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中国对毛泽东的反思和文革的批判无论就其广度还是深度，胆识还是洞见都值得我们注意。1998年，邵燕祥在《说“神化”--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一文中探讨果中国式的造神运动，说“被赋予神性的人格化的偶像，则往往不仅作为教条而存在，由于本身极其阐释者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需要，会生发出种种随意性的情绪化的异想、谬论、主张和指令。其危害性有时近于或超过邪教。因为神性排斥人性和理性，可能导致具有极大破坏性的集体迷狂和施暴。”
但他的分析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毛泽东是被制造的神话这一层级。他说，是“他们利用对毛泽东的神化，又使他们愚弄的群众为其所用”，“造神者自己并不迷信，毛泽东本人绝不迷信。到晚年表示个人崇拜要一点，完全出于政治需要，出于加强领导权的需要”；还说：“如果追问在多大程度上领袖本人也参与了把自己神化和皇帝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意识、无意识与潜意识的比重，除了传记学的意义外，也只能换得历史的嗟叹而已。”我们不是诗人，历史学要做的不是嗟叹而是理性分析。在这场造神运动中，难道仅仅只有权力一个因素？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些是需要我们去挖掘的。这正是历史学的任务。
我先举几个例子。魏斐得在《历史与意志》这分析过的一件史实：金驯华的历史。
金训华是上海市的红卫兵，1969年5月，为了响应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他去黑龙江插队。在插队过程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留下了日记，记录自己接受锻炼的思想变化，自我批判等。日记中提及自己捆麦秸时的困难，把自己流血的手与老农长满老茧的手作对比，日记中写道：“这说明我的手，我的思想长期脱离工农，脱离劳动，思想染上了修正主义毒素”。
1969年8月15日，“当金训华试图抢救兵团的国家财产时，被淹死在双河的洪水中。”“当迅猛的洪流把他推向水底时，他向身后的人们喊道：“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他死后，被追认为烈士，其遗体运到上海的公园，受到少先队员们的瞻仰与学习。他的日记的编者加上了这样一段话：“青松林里，烈士墓前，一对对知识青年和少年儿童想英雄宣誓：以金训华同志为光辉榜样，学英雄思想，走英雄道路，创英雄业绩，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贡献毕生力量。”
金驯华抢救的“国家财产”是什么？是两根木杆子，两根电线杆子。
魏斐德在书中加了一段话：“局外人是很难认真算清楚这笔账的。如果金训华是舍己救人，就没有人会嘲笑；但是，一种如此平庸和如此无意义的行为竟会是真正的英雄行为吗？”
魏斐得无意嘲笑这样的英雄，而是试图理解。试图对那个时代人们的行为（荒谬也罢，正常也罢）做出解释。他说，“金训华的意图之崇高和结局之粗俗，两者之间的外在的差异，比起克服自卫本能，以及通过‘把一颗忠心献给毛主席’而把灵魂托付给普遍意识的内在的斗争来说，那么前者的差异则显得无关紧要了。”
这一段话不是很好理解，需要做出解释。
我们回到群众这个话题上来。“群众”并非天生存在的一个群体，乃是塑造的结果，是意识形态与政治运作的结果。在强大的舆论工具引导、规训之下，或者换句话说，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和教育之下，中国的百姓被塑造成“群众”，一群丧失了自己、而把自己全部生命交托给那位伟大领袖、交托给那个无所不包的党和国家的一个群体。把自己当作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的好战士、党的驯服工具、革命的螺丝钉。当群众把自己当作螺丝钉的时候，就是一个丧失自我价值的时候，无论是生命还是利益，个体的一切都无足道--一颗螺丝钉的价值是很小的，而革命却是一个价值所寄，个体（当时没有个体这样的说法，个人主义乃是受到严厉批判的反动思想）只有归附集体，才有出路与意义。个人价值只有溶入革命的烘炉中才能实现。面对革命这个宏大的历史主体，个人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
在领袖心目中，人的生命不过一种资源，毛泽东一再表示对生命的蔑视，对秦始皇的残暴杀戮大表赞赏，甚至说过这样的话：“而且杀的儒生不过四百六十几个，是在算不了什么。”对于武则天的杀人过多，则认为：“将想杀死的人杀掉，有什么不应该？”
