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有一种舆论认为，若非西安事变救了陕北共党一命，共产党早已被剿灭。余英时最近撰文纪念张学良和西安事变时声称，长征出发前红军数十万人，到达陕北后仅余四万。但是经过分析发现，这一观点自相矛盾。因为共产党白手起家，即便被国民党剿灭了，你如何证明其不会东山再起？


关键的不是人数多少，而是组织制度博弈。


共产党是中国第一个非家族主义的公共团体。共产党的成功，是公共团体对家族主义团体和江湖团体的竞争优势。


公共团体与家族团体或泛家族团体的界限在哪里？就在角色的制度性。譬如公共团体领袖死亡，马上有继任者顶上，但是家族主义团体或江湖团体老大死亡，团体就散了。俗语说：树倒猢狲散，这是中国特有的组织现象。中国军队喜欢叫马家军、蒋家军之类，手下都是子弟兵，首领一死，部队战斗力马上减弱或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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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崛起，是现代中国史的一大话题。鉴于大家都熟悉的常识，本篇并不复述社会主义思潮和共产党党史，只从三角形模型谈共产党在中国崛起的原因，尤其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结构原因。谈共产党崛起原因，离不开20世纪初中国人“救亡图存”的“球籍”危机。为简化叙述，我们依然用“三角形模型”彰显集体主义团体在竞争性、暴力性方面，对从事民族救亡的优势。


也许，关于共产主义崛起的原因可以用许多不同视角和因素进行分析，得到不同侧面的结论。但是，寻求一个权威、整合的说法是困难的，大部分说法都有瑕疵和疑问，经不起仔细的逻辑推敲。唯有一点原因，是人们无法否认的事实，就是新意识形态的暴力竞争强势。用毛泽东话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对这种强势的官方诠释。尽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包含多少现代性问题，以及经过毛泽东对它适应中国国情的改造，还到底保留多少现代意识形态成分，在学术上始终众说纷纭。但毫无疑问，暴力即战斗力的优势，是新组织形态不折不扣的突出禀赋。从老百姓眼光看来，这是妇孺皆知的常识——共产党最能打仗。


但是国民党也有枪，清朝也有枪，江湖黑道也有枪，为什么偏偏共产党手里出政权？背后的道理，关键不在于枪，而在于枪的使用；不仅在于使用，更在于使用者的组织、纪律和价值观。一言以蔽之，先进的制度。


按照共产党官方解释，得民心者得天下。可是也有得民心者，并不得天下。三国演义里，刘皇叔得民心，不得天下；曹操不得民心，最终统一天下。民心不是万能的，意识形态不可取代一切，还必须有制度工具和组织工具作依托。从三角形模型的观点看，1949年共产党的成功决非个人魅力和精心管理使然，也决非军事天才使然，而是直接源于共产党的组织结构。


实际上在20世纪上半叶，共产党及其军队在中国社会是真正的、唯一的非家族主义、非江湖的现代团体。这一点，即便并非全部原因，也是许许多多立论的立足点。也有不少舆论认为，20世纪共产党的成功是偶然的，是抗日战争和“西安事变”偶然事件的结果。而三角形模型认为，它的成功是必然的，必然性源自它的组织体系的相对先进性——摈弃家族性和江湖性，直接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媲美。只要不犯策略错误，迟早都会成功。除非国民党摒除自己与生俱来的江湖帮会文化传统 ——其诞生、发育、成长都离不开天地会、青帮的支持，离不开军阀大老之间纵横捭阖、拜把结义的私人关系网……否则，则在暴力拼争中，国民党败给共产党是必然的。简言之，江湖团体打不过现代团体。或者，江湖化程度高的团体打不过江湖化程度低的团体。


回首公元1911~1921这十年，它是中国有史以来制度结构成分最复杂的黑暗期。自夏商周以来，历次转型——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都未涌现如此混乱局面。历来中国政治制度，无非儒、法之争及儒、法互补；历来中国文化，无非儒、道、佛之争并互补。早在满清王朝崩溃前夕，中国社会早已并存儒教和江湖二元秩序，二者分别代表宗族体制利益和游民阶级利益，亦即体制内人口的利益和剩余人口的利益。为解决这一矛盾，克服社会不稳定因素带来种种秩序紊乱，辛亥革命骤然兴起，它在制度上效仿西方，故而地位被置于历史前台。


