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杨尚昆两位老叔叔都分别问过刘源：“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打倒你父亲？”。这正是刘源一直想问他们这辈毛泽东、刘少奇的老战友，而又没好开口的问题。其实，何止成千上万的非当事者也在寻求答案，而我们又何尝不是成百上千次反复自问？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合作与相同之处，已经讲了几十年。要解答毛刘为何分裂，大批老革命为何被打倒？毛为何要发动起全民搞个“天下大乱”，砸烂自己建立的“旧世界”？当然要致力于找出毛泽东与刘少奇、与大批老革命、与“旧世界”的歧异和矛盾。

　　“文革”伊始，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就指出：要联想“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不久以后，又坦言决心倒刘起自“二十三条”之时。本文正是从1962年切入，重点叙述了政家学者无意或不愿涉足深究的、连当事人也几乎噤若寒蝉的“四清运动”的始末，分析毛刘的同异，探得“天壤之别”的两种指导思想。追流溯源，追到“新民主主义制度”；又山高水长，简括出两条“南辕北辙”的建国思路。这不就是毛所指责的“两条路线”？不正符合了毛所强调的“路线斗争”？无可争辩的是，没有“从不让步”的“原则问题”（毛泽东语），毛泽东绝不会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和半数以上的老革命、老战友。若生前尚有被“逼宫”之虞，“响应者无几”，“我死了怎么办？”（毛泽东语）我们看到毛泽东确实是忍无可忍才“炮打司令部”。不过，历史和实践纠正了黑暗的10年中被颠倒的是非。

　　60年代前期，在中国大地上，展开过一场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称为“四清运动”。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群众自我教育为主的运动，虽然夭折，但作为政治改革的—次可贵的尝试，与同时期成功的经济改革尝试一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尤其是刘少奇为中国民主进程所做的努力，启迪后世，在历史中闪耀着光辉。然而，也留下许多疑点、谜团和重大课题，待我们去解答。而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指导思想上的同异，他们分歧的根源，至今都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判断，融于我们的言行。

　　“四清运动”的由来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文革”初期，刘源询问父亲，毛泽东的大字报批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是怎么回事，刘少奇的回答正是从这一幕开始的。

　　“大跃进”及随后的反右倾，造成国家一片混乱，万家墨面，千村萧索，经济濒临崩溃，人民忍饥挨饿，直至付出几千万生命的代价。“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却没有统一领袖们的思想，对如何克服困难出没有取得共识。大会一结束，毛泽东即去武汉了。

　　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大家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即通称的“西楼会议”。

　　讨论时发现当年的预算仍有巨额赤字，5年累计赤字十分惊人；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逆差，不是缩小而是更大了；各方都十分吃紧。针对这一情况，刘少奇说：“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认为国民经济处在“非常时期”，要求大家必须拿出一整套经济、政治方针，“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陈云同志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之后，又在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话，对严重的困难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

　　3月中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政冶局常委，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多数常委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五月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报告草稿。鉴于前三年经济调整不力，当时一些干部又害怕将困难估计过头而犯错误，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些，危险性不大。我们多年就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

　　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中央决定，对近几年受过批评和处分的所谓“右倾”党员甄别平反。邓小平发言说：要来个一揽子解决，统统摘帽子。邓子恢谈农村工作时说道：适当扩大自留地，社员会满意的，在分散的地区有一些农户单干也应允许。会上还谈了许多有关工农业生产、内商外贸以及对外政策的问题。

　　刘少奇赞同这些主张，他有句名言，就是“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退是为求得平衡。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但是，在欣赏“冒进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平衡优于平衡”的毛泽东看来，“退”就是复辟。

　　事关重大，要请毛泽东作决定。正好毛的秘书田家英调查回来，向刘建议搞包产到户，刘少奇叫他清毛主席回来。田打电话说了一下情况，毛回答：好呀！过几天回京。田十分兴奋地向刘报告：看来主席是同意了。王光美提醒说：“田家英的话不准确，还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见。”她说对了，田家荚果然领会错了毛主席的意思。

　　盛夏7月，毛泽东问到北京。陈云同志立即约毛，系统谈了各位常委都赞成的意见。毛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亦感觉毛不反对，只是仍在考虑。