所以完全可以理解，毛泽东会对饿死三四千万人无动于衷。1954年毛泽东在接见尼赫鲁时，就说过让这位印度总理大吃一惊的话：“我不相信你原子弹有那么不得了，中国这么多人，炸不完。而且原子弹你能放，我也能放，炸死一千万、二千万算不得什么。”
后来在莫斯科的演讲中，毛泽东再次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就算死了一半人口（三亿），也算不上什么，我们可以再制造更多的人。”这样的话甚至连苏联人都感到震惊。（而现下许多的毛主义者却以为毛泽东深爱着自己的人民，这真是天大的讽刺。毛泽东从来就没把人命当一回事，他看重的是他的权力，和他称霸世界的野心。）
领袖对生命的蔑视建立在群众的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无视上。建立在造神运动中生命被当做献祭品、被当做领袖神性证明这个过程的结果。只有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当时的群众心理，我们才能理解金训华式的行为，也才能理解一切无视生命的种种邪教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追随者自愿放弃自己的生命，去追随自己的教主这种现象。（我对邪教的定义，就是以生命为献祭，一切邪教都以漠视生命为真谛）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体会到，在当时百姓的心中，他们是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一种证明，或者说是一种奉献，以证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以表明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在当时，中国百姓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将自己融入领袖中去；一种强烈的渴望，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这就是我说的“群众的渴望”--一种甘做牺牲、甘愿献祭的冲动。
我们不能轻看意识形态的控制能力，尤其是在一个封闭世界中，意识形态的巨大魅惑力。魏斐得书中还举了一个例子，1967年，一位53岁的农民老大娘说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世界革命的伟大导师，是我们心中不落的红太阳，我们贫下中农拥护和热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相信我们，也是最关怀我们贫下中农的，生命离不开血液，鱼儿离不开水，花儿离不开秧，我们离不开毛主席，我们的心和他一起跳动，他老人家是我们的带路人、恩人和大救星，我们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做他老人家的好社员和好学生。”
这是一个农民老大妈说的话，可以说这是一个没有多少知识的农民对领袖的深刻认同，在这种认同中她得到乐乐一种幸福、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属感。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其中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她自己的，都是来自广播和报纸的。很多时候，百姓是不思考的，这自然是官方“洗脑”的结果。但另一方面，这种“洗脑”要成功，必须建立在自觉认同基础上。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一种自我的丧失与个体人格的消失，没有这个过程，洗脑是难以见效的。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会有这样一种内心欲求，一种将自己完全放弃和排除，而融入领袖人格中的欲求；一个宗教信徒对上帝的完全交托，一切听从上帝，没有自我，只有上帝的这种冲动？中国文化毕竟是一个没有宗教根基的文化。这背后的原因何在？
要理解这种心理，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现代政治中的一种新技术，“国家的神话”。国家有意识的制造神话。一种政治神话的制造过程。这个概念是卡西尔提出的，他有一部书就叫做《国家神话》。已经翻译过来了，要理解现代极权政治，这是一部必读的著作。
