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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朗西斯·福山：“利维坦”的降临 |
来源：未知
作者：未知
时间：2013-04-11 16:13:15点击：0次
不同于部落社会的国家层次社会；国家的“原生”形成和竞争形成；国家形成的不同理论，包括此路不通的灌溉论；国家为何仅出现于部份地区
与部落社会相比，国家层次社会具有下列的重要差别： (1)
首先，它们享有集中的权力，不管是国王、总统，还是首相。该权力委派等级分明的下属，至少在原则上,有能力在整个社会执行统一的规则。该权力超越领土中所有其它的，这表示它享有主权。各级行政机关，如副首脑、郡长和行政人员，凭藉与主权的正式关联，而获得决定权。
其次，该权力的后盾是对合法强制权力的垄断，体现在军队和警察上。国家有足够权力，防止分段、部落和地区的自行退出。（这也是国家与酋长领地的分别。）
第三，国家权力是领土性的，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因此，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时期，法兰西还不算国家。其时，统治法兰西的是弗兰克斯国王，而不是法兰西国王。国家的疆土可远远超越部落的，因为其成员的资格不受血缘关系的限制。
第四，与部落社会相比，国家更为等级分明，更为不平等。其统治者和他的行政官员，常与社会中的其他人，分隔开来。某种情况下，他们成为世袭的精英。部落社会中已有听闻的奴役和农奴，在国家的庇护下，获得极大的发展。
最后，更为精心雕琢的宗教信仰，将合法性授予国家；分开的僧侣阶层，则充任庇护者。有时，僧侣阶层直接参政，实施神权政治；有时，世俗统治者掌管全部权力，被称作政教合一（caesaropapist)；再有时，政教并存，分享权力。
随国家的出现，我们退出血缘关系，走进政治发展的本身。下面几章将密切关注，中国、印度、穆斯林世界和欧洲，如何自血缘关系和部落，过渡到非个人的国家机构。一旦国家出现，血缘关系便成为政治发展的障碍，因为它时时威胁，要返回部落社会的私人关系。所以，光发展国家是不够的，还要避免重新部落化（tribalization），或我所谓的家族化（patrimonialization）。
世界上，不是所有社会都能自己过渡到国家层次。欧洲殖民者出现之前，19世纪的大部分美拉尼西亚，由群龙无首的部落社会组成（即缺乏集中的权力）。非洲亚撒哈拉的一半，南亚和东南亚的的部分地区，也是如此。(2) 缺乏长远国家历史的事实，大大影响了它们在20世纪中期独立后的进展。与国家传统悠久的东亚殖民地相比，这一点显得尤其突出。中国很早就开发了国家，而巴布亚新几内亚一直没有，尽管人类抵达后者更早。为什麽？这就是我希望回答的问题。
国家形成的理论
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把国家形成分成两种，“原生”和“竞争”。国家原生形成，是指国家在部落社会（或酋长领地）中的首次出现。国家竞争形成，是指第一个国家出现后的仿效追随。与周边的部落社会相比，国家通常组织得更为紧密，更为强大。所以，不是国家占领和吸收邻里的部落社会，就是不甘被征服的部落社会起而仿效。历史上有很多国家竞争形成的案例，但从没观察到国家原生形成的版本。政治哲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只能猜测第一个或第一批国家的出现，有众多解释，包括社会契约、灌溉、人口压力、暴力战争和界限。
国家源于自愿的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论者，如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一开始并不想提供国家如何出现的实证。相反的，他们只是试图厘清政府的合法性。但弄清第一批国家的出现，是否通过部落成员的明确协议，以建立集中权力，这还是很值得的。
