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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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录：对一种反省的反省——九十年代学界时风之我见

【问】　今年上半年，你在广州《现代与传统》一九九五年第一期上发表《五四思潮、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长文，对九十年代大陆学界的保守主义走向提出不同意见，对海外著名学者余英时关于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观点提出商榷意见。文章发表后产生了争论。六月四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你《也谈激进与保守》一文，于此同时同一版，亦发表另一位学者的文章，其观点正好与你相反。看来这场争论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在这里，你能不能与本刊〔日本《中国研究》月刊〕简要谈谈你的观点？

【答】　就我记忆所及，九十年代时风变换的权威文本之一，是余英时一九八八年在香港中文大学那篇题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与激进》讲演，以及他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等文章。余英时把中国大陆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的社会变迁归咎于从一九一九五四运动发源的激进思潮，这股思潮始终不断，越演越烈，保守主义难以立足，致使社会丕变，酿成大祸。大陆学界大约在第二年，也就是在一九八九以后流传他的这一观点，一时应者云集，似乎寻到了保守主义思潮的权威性学理。从余英时的言路顺延下来，大陆知识界对于刚刚过去不久的八十年代，亦发生了一种否定性反省态度，对于正在发展着的九十年代学界时尚，则给予了不够清醒的评价。目前保守主义思潮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五四与八十年代否定性反省的一个逻辑结果。追根溯源，我若对这股保守主义思潮持反对意见，自然需从对余英时观点的学理商榷开始。

我提出的商榷分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事实，二是治史方法。就历史事实而言，我的第一个疑问是思潮史与社会变迁的外部关系：从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九中国大陆的社会变迁，如果暂不作价值判断，仅就事实过程而言，思潮变化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或者说得浅白一点，是思变的影响大，还是事变的影响大？

我以为，涉及一个世纪的社会巨变，思想史的解释既有效，亦有限。一个思想史家，既应对本领域解释的有效性有足够的自信，也应该对本领域解释的有限性有充分的自觉。历史不是思想一家的历史，历史学也不是思想史一家的历史学。

一部中国现代史，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到一九四九年的沧桑巨变，是需要政治史家、经济史家、社会史家、军事史家、乃至国际关系史家综合回答的问题。其间，思想史家当然可以发言，而且必须发言，思潮的观念性影响，当然应该追踪，也必须追踪。但是，这种思想史的追踪研究，在牵涉与同一时段社会变迁的外部关系时，应有一个谨慎的边际界限，不能“带球越位”。我以为，从五四发源的思潮演变，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影响，大致应以19 27 年为限，至晚不能越过１９３７年抗战军兴。以后的历史更多的是顺着政治史、军事史、甚至国际关系史的走向发展，似应给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乃至外交史留下更多的解释余地。

从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九，如果一定要举出一个与五四思变相比较的历史事变，西安事变似乎更为适当？大陆知识分子在反省五四的同时，是否可以扩大视野，在自己熟悉的观念史之外，想一想西安事变呢？我以为，一个张学良，胜过一打陈独秀。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中国共产党人是在五四运动中起家的，但到目前为止，中共正统党史对五四运动中的任何一位思潮健将的历史评价与缅怀，都不及张学良。体会这一点，即不难勘破其中的山水深浅。

就我个人的看法，无论是褒是贬，似乎没有充分的理由把那样一部沧桑巨变归之于一部知识分子思潮史。思变打不过事变，这个道理就和枪杆子打得过笔杆子一样简单。毛泽东是五四一代人，生前亦是一个笔杆子来得枪杆子也同样来得的人物，恰好又以善于使用思想先行而著称，他总结从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的巨变，并不是其它，却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一句大白话，但是他没有撒谎。作为过来之人，他比我们这些撒字成兵、纸上谈兵的夸口书生，勘破了历史的真正底蕴。一部中国社会变迁史，在国际外力作用下，基本上是一部暴力造成的种种武装事变战胜思想造成的种种知识思变的暴力史，或者说是武装事变争夺思想思变对中国社会变迁影响力的暴力史，知识分子与这部暴力攘夺史的关系，不说是其受害者，至少不是责任者。中国知识分子那付瘦弱的肩膀，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承担得起那样一付千钧重担。这一点，不仅包括余英时先生欣赏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也包括余英时先生批评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后者的情况，我在下面第二个疑问中即会涉及。

就历史事实而言，我的第二个疑问是思潮史演变的内部关系：从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九有没有那样一列思潮史的直通车，劈开这一路上种种的政治风云、社会动荡、国际变局、乃至军事上的战略决战，从五四的天安门，一直开到十．一的天安门？

