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下一步的思考之二

　　最近关注到杨帆、萧功秦、张木生、陈子明、黄纪苏、李盛平等具有中国左中右一定代表性的人物，在一个范围内，就“重庆模式”是否能够超越意识形态之争的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该讨论相关发言请见：链接）。从已经公开披露的讨论记录稿来看，与会者似乎都以“同情的理解”的态度来对待“重庆模式”，愿意超越困扰中国思想界已久的左右二元对立思维，建立起一种超意识形态的观察视角，以期引领中国新的社会共识的形成。这种做法应当鼓励，值得推广，当然，更深层次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我愿意在此提出我的看法，和这些老朋友共同探讨。

　　与会者都是上世纪80年代期间积极鼓吹改革的话语英雄，历经沧桑，参与和见证了中国的社会变迁，至今却因为各种原因被长期边缘化。陈子明、李盛平，是最早在体制外合法进行组织化运作的先行者，在思想精英们还处在动员阶段，忙于出版各类启蒙读物时，他们即着手搭建组织化平台，进行各方资源的整合。张木生跟随杜润生，是最早参与中国农村改革政策的制定者之一，广泛接触基层，亦有有条件有渠道上达舆情，影响顶层设计。杨帆在天津借助张伟的安排和照顾，组建研究所，一半体制外，一半体制内，两边游走串线，也算是当时的一个小山头，可以搭台唱戏。萧功秦虽一介书生，因提出新权威主义而不同凡响，他身在书斋，心有旁骛，是希望建言能够上达帝听的。如果写一本中国改革史，这些人都是可以入史的。

　　从“89风波”以来，启蒙话语终结，讲启蒙话语的人也就被迫退出历史舞台，或变换身份，或看破红尘，或远走他国，尚有心情者，也廉颇老矣。杨帆满头白发，即是一证。这些人再出来说话，真是不容易。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说给谁听？杨帆先有抱怨，这些年来他以左派经济学家身份发声，在主流圈里没人理睬，这回主动为重庆立言，似乎也没讨到什么好处，人家还处处提防着你，上电视不让你露脸，遭遇如此不厚道的待遇可是杨帆自己交代的。张木生眼界高一些，不计较杨帆的那些小账，他的遗憾是，因为杜老缺少预见，没有留下可供现在利用的组织和财政资源，不像秦晓，在退休前就谋划好一个庞大基金，有资源才有话语权。子明和盛平，已无法重复以往做法，开不出流水席，比较优势没了，如何动员群众就成了现实问题。功秦兄更不必说了，20年怀才不遇，思想从未走出书斋一步，这回为重庆说了几句公道话，竟被讥评为是“多情总被无情恼”。

　　我说上面这些闲话，是不想回避八十年代以来那一批思想者所面临的共同的精神和文化生态：两头不靠，上不着天，没有杜老那样的渠道，下不着地，和民间特别是企业缺少实质性的联系。没有体制的支撑和呼应，缺少资源整合的平台，说了不就是白说吗？当然，书生并不真的是百无一用，时机很重要。最近张木生就很活跃，自我尘封多年，差不多快被人忘了时，写了一本宣言式大书，请来刘源作序。两人文字都是一个风格，短句子，报告体，天马行空，想到那写到那，有点毛的气派，激扬文字，指点江山。该书主张重返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当前形势下，意味深长。现在别看意识形态发达，其实理论资源最为贫乏，西学、国学、马学都有不靠谱的地方，说的一套和做的一套协调不起来，是一个大问题。按薄熙来的说法，重庆就是缺一个理论。没有理论就没有合法性。靠自己手下人说，比如苏伟那套说辞，显然摆脱不了王婆卖瓜的窘境，找外人说，最好左中右一起来说，当然是上策。重庆请不到右派，杨帆来请，也算是合适人选。这些年来，几派要在一个事情上说到一起去，那真是太难了，这几位朋友能抛弃陈见，聚在一起，开了一个好头，希望开出风气。

　　“后八九”以来的20年，中国知识界陷于严重分裂，由思想分歧转化为派别之分，由理论观点之争转化为道德人品之争，文人相轻加之个人好恶，使得不同圈子的人老死不相往来，形同水火。这种状况，对于有良知的左派和右派人士来说，都是不忍看到的。现在是寻求建构“重叠共识”的时候了，谁都不需要放弃自己的立场、价值观和认识方法，需要的是，先从同情的理解出发，以理性的务实的态度，客观冷静地估量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所涌现出来的一切思想观点，尤其是对于在现行体制中所出现的重大事件、制度创新和变革现象给予积极的关注。中国的社会转型已进入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它的未来发展充满着多种可能性，要避免最坏的可能性，需要中国知识界的共同努力。

