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建锋，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生；蒋婕虹，博士，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生导师。

邹建锋 蒋婕虹

台湾政治发展的推动力分析：以自力救济和政党政治为例（1984－2002）

　　摘要:衡量台湾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发展可以以四个参数为标准：稳定性、法治化、结构专业化、民主化。80年代中后期的“自力救济”运动对台湾政党政治和政治发展起来巨大的推动作用，具体的表现在四个指标上。90年代的台湾政治发展则得益于政党政治的推动，政党政治不仅改变台湾立法和司法体系的结构，也改变其行政结构，并直接引发宪政改革的继续深入的改革。然而，这两种推动都有其不足的方面。作为社会力展现的“自力救济”运动是政党政治的替代，是一种较低层次的政治参与过程，容易使台湾政治发展陷入狭隘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泥潭，直接影响未来台湾政治所呈现的暴戾之气。而政党政治所表现出来的以统独议题为诉求的工具主义而不是以大众公共政策为诉求的目的主义则反映其民主政治和法治化尚未成熟。21世纪台湾政党政治应以大众福利为公共政策的政治折冲和渐进调试的根本目标，以展现其民主政治的真实魅力。

　　关键词：台湾 自力救济 政党政治 政治发展

　　主导台湾政治转型和民主化的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集体行动风潮，通过集聚社会资源威逼政府当局作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意愿和实际运行；二是国民党权威体制自上而下的民主化，通过体系内的政党政治的互动推动政治发展。诚然，在分析台湾政治发展分析框架中，自力救济和政党政治是引导和推动台湾民主化的两大主要的动力。