我是学思想史的。但我实在不敢奢望，一股政治思潮，两、三群知识分子，四、五种激进报刊，能有如此长驱直入，贯穿历史之逻辑魔力。历史没有这样便宜，能够听任逻辑的力量战胜历史的力量。如果说真有历史的逻辑这回事，那么逻辑的历史也从来是屈服于历史的逻辑，而不是相反。在估价历史环境中知识分子的观念力量时，尤其是估价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力量，我倒沾染了一点保守主义的态度，甚至不可救药，是个比当下的保守主义者更为保守的保守主义者。

此话可从两头说。

一头是五四激进思潮的始作俑者，如陈独秀、瞿秋白。

陈独秀的作用确实是扭转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为马克思主义进中国铺平了道路。但是他的政治遭遇及晚期思想变化，却不能忽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是成功的，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可以读一读进入四十年代以后他的私人信件，以及这一时期他总结早年思想弄潮与中年政治挫折的其它文字，或许能够体会这一历史隐衷：他能够也必须对五四思潮负责，却不能也无力对以后的政党政治负责？。

瞿秋白的政治生命比陈独秀长，陈独秀出局以后，他能够取而代之，延伸入中国共产党上层的路线方针之争，似乎要对政党政治负责了。但是这种政治生命比陈独秀只不过多了三、五年，而且更不能遗忘的是，此后不久，他那种半被己方遗弃半被对方毙杀的政治结局，以及在那种状态下写作的一片《多余的话”。《多余的话”并不多余，它触及到思潮史与政治史之间的要害纠葛，是研究五四观念型领袖人物进入政治过程以后命运变化的珍贵文献，实在不可多得。这一文献也许比陈独秀晚年的那些私人信件更能提示后人注意这样一个事实：

作为一种观念力量的政治思潮，起初作用于知识分子，与后来发展为一种思潮政治，变为政治力量出现于政治舞台进入政权角逐，其间有严重差别。

同样的情况，不限于中共党史，在国民党党史内也照样存在。一种政治思潮的代表人物，往往不能代表这种思潮政治，甚至有可能相反，他前期是这种政治思潮的带头羊，后期却是这种思潮政治的替罪羊。从政治思潮到思潮政治，期间必有新的力量出现。这种新的力量对于早期的思潮人物会有一个重新选择的过程，或者是改造性的吸收，或者是把拒绝改造者如陈独秀、难以改造者如瞿秋白，统统排除在外。如果说在政治思潮阶段，越是思想的，方能够越是政治的，思想的力量（责任）大于政治的力量（责任）；那么到了思潮政治阶段，情势就倒了过来，越是政治的，方能够越是思想的，政治的力量（责任）大于思想的力量（责任）。政治思潮的传播阶段，靠的是笔杆子，如果要批评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如余英时所批评的五四激进思潮，只要批评在理，怎么批评都不过分。但是在此之后，政治思潮已经演变为思潮政治的时候，武装起来的政治力量——枪杆子，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这时如果还要批评，似乎就不应该继续揪着知识分子揪着思潮观念不放，否则，就会张冠李戴，不能服人。因此，后人之评价，无论是表彰，还是责难，必须厘清界限，既不能让后期贪揽前期之功，也不能让前期为后期负责。

另一头，则可以看看四十年代激进抗议思潮在知识界再次兴起时，那些左倾教授是否来自五四思潮的直接继承？

可以举四十年代最为闻名的闻一多、李公朴为例。如果说陈独秀、瞿秋白是从左倾走向右倾，甚至是背叛了左倾——俩人后来在一个时期内皆被恶缢为中共叛徒；无独有偶，闻一多与李公朴则提供了一个对位而立的范本——从右倾走向左倾，由激进思潮的反对者变成激进思潮的拥护者。

闻一多早年留学归来，在政治思想上主张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在学术上厌恶政治干扰，主张为学术而学术。李公朴不仅早年反激进，甚至参加过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上海清共。这样两个人转变思潮立场，难道是受五四激进思潮影响，纵向顺延下来的吗？抽去一种思潮与具体时间具体空间的联系，恐怕说不通。

闻一多、李公朴那样的事例，在四十年代举不胜举。当年那些左倾教授，多半是被学界之外的社会局势刺激，逼上梁山，而不是受人误导，错上了那列客观上并不存在的从五四开来的直通列车。如果说，五四一代人的激进背景有苏俄布尔什维克因素，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四十年代左倾教授的精神背景，更多的是来自早年在英美所受的民主教育。这一点，实在是耐人寻味。

