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宗教精神与美国社会--从两个传教士说起
李大华

　　在九五年的一次中西文化讨论会上，波士顿学院的苏玉昆教授说过一句话："不了解美国的宗教，就无法了解美国。"对于没有在美国生活体验过的人来说，无论你把宗教在美国的作用想像得如何重要，事实上也还是不足的。直到后来我在美国的一年多的经历，对此才算有了一个深切的理解。而这又不只是光顾一遍美国乡村与城镇的大小教堂，而是透过与传教士的人际交流感受到的。

　　我与美国的传教士的接触是从练习英语开始的。听从朋友的劝告，我开始注意教堂，尤其留心活动于街头巷尾的教士，试图与他们有所接触，请他们帮我提高英语听说能力。一天，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对青年，身着白色衬衣，蓝布裤，佩戴胸章，斜挎着书包，齐头并行在街边的人行道上，看上去约十八、九岁，步履坚定且充满活力，手里捧着本书。当他们注意到我在注视他们时，他们也同时打量我，还是他们先打了招呼："先生，您对《圣经》有兴趣吗？您愿意聆听上帝与先知的信息吗？"我表示有兴趣。他们马上表现出某种兴奋，说他们可以帮助我！随即拿出一本书送我，上面印着《TheBook of Mormon》。我问他们的名字，他们在书的扉页上写到：ElderGross, ElderDear。约好下星期二上午到我的家里讲授经典。回家后，我带着喜悦告诉同居楼的朋友，说我找到了可以与我对话又能了解《圣经》的人了。听完我的话，不料龙先生给我泼了一瓢冷水。他说与我接触的是摩门教，乃一个邪教组织，他在新罕布什尔州时曾有两男一女给其传过教，那些年青人都只有十七、八岁，背着父母出家，隐去真名，只用教名。他们很疯狂，过着类似群居的生活，在教堂里做些鲜为人知的仪式与活动，云云。他的一番话令我产生了许多警惕。到了约定的时间，两个年青人来到我的家里，彼此只作了简单的交谈，我就将他们拒绝了，理由是早想好了的：不相信上帝。既然不相信上帝，也就不存在相信摩门教了。而在美国，法律规定信仰是自由的，也就是说不能强迫人信什么，或不信什么。由于政教分离，法律在公共生活领域里乃是基本的准则，教规教理只能在特定的信众范围里得到遵守。

　　在这之后的许多天里，每当晚饭后出门散步，我总是不自觉地仰视着离此不远、两个街区距离的那座摩门教堂，对它既有一种疏离感，也有着神秘不解的感觉。想要练习语言的急切心情加上了解美国基督教的内心渴望，鼓动着我再次找寻传教士。不过，这一次应当找到一个正宗的教会，正经地学习《圣经》。一天，哈佛燕京的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两个传教士，未见面之前就由他替我约好了日期，并特别告诫我："这可是正正经经地学《圣经》，不可以半途而废的。"我觉得这朋友的话像是棒呵一般，在我们见面前先树立起一种肃敬感。在我来说，倒不担心自己无恒心学下去，而是一种陌生及其语言背景的隔阂，让我担心她们会不会愿意教下去，而我能不能学下去。到了约定的日期，说好是下午2点，由于美国人没有睡午觉的习惯，我也不敢睡午觉，按中国的方式烧好茶水，在屋等待（这在以后就成了固定的习惯）。非常准时，我听到铃声，赶紧开门，只见门外贮立着两个中年妇女，并没有着教堂里的那种教服，其中一位看起来有点非洲血统，但肤色也并不黑，她自我介绍叫忒瑞（Terry.Smith），另一位则是亚洲血统，她说自己叫阿莉莎（Alicia.Ocanpo）。相互简单地问候之后，就在我的宿舍坐定，开始了第一次上课。忒瑞送我一本《圣经》，中文的和英文的，都是《旧约》和《新约》合订本，英文本由新世纪《圣经》翻译委员会根据希伯莱语和希腊语译过来的，中文本由香港圣经公会於1995年修订出版。另外，她们送我几本带画的英文读本，我们上课的程序就根据简单的图画本的顺序进行。看来忒瑞是主讲，阿莉莎补充解释。忒瑞首先问了我一大堆问题：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当追求什么样的幸福？