托马斯·霍布斯这样解说有关国家的“交易”：国家（即利维坦）通过权力的垄断，保证每个公民的基本安全；作为交换，公民放弃各行其是的自由。国家还可向公民，提供无法独自取得的公共服务，如产权、道路、货币、统一度量衡和对外防卫。作为回报，公民认可国家的征税和征兵等。部落社会也可提供一定的安全，但其公共服务非常有限，因为缺乏集中权力。假如国家确实源于社会契约，我们必须假设，在历史上的某天，部落团体自愿决定，将独裁的统治权委托给个人。这种委托不是临时的，如部落酋长的选举，而是永久的，交到了国王和其后裔的手中。这必须是部落中所有分段的共识，因为每一分段，如不喜欢，仍可出走。
如果说主要动机是经济，即产权的保护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国家源于社会契约，似乎是不可能的。部落社会是很平等的，在密切相处的亲属团体中，又是很自由的。相比之下，国家是强制、专横和等级分明的。腓特烈·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把国家称作“最冷酷的怪物”。我们想像，自由的部落社会只会在极端的逼迫之下，出此下策；如果面对即将来临的异族入侵和灭绝，则委托一名独裁者；如果面对即将摧毁整个社团的瘟疫，则委托一名宗教领袖。实际上在共和国期间，罗马独裁者就是这样选出的，如公元前216年坎尼会战后汉尼巴尔（Hannibal)对罗马的威胁。这表明，国家形成的真正原因是暴力，或暴力的威胁，社会契约只是有效途径，并非终极原因。
国家源于水力工程
社会契约论的变种，是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 的“水力工程”论，前人为此花费了很多不必要的笔墨。魏特夫原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蜕变成反共产主义者。他发展了马克思的亚洲生产方式理论，为专政出现于非西方社会，提供了经济的解释。他争辩，大规模的灌溉需要，只有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方能做到，从而促进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和墨西哥的国家兴起。(3)
水力工程的假设，要解答甚多疑问。新生国家的地区，其早期灌溉工程的多数都是小型的，地方上自己就能应付。像中国大运河的大工程，是在建立强大国家之后，只能算是结果，不应是原因。(4) 魏特夫的假设若要成真，我们必须假想，部落成员聚集起来说，“我们将心爱的自由交给一名独裁者，让他来管理举世无双的大型水力工程，我们将变得更加富有。我们放弃自由，不仅在工程期间，而是永远，因为我们的后代，也需要卓越的工程主管。”此种情形如有説服力，欧洲联盟早已变成一个国家了。
密集人口
人口统计学家爱斯特·波斯勒珀主张, 人口的增加和密集，是技术革新的主要动力。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江河流域的密集人口，创造了精耕细作的农业。它涉及大规模灌溉、高产品种和各式农业工具。人口密集允许专业化，允许精英和百姓的分工，从而促进国家的形成。低密度人口的团队和部落社会，为减少冲突，可以分道扬镳；如发现不能共存，便自立门户。但新兴城市的密集人口，并无如此的选择。土地的匮乏，能否取得重要公共资源，都可触发冲突，从而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
即使人口密集是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我们仍有两个未获答案的疑问：一开始，是什麽造就了密集人口？ 密集人口与国家，是怎样互动的？
第一个问题，似乎有简单的马尔萨斯答案：如农业革命的技术革新，大大提高土地产量，导致父母生育更多孩子，从而造成密集人口。问题是，有些狩猎采集社会的利用率，远远低于当地环境的富饶能力。新几内亚的高地居民和亚马逊的印地安人，开发了农业，却不愿生产馀粮，尽管在技术上是做得到的。所以，有了提高效率和产量的技术，可以增加人口，但不能保证，这些事情的确实发生。(5) 人类学家建议，在某些狩猎采集社会，粮食供给的上升反而导致了工作量的降低，因为其成员更在乎休闲。按平均来説，农业社会的居民比较富庶，但必须工作得更加努力。这样的交换，可能并不诱人。或者说，狩猎采集者只是陷入了经济学家所谓的低平衡。那是指，他们掌握了转移至农业的技术，但必须面对他人分享盈馀的前景，旋又打消了转移的想法。(6)