然而一旦诉诸现实，辛亥革命不仅未终结原有社会结构秩序的混乱，达成天下一统，反而在制度崩塌的废墟上，增加一重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成分——民主共和制。既增加社会秩序的复杂性，又不能诉诸真正的施行。公元1911年伊始，中国大地便并存三种社会范式——儒教、江湖以及共和，分别代表传统宗族、游民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三种范式并存格局，不仅无助于解决社会秩序的深层矛盾，反而因相互之间无法统合，建立起社会势力的均衡，加剧了社会秩序的乱象。逢此时，西方殖民主义者趁虚而入，中华民族危亡便上升为首要矛盾，民族问题的当务之急是回应西方在文化、军事和商业上的挑战，时称“救亡图存”。“救亡图存”要求重整本国秩序，在战争中实现社会转型，找到能够替代垂危儒教的新制度。然而，工商业基础的薄弱，资产阶级的弱小和辛亥革命的软弱使危机久拖不决，一度看起来新制度的曙光遥遥无期，遂使一部分知识分子于1921年另起炉灶，改行共产主义变革。天下既已搞乱，“不如索性搞搞大”，不如一乱到底，干脆试验第四种范式——共产主义。


1949 年前，共产主义自称“新民主主义”，并称辛亥革命为“旧民主主义”，表示前后相袭，衣钵相传。“旧民主主义”——辛亥革命，仅囿于变革社会三角构型之一角 ——游戏规则，即共和宪政，而不顾及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价值体系（譬如人权、物权和私权）的全面革命。一言以蔽之，不是三角形结构的革命，而是一只角的革命。


用三角形模型角度进行评估，其注定要失败。失败的教训，也唤醒了共产党人。


共产党将革命的目标从制度条例的一纸空文，扩展到基层社会组织体系，并以土地权属和生产资料公有化改革为手段，推动社会组织体系革命。以产权和生产关系变革带动组织革命，可谓一针见血，击中“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儒教社会的最后要害，全面切入社会规则、组织格局和价值观念的改造，使旧制度依托的社会组织细胞不复存在。共产党的抱负，是用欧洲非主流的社会主义，替代孱弱的儒教制度，来与西方主流的资本主义抗衡。其力量来源于组织。从组织上说，社会主义系统的最大优势就是暴力——战斗力和竞争力。恰恰是这点，因应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最迫切的民族使命：


“结束割据，整合军阀；一致对外，救亡图存”。


作为对手，国民党也学习资本主义以抵御西方资本主义，所谓以毒攻毒之法，然而它的致命弱点是江湖出身和江湖属性，这使其沦为江湖阶级的代表，而很少代表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因而，它不可能施行真正的依托资本主义的现代制度——个人主义精神、法人团体和契约法制。假如当年它有能力实行，那么它也有可能成为赢家。然而当时，个人产权制度未普及，个人主义精神未弘扬，市场经济体系未建立，现代团体——公司和社团的惯例未建立，仅有一部象征宪政符号的《临时约法》，其犹如一纸空文，使一切都不可能。国民党不能撇开现实格局，凭空建造一个不合国情的资本主义现代制度，尤其不能在乡村宗族残余和游民江湖泛滥基础上建立现代制度。就历史惯性而言，它更容易建立一个以游民阶级为依托、兼顾和利用乡绅地主利益的江湖制度。事实上，它做到了。它就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江湖国家。


于是回到主题。20世纪初，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共产党，以及最终它为什么能控制和主导中国？


在有关共产党起源的许多论述中，杜维明在《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中的一段话颇引人入胜：


“在当时中国的学术气氛中，意识形态主要来自西方，这是全盘西化和反传统所要求的。同时，这个意识形态一定要和强烈的爱国主义，也就是反帝国主义、反侵略的悲愤之情结合起来”。


理智上学西方，情感上反西方。在这种悖论压力下，只剩下狭窄的均衡解空间，共产主义成为合适的、并且是唯一的均衡解，因为共产主义是唯一既来自西方、又反对西方的意识形态。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步入彷徨时期，一面对传统文化失去信心，希望从西方学习强国之道，另一面又深受帝国主义压迫，对西方文明深怀仇恨。两种情绪一夹击，产生一种扁平思维：既要学习西方，又必须反西方，若要寻找新制度，它必须符合这一条件。这听上去像是悖论，其实不然。西方文化是一个多元体系，内部包容许多矛盾的对立面。所以两项条件实际上将制度博弈的均衡解引向了西方文化的非主流领域，最后聚焦成一点——马克思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符合既属于西方、又反对西方的双重属性。