　　台湾政治发展的推动力：自力救济的原因、推动

　　在8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1984－1990年这段时期）的台湾，社会经历着动荡与发展并存的时期。自力救济运动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地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能够解释的。政治方面来讲，转型时期政府立法、行政管理机构的低效率、政府领域的腐败、国民党长达40年高度专权带来的政治的僵化和对民情的漠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领域没有合法的政治沟通、政治参与的管道，民情难以申诉。经济方面来讲，转型国家过分强调宏观经济的增长，过分突出资本和社会财富的原始积累，以至于在微观领域对收到不公正待遇的大多数贫困群体、弱势团体注意不够、关心不足，特别是由于资产价格的上升使得个人所得分配的不均衡状况加重，尤其是劳工和农民生活及其贫困，宏观领域与微观领域发展的不平衡使社会民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社会方面来讲，经过长期的现代化建设，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产阶级已经形成，公民民主、人权意识提高，自主参政意识提升，教育发达，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有极大的号召力、影响力，交通联络发达，新闻传播遍及各地，开放、独立人格的形成和政治理性人的成熟，可以说一个成熟、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形成，而这为社会运动提供一个基本的平台。在这样的环境下，一般民众心存怨恨，自发的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解决自身面临的、有关切身利益的社会运动中去，无论是在环境领域，还是农业领域、工业领域；无论是消费者、教师、学生，还是果农、老兵、妇女、残疾人；都卷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众自力救济运动中去。因而，当国名党政府当局在1986年3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做出“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的政治改革后，蕴藏在台湾社会中被积压了几十年的“社会力”像火山般的一下子爆发出来，冲垮了整个政治体系的结构基础和政治力量对比。80年代中后期爆发在台湾社会的、以民众自身的力量参与的、自发性的民众政治运动，其诉求目标为政府当局。“自力救济”主要有消费者运动、环境运动、劳工运动、妇女运动、校园民主运动、原住民人权运动、老兵运动、反核运动、教师人权运动、果农抗议、政治受刑人人权运动、残障弱势团体的请愿运动、新约教会的抗议运动、农民权益运动和党外人士民主运动共15大类，几乎除军工人员之外都卷入了这场涉及所有领域的民权运动。其数量以不成比例的倍数增长，其激烈程度更是难以想象。据1986和1987年官方统计数据，在86年仅街头聚众活动达1210次，出动警力96305人次，到了87年，街头聚众活动升达1835次，出动警力却猛增至273025人次。[1] （第207-231页）自力救济对政府要求当局的调控能力不成比例的增加。这场运动虽然没有像以后的政党政治的运作那样制度化、程序化和理性化，其效果也没有政党政治那样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影响深，但是，毕竟作为“准政党政治”和较低层次的非组织化、理性化的民众街头性运动，是政党政治的替代，是一种较低层次的政治参与过程，“自力救济”运动表达并实现了民众的政治和经济等利益要求，学习和实践较低层次的政治民主，获得政治参与的经验，并使台湾最终走向宪政民主化改革之路，其效果、意义不可忽视。 　　自力救济运动对台湾政治发展的推动主要表现在衡量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发展四个指标上：政治稳定性、政治法治化、结构专业化、政治民主化。①真正的稳定是建立在政治价值和程序获得制度化的基础之上的。在1984年以前，消费者基金会就与政府当局发生过四次低度冲突。从1984－1986.9，典型的政治冲突有省议员抗议省政府的不合法、集体辞职案、司法大厦被骚扰等，虽然引发社会关注，但最激烈的是1988年的5.20流血事件。[1]（第207-231页），最终引发警民暴力冲突，酿成悲剧。此事标志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达到高潮，这个时候的台湾不亚于“6.4”的混乱局面。5.20事件成为以后政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自此以后，政府当局围绕政治稳定做出系列的政策调整和发令更改，扩展政治利益表达的渠道，提高民意的代表性。②法治化建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当局不得不制定了各种各样的专门性的法律、规定、条例等等，有权益性保护法、规范民主运动的法案、环境保护法、组织团体法等。如经过长期的劳工运动的推动，1984年保护劳工权益的第一部专业性法律《劳基法》获得通过，并在随后的1988年的台湾政府的十三次大会获得修改、扩充并继续生效，有效的缓解了台达化工公司和新客运公司与工人们的劳资纠纷，使劳工的权益获得法律的保障。二是推动国家政治体系本身的法治化建设甚至是以后李登辉执政时代的“宪政改革”。“5.20”事件推动政府和民众重新检讨司法制度问题，引发台湾的法制化改革，使民众对司法制度进行反思，进而为推动以后的宪政体系的改革作了前提准备。[2](第225－233页) 它以政治冲突、政治暴力的方式唤起政府对法制化建设的重要性，唤起民众对法治化的热切期望和信心，为法治化改革扫除了最基本的障碍。③各行各业的专业性组织、团体、党外联合性办公机构的成立,这些组织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合法的政治地位、宣传队伍、独立的办公机构、期刊和财源。“劳工法律支援会成立”、“公害防治协会”等纷纷成立。不同类的组织分分和和，既斗争又联合，既聚合有分裂，有的部门甚至聚合为全国性管理机构，而有的组织最后被纳入政党体系而消失。社会运动使得无组织、无纪律、无纲领、无核心领导的自发性街头抗议演变为联合性、跨区域、跨行业的团体性活动，最后变为组织性强、有纪律、有规律的政党政治。这些组织在活动中能够不仅起着利益表达、利益聚合和利益输入的功能，还起到力量整合的作用，为社会运动提供物资、通讯、器材，提高“自力救济”运动的声望和影响力，打破地域等自然因素的限制。“自力救济”运动也被称为“准政党政治”运动，是合适的、合理的过渡性政治运动，为以后政党政治时代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④在1986、1987年间，各类带有民主精神启蒙性质杂志、期刊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如《人间》、《当代》、《台湾文化》和《文星》以反文化垄断、反压迫为主题使民主精神、民主信念得到复兴和扩展，在社会民众中承担了民主启蒙的辅助功能。它促进运动组织本身的民主化，促进政府政治决策民主化，提高政策制订的透明度，切实制订符合民众要求的公共政策，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改进政府的代表性机制，提高政府的代表性水平，传播民主知识。比如农业运动最终导致农业类行政部门人员的大量更换、《农业政策纲领》的出台和农民获得办理健康保险的权利，并缓解了长期以来“以农养工”、“工不能辅农”的尴尬局面。党外民主运动对宏观层面的政治民主化的推动作用最为关键，许信良“机场事件”冲垮了国民党新闻体制的垄断地位，使得政府当局放松对电台、报纸等传媒的控制，有力的促成1986年2月份政府当局做出“开放报禁”的决定，而9月28日民进党获得成立，从而反对党派能够获得汲取政治资源的能力，其后一年政府当局又做出“开放党禁”的举措，民进党最终取得与国民党政治竞争的资格，推动和加快了台湾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台湾政治发展的推动力：政党政治的原因、推动和缺陷

　　由自力救济迈向政党政治是政治体系法治化、民主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的必然结果。台湾政党政治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3] 在政党政治推动的主要约束框架下，自力救济运动的作用显得相对的微弱。一旦在政府重大决策上产生偏差，这种民粹式的自发运动随时会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如果说原有的重大政策是自力救济对权威政府的压迫下被动产生出来的话，那么在新的条件下制度化的政党政治的互动成为政策的主要源泉。