　　超越左右之争，去意识形态化，不是“和稀泥”，不是坐在一起吃饭喝茶聊天。具体到“重庆模式”上来，不是左派做些退让，把红色变成粉色；也不是右派对其原本极其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进行祛魅化处理；而是回到客观理性的研究立场上，首先坚持事实判断和程序正义，暂时搁置价值理性和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先要搞清楚“是”什么，然后才是“应当”的问题。否则，又会重陷意识形态之争。这次萧功秦的讲话，我是能够接受的，而且我认为，这是所有发言中讲的最客观最具理性的部分。他讲到了“重庆模式”的合理性及其正当性，也同时披露了重庆在展示左的方面所出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正是通过后者，我们有理由担忧，左的现象在一种现有制度的安排下可以达到何种程度。对于这样一个发言，张鸣教授不满意，我想重庆方面也不会满意。重庆想要的效果是，通过左中右派的去意识形态化解读，进一步确立“重庆模式”的合法性，确立其意识形态的正当性，而萧功秦要求重庆放弃那些充满浓厚意识形态甚至文革色彩的做法，重庆会干吗？其实，在杨帆主持发言的抱怨里，我们就能够体察到，重庆并不认可他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做法。因为意识形态的叙事方式，已经构成了“重庆模式”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么说，不是说重庆这样做不对，而是说出一个事实状态。

　　对于“重庆模式”的实质和构成要件，重庆官方是有权威解释的，他们现在不主张使用“重庆模式”这个说法，取而代之以“重庆探索”或“重庆经验”等更少意识形态色彩的词语。这个话语上的调整，并不妨碍学者们把重庆近五年来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视为中国目前最值得关注的制度现象，因为它客观上激发出了人们对于中国未来走向的一种想象。在这种想象中，重庆的社会发展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地方性事件，左派和右派都在按照他们一贯的思维逻辑，或者期待它成为全国性样板，或者期待限制它的影响力，仅仅成为一个地方性实验。萧功秦教授的功底在于，他利用他的学术专长，也就是所谓的新保守主义理论，试图重新确立“重庆模式”在中国转型时期中的合法性和其应有的制度意义。这个看起来高度学术化而且是去意识形态化的解释，能够为“重庆模式”提供正当的学理基础吗？我看差的远了，纯是书生之见。这倒不是因为这个理论缺少对“重庆模式”的有效解释和理性界定，而是重庆根本不需要这种来自于西式话语的学术支持。在中国的政治辞典中，“保守”不是个什么好词，在官方意识形态中也缺少正当性，尽管你标榜“新”，但这种“新”在重庆所需要的创新谱系中是没有位置的。重庆的政治实践和制度安排可谓轰轰烈烈，如果头上戴着一顶新保守主义的帽子，那才滑稽呢。重庆需要的理论，只能在中国革命的传统和理论谱系中寻找，比如说，新民主主义，新民生主义，新发展主义，新科学观，诸如此类吧，实在找不出来，也无妨，政治家不在乎牌坊，在乎的是效果。

　　重庆迫切需要理论，需要一个好的说法，这的确是基于他们希望从重庆的实践中，总结出一些既区别其它省市的创新性做法，也同时具有某种普遍性价值的东西。虽然他们曾经系统地总结过“重庆模式”的具体经验和特点，如“三大定位”，建设“五个重庆”，城乡统筹发展，民生导向，“唱红打黑”等等，但后来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不断地强调，重庆和其它省市的发展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重庆模式”就是“广东模式”。这并非是重庆的谦词或话语策略，从实质上看，重庆的制度安排在中国这个大的范围里没有任何创新之处，即使按照萧功秦的新保守主义定义，哪个省的省委书记不都是和薄熙来一样，不都是制度化的强人吗？中国大的制度安排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各省市的制度调整空间和政策选择路径。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重庆模式”的存在，在我看来，重庆因为有三个非制度因素的存在，而使得它与众不同，这或许就是“重庆模式”区别于其它省市并且无法复制的原因所在。