这里的因果关系，可能被颠倒了：早期社会的人不愿产生盈馀，除非挥鞭的统治者强迫他这样做；主人自己不愿辛苦工作，却很乐意迫使他人这样做。等级制度的出现，不在经济因素，而在政治因素，如军事征服或强迫。埃及金字塔的建造，顿时浮现在眼前。
因此，密集人口可能不是国家形成的终极原因，只是中间的变数，其本身又是尚未确定因素的产品。
国家源于暴力和强迫
经济解释的弱点和空缺, 把国家形成的来源, 指向暴力。从部落到国家的过渡，涉及到自由和平等的巨大损失。很难想像，为了灌溉可能带来的巨大收益,部落社会愿意这麽做。所以，牵涉的利害关系必须更大。威胁生命的有组织暴力, 是更可信的解释。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实际上一直参与暴力，尤其是在部落层次。一个部落战胜另外一个时，可能出现等级和国家。为了在政治上控制战败部落，战胜者建立了集中的强迫机构，渐渐演变成原生国家的官僚系统。如果两个部落在语言或种族上是不同的，战胜者可能建立主仆关系，等级制度慢慢变得根深蒂固。异族部落前来征服的威胁，也会鼓励部落团体建立起更永久更集中的指挥中心，如夏安和普埃布罗的印地安人。（7）
部落征服固定社会的案例，在历史记载中屡有发生，如党项（Tanguts）、契丹（Khitai）、匈人（Huns）、女真（Rurzhen）、雅利安（Aryans）、蒙古、维京人（Vikings）和日耳曼人，他们都是以此建国的。唯一的问题：最早国家也是这样起家的吗？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苏丹南部的部落战争，历时数世纪，却一直没能建立国家层次的社会。人类学家争辨，部落社会有平衡机制，冲突之后会重新分配权力；努尔人只收纳敌人，并不统治他们。于是，解释国家的兴起，似乎还要寻找其它原因。彪悍的部落团体，从亚洲内陆草原、阿拉伯沙漠和阿富汗山脉向外出征时，才会建立更为集中的政治组织。
地理界限和其它环境
人类学家罗伯特·卡尼洛（Robert Carneiro）注意到，就国家形成而言，战争虽然是普遍和必要的，但还不够。他争辩，生产力增长，如发生于地理上被环绕的地区，或发生在敌对部落的有效包围时，才能解释等级国家的出现。非环绕地区，或人口稀少地区，衰弱的部落或个人可以跑掉。夹在沙漠和海洋中间的尼罗河峡谷，以沙漠、丛林和高山为界的秘鲁峡谷，在那里不存在逃跑的选择。（8）地理界限也可说明，生产力的增长会导致人口密度的增加，因为没人搬走。
新几内亚高地的部落也有农业，也住在被环绕的峡谷，所以单凭这些因素，是无法解说国家兴起的。绝对规模可能很重要，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峡谷和墨西哥峡谷，都是相当规模的农业区，又有山脉、沙漠和海洋的环绕。他们可以组成较大较集中的军队，可在较广阔地区施展他们的威力，尤其是在马或骆驼已获驯养的情况下。所以，不仅是地理界限，还有被环绕地区的大小和交通，决定国家的形成与否。地理界限还可提供额外的帮助，即暂时保护他们免遭峡谷或岛屿外敌人的攻击，让他们有时间扩军备战。大洋洲的酋长领地和雏形国家，只在斐济、汤加和夏威夷那样的大岛上出现，而不在索罗门群岛、瓦努阿图（Vanuatu）和特洛伯力安兹（Trobriands）的小岛。新几内亚虽是大岛，但多山，被分割成无数个微型的生态环境。
国家源于魅力型权威
推测政治起源的考古学家，偏爱唯物主义的解释，如环境和技术，不大喜欢文化因素，如宗教。这是因为，我们对早期社会的物质环境，已有较多了解。(9) 但宗教思想对早期国家的形成，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可将合法性，授予自由的丧失和等级制度。从传统和现代理性的权威中，马克斯·韦伯挑出了他所谓的魅力型（charisma）权威。(10) 这是希腊文，意思是“上帝碰过的”。魅力型领袖行使权力，不是因为部落伙伴推崇能力而选他，而是因为他是“上帝选中的”。
宗教权威和军队威力携手并进。宗教权威让部落领袖，得以调派自治部落之间的大规模集体行动。宗教权威也让自由的部落成员，将永久权力委托给领袖和其亲属，这比经济利益更为有效。之后，领袖可使用该权力，建立集中的军事机器，战胜反抗部落，确保境内的和平和安全，从而在良性循环中增强该宗教权威。祖先崇拜等宗教，受其固有的规模的限制。所以，你需要一个能克服此限制的新宗教。