我以为，在四十年代后期激进思潮与五四早期激进思潮之间，没有直接的逻辑顺延。即使有，也没有从横轴方向上过来的横向拉动作用强大。五四一代中的幸存者、成功者到四十年代已经转入政党政治，后来的激进中人是在反对过这些人为代表的早期激进思潮以后，被横轴方向上发生的社会环境恶化所激荡，重新产生了激进抗议的思潮倾向。能不能抽去两代人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抽去两种激进思潮与各自时代的横向联系，仅在激进形式上把两股思潮纵向连缀在一起，说它们之间是纵向的逻辑顺延，而且还要对一九四九年负责呢？我以为不能这么抽，这一抽，怕是要抽去了基本的历史事实。

综合以上两个疑问，在历史事实层面，我想强调指出：

一种思潮进入某一国家，赢得这一国家激进知识分子的信仰，并且演变为某种政治力量，这是一回事；这一思潮及其政治力量最终能否夺得这一国家的政权，这又是一回事。两者之间不能任意划等号。从思潮滥觞到政权易手，且不说思潮史本身变化多端，千折百回，思潮的观念因素之外，又不知有多少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社会的因素，甚至是国际风云变幻的突发刺激，在此其间冲撞激荡，交汇作用？我们可以说，在某种既定的历史条件下，一种思潮进某国，是必然的，甚至这种思潮征服这一国家一部分知识界都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却不能说，这种思潮仅凭思想的力量夺得这一国家的政权，也是必然的。马克思说，“武器的批判胜过批判的武器”，列宁说，“战争促成了革命”，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且不论其价值判断，作为事实描述，都是一些道破天机的大实话。实话虽然浅白，却是见道之语，可能比一些绕山绕水的学术神话更富有历史信息量。反过来，让某一种观念思潮为某一种政治变局负责，这种说法貌似深刻，追思到底，反可能避免不了两个令人尴尬的问题：这种说法与流行大陆的那种论证某某主义必然胜利，某某主义必然失败的庸俗史观，除了形式对立，在实质上又有什么差别呢？此其一。

其二，夸大五四思潮的历史作用，会出现一个始料不及的逻辑后果——强迫自己承担本不愿承当、也不能承当、更不可承当的那一部分历史责任。而那样的历史责任，无论是功是过，本来是由政治家、军事家、甚至是外交家来综合承当的，如果说知识分子也有份，那么，至少不是知识分子所能单独负责的。所谓“一言丧邦，一言兴邦”，即使改成“一思潮丧邦，一思潮兴邦”，又怎么样呢？只怕是思想史自我扩张的幻觉，或者是政客武夫乱了棋局方寸以后寻文人替罪的托辞。

我以为，且不论褒贬，无论是为了颂扬还是贬低一种思潮对于一国民族命运的影响，思想史本身自我扩张所形成的某种学术神话，或是出于功利目的所宣传的某种意识形态历史观，都应该为严肃的历史学家所不取。

【问】　以上是有关历史事实层面的商榷，在史学方法论层面，你又有什么意见呢？

【答】　大陆学术界一部分朋友认为余英时先生有意识形态色彩，并将此归因于他特定的政治倾向。我不同意这样简单的论断。要求一个有具体生活环境的思想家不能有特定的价值倾向，就如要求人走出自己的皮肤一样，这是一种苛求。不能设想，只允许海峡某一边的学者有意识形态立场，不允许另一边的人有其它意识形态立场。我以为，余英时先生对五四思潮的反省，如果说发生某些偏差，并不是简单地直接来自意识形态立场。这种偏差，或许是来自一个更深层次，来自历史学家尤其是一个优秀的思想史家很难避免的一个职业性偏向，即类似黑格尔式的历史本质主义的偏向？这样看，也许有助于把讨论引向较深层次。

所谓黑格尔式的历史本质主义，简略来说，是这样一种历史观：它能够在纷纭繁杂的历史事实中抽得出一根发展线索，依此排列组合，历史过程将变得符合人类的认识形式，既有价值目的可以发现，又有发展逻辑可以解释；尤其重要的是，历史将在整体上，而不仅仅是在局部范围内能够认识，因而也就能够把握，能够预测。黑格尔式的历史本质主义对思想史家而言，几乎是一种职业诱惑。一个优秀的思想家，不一定要读黑格尔，才能产生这种倾向，它完全可以自发地产生。甚至可以这样说，越是优秀的思想家，越难摆脱这种诱惑。那种满足于见树不见林的平庸史学家，反而感觉不到这种诱惑。