　　第一个非制度因素当然是薄熙来书记了，没有他就不会有所谓的“重庆模式”。之所以在学理上把薄熙来视为非制度因素，不仅仅是考虑到薄的显赫家庭背景、政治抱负和资源整合能力，在现有的省市级官员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也必须考虑到他的这种为官方式已经大大突破了现有体制所能给予一个地方官员的正常表现限度。说俗点，就是他没有按党内常规的方式出牌，他的执政个性可能是共和国六十多年来的头一回呈现。对于薄的具体做法，左右之间的评价大相径庭，但一个地方异军突起，主动打破平衡，打破僵局，却是大多数人乐意看到的事情，更不用说重庆大张旗鼓地推行民生导向的发展战略，有着巨大的合理性。在中国目前改革裹足不前、政策选择犹豫彷徨的时刻，不管来自哪个方向的制度化变动或个人化行为，只要能够激发出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争论，都是一件好事。制度的创新是在争论、妥协和对冲中逐步形成的，扩大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发展地方特色的经济模式，进而培养地方自治，应该和公民社会的培养一样，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看，薄熙来的重庆新政，或将为中国的地方政治开创出多种新的可能性。

　　左、中、右各派都在看“重庆模式”的发展，也在看薄熙来的未来去向，实际上都在思考“人去政息”这个问题。作为“重庆模式”的第一推动者，薄熙来的去留对于重庆目前的制度安排能否长久持续下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后薄熙来时代的重庆，在中国的地方政治中究竟能够发挥何种影响，肯定是一个疑问。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更高的位置上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应是其自然选择，也是执政党中央集权化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建国初期“五马进京”，既是为了加强中央领导，也是防着诸侯坐大。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央和地方的格局已经发生许多变化，地方的自主性在扩大，尤其是经济强省的话语权不容忽视。但就萧功秦的政治“强人”标准而言，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在个人能力和表现上似乎都不强，都是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守成有余，创新不足，薄熙来在其中无疑是个异数。在此格局下，首先寻求地方突破和创新，专心耕耘几年，积累新的资源和经验，对地方对个人，或许都是一个好的选项。陈子明的建言有道理，与其在中央谋得一个常委虚职，不如在地方放手发展。这话，当局者不知能否听得进去？

　　“重庆模式”的第二个非制度因素就是“唱红”，这也是“重庆模式”意识形态化的主要表现方式。苏伟教授在总结“重庆模式”的特点时，不回避不羞于谈意识形态问题，反而是把意识形态看作是“重庆模式”的应有之义。这正是杨帆他们想给人家洗白人家还不领情的原因所在。萧功秦劝重庆改进宣传方式，摈弃毛左，也是不得要领，开错了药方。倒是黄纪苏看出一些门道，这位新左派剧作家长期宣传红色文化，对重庆的唱红自然感同身受。在他看来，这三十年来，政府在经济上成大于败，在政治上成败各半，在文化上一败涂地，没有可供现成利用的资源，只好回头找那些过期的好东西。这个说法靠点谱，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就是这点家底，像薄熙来书记说的，不唱红，唱黄吗？问题是，唱红以运动式的方式推广，体育馆唱成一片红海洋，重庆卫视办成红色卫视，意识形态“化”成这个样子，不算经济账也得算算政治账吧？重庆这么做在政治上划得来吗？

　　“唱红”的综合绩效不必通过统计学，按常识就可以做出评价，没有人相信这样的活动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包括重庆方面。明知难为而为之，其中或有策略性考虑，或是屁股指挥脑袋，或有更深的谋略，不得而知。“唱红”至少为重庆占据了一个道德制高点，它引起争议、反感甚至抵抗对重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以这种方式足以平复党内对“重庆模式”的异议。没有“唱红”，何来正统？“唱红”可轻易把人的嘴堵住。这些年来，社会也是如此，老左派骂人不必顾忌什么，实在出格了，有关部门最多私下提醒下，而右派骂街，搞不好就进去了。国民待遇不一样，让左派有恃无恐。以前老左多在民间，新左多在学界，重庆“唱红”，让左的资源获得制度整合，整合的基础是毛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邓小平在九泉之下得知此事，不知会作何感想？按照目前已经披露的邓小平在1991年年初和92年年初的两次讲话精神来看，他是希望在15年至20年后，在一个平和的环境中，由新的一代人重新对毛作出全面科学的评价。转眼20年就到了，对毛要作新的评价的客观形势不是平和而是更加复杂了，毛的思想遗产被更深地卷入到现实的斗争和冲突之中。左，不仅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而且代表着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诉求（绝非萧功秦统计的仅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是社会利益分化甚至阶级分化的表现。对于这些客观存在的现实，对于意识形态后面所潜藏的利益冲突或族群冲突，应该持之以超意识形态的研究立场，但绝无可能以去超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来消解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对于一个高明的政治家来说，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协调不同利益集团、族群、阶层、派别，进而协调不同的意识形态，以便形成和促进社会共同利益和社会共识，应该是其执政赖以持续的基础。“重庆模式”要作为一个长久的地方性试验持续下去，并赢得广泛认同，意识形态的转向或调整是应有之义。

