形式呈现自身的。其次，在认识论上，新功能主义坚持后实证主义原则，即科学是在经验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双向运动过程，理论思考和思维抽象对社会学其他分析层次而言具有独立性和不可或缺的作用，反对实证主义在社会认识上贬斥概念化、理论化的意义、使之仅适用于归纳逻辑的作法。再次，新功能主义应用于社会学研究上具有以下方法论持证：(l)它提供了一种更具描述性意义上的理论模式，即一种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一段图式，而不是说明意义上的理论模式。它把社会型塑为一个可理解的系统，认为社会是由诸组成部分构成，这些部分彼此共生并存地相互联系，并在无外在超支配力量作用下互动，因而与黑格尔的“总体性”、马克思的“社会规律”殊乡差异。社会系统是开放的和多元的，而非线性因果决定比。(2)它象关注结构一样关注行动，不仅注重行动的实践性和手段方面;而且也注重行动的表意性、自动性和目的方面，尤其强调根据目的调整和确定手段，因而也与杜尔凯姆的“社会学主义”和拉德克利夫一布朗的“准功利主义”不同。(3)它强调作为一种可能性的社会整合以及事实上由社会控制的变迁和过程。尽管均衡论不适于对实际社会系统本身参与者的分析，但它仍不失为功能系统分析的一个参照点、均衡论可以运用不同方面，既可以用于系统趋于平衡的自稳态均衡，又可以用于描述增长和变迁的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均衡，还可以用于描述系统部分之间张力的局部均衡。(4)它设定人格、文化、社会之间的差别是社会结构所必需的，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和渗透所产生的张力是变迁和控制的持久根源。除了要做狭义的社会分析和制度分析之外，更注重文化的相对自主性和社会化的核心地位。(5)它把分化视为社会变迁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个性化与制度之间张力的主要方式。总之，在新功能主义的理论架构中，冲突思想与社会整合、社会团结、社会均衡交织在一起，对环境、物质因素的注重也与对文化系统、人格系统的强调相联系，意志论的行动也和决定论的秩序相关，“近二十年来的理论争论最终以一种新功能主义的方式被结合起来”。相应地，一些本来对功能主义不无批判的人，例如哈贝马斯(他所推崇的解放旨趣与功能主义的认知取向显然格格不入)，也被亚氏计入新功能主义者之行列。诚如他本人在这将导言中所说：“新功能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成熟的理论，毋宁说是一种理论趋向……在过去，帕森斯颇有争议的声誉意味着，既便是其理论复兴的参与者也不愿意承认其影响，而本书和近来的其他有关书籍都似乎表明，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以一种新功能主义的方式去重新评价帕森斯的理论运动正方兴未艾”。34 亚氏这里讲的是 80 年代的情况，进入 90 年代以后，社会学理论综合的趋势愈益明显。最近，肯尼思·贝利在其新著《新系统理论的社会学：迈向理论的综合》(1994 年)中详细分析了这一持续发展的态势，论述了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瑞泽尔的元理论化(motatheorizing)主张以及近年来出现的新系统理论(the NewSystem theory)都表现出了对一种理论综合的追求。35 这在表明，当前西方社会学理论中专注冲突、分裂的危机意识已为注重综合、整合的稳定意识所取代，已是明显可见的事实。

　　① 杜尔凯姆：《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 页。

　　② The Sociology of Georg , ed . and trans . by Kurt Wolff , New York : Free Press ,1950 . P . 10 .

　　③ 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泽，远流 1993 年版第 19 页。

　　④ 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8 页。

　　⑤ 卡尔波普：(猜想与反驳)付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87 页。

　　⑥ 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上册)庄文瑞、李英明译，桂冠图书公司 1984 年版第 58--59 页。

　　⑦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下册)第 976 页。

　　⑧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下册)第 378 页。

　　⑨ 杜尔凯姆：《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第 28 页。

　　⑩ 雷蒙 阿隆：《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葛智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93 页。

　　11 Peter Winch, The ldea of a Social Science, in Bryan R . Wilson , ed. , Ratio-nality (London, 1970) , P .

　　12 参见保尔利科：《哲学主要趋向》第 522 页。

　　13 Ernest Nagel 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Problems in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New York, 1961, pp. 450 - 485。

　　14 Jeffrey C. Alexander,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 Vol. 1982,p.2-3

　　15 有关霍曼斯的观点，可参阅：《社会科学的本质》，杨念祖译，桂冠图书公司 1979 年;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1961); Bringing Men Back in, American Sociologicof Review 29 (1964)

　　16 R. Klima “Theoretical Pluralism, Methodological Dissension and the Role of Sociologist: The West German Cose”,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June-August,1972.

　　17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工道还泽，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5 年版第 181-182 页。

　　18 有关亚氏论点多见前引 J. Alexander. (1982), pp . 5-9.30-32.

　　19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2 页。

　　20 关于现象学社会对传统西方社会学的批判，参见 P . Filmer M .Phillip-son D .Silverman D .Walsh New Direction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London 1972.

　　21 参见：G. Ritzer,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 1992, pp. 381-382.

　　22 J. Habermas, Knoeledge and Huaman Interests, 1968, p. 314.

　　23 J·C·Alexander, The Centrality of the Classics, in Social Theory Today, Ed. By A. Giddens & J. Turner, 1987.

　　24 有关情况参看：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ed. By T. W.Adoeno, 1976。

　　25 W·Mommsen:”Max Weber’s Corcept of Universal History,” 16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Stuttgat 1985。

　　26 参见 W·施卢赫特：“理性化的矛盾：韦伯论伦理与世界之关系，“载《理性化与官僚化》顾忠华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6 年版第 63 页。

　　27 《理性化与官僚化》第 36-37 页。

　　28 《理性化与官僚化》第 42 页。

　　29 C.Wh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l Imagination, New York 1959, p. 23.

　　30 A.W.Gouldner,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1970, p, 197.

　　31 参见 J. Alexander Formal and Substantive Voluntarism in the Work of Telcott Parsons: ATheoretical and Idealogical Reinterpretieion, ASR. 1978. Vol.43; N.2, pp. 177-198.

　　32 J. Alexander,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Vol. I,p.70.

　　33 J. Alexander,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Vol.4 p.279.

　　34 J，Alexander(ed)Neo-Functionalism,1985.

　　35 Kenneth D. Bailey, Sociology of the New Systems Theory, Comell Vnir. Press.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