然而，危险往往就潜伏在这里：经过思维逻辑的排列、组合与抽象，是能够出现这样一部思想史，它能将相应时期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诸多交错冲突因素，象经过磁化的铁屑一样向着一个方向，即思想史的方向排列倾倒，以说明观念逻辑一旦出现以后必然经过的路径。不幸的是，到了这种时候，真实情况往往相反，恐怕只有作者思维逻辑的扩张，没有历史逻辑的延伸，后者很可能是前者的注入与放大了。

被余英时先生批评的五四激进思潮，其深层病根恰恰发生在这里。人类中的少数先知先觉自信能够认识、解释、预测、乃至把握人类历史，而一旦把握了历史，就象传教士摸到了上帝心坎一样，可以按造理性设计，大规模地铲除既成社会，重组新型社会，这种历史本质主义或称历史理性，是西方启蒙时代填补上帝淡出的最大补足物，也是人类所能产生的最大神话——自我神化。正是这一历史理性的乐观发现，才允诺给一部分自信已发现这一秘密的思想家以改造历史、创造历史的权力。在此之下，方有种种大规模破坏传统社会、大规模重建新型社会的自以为是的合法性。这是五四激进思潮之源头，经过二百年流经欧亚大陆的嬗变，到中国近代方形成余英时先生所批判的某种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思潮与黑格尔历史本质主义有精神血缘的联系。近代意识形态如果撇去其下游的庸俗流变，客观承认它在上游源头还有其学理来源的话，那么，它确实是启蒙时代历史理性的一个遥远后裔，黑格尔历史本质主义的一个遥远后裔。

正是在这个意义说，我完全赞同余英时先生开创的从五四时代开始反省的思想方向。然而自五四开始的取代旧传统的新传统，源远流长，其顽强程度不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就事论事的平面批判就能解决的。甚至即使将批判延伸至某一学科的学理层面，那种历史理性的思维定势不破除，也未必能彻底解决问题。而且，要消解这个新传统造成的思维定势，也不是某一方的任务，而是需要海峡两岸学界人士的共同反省，共同努力。如果把这种反省与批判限定在某一特定领域，或者限定在特定所指的具体空间，那么这种反省与批判就有可能搁浅，甚至发生这样的尴尬：被批判者的某些思维要素改头换面，又绕回批判者自己身上。如五四一代激进人士，正是因为过高估计思想文化的观念性力量，才接受欧陆历史理性，发生了被余英时批判的激进思潮。但在七十年后，当我们开始对五四思潮的批判时，一旦抽去具体的历史情境，以这一思潮的观念性力量，将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凿空打通，这样的治史方法与思维方式，不也发生了同样的失误吗？

从门口扔出去的东西，有可能从窗口再绕回来了。

【问】　那么，你对于目前九十年代学界否定八十年代的一种流行观点，又是怎么看呢？

【答】　说完五四，再来谈八十年代，也许会方便一些。因为目前对于这两者的反省有内在的学理联系，对八十年代的否定性反省，基本上是从对五四的反省顺延下来的。

回首八十年代，我认为有一个基本的历史尺度不能遗忘：

——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八十年代的学术思潮与社会思潮，是思想窒息将近三十年以后的重新起步。

当时，一代学人几乎是在毫无继承、毫无依傍的条件下，突然冲出意识形态的牢笼，出现在一片空白的思想舞台上。我们可以说他们幸运——如此方能一举成名；我们也可以说他们不幸——如此成名，注定他们要出洋象，要出丑闻。中国思想史上，很难有哪一代人象他们这样幸运，也很难有哪一代人象他们这样不幸。即使拿五四一代人相比，也比他们幸运得多，因为五四一代在冲上新学舞台前，至少积累有旧学多年的训练。八十年代这一代，可以说是“两大一小”——船小，帆大，风浪大；而且初航即遇狂风险浪。

当时，整个社会土壤亦如久旱而盼甘霖，患有明显的思想饥渴症。那样一种青春期性质的学术思潮，遭逢那样干旱的社会土壤，内外交迫，躁动不安，出现种种令时人汗颜令后人垢病的丑恶现象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如：精英速成一夜成名、广场演讲暴得大名、学派未立宗派已成，等等，是这一代学人“幸运”之后必须付出的历史代价。以历史的眼光看历史，而不是以道德加政治的眼光看历史，出现这些“新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又有什么奇怪呢？在我看来，除了某些人物的某些表演将来可以从头细说，所有现在人们能够想到、将来人们能够继续补充的弊端，都可以把它们看成一个民族在思想解放年代必不可免的“思想青春病”。