是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生命是怎样的来的？人死后有没有灵魂存在？我们怎样才能找着恒久的平安和幸福？并问我对这些问题有没有考虑过。我说这些是我们始终都在思考和追求的，但并不等于对这些问题都想清楚了。忒瑞说，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就要从人是怎样来的，人所生活的世界是怎样来的等问题开始，一步步地了解，于是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从那里开始。为了使我有多一些的语言表达训练，忒瑞要我读一段《圣经》，再一起讨论。讨论事实上是双向进行，她们会针对《圣经》里的内容理解提出问题，要我考虑回答，我也会就关心的问题提出许多疑问，如此，我们讨论的范围实际上非常广泛，我惊异地发现，她们不仅对《圣经》记得烂熟，而且乐于并善于回应所有的问题，每一次回应，她们总是准确地在《圣经》中找出相应的论述，再进一步说开来。老实说，我并不能都听懂她们讲的内容，只是个大概。忒瑞讲的英国语，阿莉莎讲的是美国语，但略带亚洲口音。从2点到5点，连续三个小时，中间不休息。忒瑞始终正身端坐，侃侃而谈，特有英国人的教养和风度。阿莉莎年岁稍大一点，但精神总是硕满，谈到激动处，不停地用手比划，眼里闪烁着光。在我来说，端坐三个小时，是够累的，可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倦意，解决疲倦的办法只能是更加精力集中，努力排除干扰。五月的波士顿已经热起来了，木式结构的房子里面比外面高4-5摄氏度，要不是风扇使劲地吹，早都浑身是汗了，但这似乎并不对我们的《圣经》课构成影响，三小时下来，到结束时反倒有一种轻松的感觉，经过交谈，打破了陌生的气氛，彼此有了某种亲和和信任。忒瑞很喜欢喝我从中国带来的紫阳绿茶，我答应以后每次上课都给她准备好茶。忒瑞在临走时将下一次要上课的内容作了布置，要我阅读一些章节，自己准备几个问题。自这天起，我们开始了一年多的交往。

　　按照约定，我们每周一次课，从未中断过。如果她们要出远门，或我要外出访问，我们把课提前或迟几天把课补上，上课时间后来有过几次调整。忒瑞在英国有孩子，她也承担了一些外出宣教的任务，而每次出门到达目的地，她都及时给我寄来一张卡片，从无例外。如果忒瑞外出，她们也会请来另外的人陪同阿莉莎一起来上课，这时就由阿莉莎主讲，新来的人补充。先后在我家上过课的有海伦、尼雅、坎蒂、雅子等。在Somervill的KnappStreet住了三个月后，我搬到了Avonstreet，我们的课堂也挪到那里的第二层楼上。不管是刮风下雨或下雪，她们总是最坚守信用的，去年冬天的一场大雪，一尺多厚，车开起来都困难，波士顿政府在电视上播发了学生不上课的通知，我想忒瑞和阿莉莎今天不会来上课了，可也没接到她们的电话通知，就还是准备好沏茶的开水，在屋里等候。9点过15分，她们按响了门铃，见面就说："很抱歉，迟到了。"她们的信士作风，使得我不愿以任何借口耽误课程，在每个星期五的上午，把所有活动都推开。但是，也还是有一次出了差错。五月二十四日，星期四的下午接到燕京学社的通知，星期五上午有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我想到晚上打电话通知阿莉莎，可晚上9点钟时她又不在家，9点以后再打电话就不算礼貌行为了，于是叮咛自己明天一早打电话。早上匆匆忙忙准备参加会议材料，竟把打电话的事忘记了！等到中午散会回家，只见门上贴了一张纸条，写着："李先生，但愿您和您的家里人都没事，我们希望很快见到您！"懊悔之余，赶紧打电话给阿莉莎，我直说："很抱歉，真的很抱歉！我不是故意的。"阿莉莎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没事就好。我们有必要把课补上吗？"我说："当然。"