展示此一过程的具体案例，是正统哈里发和倭马亚王朝（Patriarchal & Umayyad caliphates) 时期第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兴起。数世纪来，部落团体居住在阿拉伯半岛，属埃及、波斯、罗马和拜占庭等国家层次社会的边缘地域。他们的环境恶劣，不适农业，所以没遭他人的侵占，也没遇上仿效建国的军事压力。他们只在附近的固定社会之间，充任中介和商人，自己不能生产相当的粮食盈馀。
公元570年，先知穆罕默德诞生于阿拉伯城镇的麦加，事情开始了戏剧性的改变。根据穆斯林传统，穆罕默德40嵗那年获得上帝的首次啓示，随即开始向麦加部落布道。他和追随者由于受到迫害，在622年搬至麦地那。麦地那部落的争执需要他的调解，他便草拟所谓的麦地那宪法，为超越部落忠诚的信徒团体（umma）定位。穆罕默德创立的政体，尚无真正国家的所有特征。但它脱离了血缘关系，不靠征服，而靠社会契约，这全凭他的魅力型权威。新成立的穆斯林政体，经过数年的征战，赢得信徒，占领麦加，统一阿拉伯半岛的中部，而成为国家层次的社会。
在征服国家中，创始部落的领袖血统通常开创新朝代。但在穆罕默德的案例中，这没有发生，因为他只有女儿法蒂玛，没有儿子。新兴国家的领导权，因此传给了穆罕默德的同伴。他属倭马亚氏族，是穆罕默德的古莱什部落（Quraysh）中的分段。倭马亚氏族确实开创了新王朝。倭马亚国家在奥斯曼（Uthman）和穆阿威叶（Muawiya）的领导下，迅速战胜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在这些现存的国家层次社会中，实施阿拉伯统治。(11)
就政治思想的重要性而言，先知穆罕默德促使阿拉伯国家的兴起，是更好的例证。之前，阿拉伯部落只在世界历史中扮演边缘角色。多亏穆罕默德的魅力型权威，他们获得统一，并把势力扩展到整个中东和北非。阿拉伯部落没有经济基础，通过宗教思想和军队组织的互动，不但获得经济实力，而且接管了能产生盈馀的农业社会。(12) 这不是国家原生形成的单纯案例，因为阿拉伯部落已有周边现成国家，如波斯和拜占庭，作为仿效榜样，并最终予以征服。不过，其部落主义的力量非常强大，后续的阿拉伯国家不能完全予以控制，也不能建成不受部落影响的官僚机构（请看第13章）。这迫使之后的阿拉伯和土耳其朝代，采取特别措施，如奴隶军队和招募外国人充当行政官，来摆脱血缘关系和部落的影响。
第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创立，昭示了宗教思想的政治力量。这是非常突出的例证，但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倚靠宗教，使自己获得合法地位。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的创始传说，都把统治者的祖先，追溯到神灵，或至少一名半神半人的英雄。如弄不清统治者如何控制宗教礼仪，以取得合法地位，就不能理解早期国家的政治力量。请看中国《诗经》中，献给商朝创始者的商颂《玄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天帝任命燕子，入世生下商[的父亲]，[其后裔] 居于殷而变强。很久以前，天帝派神武的汤，整顿边界安四方。）
另一首颂诗《长发》称：
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睿智的商[君]，早现[朝代的] 祯祥，洪水滔滔，禹在四方整治大地。）(13)
我们似乎在接近国家原生形成的齐全解释，它需要若干因素的汇合：首先，那里必须资源丰富，除维持生活，还有盈馀。这类丰富可以是纯自然的，太平洋西北地区充满猎物和鱼，其狩猎采集社会得以发展成酋长领地，虽然不是国家。但更多时候，创造丰富的是技术进步，像农业的兴起。其次，社会的绝对规模必须够大，允许初级分工和执政精英的出现。三，居民必须受到环境的束缚，技术机会来到时，其密度会增高；受到逼迫时，会无处可逃。最后，部落团体必须有强烈动机，放弃自由来服从国家权力。这可通过组织良好团体的武力威胁，也可通过宗教领袖的魅力权威。这些加在一起，导致国家在像尼罗河峡谷那样的地方出现，似乎是可信的。(14)