这样的“思想青春病”，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有过，在法兰西启蒙时代有过，在德意志狂飙突进时代同样也有过。但是有谁听说，这些民族因为必要的思想反省而否定自己的青春年代？无论是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还是狂飙突进，他们都没有否定。直到现在，这些民族还在为自己的年轻时期曾经有过一张长满“青春美丽豆”的丑脸而自豪。

在这里，我想套用保守主义的一个逻辑：如果说，五四激进思潮在轻率否定前人方面走得太远，以至给今天留下那么多的话题，那么我们自己为什么在反省五四激进思潮的同时，又要重蹈五四的覆辙呢？能否在对待自己的前人时，有一点真正的保守主义心态呢？

在这里，我只想与急于否定八十年代的朋友商量以下三点：

其一，九十年代的学术中坚，大部分不是九十年代的学术新人，而是八十年代的过来之人。这一过来人的身份，是由多种成分交织而成：既是那一年代的受害者，又是施害者；既是那一年代的施惠者，又是受惠者。平心而论，留在国内的这部分人，应该是后一成分多于前一成分。没有前一个十年的铺垫，就不会有后一个十年的长进，甚至连目前的学术身份都难获得，遑论其它？这是就人而言；

其二，就事而言，正如八十年代付出了它的代价，九十年代目前的这种学术长进也不是没有它的代价。我们失去了八十年代最为可贵的相对宽松的话语环境，迫不得已，才向细密处精进，而不是向另一方向发展。这种情况与乾嘉小学代替宋明义理十分相近。当然，就学术发展的本身逻辑而言，恢宏气象时刻都需要细密补证，而且两者之价值不分伯仲。如果让八十年代的思想、学术逻辑按其内在规律继续发展，它本身也会发展出一个细密补证的发展阶段。之所以出现今天这样一个局面，有几分是学术逻辑使然，又有几分是非学术逻辑使然？八十年代在学术史的逻辑上并没有一个需要，需要这样的九十年代来否定自己。八十年代是在非学术的层面上被外来的强力打断的，而不是在学术层面上被自己的发展逻辑否定的。

其三，就情势而言，如果拿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比较，以此之长比彼之短，是一种比法，可以比出“骄人的学术史成就”；如果换成以此之短比彼之长，我们能够比出“骄人的思想史成就”吗？恐怕就会气短一点。如果公允比较，可以说，这两个十年各自取得的成就，都不是健全的成就。但是如果比较各自所处的外部环境及其对于学界风气的影响，那就应该坦率承认：今不如昔，江河日下。

【问】　你感叹今不如昔的口吻，比保守主义还象保守主义。你在你去年出版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柏斯庇尔》一书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思潮持批评立场，颇为欣赏托克维尔的保守主义，为什么对自己国内九十年代这股保守主义思潮却持批评态度呢？这样一来，岂不发生一个很好笑的情况：在一些学者的眼里，你是保守主义者——在法国大革命史专业领域内，据我所知，一些正统学者即将你的观点视为资产阶级右翼保守观点。但在另一些学者眼里，你批评九十年代的保守倾向，不又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吗？

【答】　你提的问题很有意思，涉及到激进与保守这对概念的互换性，它们随时都会翻转为自己的对立面。

我作那项工作时，保守与激进的概念在大陆已经流行，我当时觉得很难接受。因为在探索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根源时，我发现保守与激进随时都会翻转，如卢梭颠覆现实秩序的激进思想出发地是当时最为保守的中世纪救赎观念，而伏尔泰保守思想哲学来源却是当时并不保守的不可知论。因此，在整本书的分析架构上，我最终决定，还是放弃使用激进与保守这对分析范畴，尽管它们使用起来确很方便。

又比如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根据对五四与八十年代的态度，我的维护立场就有可能被说成保守主义，根据我对九十年代保守主义的批评态度，我又可被视为激进主义者。而我所批评的那种否定五四、否定八十年代的流行观点，根据他们对传统的态度，则可以给他们贴一个相反的标签，把他们说成是激进主义者。一对概念，如果可以这样来回翻转互换，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大陆学界频繁使用激进与保守这对概念，不是好现象。它可能说明，能够分梳复杂精神事物的思想原创力，甚至仅仅是某种必要的耐心，都已经流失得差不多了。于是，只能停留在对外来概念的复制层面上。