　　每次正式上课前和下课后，我们都自由交谈些别的事情，彼此有了许多的了解。忒瑞讲，她在英国出生长大，父亲是有色血统，母亲是白人。丈夫也是个英国白人，在美国一家公司工作。她随丈夫来美国，女儿已经长大，留在英国。忒瑞基本不用工作，生活上比较优裕，她的大半时间都花在教会事业上了。因为英国还有个家，所以她抽空总要回去看望一下女儿，有时候也将她接到美国来住一阵子。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地铁站旁的广场上，我遇到忒瑞和她女儿一起去商场，她女儿按说也有了有色血统，可完全是个白人，发色也看不出一点痕迹。同母亲一样，女儿的言行举止总是显得彬彬有礼而不拘泥。虽说不用工作，但忒瑞实际上总是忙碌不停，除了约定的时间在家，多半都在外奔走，据我所知，她义务负责了许多个家庭的《圣经》课。阿莉莎早年自菲律宾来，幼时在母国授英语教育，她丈夫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早些年已经去世。她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在教堂聚会时见过。我问起她儿子是否孝敬她，她说很孝敬，家庭和睦。但阿莉莎每周都要工作两天，她说这是吃饭的需要，其它时间都被用来服务上帝了，她明确地表示，服务上帝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教人读《圣经》乐莫大焉。我问她："当你在服务上帝和服务家庭在时间上发生冲突，怎么办？"她很干脆地用手一挥："把一切事情甩开。"每次谈到上帝及其基督时，她总是那么兴奋。忒瑞和阿莉莎都曾是天主教徒，她们说天主教会总是要人捐钱，上帝又不需要钱，为何要交那么多钱呢？所以她们改信基督教，基督教一切随愿，从不强求捐献。而且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她们看来天主教不教人读《圣经》，只要人听教父讲经，这样，人们便不能直接面对并聆听上帝的教诲。既然人人都是平等的，何不直接面向上帝呢！她们这种经历，我略为领会，一次我和一个朋友为了参加一个加拿大神学家在波士顿城里的一场演讲，结果在城里转了几圈没找到地方，误进一个建构恢宏的天主教堂，里面正在举行礼拜，由于刚进去，不好立刻走开，便在里面听了一会儿演讲，讲完就有一位神职人员拿出一个象网鱼的长杆网兜伸到每个人的面前，我们也只好拿出些钱投进去。忒瑞去过世界很多地方，阿莉莎甚至到过香港，但她们却都没到过中国。我也时常谈些中国的文化，我指着墙上的一幅画和画下方的四个字"花香飘溢"。我说中国的文字简练而富意蕴，这绝非英文的四个单词就能表达其清楚，如果要翻译成英语就要说几句话。我甚而举出中国古代哲人老子、孔子和庄子的事例，她们很赞赏中国的文化，但一神教的信仰使得她们想像世界仍然要走向"大同"，各个地方的文化及其人种、肤色差异终归要趋向一种同一基督文化和无等级优劣差别的共同王国（Kingdom），至于说各个地方的宗教（包括中国的儒、道、佛，我们曾专门谈到过），都只是历史的暂时现象。这种观念根源于《旧约.耶利来书》，巴比伦试图与上帝竞争权威，其狂傲触怒了上帝，结果巴比伦城被毁，她的偶像被粉碎。为了防止人们再信奉她，上帝把人分散到世界各地，使人们讲不同的语言，彼此不得相通，所以，语言不通也被形容为巴比伦现象。在希伯莱文里，巴比伦时被写成"女子"，因而巴比伦也被看成淫荡的女子，故意引诱人喝她的酒而沉醉，如此象征了世界各地的各种宗教的泛滥与肆虐。所以，任何一种基督教之外的宗教，都会被视为巴比伦而终究会遭上帝毁灭。忒瑞和阿莉莎都深信这种观念，但她们似乎把这种观念留在终极的信仰层面里了，对现世的所有事情，包括多元宗教与文化现象，还是采取了一种完全现实主义的宽容态度，或许在她们看来，还没有到上帝摧毁它们的时候。有一次忒瑞去斯里兰卡旅游，并讲授《圣经》，回来后给我们讲述了她的经历。