　　“打黑”作为“重庆模式”的第三个非制度因素，引起的争议最大，“李庄案”是争议焦点。张木生认为，李庄案是重庆办的一件“蠢事”。众目睽睽之下，如此不顾法律和道义底线，为三十年来之罕见。为什么要这么做？做的还如此低劣！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完全违背一般的政治理性和人的常识。这个案件不管重庆方面如何解释和掩饰，不管它承认还是不承认，它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重庆“打黑”高调展开，高举高打，起初确为重庆赢得广泛民意，既打黑社会，又打腐败官僚，双管齐下，效果显著。虽然运动化的打击方式一开始就遭人诟病，但“打黑”的正当性加上大规模的宣传，让民众难以窥到其中真相。李庄案是重庆自己打开的一个窗口，从此难说大白于天下，但“黑打”之议泛起已无法阻挡。面对各种质疑，重庆有关部门居然不屑一顾，顶风而上，继续上演李庄案第二季，不惜将自己置于千夫所指之地，最后迫于中国法律人的巨大压力尴尬收场，自取其辱，可谓重庆风光大剧中最难堪的一幕。“打黑”，本来应该是作为一个正常的制度化行为，是政府相关部门的正当职责，而不应该是作为一个地方发展模式的标志性事件。但在重庆的官方解释中，“打黑”已成了“重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形成的连带效应是，对于“打黑”的质疑必然影响到对“重庆模式”的评价。“唱红”引起的意识形态争执主要依据的是不同的价值尺度，说穿了，在道德领域没有客观标准，没有高下之分，有时断不出是非；但打黑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法律和事实，谁都不能逾越。李庄案显然突破了这个底线。对这个问题如何总结和反思，考验重庆有关方面的政治智慧。

说了不少了，也绕了不少弯子，有些明白，有些可能辞不达意，最后，我总结下自己的基本看法： 　　1、超越左右对立思维，以去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客观理性地研究“重庆模式”，和“重庆模式”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品质，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不能混为一谈。“重庆模式”的意识形态张力能够持续多久，其意识形态色彩是否需要来自其它理论的中和，可能都是一些没有答案的伪问题。学者可以做的事情是，坚持客观化的研究立场，暂时将自己的价值观搁置一边，不妄加批判，不盲目随从，不以意识形态追问为出发点，将“重庆模式”作为中国转型时期一种重要的制度现象加以研究，从中探寻其正当性、合理性和意识形态诉求的现实依据，探寻其问题所在，探寻其演变的多种可能性。。 　　2、“重庆模式”迄今所激发出来的广泛争议和巨大影响，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最重大的地方性事件，它是在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下，大张旗鼓地提出地方治理的理论主张，高调实行地方自主探索和自主发展，集中政府优势充分整合各种资源，突出红色传统和意识形态导向，鼓励学界将其经验上升到一个新的社会发展模式，这对于促进中国转型时期地方政治发展的多样性具有积极的意义，或将开拓出地方自治的新局面。 　　3、“重庆模式”的民生导向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代表着中国从发展主义战略向福利主义战略过渡的基本趋势，这个趋势是符合民意的，如果现在不是“唱红打黑”这些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做法过于极端的话，重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或许会得到更大范围的支持。其实，真正能够呼唤民意的做法还有许多选项，重庆还有许多牌可以打，比如，重庆现在开始高调主张民主和法制，真把这两张牌打好了，切实探索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或可真正统一左中右，引领新的社会共识。 　　4、“重庆模式”的主要制度安排依旧是国家主导的社会（市场）发展模式，谓之国家主义体制、威权主义体制或新保守主义体制都可，学理细分的意义不大。国家的主导地位，结合市场机制，是中国现有制度安排的总特征，也是中国在三十年时间里取得经济迅速发展的制度原因。“重庆模式”没有突破而是依据这样一个制度安排，调整的是从发展主义向福利（民生）主义过渡，继续大规模地运用政府力量来进行资源整合和开发重点民生工程。国家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的比较优势，在重庆乃至中国仍将长期持续下去，但其内在的问题和弊端也会日趋暴露出来。能否在现有体制下培养公民社会，推行宪政治理，完成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下一步。这一步必须迈出去，中国才会有前途。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2-02-01 | 责任编辑：左小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