胡适当年说过“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这句话现在已经成为持保守立场的学界朋友们的口头禅，并用以否定五四以来所谓一以贯之的激进主义。我也很欣赏这句话，不过，我以为，在反思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思潮得失这样一个要紧问题时，倒更需要一点“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的研究态度。与其简单地、反复地引用“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不如超越“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这种一言以蔽之的标签式概念，就事论事地梳理近代思潮史的一个个问题，一个个现象。这种就事论事的态度，或许更切近保守主义的经验论，而不是理念至上的先验论。同时，也有助于这场讨论能够踩着具体的历史事实层面，沿着“问题”走，而不是沿着“主义”走。我相信，讨论越具体，收获越实在。

在这一反复复制外来概念的层面，内里还有一个十分扭曲的逻辑悖论，很值得玩味——那些热衷于谈论激进与保守的学界朋友，对于历史上知识分子的思想史责任，往往是不顾史实地夸大之；而对于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思想责任，则尽可能地缩小之。

从表面上看，这一逻辑似乎是顺向的，逻辑前项支撑着逻辑后项：因为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以一部激进思想史扰乱了近代中国的社会进程，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有理由吸取教训，缩进学术象牙塔，不越雷池一步。

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一逻辑置入一个具体的现实环境，从内里反问一句，就不难看见这一逻辑的前项恰恰是在诘问这一逻辑的后项：既然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有那样翻江倒海的魔力，那么在面对目前不如人意的现实状况时，为什么不发挥这一作用，以加快社会改革的进程呢？

其实，这一逻辑的前项是一个未必能够成立的虚设学理，这一逻辑的后项则是一个现实环境下的心理状态；前项是虚设的，后项是真实的；前后两项的逻辑关联似是而非，它们勉强地连接在一起，是一种心理包装的需要。因此，目前在大陆学界流行的保守主义思潮，与其说是学术思潮，不如说是一种在外力作用下的生存技巧，未必具有如柏克、托克维尔那样真实的学理基础与社会根据。在某种意义上说，与其说它是一种思潮，不如说它是一种特定环境下的消极情绪，一种失败主义心态。所谓保守云云，只不过是一种用外来学理包装起来的心理状态。

我这样说，不是没有根据，知识界自欺欺人的陋习由来已久。八十年代那场荆柯刺孔子式的文化热大讨论，后来弄假成真，泛滥成灾，即为一例。那种泛文化史观，把具体环境中产生的具体弊端统统归咎于某个在悠远年代产生的文化体系，貌似深刻，张冠李戴，大而无当。它制造了一个一开始什么都能承担，到最后什么都不能承担的文化责任，象空气那样无处不在，又象空气那样无从捉摸。这样的文化讨论，中心空虚，边界泛化，放过了对改革对象的具体讨论，把文化概念无限泛滥，大大败坏了文化研究的声誉。直至大街上人人都在谈文化，与六十年代的大陆人人谈辨证法哲学相映成趣，“厕所文化”、“筷子文化”亦招摇过世，一场本来具有严格学理界限的文化讨论，最后以流于恶俗而告终。文化热或能告一段落，泛文化史观却难以结束。

至九十年代，在泛文化史观的余绪作用下，又将一部中国近代史归咎于某一种思潮的演变史，群起而攻之；随着现实环境巨变引起的心理变化，保守主义思潮又成为时尚，孔学从众矢之的急变为众星拱月；八十年代过来之人突然回头否定五四，否定八十年代，惟恐噬脐不及；——在这样急剧变化的时尚里，究竟有几分是学理进步所然，又有几分是心理变化所然？我是很怀疑的。

【问】　你认为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学风变化中，还有一些非学术的其它因素？

【答】　我觉得不必回避这一点，尽管它令人不快。

龚自珍诗云：“欲从太史窥春秋，勿向有字句处求”，冯友兰亦说：“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说的都是这一层意思。一个时代学界风气之变换，通常由两种力量交织而成：一是纵向轴方向学术史内部的推陈出新，一是学界外部社会环境变化所产生的的横向力量的拉动。知识分子出于职业自尊，多半将这种时风变换解释为学术本身的前进，不太愿意承认自己的研究心态还有被社会横向力量拉动的被动因素。这一被动因素有时很使人难堪，因此知识界多半持一种有意无意的“遗忘”态度。比如对于九十年代的大陆学界出现的保守主义思潮走向，一部分知识界朋友在肯定这一走向的同时，即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后一层因素，从而一方面对八十年代贬之过甚，另一方面对九十年代则又褒之过高。