　　毛泽东很快即通知刘少奇见面。刘赶到中南海游泳池，就发生了前面叙述的那一幕。刘少奇回来感到压力很大，但经济调整能够坚持，总算长舒口气，以为雷霆已过。

　　1962年7月、8月，在北戴河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村工作，生产、粮食、商业等问题。10天的预备会，讨论井然有序，富有成效。

　　8月6日，会议正式开幕。出人预料，毛泽东提出了阶级、形势与矛盾问题，他特别提出“中国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承认阶级存在，就应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存在”。他进而提出：“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讲话石破天惊，原定议程全部被打乱。所有关于经济调整的紧急事务，根本无法再进行讨论。会议转向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

　　在以后的会议期间，毛还多次发言和插言，说：“—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这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广义将“资本主义农业专家”的大帽子扣在邓子恢同志头上，从而上纲到“资本主义复辟”，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成了搞复辟的修正主义。

　　正值此时，彭德怀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八万言书”，为自己申辩，这本是一种维护党员最起码权利的作为，却被误认为是向党挑战，冠以“翻案”，遭到严厉批判。

　　在继而的发言中，毛泽东大批“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危言：“三分之一的政权不住我们手里！”要坚决“反修、防修”，讲了那段著名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阶及斗争为纲”。

　　刘少奇本以为在游泳池的谈话，已经平息了毛泽东的火气，取得了理解。毛突如其来的狂轰滥炸，使刘大感意外。经过短暂几日考虑，刘在接下来的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对困难估计得多了，同意毛的观点。他发言的有些地方，甚至比毛还有过之。是什么原因呢？

　　这里，我们必须回到当年的现场。毛泽东和刘少奇相识40年，同为世所公认的大革命家、阶级斗争方面理论和实践的巨匠人师。而满座各级干部，几乎各个都是阶级斗争的专家和获胜的佼佼者，衷心拥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十分不易，难免有失落之感，新学吃力可想而知。“经济大革命”惨败，刺激和冲击足既恼火又无奈，提起阶级斗争，这些行家里手无不热血沸腾，何况振臂—呼者，是统领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毛泽东，肯定—呼百应。

　　当时，国际上内忧外患，相当紧张。各级负责人的神经也相当敏感，是自然的。另外，长期以来，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日益严重，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腐败丛生，愈演愈烈。当然，比起现今算是小巫见大巫，但在当时的领导人看来，已到不可容忍的地步。在这一点上，毛刘完全—致，疾恶如仇，同仇敌忾。在场的老革命们，久沐毛刘思想理论熏染，对蜕化变质，一片喊杀，群情激昂。

　　毛泽东选择“阶级斗争”这一题目，是任何人都无法、也不可能反驳的。历史对老一辈革命家们自然拥护阶级斗争的决策和激情，都无可厚非。作为后人，必须尊重历史。

　　当时，刘少奇还处于两难境地：其一，既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又不损害毛的威望和形象；其二，既要将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位，又不能反对阶级斗争，如果节外生枝，把经济调整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切皆空，或搞成第二个“庐山会议”，更遭殃了；其三，党内许多同志，害怕毛直接抓经济，又不能不确认毛的领导权。

　　毛泽东自己对经济工作也是心灰意懒，又不能不过问。而阶级斗争正是毛的长项，使他精力专注于此，既利于抓好党风廉政，制止腐败，又利于经济调整，共渡难关。何乐不为？

　　刘少奇作了最大的努力。他在自我批评的同时，维护了“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的正确性。在北戴河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总结、布置传达时，他说：“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联系很广，容易划分不清，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因此，只传达到17级以上干部，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用少数人对付就够了，全党不要卷入这个斗争中，受它们的干扰，妨碍工作。”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意见，同意“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刘保住了“中心”工作，接受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毛刘总算一致了。毕竟，调整工作保了下来，纠错改过之举，付之于行，诸项政策迅速见效，经济很快好转复苏。一直坚持到“文革”前，毛确实没有再对经济工作发表多少意见，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大发展。

　　经济调整的基本趋向，是按刘少奇所说的“退”。从超阶段的一系列体制和做法退到适合现实的基础上来，从“大干几年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幻想中退向“新民主主义秩序”。尽管远远谈不上“退够”，但作为回归新民主主义的成功实践，进行了全面的、可贵的尝试，为十多年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大量的现成经验。至今，我们仍在向“初级阶段”“退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之路上“退够”。