她了解到那个岛国盛行佛教，基督教不受欢迎，想必到那里讲《圣经》会受冷落，不料她意外发现人们对基督教很有兴趣，听课的人很多，挤满了课室，用她的话来说："热烈得像那里的天气一样。"她还说很欣赏那里的佛教庙宇，高大宏伟，建筑艺术非常精美，我笑着说："那不是巴比伦塔吗？"忒瑞先是一怔，然后大笑起来。她们尽管不赞同中国的宗教，但对中国的道教对待自然的态度和儒教注重个人德性修养的做法，她们还是持理解和赞许的态度。不过，我没有企图说服她们接受多元主义的观点，很清楚，学术的观点不能改变人的深层信仰，学术观点强调我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或这一些事情，而信仰则包含着根本的理解和对现世事务的始终一贯的态度，这是她们一个基本的观点，支持着她们的行为方式，是其精神泉源，而多元会给她们带来困惑。有一次我邀她们到中国城吃中国餐。按照习惯，菜上了桌子，我请她们开始吃，当我们拿起筷子正要拣菜时，却见她们凝起手来，开始祈祷，感谢上帝给她们食物，尔后才肯吃。我问是否每次用餐都这样，她们说一向如此。这使我想起美国历史上洛克菲勒想念财富是上帝赠予的，所以要时时感念上帝，天天检点自己有无过错，并要将"上帝赠予的钱"部分拿出来还原社会，帮助穷人。忒瑞和阿莉莎不是富人，但这种宗教精神贯彻到每个人心理中去了，只是富人与穷人有着不同的祈求罢了，却都有求于上帝。

　　在长期交流中，由于语言能力方面的提高，我们交谈内容越来越深入，原先不曾听懂的内容会拿出来反复讨论。虽然信仰并不纯是个理论问题，但还是要讲出个道理来的，基督教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伴郎"，那就是基督教宗教哲学。这种宗教哲学力图对任何一个宗教问题在道理上说得透彻，为信仰提供支持。为要做到这一点，它不能回避时代提出的任何现实问题，必须勇于面对，有时甚至几个世纪纠缠不休，诸如达尔文物种起源与进化论观点带来的冲击，基督教始终不回避也不放弃这样的尖锐问题，利用一切最新发现和实证科学材料、社会变迁现象，去批评和解答它们，也就是敢于回应任何挑战。这是基督教的活力所在。它不仅始终有着终极的关怀，而且也总是现世的关怀。我们在一起讨论过很多问题，诸如环境、战争、家庭、孩子、自由、平等、真理等等。我的孩子从中国来到美国，所受教育差异很大，但进学校不久，就接受了美式的教育方式，有很强的平等观念及其权利意识，在家里也经常给我们提到他应享受什么样的权利，比如不能随意翻他的书包，他有隐私权；在学校里老师就告诉他们自己有什么样的权利，如考试成绩不公布，只有老师和学生本人知道，等等。这给我们很大的触动。按照中国的观念，自己生的孩子当然属于自己，孩子教育不好也是父母自己的事情。现在情况不同了，孩子的权利处在责任和义务之上，在法律上受到社会的保护，而且在道义上父母也只是个监护人了，孩子生下来就不属自己。忒瑞专门给我拿来一本从《圣经》里摘出来的书，让我仔细读，然后一起讨论。在父母与小孩的关系上，她们赞同《圣经》，认为小孩与父母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不应当有属己的观念，而小孩与上帝才是从属的关系，孩子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你有珍爱的责任，却无居为己有的权利，更不可不公平地对待孩子。我知道美国的法律有着深厚的基督教道德基础，在十九世纪的一些地方法规里甚至照搬《圣经》的训诫。我相信，现今美国关于孩子与父母关系的法律条文，一定受基督教影响。对此，忒瑞是肯定的，她说在欧洲也是如此的。不过她不赞同美国的做法，如小孩或邻居打电话告诉警察说你打了孩子，那么警察就将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并建议法官剥夺父母的监护权。在英国遇到这种情况，警察会劝戒父母不要打孩子，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采取法律干涉措施。