我们知道，人的渴求，尤其是“精神渴求”，并不是自然、不是生理的冲动，不是一种自然情感，而是各种文化、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运作的结果。现代政治神化的制造是培养、制造群众精神渴求的主要途径。卡西尔《国家的神话》揭示了现代国家制造神话过程中诸多政治技术，值得我们重视。他认为，现代政治神话就是一种现代巫术。“当人身陷入绝境时，他就会求助绝望的招数”，我们当今的政治神话便是这样的绝望之招。一旦理性对我们失去效力的时候，那种最终手段的力量，即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就会抬头。而这种现实政治又总是不安全的，我们总是生活在火山的热土之上。更何况，这种陷入绝境的状况，一方面可能是现实的，另一方面却更可能是有意识的运作的结果。尤其在一个信息封闭的极权世界。
我们知道，延安的整风运动，就是这种有意运作的结果。我们看唐纵（国民党中统高级特务）日记，就知道，国民党根本就无法打入延安地区，唐纵在日记中正为此哀叹： 一个特务也打不进！但在延安中共领导人却说，延安的国民党特务多如毛。由此开始了一个大整肃运动，“抢救运动”，把毛泽东的异己分子从最高权力中清除出去。这种“特务多如毛”紧张气氛的制造，可能是一种幻觉，但更是有意制造的恐怖气氛。“当人身陷入绝境时，就会求助绝望的招数”。 “红太阳”的升起，也许就是这种绝望之招罢。
这种绝望之招在共和国时期就更多了，几乎成了国家日常政治的一部分。如帝国主义围攻、苏联变修、苏联对我们的侵略、国民党反攻大陆等舆论的制造，几乎都是在共和国历史上有意制造出来的恐怖气氛，让群众处于绝望之中，而后，群众就只有信任这种绝望的招数，相信一个神的出现，一个伟大的领袖的万能。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神话的制造过程。它是毛泽东的思想（战略）的无法割裂的组成部分。看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的文章，就可以明白这种政治技术对于毛泽东已经是驾轻就熟了：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报告，在谈到目前的形势时，说目前的形势应该肯定是光明面占优势，但是，却要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得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无非是这些坏的不得了的事：帝国主义者发动性的世界大战，蒋介石又来坐北京，高饶反党联盟一类的事件重新发生，而且不只一个，而是十个、一百个。”（第153页）
这样的“最坏”想象，往往就是毛泽东最现实的战略部署之出发点。而最高层的现实考量，却使整个国家始终面临着“绝望”的恐惧，于是，“绝望的招数”就成为必要，成为制造政治神话这种现代政治技术的最好理由。
所以，理解所谓“毛泽东神话”这样的历史过程中，不仅要注意“毛泽东偶像”建构这种正面的运作，更要注意恐怖气氛、绝望气氛塑造这种负面的建构，后者尤其是在运动群众过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那些制造神话的人当然不会迷信，知道这不过是权力运作的手段而已，但通过舆论所塑造的那种绝望情绪，却直接控制、影响了群众的思维与行动，而这也是理解中国政治中的群众运动的关键之处。
现实政治家们是相当理智和冷静的，他们知道真实的情况，不会有绝望与恐怖，不是失去理智，但当他们有意识地把这种虚拟的“危机”放在群众面前时，就会造成群众的恐慌。这正是群众运动得以可能的重要心理学依据。
所以，每每毛泽东像天神一样忽然降临在群众之中时，也就是中国政治的危机之时。群体心理学认为，群众是不能理性思考的。一旦面临恐慌，谁能站出来说一句决定性的话，谁就是领袖，谁就能指挥群众按照他的意志去做。所以，在群众集会中，谁能站在台子上喊一口号：“冲啊”！群众就会跟着他跑！这是群众心理学的基本特点。而毛泽东往往在这种时候突然出现在群众之中，主要目的就是将政治的困难局面直接摆在群众面前，让群众陷入恐慌之中，最后引导群众，以建立领袖的绝对权威，这是制造神话的基本手段。
在《国家的神话》中，卡西尔说：“渴望领袖的呼声，只有当集体意愿登峰造极，且在一切正常途径下无法得到满足时，才会高涨起来。”在这些时候，人们不但可以强烈感受到这种集体意愿的存在，而且还把它人格化，集体意愿的紧张感在领袖人物身上得到具体体现。当这种恐惧感达到一种强度时，老百姓会将这种集体意愿人格化，呼唤一个神的出现。这就是制造神话和恐怖气氛的社会功能。这时，一切法律、正义、宽容和社会联系都会被宣告无效，毫无价值，唯一依然有效的神秘力量就是领袖，领袖意志在此时变得至高无上，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
但如果群众的个体都是像知识分子一样有着独立思考能力与理性判断能力，这种神话和恐惧是无法制造出来的。神话的制造需要一种特殊的社会背景、社会结构的支撑。可以说，人类历史上虽然一再出现过这种神话的制造，但作为一种现代政治中的主要技术，他的频繁出现与巨大灾难，却是一个纯现代性话题。首先就是传统社会结构被破坏的结果。