但是，将此论点解释共产党成功，只解释了可能性，未解释必然性。可能，不等于必然。兔子可充饥，你也需要兔子，但不等于兔子会自动撞上你。这在物理学中，相当于热力学与动力学的差异。热力学求证事物是否可能，动力学求证事物怎样发生。“源于西方，又反对西方”这一动机，仅表明部分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口味，以及先验的意识形态，它构成制度改革的可能。从可能到现实，还有很长的实践。从逻辑上说，可能并非唯一性的，不能从可能性推导出事实。我们已知，韩国出自类似的儒教制度背景而并未选择共产主义，而就选择学习西方，以抵御西方。此即洋务运动先驱魏源最早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简言之，心态仅说明动机，动机不是现实道路。


问题的焦点是能夺权，夺权的方案才是“主义”的本事。


如果没有组织竞争力尤其军事战斗力，任何制度蓝图都是空话。共产党人之能把一项理论付诸实践，压倒所有反对派——包括国民党、地方军阀、西方帝国主义、民间宗法势力、秘密社会、盗匪……所依靠不仅意识形态武器，甚至也不仅是枪杆子，而是一整套制度系统的创新——创建新组织、新价值体系和新游戏规则，并且以暴力加以推行。最关键的是新组织——集体主义组织，赋予枪杆子前所未有的战斗力，这是共产党“特别能战斗”的奥秘。而家族主义组织、泛家族主义组织和江湖组织，都不具备这种战斗力。


严格诠释下，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除政权”，其实是文学修辞，仅相对于1927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政变局势而言，而非绝对的学术论断。他的意思是，共产党要参政甚至主政，不能依附于国民党的假议会政治。共产党人要与国民党对峙，必须要有军队。军队的奥妙不在武器本身，而在背后的组织——“党组织是战斗的堡垒”，还有支撑组织的严明纪律制度。更有甚者，仅二者还不够。二者后面还要有价值体系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就是“觉悟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具体运作方法是在每个组织单位中——无论军队还是地方，一律建立党支部，一律配备政治委员和支部书记，绝对保证“党指挥枪”。即保证价值体系对组织和制度体系的绝对控制。


三角形的内涵可比作一只香炉，革命就像庙堂换香炉。


儒教香炉是一只鼎，鼎有三只脚——家族主义价值、家族组织和宗法制度。中华民国希望给旧鼎的三只脚换一只半：一只是共和规则，半只是在文件上确立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合法性，剩下最重要的贯彻工具——现代团体而无能为力。所以，无法真正建立法律机器贯彻公民权利，故而旧鼎刚修理一半就半途而废。共产党的革命，是将三只脚统统换掉——集体主义价值替代家族主义价值，集体单位替代家族和帮会（或私人关系网），党纪、国法和纪律替代礼教制度和江湖惯例。这回是真正的革命，两千年来第一次动摇社会的深度基础，整个香炉被砸毁。更换香炉的影响如此之大，即便不成功，也至少毁弃它。以一种极端的休克式革命，毁掉旧制度。


回到历史情境，用三角形模型来看共产主义制度成分，发现当年的中国回避共产主义几乎不可能。儒教制度訇然倒塌，帝国主义趁虚而入，人民即将沦为亡国奴，历史和社会结构的压力都孕育了共产主义崛起。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普遍弥漫着亡国危机，“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成为高于一切的要务。造成这种危机，一是帝国主义外敌当前，二是儒教制度骤然倒塌，三是江湖化的秩序破坏。在危急时刻下，谁领导“救亡图存”，谁主宰中国。


共产党的崛起，直接原因来自集体主义的团体构造。最大的暴力集团是时代的最大博弈者和局势主宰者，而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在当时具有中国社会的最大暴力性。毛泽东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绝对是一句双关语，它的潜台词不在“枪”，而在持“枪”的团体制度。


从三角形模式看，当时具备救亡能力的新制度可能有两种：一是西方现代制度，二是社会主义名义下的集体主义制度。二者皆出自西方，一个是西方主流，一个是西方非主流。


何谓“救亡图存”？无非寻找一种适合中国社会国情的新制度。而这种新制度须做到：一、对内安顿社会秩序，二、对外抵御西方列强。


抵御，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真家伙打仗，以及硬碰硬商战，具体说是两国军队以及两国公司竞争。无论军战、商战，归结一点是团体组织竞争。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国家是一个基于制度和价值体系的抽象组织，是无数小型组织的集合。国家是看不见的抽象物，人们看见的只是具体团体——譬如议会、政府、公司和协会……一个国家的胜利并非抽象符号的胜利，而是积累无数具体团体的小胜为大胜，是由无数微分胜利累积的积分。国家胜利的具体表现，就是团体的胜利，譬如军队、公司、谈判代表团、研究所、学校、体育代表团胜利的胜利。比方说，乒乓球的胜利是国家队的胜利，“入世”的成功由外经贸部操作，抗日战争胜利属于中国军队和盟军， “中国制造”的成功归于中国企业。