　　当然，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是要见诸于行动的。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刘少奇说：“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现在就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这里请注意：毛强调的是“教育”，刘讲的是“阶级斗争”。对象是经济领域里的腐败分子。

　　在这次会上，毛刘共同确定在全国开展“五反”、“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在城市里发动“五反”，即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在农村主要是搞“四清”，即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运动发展到后期，几乎全简称为“四清”。所谓“清”的内容，前后又有多种解释。开始，基本限在经济领域，后期则上升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

　　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缘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可避免，运动的全过程必然带有极强的“左”倾色彩。关于其性质、目的和方法，两位主席各有各的思路，看似一致，其实不同。

　　貌合神离的合壁

　　1963年4月、5月，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到东南亚进行国事访问。回到昆明时，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称“前十条”）已经制定出来了。文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明确指出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和城市中的“五反运动”“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刘对“前十条”未表异议。

　　早在1961年，刘少奇与王光美在湖南农村蹲点44天，对基层存在的复杂问题深有感触。尤其是不说真话的现象很普遍，不少地方的领导机关靠听汇报、下指示做工作，重形式而轻实效，以瞒和骗来应付差事。要了解真实情况，就得深入群众。因国务繁忙，不可能离岗，所以他就让王光美下去蹲点。他强调要“扎根串联”，“背靠背”，为的是听到真话，了解真情。后来被人指责为“不相信群众，搞神秘主义”。

　　1963年10月，中南海里刘少奇所在的党支部对他进行了一次批评，大家担心王光美下乡后，刘少奇的健康。因为刘少奇有失眠症，服安眠药才能人睡。如果夜间无人照料，药劲来得猛，极易摔倒。党支部反对王下去，严肃地要求他接受。刘认真地表示“同意支部意见，但工作任务又必须完成”。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主意：在地板上打地铺，以解众忧。一直到1968年病危，刘少奇睡了5年地铺。

　　王光美第一次下乡是1963年11月，历时5个月。地点是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她离京前问刘，应该注意什么？刘只简单地讲了—句“不要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王每月回来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毛不止一次提示：“根子在上边。”她并不理解这话的含义。王光美说，她是真心实意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指导思想的，但也仅限于对多吃多占、贪污浪费的干部经济退赔从严要求，或对基层干部工作的难处不够体谅。至于如何挖上边的根子，就非她所知了。

　　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工作会议汇报，即《桃园经验》报告。报告的用语十分尖锐，甚至激烈地指斥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两面政权”。但是，直到工作组完成任务撤出，没有开过一次斗争会斗过谁，更没有打过人，也没有抓捕一人，只撤了原支部书记的职，仍以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其他犯错误的干部，检讨退赔后，取得了群众谅解，都恢复了工作。证明桃园的运动，并没有上升到对敌斗争的高度，确实是一场教育。

　　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以示推广。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毛多次鼓励王，让她到各地去讲，在中央的会议上要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后来，毛更推出陈伯达在天津小站搞的经验：陈一下去，就搞出三个“反革命集团”。什么“夺权”、“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词汇都是从这里创造的。毛多次举例表彰，批转全国，倍加赞赏。

　　毛泽东提倡蹲点，刘少奇率先行动，响应者寥寥。刘对那些借故推托不肯下去的同志十分不满。1964年夏，他指名道姓批评了许多高级干部。例如，他对江苏省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说：“你就是背起个包袱，你是老江苏，省委书记做了十多年，自以为了解江苏的情况。我就说你了解的情况比十年前少了，不是多了。因为十年前农民是个体经济，跑到乡下去，还可以听到老百姓讲话，群众的意见容易反映上来。经过十年，你对阶级斗争的情况，对群众中、社会上的情况，了解得少了。”江承认如此，刘追问：“那你为什么不下去蹲点呀？”这种单刀直入，未免使人难堪。刘还要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下文：“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地委书记，不能当部长、司局长。”不多日子，180多位正副部长、1000多位司局长都下去了。毛泽东知道后，在几个省讲：“我多次叫你们下去蹲点，你们不听。少奇一句话，你们都下去了，还是少奇厉害。”

　　根据刘少奇一贯的观点：“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地表现为领导机关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地讲，是人民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他说：敌人越打越少是客观规律，老死也要死完的。如果越打越多，肯定是把人民内部矛盾打错了。