为此，忒瑞还特地邀请我参加过一次教堂关于孩子问题的讨论。关于人类的产生，忒瑞先依据《圣经》的说法做出解释，然后再拿出现代最近的考古发现，说现代科学技术证明，生命的出现不是按照达尔文构画出的单细胞开始的进化图式，而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生命大爆炸，在同一个时期里的不同地方同时产生生命现象，而进化是不可能在一个短的时期完成如此复杂的进化过程的。我也提出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他不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但他同时也不相信进化可以完成从无机物到有机物和生命产生的过程，更不相信从生命无意识能够产生意识现象。忒瑞举出许多科学家包括牛顿、爱因斯坦信奉上帝的事实，说明科学解决不了信仰问题。我则坚持宗教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同样，科学能够解决许多问题，但不能解决生活方式问题，如果有人想要发明一种"人生科学"的方式，要大家都去按这种方式生活，那实在是太可笑了。不相信科学是不对的，泛科学主义也是不可取的。像这样的讨论，就不只是怎样理解《圣经》了，而是交流思想。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甚至我提出许多问题令她们难以立即解答,她们往往把问题带回去思考,下一次再回答，而下一次的回答又产生新的问题,如此反复,我们都感到对丰富知识与理解大有裨益。还有，对自由平等与真理问题的讨论，也是饶有趣味的。按照中国人一般习惯的理解，宗教是教人服从的，不是要人自由的。这种理解不无道理，但这种理解不具有普遍意义。首先，"自由"这个概念的理解就有很大的差异，甚至于相互矛盾的，如斯宾诺莎认为按照理性的指引而生活就是自由，而庄子则认为无所待的自适其性才是自由；其次，各个时期的历史条件及其不同国家对自由与宗教关系的理解根本不同。忒瑞和阿莉莎坚持认为，《圣经》中是明确地讲人生来平等，只要信奉上帝，成为上帝的臣民，就得自由，《新约.罗马书》说："创造物本身会获得自由，不再受腐坏所奴役，得享上帝孩子荣耀的自由。"另《约翰福音》中说："你们会认识真理，真理会叫你们自由！"忒瑞认为，获得自由只有一个前提，即诚信上帝，聆听上帝的教导（认识真理）。桎枯自由的一切枷锁都是地球上各个地方的政府与统治者造成的，如果说我们今天获得了某种自由，那只是争取到上帝早就授予我们的东西，我们所要努力做的是争取到上帝给予的全部自由。放在历史条件下，忒瑞的话不无道理，上帝是否给过人们自由，除了历史久远的《圣经》产生过程不可考实，信仰本身也不是个论证的问题。但是，人类自由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和有规模的政治要求确实是伴随基督教的，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里特别提到，政治自由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十六--十七世纪的宗教革新及其宗教宽容的长期争辨的后果。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进步的程度及其历史条件，影响着宗教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如在十九世纪的中国的天主教、基督教与在法国、美国的历史角色都完全不同。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在法国，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几乎总是背面而驰；在美国，两者则紧密结合，共同统治着同一国家，美国人在他们头脑中把基督教和自由几乎混为一体，以致叫他们想这个而不想那个，简直是不可能的。单就天主教来说，因为它实行的教阶制，僧侣之间不平等，僧侣也比信众高贵一等，这被普遍地视为不平等。而美国人则撇开了这一点，做到了信众之间的完全平等，不管富人或穷人，彼此在教会里都没有身份区别。