国家的竞争由具体组织来操作，这是常识，世上本无抽象的国家。而组织竞争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组织的力量对抗；组织的力量，来自组织的结构、制度和运作。组织的好坏，是决定一个团体竞争胜负的关键。于是这种解说，就将三角形的制度竞争，在时间顺序上先落实到一只角竞争。当然，组织这只角与其他两只角密不可分，并由后二者所制约。所以说，组织在前方打仗，文化和制度在后方较量。


共产党人用新价值、新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进行地毯式改造，是获得阶段性成功的关键。这个过程，将原本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捏成紧密的拳头。其奥秘就在制度的变化。人还是那些人，制度变了，一盘散沙变成一砣钢铁。它所做的工作，就是普及集体主义“单位制”，摒除家族裙带和江湖帮会的泛家族结构，通过土地改革、生产资料公有化一些列制度措施巩固新型组织的结构。一言以蔽之，以价值体系、规则体系和团体组织三足鼎立之势，巩固新的组织制度。在城市，组织一律被 “单位”化；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和生产队。


一切革命，要数组织革命最彻底；同时，要数价值革命最深刻。但是价值革命，需要组织革命作依托。组织和制度的改革，才能保证价值观突变，力量突变，功能突变和效率突变。——变得“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打仗，能赶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共产党人的话语热点，经常是“战斗力”、“战斗堡垒”、“冲锋陷阵”、“打一场X X战役”……这是其赖以制胜的法宝。法宝不是枪，而是组织和制度。


于是，三角形各个元素的效应相互扩散。


打仗——打西方列强，打国民党，打军阀，打土匪和各种江湖势力……首先归结为团体组织上的对抗。进而，团体组织抗衡背后延伸出其制度抗衡。打仗是团体的直接较量，也是制度运作的间接较量。制度先进、严明，胜利就有保障。


制度背后，还有价值体系来整合制度，控制团体。共产党人的信条：“党指挥枪”，即是由价值体系控制军事组织。从价值为原点，经过制度放大加强，落实到组织竞争力，这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不可能操作某一单独环节，解决通盘问题。


对照来看，晚清政府不想改造社会的组织——家族主义的社会基石，仅一厢情愿地靠“洋务运动”制造坚船利炮，所以于根本徒劳无益。李鸿章、张之洞们的悲情“坚船利炮”，敌不过西方人的高傲“坚船利炮”。此“坚船利炮”打彼“坚船利炮”，比的不是武器，而是武器背后的人——人的组织、制度和价值观。满清输给洋夷，不是输给武器，而是输给背后的人，输给他们的组织和制度。西方人比中国人拥有更先进的组织，更有效的制度，因而拥有更高的效率和战斗力。所以，要想抗衡西方，客观上首先必须构建不逊西方的组织制度。


回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只有国民党建构的虚拟共和制，以及共产党建构的集体主义制，才有抗衡西方列强的本领。但是，将观念付诸实践，国民党做得并不好。前述，它的江湖出身和江湖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政党。纵观国民党的20世纪上半叶表现，名义上是一个现代执政党，实际上是一个江湖帮派会盟，其内在组织体系与其说是按宪政制度操作，不如说是按江湖规矩和裙带关系操作，党内嫡庶派系林立，实权掌握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和地方军阀之手，任人唯亲，个人专权，派系效忠个人。究其实质，与其说国民党是现代执政党，倒不如说是一支最大的军阀，一支最大的会党，一个裹挟共和名义的“天下盟主”。国民党生于儒教崩溃、江湖崛起之时，它的生与死，都与这一历史背景高度关联。它不可能撇开江湖会党支持，单独进行“驱逐满清，建立民国”。事实上，它是一个脱胎于儒教-江湖二元社会，是一个诞生于文明转型时期可怜的跑龙套角色。国民党既依靠着天地会、青帮等江湖势力，就不可能不顺从于江湖的要求，这注定使它政纲上诉求的现代转型，不可避免流于形式化和江湖化，最终走到现代化反面。


我们来看共产党集体主义制度的三角形：


（1）集体单位组织：


以战斗岗位为单体，纳入组织统一安排，摒除血缘和私人关系成分；


（2）集体主义价值观：


一切以集体利益为依归，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中央，中央实行民主集中制。统一思想，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3）组织纪律和政策制度