霍布斯主张，国家或《利维坦》的产生，起源于个人理性的社会契约，以终止暴力不断和战争状态。在第2章的起点，我曾建议，所有的自由社会契约论都有一个基本谬误：因为它假设，史前自然状态时期，人类生活于隔离状态。但这种最早的个人主义，从没存在过。人类天生是社会的，自己组成团体，不是出于私心。在高层次阶段，社会组织的特别形式，往往是理性协议的结果；但在低层次阶段，它由人类生物本能所决定，全是自发的。
霍布斯式谬误，还有另外一面。从蛮荒的自然状态到井然有序的文明社会，从来未见干净利落的过渡；而人类的暴力问题，也从来没有找到彻底的解决办法。人类合作，是为了竞争；他们竞争，也是为了合作。《利维坦》的降临，没能永久解决暴力问题，只是将之移至更高层次。以前是部落分段之间的战斗，现在是愈益扩大的战争，其中的主要角色是国家。第一个国家的出现，可以建立胜利者的和平。但假以时日，借用同样政治技术的新兴国家，将奋起而提出挑战。
国家为何不是普世共有？
我们现在明白，国家为何没在非洲和大洋洲出现，部落社会又为何持续存在于阿富汗、印度和东南亚高地。政治科学家杰弗里·赫伯斯特（Jeffrey Herbst）争辩 ，非洲很多地区缺乏自生国家，原因是若干熟悉因素的总汇：“非洲的建国者——不管是殖民地的国王和总督，还是独立后的总统——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人口稀少且不适居住的领土上，行使统治权。(15) 他指出，与大众的想像相悖，非洲大陆上仅8%的地区处于热带，50%的地区降雨不够，难以支撑农业。人类虽在非洲起家，却在世界其它地区繁荣昌盛。现代农业和医学的到来之前，非洲的人口密度一直很低，其在1975年的程度，刚刚达到欧洲在1500年的。也有例外，如非洲肥沃的大湖区和大裂痕峡谷（Great rift valley)，养活了高密度的居民，并看到集权国家的萌芽。
非洲的自然地理，使权力的行使变得艰难。非洲只有很少适合长途航行的河流（例外是尼罗河下游，它是世界上最早国家之一的家园，佐证了相关的规则）。萨赫勒地区（Sahel）的沙漠与欧亚的大草原迥然不同，是贸易和征服的一大障碍。那些骑在马背上的穆斯林战士，虽然设法越过这道障碍，却发现自己的坐骑，纷纷死于孑孓蝇传染的脑炎。这解释了，西非的穆斯林区为何仅局限于尼日利亚北部、象牙海岸和加纳等。(16) 热带森林覆盖的非洲部分，其建造和维修道路的困难，是建立国家的重要障碍。罗马帝国崩溃一千多年后，其在不列颠岛上建造的硬面道路，仍在使用。而热带的道路，能持续数年的寥寥无几。
非洲只有少数在地理上被环绕的地区。因此，在将行政管理推入内地以控制其居民方面，统治者遇上极大的困难。因为人口稀少，通常都有荒地可开；遇上征服的威胁，居民可轻易朝灌木丛作进一步的撤退。非洲的战后国家巩固，从没达到欧洲的程度，只因为战争征服的动机和可能实在有限。(17) 根据赫伯斯特，这显示，自部落社会向欧洲式领土政体的过渡，从没在非洲发生。(18) 非洲的被环绕地区，如尼罗河峡谷，则看到了国家的出现，符合相关的规则。
澳洲本身没有国家的出现，理由可能与非洲的雷同。大体上说，澳洲非常贫瘠，而且甚少差别。尽管在那里，人类已居住良久，但人口密度总是很低。没有农业，也没有被环绕地区，由此解释了从没超越部落和血统的政治组织。
美拉尼西亚的处境则有不同。该地区全由岛屿组成，所以有自然环境的界限；此外，农业发明也在很久以前。考虑到多数岛屿都是山脉，这里的问题与规模大小和行政困难有关。岛屿中峡谷太小，仅能养活有限人口，很难在远距离，行使权力。就像较早时指出的，具大片肥沃平原的大岛，如斐济和夏威夷，则看到酋长领地和国家的出现。
山脉也解释了部落组织为何持续存在于世界上甚多的高山地区，包括阿富汗、土耳其库德地区、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寮国、越南和巴基斯坦。对国家和军队来说，山脉使这些地区难以征服，难以防守。土耳其人、蒙古人、波斯人、英国人和俄国人，还有现在的美国人和北约，都试图降伏和安抚阿富汗部落，以建立集权的国家，但仅有勉强的成功。
弄清国家原生形成的条件是很有趣的，因为它有助于确定国家出现的物质条件。但到最后，有太多互相影响的因素，以至无法发展出一条严密且预示的理论，来解释国家怎样形成，以及何时形成。这些因素或存在或缺席，为之所作的解释，听起来像是吉卜林的《原来如此》（Kipling Just So stories)。例如，美拉尼西亚的部份地区，其环境条件与斐济或汤加的非常相似——都是大岛，其农业能养活密集人口——却没有国家出现。原因可能是宗教，也可能是无可恢复的历史意外。