我能理解但是不能同意这种“遗忘”态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回顾一个余英时观点在大陆传播的基本事实：

余英时先生的那篇讲演是在一九八九年以前传入大陆的，但是发生普遍性影响，却是在一九八九下半年之后，至一九九○年纪念“五四”起，方形成不读余英时不能谈五四，不俱保守主义立场不能谈五四的流风时韵。

对于这种情况，我不得不打一个看上去不伦不类的比喻——余英时观点进大陆，有点象当年马克思主义进中国。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为李提摩太第一次介绍进中国，但是并不被当时的知识界注意。后来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才大行其道于中国。不能小看了这个“一声炮响”，它是桔能过淮的必要“物质”条件。一种外来思想能否过河生根，并不是从思想到思想的自繁殖过程，它是需要非思想的“物质”条件的。这种“物质”条件，往往就是类似于这个“一声炮响”的强力，以及这种强力造成的整个知识界对精神读物选择取向的急剧翻转。

余先生对五四的批评性反省，也是在另外“一声炮响”以后出现了在大陆相同的传播命运：在此之前养在深闺无人识，即时有识，识者亦少；在此之后方才突然走红，形成了不读余英时不能谈五四，不具保守主义学理也不能谈五四，谈了也被人视为肤浅的一时风韵。余英时先生对五四的反省，能够受到大陆学界如此欢迎，首先自应归功于余先生学理独到的客观价值，满足了大陆学界在思想风行十年以后学术必须补进的内部转换需要；其次似也不必讳言，确有另一层非学术因素造成的社会变动之外力拉动。

这后一层因素尽管与学术无关，却又实在重要。它是全面理解九十年代大陆学界何以时风变换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关节点。否认这一层，就如否认前一层学术因素一样，既不公正，也不诚实。否认这一层，就如在一个时空两维世界中抽掉了空间横轴，剩下一个在学术史纯粹时间中单向顺延的一维世界。有没有这样一个一维世界呢？我是很怀疑的。我很赞成这样的提法——要维护学术史的尊严，不过，维护尊严的前提，首先是维护学术史的真实。一个两维坐标，抽掉其中的任何一维，都是不真实的，用来描历史，历史会走形，用来说现实，现实会歪曲。

马克思留下的有些话并不陈腐，至今还管用。比如说：“武器的批判胜过批判的武器”，余先生观点恰逢其会，实乃大幸——非如此，腾不出一个新的阅读空间，他对五四的批判性反省，就难以进入大陆思想界。然而又是大不幸——如此一来，学术史上经常见到的对于外来学理的生吞活剥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余先生以揭示五四一代误读外来学理的历史教训而被大陆学界激赏，然而，揭示误读者本身也逃脱不了被误读的命运。如果我们认真体会一下他对近代历史传统的保守主义态度与对当下现实的非保守主义态度，这两者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差距——在那篇讲演以后，他曾经就后一点多次提及，甚至多次声明，我们似应该坦率承认，大陆学界一些具有保守主义取向的朋友，急取所需，既有“正取”余先生的地方，也有“逆取”余先生的地方。尤其在他再三声明的那一关节点上，误读出来的那层含义与原文相比，恐怕是一厢情愿，甚至是南辕北辙。只是这一次误读，比八十年代进步，多了一层“后现代”的味道。调用当下最时髦的解构主义一个语式，叫做：“所指”虚化，“能指”滑动——余英时观点原来有明确规定的“所指”被悄悄虚化了，余英时观点的学理“能指”则悄悄滑动起来，而且是向相反方向滑动，最后竟被锁定在一个相反对象上！

余先生海外有知，面对这样一个张冠李戴的局面，恐怕也是啼笑皆非吧？余英时对五四以来的思潮史解释，就学理本身而言，是有值得正面商榷的成分。出于这一认识，我不避浅陋，提出了上述商榷意见。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不能全部归咎于余先生。说得坦率一点，当时那种情况，余先生的外来学理已经被生吞活剥，成为大陆一部分朋友内在心理变化的催化剂。对历史事件如五四评价的改变，当然有学术史本身推陈出新的正常发展因素，但是不必讳言，也不是没有另一层因素在起作用——改变对历史事件的评价态度，恰是为了改变对现实状态的评价态度。在这种心理背景下，才会发生学界中人竟也指鹿为马的误读——一场“能指”与“所指”的背离，甚至是完全反转的可悲误读。