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曾对这种传统社会结构破坏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有过分析。在他看来，传统社会中的那些小共同体，像家庭、宗族、乡村、行会等各种初级社会组织，为传统中的个体提供了一种安全感与归属感，这不仅是因为宗教信仰等为人们提供了那种维系感情、实行精神聚合的超验纽带，也因为自然经济的结构和家庭、村民、社会等组织提供了确定人的身份、实现人的归属的稳固的社会实体。给人们以安全与归属感。而现代性，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把这一切都打破了，使人失去归属，没有安全感。使人直接面对强大的国家力量，而无法规避。尤其是在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自身组织的彻底根除，以及为官僚所控制的纵向组织的全方位替代，使得中国人完全失去任何选择的空间，在直面国家强权与意识形态控制时，没有任何资源可以规避，只好将自己的全部心理需求寄托在国家之上，包括安全感与归属感等需求，人生价值的需求。造神运动能持续这么长时间，能影响这么大的国度，都与这种结构性破坏与替代有关。
在这种破坏与替代过程中，中国传统中的依附人格被极大的强化，而依附人格的文化土壤，又为造神运动的广阔开展提供了可能。
邵燕祥在文章中批判过中国文化的这种奴性，这也是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认为这是长期皇权制度的产物，尽管邵燕祥也注意到了，“特别是1958年兴起的所谓做驯服工具是共产党人的最高志愿一说，把这种病态的性格改装成无产阶级党性等用革命油彩美化，强化了皇权思想”，认为奴性与暴民是一体两面，但这样的分析基本上还处在文化反思层面，没有进入社会结构的分析层面。
西方学者如瓦尔德（Andrew G. Walder）曾经对中国的工业权威模式做过分析。认为在中国的工业组织中，存在着一种组织性的依附关系。表现为对工作单位的社会与经济的依附，对管理层的政治依附，以及对领导者的人身依附。这种依附造成对权势的屈服与膜拜，以及对权威的强烈的反抗心理。造成一种强大的双重人格，屈服--反抗，或者说“权威--反权威”的矛盾心理。一种鲁迅所说的奴隶人格的全面化普及，这正是革命后种种社会改造所强化的结果。而这种全面的奴化又正是造神运动的社会土壤。
下面就这种依附性人格问题再做分析。
群众的依附性人格（或者称权威人格），是中国政治运作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土壤，这涉及社会心理学问题。应该说，从文化角度看，中国人的人格基本上属于权威人格、依附型人格，他不是一种具有独立思考与个体理性的人，而是出于不同等级的互相依存之中，对上表现为对权威的绝对依附，对下显示为一种控制与征服的欲望。也就是鲁迅说的坐稳了奴隶与为坐稳的奴隶。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神病，很多社会心理学分析已经揭示出了这一点，说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强烈的权威人格，尤其是台湾的社会心理学的分析。如，父子之间的关系、婆媳之间的关系等，都是属于依附型人格的关系。鲁迅说，中国人只有两类，一是奴隶主，二是奴隶。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依附型人格。在中国群众中，只有这种臣民人格，而没有公民人格，这点简直是根深蒂固（这次网络对中国政法大学三博士讲座的攻击，就有人说，你们竟敢攻击我们的国父、君父、党父！在这样的话语背后，体现的正是一种典型的依附人格）。这意味着，中国百姓对于政治领袖的关系，就是亲子关系。这是一个病态的政治关系，甚至连中共的官方文献都不敢承认。在国民中，这种强烈的依附型人格相当普遍。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文化土壤，这一点不清理的话，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不会有希望。
就这个问题我还想从心理学，尤其是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再做展开。国外的精神分析学对极权主义的分析，有许多著作已经翻译过来了，其中一本书叫做《法西斯主义与群众心理学》。作者是赖希，一个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她认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基本心理学土壤就是这种权威人格。