　　“四清”的主要目标是“四不清”干部，“对于‘四不清’的干部（他们不是敌人——原文），我们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并解释道，“少捉人，一个不杀，矛盾不上交，处分干部在百分之一二”，而且是在“县以上范围掌握比例，不是每个公社都有百分之一二”，就是占百分之一二的这些“犯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也可能改正错误，如果一时不能改，只要他不进行破坏，也可以，也还是团结的对象”。

　　刘少奇不同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把敌我矛舌当做主要矛盾，从根本上说，他是把“四清”作为一场教育运动，认为“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他要求广泛普遍地发动群众，经过5年在全司搞一遍，每个村一个冬春，一批一批搞。干部统先分批下去，掌握政策、指导运动、了解民情，使每个地方、每个干部都受到教育。干部和群众、领导和被领导、工作组和被检查的干部普遍自我教育。这就是所谓的“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是教育，通过教育达到团结，通过教育深入群众，防止蜕化，扫除特权，也打击了敌人，达到“防修”的目的。刘要求干部“统统上楼、个个洗澡”，人人过关，批判严—些，触及疼一些。

　　刘少奇历来主张“解决人民矛盾的办法，必须用新的办法，新的方针，新的路线。必须允许洋众采用小民主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的问题。不允许小民主，不经常采取小民主办法，势必要来个大民主”。他提倡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正是建立法冶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也乏充分发扬民主，又防止无政府主义的根本。

　　刘少奇搞的社教运动，声势浩大，要求很高。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打击的对象是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分子，要反对的是等级分化和权力异化。就是再扩大化，也只是一场广泛的教育运动，通过“小民主”，达到群众和干部互相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目的。

　　尽管，刘少奇也附和了毛泽东“根子在上边”的指示，但只限于公社和县一级。同时，他又强调矛盾不上交，一切矛盾就地处理，分别化解，也可以说是矛盾下放，从而阻止了无止境地追“上面的根子”。他也坚持了毛泽东“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危言，但并不意味是指在敌人手里。他的意思更多是从党性出发。他不厌其烦地反复讲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根本宗旨是为劳动人民谋利。不服从工农意愿，甚至违背民意，强迫民众，这些年还办了损害群众之事，还叫共产党吗？这样的政权不是人民的政权！显然，这是指不符合或违背政权的宗旨。

　　毛泽东“完全赞成”声势浩大的运动方式，并要求“迅速实行”。1964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后十条”，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是反复向群众请教的结果。鼓励王光美再下去，并派他的秘书林克和卫士同去一个大队。

　　1964年11月，王光美第二次下乡，到河北新城县高镇大队。“后十条”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基层干部几乎都靠边站了，“有枣无枣打三杆”，打击面太宽了。草木皆兵，人心惶惶。正好安子文也由山西写来报告，批评工作队有“洪洞县里没好人”倾向。刘少奇立即批转全国’：要相信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中共中央华北局随即通知王光美在人民大会堂向各省负责同志汇报纠正“左”的倾向，解放大多数的做法。

　　“后十条”在执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反映出这个文件的内在矛盾：它一方面指出敌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一方面又提出“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前者是解决敌我矛盾，要夺权，后者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教育。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开始时几乎完全一致，一样的目标，一样的积极，一样的感情基础。运动中期，呼应烘托相当默契，彼此非常满意，但没有持续多久，潜在的矛盾终于表面化了。

　　亲密战友的分裂

　　当初，恐怕连毛泽东和刘少奇自己也未必感到分歧有多么的严重，在制定“二十三条”时，似乎一夜之间突然爆发。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开了一个月的全国工作会议。薄一波的回忆录对这次会议的内容记载得十分详细。本文主要根据刘少奇向刘源的简述，以及“文革”后安子文对刘源的三次回忆来论述。

　　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在这一天和以后多天的会上会下，毛对刘表示出强烈的不满。

　　毛泽东讲的是抓敌我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下，“四不清”干部都变成敌我矛盾了！刘少奇不同意这一提法，缓和地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仍坚持己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张霖之就是！”

　　刘少奇不敢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点谁的名，谁就倒了。“文革”——开始，张霖之同志首当其冲，惨遭酷刑拷打，成为第一位死于“革命行动”的部长级高干。