我们不是经常批评五四时代至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外来学理多半出于误读吗？确实有这种弊病。令人遗憾的是，九十年代同样存在这个被批评的弊端。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九十年代的思想阅读史本身就是从一场误读开始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我们需要反省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五四需要反省，八十年代需要反省，然而，九十年代对五四与八十年代的反省本身，则同样需要反省。

我最后想强调的是，激进主义不是不可以批判，不过，与之相对的保守主义，理论形态上有其严格的学理要求，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历史形态亦有其具体内容，在这两点没有搞清之前，把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标签随便贴用，这种风气不仅无助于批判激进主义，也无助于培植真正的保守主义态度。由于现实环境巨变引起某种心理状态的变化，保守主义尚未获得其严格的学理形态，即已流变为竞相追逐的时髦标签，这样“激进”的保守主义潮流，其现实来源就和历史上的激进主义一样可疑。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八日于沪上。

原载日本《中国研究》月刊１９９６年第九期

背景简介

当代中国大陆知识界的一个中心话题是所谓“保守与激进”之争。争议源起于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不同阐释，而后扩展至涉关中国社会发展的理想模式，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等众多问题的辩论。上海学者朱学勤近来在不少文章与谈话中，对“保守与激进”二元模式的简单性提出批评，并力图廓清由此导致的理论混乱，在海内外学术思想界引起注目。

许多学者认为，以“批判传统”为主旨的“激进主义”在八十年代中盛行，成为文化大讨论中的主流思潮。其典型代表是金观涛的中国封建传统的“超稳定结构”说，及其流行文化版本——苏晓康等的电视片《河殇》。他们视“封闭保守”为中国文化的顽症，并暗示现存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是传统超稳定结构的一个延续。激进主义者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倾向于“激烈变革模式”，呼吁批判与开放的精神，也因此设定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是社会政治批判。

早在八十年代后期，就有学者指出“全盘否定传统”的理论片面性及其政治危险性。林毓生认为，八十年代的激进思潮是“五四反传统主义”的复苏，而五四的社会政治后果是相当令人疑虑的。余英时对五四以来的激进主义提出了更明确的批评，在他看来，毛泽东开创的中国大陆社会政治体制并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延续，恰恰相反，它是在外来激进思潮的冲击下全面反传统的结果。这一激进思潮发源于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卢梭的政治哲学，在雅克宾党人的革命斗争中付诸实践，俄国革命的成功使之成为世界性潮流，并确立了列宁主义的“革命－执政”模式，在五四中传入中国，被毛泽东等社会“边缘人物”所利用，最终成为专制意识形态的法理基础。

余英时等人的保守主义言说阴差阳错地暗合了所谓“新权威主义”的政治渐进理论，遭到大陆一些“自由派”学者的非议，被看作是“为现存体制合理化”的保守论调。姜义华等人争辩，中国社会政治的主要弊病是保守而不是激进。另有论者如许纪霖认为，这场争论因没有区别“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而导致概念混乱。

虽然争论本身不了了之，但九十年代大陆的主流思潮已由“激进”转向“保守”。“超越五四”，“清算八十年代文化热”，“告别革命”已成为知识界的流行话语。淡漠具体的社会政治关怀，醉心于象牙塔中的“纯粹学术”，成为相当一些青年学者的新时尚，用李泽厚的话说，是所谓“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

去年夏天，我在回国研究考察中与朱学勤有过多次长谈，他表达了对目前盛行的保守倾向的忧虑。朱学勤在他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曾批判反省了卢梭政治哲学及法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并对其当代影响颇为警觉。但他认为“自由理性的批判”是英国政治保守主义的要义，而这正是当下中国的保守主义者所缺乏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所回避的。在他看来，九十年代大陆的保守主义复兴，与其说是学理的成熟，不如说是知识分子角色迷失的征兆，这是１９８９年之后的政治幻灭以及商业大潮冲击下学人的尴尬心态所致。这种畸形的保守主义并不能在更高层面上总结五四精神的丰富性，也不能真正超越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潮。相反，它可能圆说某种学术与社会责任的虚假对立，导致普遍的政治人格萎缩，使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他们面对社会转型时代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因此，如何在今天的中国重建批判理性主义，坚持现实的社会政治关怀，是当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关键问题，这也是朱学勤目前研究的一个焦点。

应杜维明教授之邀，朱学勤不久将赴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研究，他期望自己在此期间能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学理清算。以下这篇《问答录》或许能帮助有兴趣的读者了解这场争论的轮廓以及朱学勤对此的初步见解。(刘擎)

〔１９９７年６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