　　台湾政治发展得益于政党政治的推动首先可以从一些基本的选举政治来表现。

政党选举得票率 国民党 民进党 新党 亲民党
2000年总统选举 23.31% 39.3% 0.13% 37.46%
1996年总统选举 54% 21.13% 14.9% -

　图1：1996、2000台湾行政最高首长选举（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资料修改）

政党选举 国民党 民进党 新党 亲民党
2002台北、高雄市长 台北 高雄 - -
1998台北、高雄市长 台北 高雄 - -
1994台北、高雄市长 高雄 台北 - -

　图2：1996、1998、2002台湾台北、高雄两大城市最高行政首长选举（根据台湾政治大　学选举研究中心和“中选会”资料修改）

政党选举得票率 国民党 民进党 新党 亲民党 其它
2001立法委员 30.2% 38.7% 0.004% 20.4% 10.66%
1998立法委员 54.7% 31.1% 4.9% - 9.3%
1995立法委员 51.83% 32.93% 12.8% - 2.44%

　图3：1998、1995、2001台湾立法机关选举（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和“中选　会”资料修改）

　　从图1、图2关于台湾行政权力竞争的统计数据特别是总统选举数据可以看出，国民党一党治国、以党治国的党天下时代已经终结，国民党在台湾的行政权力急速下降，民进党、新党和亲民党在台湾的行政权力急速上升。在台湾最重要的两个城市的市长选举中出现的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互相竞争的激烈场面，结果表明至少在市级最高首长的竞选中两者平分秋色，各有输赢；尤其是新党的快速衰落和亲民党的突然出现更是使竞选结果呈现不确定性特征，至少在将来随着三党鼎立局面的出现，上述两个城市的行政首脑的争夺不仅仅是国、亲两党的游戏。行政首脑选举结果的变化和不确定性不仅反映长期以来民众对国民党所制订的公共政策和一潭死水式权威统治的不满意，反映岛内民众渴望政治舞台新面孔的出现，也反映了台湾政治体制现代民主性特征的初步体现。在三党民众政党认同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台湾政治发展将呈现复杂而又生动的权力竞争态势，谁胜谁输都是由当时具体的情境决定。关于台湾立法权力竞争的统计数据（图3）可以看出，民进党夹总统执政优势，在立法院获得的席位稳中有升，基本上确立了第一大党的优势；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失败之后，国民党由于亲民党和李登辉派系的分裂实力大大减弱，以至于失去其原来立法院半数席位的绝对优势，也说明台湾立法系统政治生态多元化态势基本呈现。由于没有一个大党在立法部门占绝对优势，协和式民主可能在台湾出现。

　　政党政治对台湾政治发展推动的表现还表现在政治发展的四个价值的实现程度：①在经过系列的总统选举、议员选举，尤其是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冲击，有效地证明台湾政治体制高度的稳定性和台湾政权抗打击能力。政治稳定不仅来源于其长期的政治体系制度化和政党体系制度化建设还来源于其对社会稳定性的关心与社会民众利益的爱护。经过经半个世纪的法制化、专业化和民主化改革，通过扫黑肃贪、心灵改革、政治体系的制度化建设重建政治稳定的制度基础。②台湾不仅形成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的基本的政治结构的雏形，特别是近几年的宪政民主化改革和台湾公务员体系的调整，在宏观政治层面上也形成一套专业性的治理机构，专家治国的制度化造作和运行理念在政治体系中得到体现。经过多次的政党重组、政党解组和政党再次的分裂与再造，政党在基本理念、运作原则、组合形式与体制认同等方面更趋于高效和专业。各式各样的团体的形成，使得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种高度自我运行的自我发展性特征，比如有以为社会正义而奋斗的台湾慈济基金会，也有以振兴学术发展为己任的21世纪财团基金会。③九十年代起积极进行4次宪政民主建设，不仅强化总统的权力和国会的权力，从制度上保证民众的合法权利，比如明订宪法应照顾妇女、残障人士、原住民及金马地区人民等弱势族群，保障侨民选举总统的权利等。经过四阶段的修宪有助于政府体制逐步迈向制度化，并确保民主政治的稳定和发展，促进台湾政治和社会组织专业化。以法治化来带动政治民主化是台湾政治发展的一大特色。④政治民主化建设。微观层面的公民个人的人权在台湾得到保证，从消极保障个人在政治上的自由与权利，迈向积极促进个人在经济、社会及教育等方面的福祉。台湾人民可直接对民意代表如立委、国代等行使罢免权，民选的国大代表可以对总统、副总统的进行罢免。台湾地区于1994实现台湾省长全民直选，为未来的总统直选做好训练。1996年3月举行第一次的总统直接民选使民主发展进入民主巩固的新阶段。2000年民进党候选人的当选更是改变台湾政治力量的格局。各级政府公职人员，从总统到里长均须经由人民投票产生，特别是随着地方基层民主政治的深化发展，各项选举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政府权力的更替由选票来决定，通过选举人民可决定政府的人事和政策，实现程序民主。[4]

