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崩溃之前，必须先谈什么是民主巩固。亨廷顿的标准是“双翻转测验”，即民主转型后的政权经历两次正常接替、掌权方能够接受选举失败后的放权——完成了两次交替，即可认为民主得到巩固。然而针对“民主巩固”的具体含义的辩论，其实本身指向“民主政治”，大概只有程序上的选举式民主是不够的，民主文化必须深植在本国的政治土壤之中。

　　秋风愿意从儒家文化中寻章摘句、挖掘出一鳞半爪的“宪政传统”，在我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今世界政治潮流，是基于全球化以后的价值融通，自由和民主成为全体人类的共同价值，而无需再从本土挖掘精神给养。以儒家而论，本身带有大量反民主的毒素，强调权威重于自由、团队高于个人的集体主义。台湾在儒家推崇的纪律与服从的威权政治下经历几十年的折腾，重于在20世纪末拥抱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顺利完成亨廷顿的“双翻转测验”（1996年李登辉-2000年陈水扁-2004年陈水扁-2008年马英九）、并一跃成为东亚最自由国家，是华人突破儒家毒素的典范。民主文化既然已经渗透进台湾政治社会的每寸土壤，就很难再被拔出，可以这样判断，台湾已经对反民主的华人文化传统彻底免疫。

　　然而既然有成功范例，必然也有倒退案例。摆脱极权主义的俄罗斯即是一例。在叶利钦当政的1991年-1999年，俄罗斯在“自由之家”的评分逐渐上升，并被列入自由国家，在1995年至1997年之间，是表现较好的时期，当时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的等级均为3。然而在1998年普京上台之后，各项指数全面下滑，自由程度呈倒退趋势。2004年，已经倒退为“不自由国家”。我曾跟朋友提起过，转型正义在俄罗斯的缺失，是重要一方面。曾经作为克格勃的普京没有受到如捷克“除垢法”一样的软性清算而当上总统，加上1998年俄罗斯经济危机、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内忧外困，国家权力在一个前极权主义政权特工的把持之下迅速扩张，眼看俄罗斯民主倒退、叶利钦心血毁去大半，不胜惋惜。

　　对比台湾与俄罗斯，粗浅来看，有什么差别？我的了解非常有限，只能就所知说一点。

　　一、国家转型背景的区别。台湾转型于威权政治，而俄罗斯民主成长于极权政治崩溃之后。威权政治下可以有稍自由的政治社会，而极权之下没有任何社会“第二文化”的发展空间。罗刹国人黑暗之后骤见光明，难免头晕目眩。可以说，按照转型难度来排序，苏丹式政体＞极权政体＞后极权政体＞威权政体，台湾、俄罗斯转型难度差距之大，可想而知。

　　二、文化背景的区别。台湾的固然有儒家的反民主毒素作祟，但是其猛烈程度也远不及俄罗斯传统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强劲，普京上台以后对车臣战争的强硬态度，在一片血泊之上竟获得颇高的支持率，而反极权的英雄索尔仁尼琴居然也对普京亲睐有加，足见俄罗斯人骨子里的民族主义作风确实使得普京控制国家杜马、压制言论自由、迫害反对派的反民主政策如虎添翼。托克维尔曾经预测世界上将只剩下俄罗斯和美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其预言已经在冷战中精确应验，俄罗斯至今无法在政治土壤中播下民主种子的原因，苦笑一下，也只能归咎于宿命了。

　　三、公民社会发育水平不同。其实这一点，与第一点关系紧密。国民党实行威权统治，但从未彻底根除公民社会，而台湾的基层选举在国民党执政期间也并未停止，政府没有强制抹除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界限，社会上存在大大小小不同方面的利益团体，本身已经存在政治多元化趋势。而俄罗斯在苏共蹂躏之下，别说政治多元化，连个体生存都朝不保夕，每个人被打散成原子状态，谈何民主实践？这是极权社会绝对不可能允许发生的事情。在这一点看来，台湾的政治社会其实早已发芽，而刚刚走出极权统治的俄罗斯，无异于在一片冻土之上种植民主花朵。

　　以这三点看中国大陆，除了文化背景与台湾近似，在前国家政权性质与公民社会发育方面，似乎处于台湾和俄罗斯的中间档位，总体来看，转型难度也介于台湾与俄罗斯之间。既然俄罗斯能转型，大陆当然更可以转型。但转型之后的问题比较严峻，我们会面对民主的巩固还是民主的倒退，这取决于巩固阶段一系列非常专业化的政权构造过程、和阴差阳错的历史偶然。现在关心转型之后的巩固问题，似乎为时过早，但我坚信总有一天，我写下的这些文字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