严格组织纪律，分明的政策制度，紧抓思想教育，定期整风；无微不至的思想工作，强大的思想宣传体系。


从文明史高度看，这个系统乃是现代社会形态之一种，与现代宪政制度一样，都是近代欧洲社会发展的产物。在二者之间，仅价值系统不同——一个个人主义，一个集体主义；除此之外，组织和规则结构都十分接近。组织模式的差别——现代团体与集体单位，主要是运作组织的规则不同。现代团体以个人为主体，以契约（合同）缔结团体，尊重个人权利；社会主义单位以集体为主体，以中央政策和地方纪律作缔结，个人是一粒遣用的“螺丝钉”。至于价值系统的差异，现代制度的核心是人权和个人主义精神，而集体单位奉行集体主义精神，“个人服从组织分配”。二者分野，前面在于规则，后面在于价值。


由于历史原因，个人主义在中国背上恶名，被妖魔化成“自私自利”的代名词。可悲的是，话语权人不从技术层面理解其利害，从而忽略其中的关键制度技术成分。恰恰这种制度技术，是一种交易费用最低的技术，是最大限度激发个人潜能的技术。其实，假如不被利益集团或阶级所利用，仅回归人性探究问题，那么我们将发现：个人主义概念本身不关乎功利，它是一个技术性名词，一个治理社会的组织方案，一个划分社会组织单元的“度量衡”。即是，一切责、权、利都以个人为依归，一切社会压力和权益都落实到个人。简言之，个人是社会的细胞。假如在科学中，以细胞观点看生命可称作“细胞主义”，以基本粒子观点看物理可称作“基本粒子主义”，那么以个人为主体理解社会秩序可称作“个人主义”。所以，个人主义也可称“个体主义”，在西文中,个人主义与个体主义本是同一单词 individualism。若宽容地、价值中立地看个人主义，其本意无非在于确立个人在社会运作中的主体性，将个人当作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基于个人真实意愿、相互缔结契约来组成特定团体，而不是强迫他们组成团体。正如中国俗语所言：“强扭的瓜不甜。”更进而，通过多数人参与制定的法律作为团体运作的共同规则，此即形成所谓民主制度。


是否可能，以及是否必要实行个人主义价值，关键看当时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尤其是劳动者作为主要生产力要素的组合现状。简略地说，端看劳动者生活格局以定居为主，还是移民为主，看个人权利在群体权利中的独立和融合的比例，以及这种个人独立性的利弊——是集体定居有利于优化，还是个体自由移民有利于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取得经济学上所谓“帕累托改进”和“帕累托优化”，即取得更高水平的生产力。移民要迁徙，户籍要流动，当然以个人为单位，因而必须奉行个人权利观。否则一位劳动力，今年在广东，明年在福建，后年在浙江，他要忠诚于何地的集体主义呢？他唯一不变的归，仅仅是国家。即便如此，他还是可能移民海外取得绿卡，那问题就更复杂了。


在工业时代，在生产要素大范围交叉、转移的运动过程中，个人是移民的单元，是移民的主体。因而，社会规则的重心和价值取向必需落实到个人，而无关乎什么主义，这是一种必然的技术要求，是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工业时代的局部生产关系随时聚散离合、资源重置，必要导致任何群体——团体或家族细胞的随时解体，譬如现代公司和社团随时更换产权，或随时倒闭，家庭随时离婚，社团随时关门。所以，个人主义是工业时代必要的价值基础。不以个人为中心，就不能保障人口自由流动，以及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同理，集体主义首先也是一套社会技术体系，即便它后来成为阶级专政的工具，首先也是因为它的技术属性才成其为可能。这种属性是，“单位”是社会的组织细胞，一切责、权、利全部落实到“单位”，价值取向是集体的壮大。中医说：“病万变，药亦要万变”。一切须以时势为依归。在需要集体壮大的时候，在民族需要捏聚成拳头、抵御外敌的危急时刻，集体主义便是最好的选择；而一旦退敌，百废待兴，饥民嗷嗷待哺，以及世界由“热战”变成“冷战”的和平时期，集体主义又不是最优选择。20世纪上半叶，正是第一种时刻；20世纪下半叶，又是第二种时刻。理解中国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崛起，必须结合“救亡图存”的时代压力。达尔文《物种起源》有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此，天时便是救亡图存，选择者是民族利益。没有救亡图存，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时光倒流半个世纪，假如历史真的没有产生共产党，今天的中国会是何种样子，答案可能很不确定。很可能是“韩国模式”：先做半殖民地，然后寻求独立，最后走向现代化。


总之，在20世纪初古典儒教土崩瓦解之时，谁率先掌握替代家族主义的组织制度，谁先获得现代型团体的暴力结构，谁能赶走西方列强……最终，谁就能控制中国社会。结果，国民党没能抓住历史机遇，它被江湖化趋势分割为零散的军阀体系，反而让共产党捷足先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三角形模型的一种动力学解释。


——摘自《江湖中国·社会制度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