　　不可否认，台湾政党政治对其政治发展起到极为巨大的推动作用，实现了宏观层面上的政治稳定，在法治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宪法框架下，政治运作有了良好制度基本和人才保证，实现了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从威权模式转为民主模式，实现了台湾民主的转型，也是世界民主体系中民主指标较高的一个国家。但是，由于台湾政党政治运行不过20年，台湾总统直选也不过2届，这样一种脆弱的民主体制存在着巨大的不足，表现为：[5] ①黑金政治与政府腐败。黑金政治是指有组织的犯罪和犯罪行为渗透到政治和选举过程冲去，地方性的国民党派系成员与领导人，三大政党一般都涉及以掮客为代表的黑金政治现象，尤其国民党最为严重。②法治化的制度性不足。主要表现为台湾的律师和法律官员多通过考试产生，没有实际操作经验；大多追求名利，充满野心，缺乏社会主义感和责任心，因而往往易做出一些随意的、片面的、腐败的决定。查举腐败和滥用权力的制度性权力机构仍然未能发挥强大效力。被赋予此权力的机构管理院仍然存在以下很大不足。③政党政治上过分两极化。表现为大陆人与台湾人的对立；统一还是台独，两岸关系仍然是台湾政治发展的障碍，也是国、亲、民三党的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④宪法体制严重低效与不发达：即选举体系与行政机构的脱节。这种体系的致命缺陷就是任何一个政党并不能完全控制总统的国会。这实际上组建了一个只能生存的行政内阁。⑤民主政治和民主价值在大众层次仍未完全获得巩固。民主学者研究表明，在巩固型的民主政体条件下，至少70%的民众始终相信民主政体是最好的政府管理形式，最多不能超过10%的民众为乐意接受威权政体形式。但是据1998年的调查数据表明，仅有54%的民众同意民众政体问题最好的，没有12%的民众相信威权政体能表现的更好。17%的人认为政体形式无关紧要，另外17%的人不能做出回答或不愿回答，而且仅仅57%左右的人认为民主体制是适合于台湾社会的。 [6] 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作为民主体制的台湾仍然离自由民主模式有一定距离，仍需在大众层次上巩固，培养和学习民主的信念和价值，达到实质民主的程度。

　　自力救济和政党政治的比较、分析及其思考

　　自力救济运动中民众与政府的关系属于一种二元互动格局，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发式的带有巨大风险的政治发展尝试。在政党政治的推动中，民众、政党与政府的关系属于一种三元互动格局。[7] 其中作为现代化适应物的政党充分反映民意，代表不同民众利益要求，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带有明显权威的“半政权”组织。通过不同政党之间的冲突、竞争、合作、讨价还价，通过政党与社会团体的政治折冲和互动，使得现代政府能够在现实的政治过程中有效运作起来并制度化、专业性地运作下去。政府的运作过程的主体即政治精英、政府实现的目标、甚至政府目标的实现过程主要是通过现代政党的互动来完成的。政党成为沟通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和中介物，而政府也不再是脆弱的、易受冲击的。政党成为保障巨型规模政府持续健康运作的保护屏，直接防止民众直接参政的可能性与对政府完全冲击。没有政党政治有效运作的政府，一旦遇到巨大危机要求参与政府很容易遭遇到政府权威危机，要么政府立刻解体（印尼），要么合资性资源快速流失（阿根廷）。正是从这样重大的操作层面上政党在现代社会中获得合法性，享延顿才得出政府稳定取决于强有力政党的结论。