找到这样理论的重要性不是很明显，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竞争形成的，而不是原生形成的。很多国家的形成，是在我们有书面记录的年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开始得很早，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之后，与地中海和新大陆的不相上下。早期中国历史，有详尽的书面和考古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中国政治的惟妙惟肖。但最重要的，依马克斯·韦伯的标准，中国出现的国家比其它任何的更为现代。中国人建立了统一和多层次的官僚制度，这是在希腊或罗马从未发生的。中国人发展了明确反家庭的政治原则；其早期统治者刻意削弱豪门和血缘团体的力量，提倡非个人的管理制度。中国投入建国大业，建立了强大且统一的文化，足以承受2千年的政治动乱和外族入侵。中国政治和文化所控制的人口，远远超过罗马的。罗马统治一个帝国，其公民权最初只局限于意大利半岛上的少数人。最终，罗马帝国的版图横跨欧亚非，从不列颠到北非，从日耳曼到叙利亚。但它由各式民族所组成，并允许他们相当的自治权。相比之下，中国帝王把自己称作皇帝，不叫国王；但他统治的，更像王国，甚至更像统一的国家。
中国的国家是集权官僚制，非常霸道的。马克思和魏特夫，认识到中国政治这一特点，所以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这样的词语。在后续章节中，我将要争辩的是，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不过是政治上现代国家的早熟出世。在中国，国家巩固在社会其它力量演变成机构之前，如拥有领土的世袭贵族，组织起来的农民，还有以商人、教堂和其它自治团体为基础的城市。不像罗马，中国军队一直处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从没对政治权力构成独立的威胁。这种初期的权力倾斜，却被锁定很长时间，因为强大的国家可采取行动，防止替代力量的出现，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要到20世纪，充满活力的现代经济才能出现，打破这种权力分配。强大的外国敌人不时占领部分或整个中国，但他们多是文化不够成熟的部落，反被中国臣民所吸收和同化。一直到19世纪，欧洲人带来的外国模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途径提出挑战，中国这才真正需要作出应对。
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不同于西方的, 主要表现在: 其它机构化的力量，无法抵销这早熟现代国家的发展，也无法加以束缚，例如法治。在这一方面，它与印度的截然不同。马克思最大错误之一，是把中国和印度，都归纳在“亚细亚” 模式中。不像中国，但像欧洲，印度制度化的社会抵消力量——组织起来的祭司阶层和血缘关系演化而成的种姓制度——在国家积累权力时，发挥了制动器的作用。所以，过去的2千2百年中，中国的预设政治模式是统一帝国，缀以内战、入侵和崩溃；而印度的预设模式是弱小政体的分治，缀以短暂的统一和帝国。
中国国家形成的主要动力，不是为了建立壮观的灌溉工程，也不在魅力型的宗教领袖，而是无情的战争。战争和战争的需求，在1千8百年内，把成千上万的弱小政体，凝聚成大一统的国家。它创立了永久且受过训练的官僚和行政阶层，使政治组织脱离血缘关系,成为可行。就像查尔斯·堤利（Charles Tilly)在评论后期欧洲时所说的，“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这就是中国。
来源: 《政治秩序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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