　　至“文革”中，刘少奇依然想不通：“不错，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不是社会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运动。不能总要找出敌我矛盾，一棍子把人打死。”

　　毛刘的这一段对话，点到了分歧的本质。

　　令人不解又值得思索的是：上文讲及1963年决定发动社教运动的会上，正是毛泽东强调教育“一抓就灵”，刘少奇大讲“阶级斗争”（后来证明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运动搞了一年多，此时，又是刘强调“教育”，毛大讲“阶级斗争”（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出现奇特的颠倒。仿佛一个由理性趋向狂热，一个由理性走入现实；一个升温，一个降温。太富戏剧性了！

　　我们必须请读者搞清一个极端重要的差别：刘少奇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官僚主义分子和官僚特权阶层，是指由等级分化、权力异化而来的变质分子；毛泽东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变质分子外，还包括由一般性贫富差异被误认为阶级分化而来的“新生资产阶级’，而更多的是指领导意识、思想路线有不同意见的当权派。从自觉不自觉执行新民主主义方针，反对超阶段主张，扩大到对反映基层呼声，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直至有意见分歧，哪怕只是积极提出善意的不同建议者，都可任意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判为敌人。这就是为什么刘少奇执意反对这一提法的原因。

　　刘少奇本是在“很小规模”的会上提出不同的工作意见，却没料到真的被毛视为“政敌”了，说明刘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恰恰因此，他最终被扣上“中国最大的走资派”，自身成为他预见的典型，从反面证明了他的正确。毛泽东的错误，导致绝大多数“当权派”在“文革”中或多或少地受到批判、冲击。揪斗夺权，罢官劳改，元勋蒙难，冤狱谝地，被侮辱迫害致死致残的千千万万……历史又证明了刘少奇的正确。

　　这次会议原定是交流、总结经验。会前，邓小平出于好意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这使毛恼火。同刘发生争执后，毛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1965年1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大选举国家主席那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汇报“四清”情况，还通知王光美也参加。选举结果，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他到北京厅时，发现王光美也在场，愣住了。王是第一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中央会议，心情很紧张。刘坐在对面，与她四目相望，不好交谈。毛泽东不满地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有一个陈伯达就行了。”又转脸向刘少奇：“你在安源不是一个入吗？”刘说：“有群众。”接着毛严厉批评了“烦琐哲学，人海战术”，“扎根串联，搞神秘化”。他老人家忘记了“32作队领导运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条文是他亲自批改强调的！毛直对刘严厉批道：“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又讲必须同群众见面，广泛发动群众，迅速打开局面。前面批刘“人海战术”左了，后面又批刘右了，让人摸不着头脑。

　　毛泽东的这通教训，是否对刘少奇纠正“左”而发，还是因别的什么反感才出尔反尔，就不得而知了。但在几年后，毛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并对美国作家斯诺讲道，正是此时，他决定打倒刘。

　　毛刘争执，闹到如此地步，人人焦急，无所适从。安子文请出开国元勋们从中缓解。陶铸、安子文也到住宅给刘提意见。刘少奇顾全大局，主动向朱德、贺龙、陈毅、林彪等征求意见，开了党的生活会，征求和听取批评。政治局开会时，刘又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矛盾继续向对抗方面发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或许只是此刻，毛才横下心来。

　　综上所述，再重复概括起来，对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主要分歧：毛强调的是打倒由阶级分化（当时生产资料已全都公有化）而产生的资产阶级及其走资派，刘强调的是消灭由等级分化（随时都有权力异化的危险）而产生的官僚特权阶层；毛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并无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刘反对的是封建主义复辟（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遗留）；毛要解决的是敌我矛盾问题要解决的是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多种矛盾，即“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毛主张针对敌人，打倒对立面，消灭对立面，孤立一小撮，是—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刘主张针对自己人，扩大教育面，团结教育面，解放大多数，是一场“广泛深入”的教育。

　　毛泽东指责刘少奇“形左实右”，是针对刘搞的运动，要“割掉封建尾巴”，开展大规模教育，被毛视为“打击一大片”（形左）；而刘并不是要打倒、消灭毛认定的敌人，在毛看来，就是“保护一小撮”（实右）。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在本质上完全是南辕北辙，有天壤之别。

文章来源：共识网网友米央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