　　从街头活动演变为组织性、团体性的带有法治规范性政党政治确实是一项长期的改革工程，它是伴随着整个台湾政治法治化改革和互动前进的。虽然，社会运动在法治化建设方面并没有政党政治这样功效来得大，但是在那个时代和那种条件下，社会运动是一种比较切实而有效政治参与的方式。至于在社会中最终确立法治治国，还得靠政党政治的巨大推动作用，毕竟社会运动不可能直接引发政治体系本身做出有损于自身利益的重大举措。自力救济运动是以政府权威为抗议、陈情和诉求的对象，以外在的强迫性压力逼着台湾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和司法机构不得不介入政策议程进而改变公共政策以达到实现广大台湾民众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愿望。在这样的过程中，合理、科学与长远的政策的产生是非要民主的机制不可的。民主化的机制能保证政策的公平性、透明性。虽然这是一个外力推动的结果，但是改进原有政治机构的过分集权的特征，政治资源也因为民主化改革逐渐扩散到台湾本省人、逐渐扩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而变得更为分散化了。其后的宪政改革才真正体现了台湾“全面民主”新时代的来临。政治衰败表现为五大危机：对市场经济体制的不信任的认同危机；对政治体系认同低所带来的合法性危机；公共政策不能得到有效执行所产生的贯彻危机；民众参政爆炸带来的参与危机；社会分配不公所带来的正义危机。政治欠发展的现象是转型国家经济欠发达的必然产物，它们在社会上大量涌现，越演越烈，势必会危害整个社会的健康与和谐发展，降低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自力救济”运动是在特定的时间出现的特定事件，正好充当了政党的部分功能，引导政府解决上述危机，使得台湾政府获得巨大的合法性资源，有效的解决发展中国家碰到的政治参与经济发展的难题。对于自力救济运动而言，它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一种社会性民众自发求救运动，反映了政府能力在复杂事务来临时的低效与有限性，反映了在民众与政府的二极博弈中民众的利益仍然时政府关心的主要因素，更反映了随着时代主题的不断向前推进，一种更趋向民主、科学与合理的政府治理形态将会出现。但是这种运动的代价过高，因而一种交易成本较低的政治推动形态将会出现，这就是政党政治。可见，“自力救济”运动在台湾政治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角色，探讨“自力救济”运动的运作机制对了解台湾政治发展有一定的意义。

　　读者或许会问台湾政治发展为何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一是通过政党体系、政党政治体系不断和持续的制度化建设直接的促进其内部体系的政治发展，表现为党派间竞争规则的稳定性，政党认同的提高和挑选领导人的选举规则的强调；体现了选民利益，决定谁投票和胜出者的生产方式，通过政党间有规则的互动决定政党进入或退出政党竞争，使得党际间竞争规则化、制度化。MainWaring and Scully（1995）认为“那些发展了制度化政党体系的国家更有可能形成稳定民主，建立在政党基础上的民主政治能够很快生成。”台湾民众不仅有着高达99%的政党认同，而且政党政治导致良好公共政策的出台。在1985年有66%的选民表示同意“很多政治党派导致坏的公共政策”，但在1991年就下降为22%。[8] 其二在于台湾政治发展始终体现着一种渐进政治的精神。台湾政治发展的目标是有限连续的、分阶段分步骤的；各政党政治追逐政策目标亦是有限理性的；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的过程亦是渐进与缓慢演进的。主要表现从开放党禁到多党政治，从间接选举省、市、议员和总统到直选省、市议员、省、市长和总统；从开放基层政治到开放中央层次各级官员的公选；从五次宪政改革的逐阶段前进等等，这是一种缓慢稳健前进的发展模式。渐进政治的理论基础在于信息收集与利用的有限性、有限理性人、渐进主义方法论、传统伟大、知识有限性、自发秩序和逐步社会工程等。[9]