　　忒瑞曾希望我加入她们的教会组织，我表示可以参加她们的活动，不一定要成为教会成员，我说《圣经》也教人追求真理，但我想真理应不局限于《圣经》。好在忒瑞和阿莉莎并不勉强我，甚至也不再劝我。这也是一种自由。在他们看来，接受《圣经》的学习是最重要的。依她们的理解，广撒种子，用心培养那些撒在有土壤基础里的种子。学习过程就是不断培植的过程，倒不一定要成为组织成员。去年秋天的一个星期五，忒瑞告诉我有一个聚会，希望我能参加。这一天天气晴朗清爽，我带着儿子驱车到达指定地点：剑桥城的一个公园。这个公园完全是绿草覆盖，起伏的山丘上有零零点点的树起着点缀作用，却在这方园几十公顷草地外有浓郁的树林合围着。在一个突起的小丘上，有几条长条形桌椅，那里已聚集了不少的人，看到我们来了，忒瑞和阿莉莎远远地举起手招呼我们。桌上堆满了各人携来的蛋糕、批萨饼、烤牛排、火鸡、土豆泥及水果饮料等等，人们在三、五成群地交谈着，气氛融融，很像一个大家庭似的。忒瑞和阿莉莎将我们带到一堆人中间，作了介绍，人们以诚挚而欢欣的目光，互相招呼。看到中间有一位坐在椅子上的老妇人，约八十来岁，我随便与她聊起来，我问周围这些人是否她的儿孙，她说："噢，不是。她们是我的姐妹。"我始感纳闷，突然明白过来，忒瑞说过，教友互称姐妹和兄弟的。老妇人的老伴早去世了，没有儿女。但她生活却很充实，她与这些姐妹经常有活动，生活无忧，总有人来她家交谈《圣经》，年岁大了，行动不便，就在家里举行礼拜活动。从她的精神状态看得出来，她完然不是个郁郁寡欢的人。在她生活世界里，有一个"先验设定的目标"（韦伯语），还有一个一起奔向这个目标的群体。在这个群体里面，除了她作为一个长者受到尊敬之外，与他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她的姐妹们不会因为她年老而歧视她，使她产生不如人的感觉；也不会因为过分尊崇而疏远，而使她产生孤独的感觉。人人平等地面对上帝。忒瑞和阿莉莎还给我介绍过另外几位年长的单身老人，他们的情形与那位老妪相差不大。不过，这并不是唯一情形。事实上有许多家庭一起参加这样的活动。他们都是教会的成员，他们有着小家庭的生活，还有个大家庭的生活。后者不是补充的角色，在神圣的目标上，他们之间的兄弟、妹妹之间平等联系包含着他们全部的精神追求。这次聚会，其实没有特别的内容安排，就是一起聚餐、交谈，在形式上与西式聚餐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这种聚会没酒），但在氛围上完全不同。我与其中的许多人作了交谈，他们当中有银行职员、幼儿园保育员、商场售货员、在读大学生、医生、护士、家庭妇女，等等。他们会谈到自己的生活工作情况，最多谈到的是为什么加入教会，以及宗教生活的一些经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显然在个人生活中遭受到某种不幸或因一些特别原因错过机遇而精神上无助，象阿莉莎、海伦以及上面提到的老妇人。但这不是人们加入教会的唯一理由，许多人的生活似乎并不缺少什么，他们有一个世俗的社会身份，遵循着世俗的生活秩序，并履行自己的义务，但他们却情愿把生活的另一半交与上帝，这里面有着他们对超越生死的寄托，更有着世俗生活所缺少的而他们欲以追求的高尚。他们很清楚这样的追求是要付出的，即在大家都愿付出的部分重组另一个生活世界和另一个秩序，就要承担义务，恰如彼得.贝格尔（PeterL.Berger）在《神圣的帷幕》中所说的那样："一切在社会中建造起来的世界天生都是不稳定的。"只有用共同超越理念和追求所建构起来的神圣的生活世界才是稳定而可信赖的。