她在分析希特勒人格时，曾就希特勒感情中最强烈的一段做过说明，这种分析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希特勒曾在《我的奋斗》中说过，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流泪是他母亲死的那一次。赖希说，希特勒对自己父亲强烈反感，而对自己的母亲特别忠孝，他反感他父亲的人格，却继承了这种父亲权威。这一点，让我想到，在毛泽东等很多独裁人物的身上，都能看到这种性格：对自己父亲的刻骨仇恨，对自己的母亲忠孝有加。这种特点按照精神分析的说法，叫做“俄狄浦斯情结”，即“弑父娶母情结”。这种情结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反叛，造反的性格，对一切权威进行反叛，而同时却对一切权威保持着强力的追寻。也就是一种“弑父”以“取代”父亲的冲动。中国文化有一种很深的“俄狄浦斯情结”。这本书还提到一个观点，即“受虐-施虐”（自虐倾向和他虐倾向），这也是精神分析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西方学者们对革命者的精神分析而言，确实发现了这种倾向的存在，包括毛泽东的“意志训练”，这其实就是一种受虐爱好，通过让自己身体的痛苦达到精神的升华，有意地折磨自己，让自己痛不欲身，让自己的意志坚强起来。这也是儒家文化道德训练的基本内容，“受虐训练”。大家看看王阳明、曾国藩、蒋介石、毛泽东等历史，都有这样的因素：有意识地“受虐”。但“受虐”总是与“施虐”分不开。“施虐”有两种情况，一是折磨人家以快乐自己；二是喜欢欣赏人家的痛苦。毛泽东一再要让他的儿子与身边的人去接受各种苦难，都与此有关。毛泽东一旦政治上失败后，他躲在庙里也好，痛不欲生也好，也是受虐的过程。而后，就是对他人进行报复，这就是施虐。这在毛泽东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他身边的人，一个个被整得惨不忍睹。刘少奇这样的人，得了癌症都不给他治疗，像周恩来，去世之后，都不去看。那种报复性就是施虐。这种人格中，无法将人当成平等关系来对待，而是相互折磨摧残。这就是中国政治的可怕，李志绥说的政治病的根源之一。
还有一本书，对现代极权主义政治也做过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的《逃避自由》。在书中他也提到过现代人中的精神分裂，失去社会保护的个体，无法承担自己的全部人生，只好把自己交托给权威与领袖。权威依赖是他们摆脱重负的逃避之路。他还在《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一书中分析过这个问题，现代人内心的空虚需要填补，而只有当他把自己生命的全部，包括爱、勇气与智慧等，投射到一个对象身上，去依附一个对象，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强大、聪明、勇敢与安全，一旦失去这个对象，就失去了生命的一切，失去了自身的安全。这也是偶像崇拜的很重要的精神因素。弗罗姆用了马克思的“异化”一词来表达这种状态。“群众”正是一批缺乏自我，或者不敢承担自我、无能承担自我的内心虚弱者，需要把自己的生命，安全与爱交托给一个强有力的人，一个教主或者领袖，一个保护者。 只有把自己融入一个更大的力量中，他们才感觉安全，才发现自己是有力量的。这就是权威崇拜、权威附从与领袖热爱的心理依据。在这个依附、崇拜过程中，群众得到了安全感和自我实现感的补偿。群众也体会到了生命中的力量，一种与他人一起激发出来的巨大能力。这就是我说的蛾“群众的渴望”。
所以，“群众的渴望”和“领袖的孤独”正好是互补的，孤独的领袖渴望群众以展开自己的生命意志，虚弱的群众也渴望自己的领袖来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这正好是一个互补。权威与服从，暴力与温顺，暴力革命与暴力统治，这种种互补正好是权威文化中的双向过程。只有将这两点抓住，我们才能理解毛泽东这样的独裁人物以及红卫兵这样的狂热冲动。理解毛泽东的“老泪纵横”与红卫兵的“举国若狂”。
按照马克思的话，统治者的意志就是统治意志。群众并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他把统治者的意志当作自己的意志。如果进一步展开，也可以说，统治秩序就是心理秩序，权威人格就是这种统治秩序的产物，因此，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仅就文化问题而言，也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需要要进行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与社会批判，三重批判必须同时进行，否则，连历史问题独无法正常分析，自然无法进行正常的思考。
这就是留给中国思想界的巨大而艰难的任务。
2010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