　　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发动机。90年代以来台湾政治发展由于政党互动的作用使得政府体系人员和政治机构的明显变换，立法机构的成员大幅换血，同时新的符合现代民主社会的统治思维和价值观念在新的政府中得到体现，建立在民意基础上的民主政府越来越关心民众的福利，政策的有效性而不是官员自身利益的考虑成为衡量新政府的主要评判标准。新的面孔尤其是年轻的、专业的富有活力的新生代成为左右台湾政治发展的主要力量，政策的折冲和社会力量的互动越来越激烈。以政党轮换执政为表现方式的政党推动成为解释台湾政治转型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政党政治使得整个政治体系完全变换，从政治角色的重新定位到政治机构的创设与撤销；从政府机构的整合到宪政改革的产生和运作都与政党政治有关。政党政治虽然从制度上推动了台湾政治发展，而且还展现了一种程序化的政策形成过程，有力的开发已有的政治资源，极大的活跃了僵化的台湾权威体制，使得台湾社会的开放性性格已经形成，但是台湾政治中的暴戾之气一时难以消除，政党的组合与分裂仍然要进行，因此台湾政党政治的不确定性特征仍然存在。我们认为：①任何一个地区的政治发展都离不开政党体系和政党政治的制度化建设。②现代民主社会的政策过程愈来愈多极化和复杂化，而民主制度的稳定性特征将增强。③渐进主义仍然是转型社会首要的操作原则之一。不仅改革精英所设计的政治纲领的目标是有限的，而且政治精英本身所获取的信息和自身的决策能力亦是有限的，因此改革过程不可避免的充满着渐进调试的特征，这是政治体制演化的一般规律。由于不确定性仍然是现代政治的根本性特征，正如达尔所指出，现代政治的特征的唯一的确定性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不仅台湾地区的政治发展呈现出这样一种倾向，而且我国的政治发展也会出现这样一种特征。对于台湾的这样一种特征，从制订对台政策而言就在于要求政府决策机关不要过早的透露对台政策的细节，要依据具体的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随机而动并随时调整我方的对台政策；就我国的特性而言，政府要增强自己的公共政策的制订能力，消除腐败，提高执政能力和信息收集能力，以防止和应付民众的自发性救济运动。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提高危机应付能力是关键要点。由于未来时期社会与经济形式扑朔迷离，而政府能力在巨大危机来临面前往往具有滞后性特征，因此，提高党的危机应付能力，强化党的政策制订和输出功能是未来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 　　注释：

　　[1] 葛永光等著：《现代化的困境与调适—中华民国转型期的经验》[M]，台北：幼狮，1989。

　　[2] 萧新煌：《社会力：台湾向前看》[M]，台北：自立晚报，1989。

　　[3] 对台湾政党政治形成原因的详细分析可以参阅李猛、黎莉，《试析台湾政党政治的形成》（J），载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亦可参看《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的白小军：《台湾政党政治及其对两岸关系走向的影响》、曹芳：《论九十年代台湾政党政治》两篇论文。

　　[4] 关于黑金政治、心理改革、宪政改革、人权改善等的详细论述敬请参阅陈文俊：《台湾的故事·政治篇》[M]，gb.chinese.yahoo.com；彭怀恩：《中华民国政治体系的分析》，台北：时报文化，1987，4版；马起华：《当前一般政治问题研究》，台北：黎明文化，1990；尤其是该书中政党政治与民主化的分析，见陈文俊编：《台湾的民主化：回顾、检讨及展望》，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1996；见该书吴泉源、游盈隆、特别是徐火炎的大量经验分析，见游盈隆主编：《民主巩固或崩溃 台湾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台北：月旦,1997。

　　[5] 关于对台湾政治发展不足分析的详细研究见 Larry Diamond： How Democratic Is Taiwan? Five Key Challenges for Democratic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ion (April 1, 2001) ，(Paper for the Symposium on “The Transition from One-Party Rule: Taiwan’s New Government and Cross-Straits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April 6-7, 2001)。本段的详细分析框架主要来源于他的分析思路和研究结果。他对台湾民主的批评、研究也是目前比较全面的分析之一。 　　[6] Hans Stockton: political parties, party system, and democracy in east Asia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4 no.1, February 2001.pp94-119.

　　[7] 对社会与国家二元关系参阅 [美]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第1版，第40－47页。但是，许先生认为传统社会的官僚体系具有自我维持的特性。虽然这样，一旦遇到民众的强力冲击，官僚制体系仍然不能确保旧朝代的免于覆亡的命运。对民众、政党与政府的三元互动关系类似的分析思路可以参阅，粱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87年。只不过，梁先生用团体取代政党而已，其实两种分析思路从本质上来说是一致的。

　　[8] 关于政党政治制度化的详细研究参阅Hans Stockton: political parties, party system, and democracy in east Asia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4 no.1, February 2001. pp94-119.

　　[9] 渐进改革的过程是分析台湾政治运作的基本的一条分析思路。从宏观大历史来看，台湾政治发展经历半个多世纪缓慢的变革和发展才有政党政治的初步呈现。渐进改革理论基础详细的论述参阅西蒙、林布隆、哈耶克、波普尔等思想的研究。限于本文的篇幅未作详细的分析，敬请读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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