　　波士顿地区的大街小巷都散布着各式教堂，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人信什么样的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大多信教。新教教堂看起来自然不像天主教堂那样雄伟，它显得很平实，外观看来并不觉得像教堂，但参加礼拜活动的人却很多。由于屋内外温差极大，外面冰天雪地，教堂里面春意盎然，人们进大门后脱掉了外衣，挂在靠右手边的墙角衣柜里，没有人接待安排，却井然有序。台上摆着几大坛鲜花，人们相互打招呼问好，再找地方坐下来，这时我发现人们穿得特别整齐，男人一并西装领带，包括那些小孩在内，妇女除了部分人穿西服外，另外的多数是素色的衣裙，整个教堂（实际上很像个会场）显得极其肃穆。当主持人宣布仪式开始时，大家起立高唱圣歌。接下来，由一人导读《圣经》，再由主持人对其中有关内容设问，人们争相举手回答，主持人再对大家的回答作出评论。整个过程皆紧扣《圣经》原文。我注意到与我横排间隔三个座位，有一个金黄色短发的小男孩，约五、六岁，一直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他的爸爸坐在旁边与大家一起忙碌着翻阅《圣经》找答案，那小孩两个小时不离座位，直到结束，大家起立再颂圣歌。仪式结束，大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留在教堂里相互攀谈。在这里，我见到了那天聚会的几个人，也见到了与阿莉莎一起到我家上课的人，彼此亲热无间。我感到，这很像个国际教堂，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为着某种特殊目的，而实现了重新组合。在这个法律完备的国家，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置于法理的管制下，人们的一切行为，尤其是公共行为，都在一种他律的原则下进行，但如此也造成了人际的疏隔，教会就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关系的纽带，把不同社会背景的人联结在一起，缓解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很显然，在这个社会生活的巨大空间里，教会起着中枢的作用，它所编织成的社会关系网构成了美国的背景文化，不了解这个文化，当然就不了解美国。即便参加教会的人不一定真信教，但美国人宁愿别人说他信教，而不愿人说他不信教。同样，走进教堂的人未必都是善人，但他们大半可能是善人，对那些不善的人来说，至少也有个至尚的价值和崇高临在他面前，"高山仰止，心向往之"。扬善抑恶乃是宗教的社会功能，它使得人人都不得不面临对自己行为负责任的选择，这正如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所说："宗教把守着邪恶的大门"。

　　一年多的学习时间就要结束了，我们的《圣经》课也该上完了。我要离开波士顿，忒瑞则要去德国，她的先生要去德国工作，他们在那里买了房子，准备定居；只有阿莉莎仍然留在波士顿。越到临近分手，就越感到彼此之间的真诚和友谊的珍贵，我们商定，一直把我们的课上到离开波士顿的前一周。周末，忒瑞在她家里特地为我举行一个告别家宴，参加者除了阿莉莎、海伦、雅子、尼雅，还有几位是我不认识的忒瑞的朋友。那晚气氛轻松，我们谈得很愉快，当我误以为当中的一位男士是忒瑞的先生时，而那位男士说："我很乐意充当忒瑞的先生！"引得哄堂大笑。大家在忒瑞准备的一个张开风帆的卡上写下了良好的祝愿，忒瑞则在卡上附上了她的德国联系地址。我不知忒瑞和阿莉莎想我成为一个基督教徒而我却没有如愿，这是否给她们留下点遗憾，但我知道她们很珍惜我们在一年多时间里建立起来的友谊，我也同样如此，我始终觉得她们是最诚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