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崛起和我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重的分量，对于当代中国的研究几乎成为美国的每个主要思想库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除了传统智库已经有的中国研究项目以外，还涌现了大量新的研究中心和研究项目。这种情况使得美国对华政策智库本身的特性也成为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然而，智库概念的模糊性和各种智库类型在体制方面的复杂性，使人们在美国对华政策智库这个概念方面以及美国各类智库的差异性的认识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

　　智库：沟通知识和权力的桥梁

　　智库或思想库的概念缺乏一个公认的标准定义，智库通常由学者、专家和经验丰富的实践者组成，作为一种沟通知识和权力的桥梁角色。根据各种智库的组织特性、研究的侧重点以及对政府和社会影响方式的不同可以把美国对华政策智库概括性地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民间或半官方的专业思想库; 第二类是隶属于各大学的相关研究所; 第三类是官方的研究机构; 第四类是公司企业中的研究部门。其中前三类是美国对华政策智库的主要力量。第四类主要是大型跨国公司内部的，有特定研究方向的研究部门和微观的研究项目。

　　智库多类型

　　民间或半官方的专业智库既包括接受政府支持的研究型智库和基金会型智库，如兰德公司和布鲁金斯学会等，也包括私立的营利性咨询公司、独立的非营利智库和游说类智库。这类智库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媒体曝光率也很高。这类专业智库，特别是大型的智库，其研究视野往往具有全球性，中国问题研究只是它们众多研究工作中的一个方面。以美国最著名的智库之一，同时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为例，虽然它是研究中国的权威思想库，但中国研究只是其众多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部分。布鲁金斯学会2006年专门成立了约翰•桑顿中国政策研究中心，作为该学会唯一以研究一个特定国家为目标的机构，每年有数百万美元的经费。这个中国政策研究中心的任务就是“理解和研究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特别是探索中国作为政治与经济强权崛起对世界的深远影响，并向美国的决策人士或部门提供政策性建议或分析。把中国研究作为重要研究项目的还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以及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等大型智库。

　　除了专业智库和大学内设的相关院系和研究所以外，美国政府的主要部委、各个军兵种都有中国研究专项，属于官方的研究机构。与专业智库类似，中国问题只是其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多官方的智库是与美国的军事战略有关的，如美国国防大学的“国家战略研究所”(l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海军战争学院(Naval War College)的海战研究中心(Center for Naval Warfare Studies)、美国陆军战争学院(U.S. Army War College)的战略研究所(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以及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下辖的亚太安全研究中心(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等。这些政府智库的主要业务是进行情报分析工作，因此它们在公众视野中出现的频率很低，也很少公开研究结果。

　　对华智库只是大学的中国研究机构中的一个部分

　　美国大学中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机构，包括隶属于各大学的相关研究所和院系，数量往往很多。仅在哈佛大学就有十多个与中国研究有关的机构。这些机构数量虽然庞大，但大多数都并非智库类型的组织，如各个大学的东亚院系，包括“东方语言文学系”、“东亚语言文学系”或“亚洲研究系”以及东亚图书馆和相关的博物馆等。另外，各个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院系也有很多中国问题研究教学项目，是智库研究队伍的人才来源，但本身并非智库，这包括政治系、经济系、历史系、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等教学研究单位。

　　即使那些以中国问题为主要研究目标的大学研究所和研究计划也并非都是智库型的，它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研究当代中国问题为主，如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智库，一般偏重于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另一类以研究传统“汉学”为主，实际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库，虽然对诸如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以及中国的相关政治事件进行研究并提供咨询意见，其对政府政策的贡献并不直接，如成立于1928年的哈佛—燕京学社。这些大学机构的性质比较复杂，有的提供一定名目的奖学金和研究资金，但大多数不对学生提供学习支持，只是进行与中国研究有关的讲座、课题、研讨、培训、出版和资料收集等活动，即智库类型的活动。

　　美国各类智库对华政策差异大

　　从智库的特性看，专业智库有很多是游说型或合同型智库，偏重于对策研究和政策分析，强调对政府政策过程有的放矢的影响，对理论问题、长期性的问题往往无暇深思。而大学智库有很多属于学术型思想库，偏重专业性的学术研究。

　　从研究的专业学科领域来看，在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方面，专业智库一般从事外交政策研究，其研究内容大体上属于国际关系学的领域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环境和民生相关的政策研究领域。而大学研究所则更多地从事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研究，偏重比较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和比较文化方面的内容。

　　从与政府和社会的相互关系来看，专业智库特别是设在华盛顿的智库中的中国问题专家与美国政策制定者联系紧密。对对华政策有重大影响的专业智库很多都把总部或重要部门设在华盛顿，而大学的智库一般都设于校园内。虽然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队伍人数众多、学术实力强、专业面和兴趣面广，但除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等少数大学思想库以外，与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的相关度往往远不如一些专业智库。很多大学智库甚至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圈脱节。

　　从对政府和社会的影响特性来看，以大学智库为代表的学术型智库对政府的影响往往是长期的、深刻的、根本性的。而游说型智库的影响则往往是短期的、浅显的、政策性的。因此，学术型智库往往可以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长期走向的风向标，游说型专业智库则对人们了解美国政坛和社会大众的短期和当前的取向有帮助。

　　从研究报告和观点的客观性来看，大学智库和美国一些主流智库在有关中国问题特别是中美关系方面的研究，不管言辞如何，内容还是相对客观的。而一些在智库市场打拼的小型专业智库，为了募集资金或为特定资金支持团体说话，常常搞一些哗众取宠的话题来吸引媒体的目光。一些保守的智库如传统基金会的一些研究人员有时也有很不理性的言论。

　　由于智库是由研究人员组成的，很多游走于政府和学界之间的专业智库的研究人员是大学教授兼任的，在他们身上各种智库的特性有机地融为一体。如密歇根大学的李侃如教授就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这就使得很多智库在上述的特征方面具有复合性。当然，大学以外的专业智库在大量聘用大学教授担任研究员时常常是有一定期限的，大学教授们的根基还是扎在校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