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研究生,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系讲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朱德米

理性主义道德观的批判

  米歇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是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生于1901年12月11日,在1990年12月18日至19日夜间去世。在他去世的次日,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表一篇社论,把他称之为"在社会主义对20世纪英国政治理论舞台进行长期统治之后使保守主义重新恢复生机的主要人物"。《卫报》则认为他"也许是本世纪最独特的学院派政治哲学�"。美国《纽约时代》也在同一日发表评论,称他是"右派中有影响的一个学术权威"。奥克肖特的主要著作有:《经验及其模式》(1933年)、《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及其他论文》(1962年)、《霍布斯论公民结社》(1975年)、《论人类行为》(1975年)、《论历史及其他论文》(1983年)以及在他去世5个月后在其住所中所发现的《信仰的政治和怀疑主义的政治》手稿,后有福勒(Fuller)编辑出版。

  奥克肖特是靠对理性主义批判起家的。因此,解读奥克肖特的思想离不开对这个主题的研究。奥克肖特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两个领域,即道德、政治(本文主要论述其对理性主义道德观的批判)。   奥克肖特对理性主义道德的批判首先是从论述理性主义主导欧洲知识界入手的。他说:"后文艺复兴时代欧洲最流行的知识特点和系谱是理性主义,特别是现代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是一切知识基础和主导的思维方式。简单地说,理性主义认为所有活动都有理性引导,并认为理性是绝对至上和最具权威的。其特点是怀疑和乐观。怀疑是指除了理性证明外,所有的习惯、惯例、风俗以及传统等都是一种"无知"。乐观的是指理性有能力决定一切,不管是实践还是理论理性都能做出决定;并相信人类都有共同的理性基础。在精神上,它是诺斯替教(gnostic)(诺斯替教,是一种融合多种信仰,把神学和宗教结合在一起的密传宗教,强调只有领悟神秘的诺斯,即真知,才能使灵魂得救,公元1至3世纪流行于地中海东部各地。被基督教称之为异教),注重教育设计。在知识上,它割裂了与传统知识的关系。只有理性审判过的传统知识才被接纳,其余的都不是知识。它还具有对永恒的进步无休止渴望的特点。

  奥克肖特认为理性主义胜利又与知识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运用了早期的《经验及其模式》一书中的理论,认为每一种人类活动都涉及到知识。一般说来,涉及到一个具体活动的知识有两种:技术知识和实践知识。技术知识的特征是可以用"规则"(rule)来表达出来,它可以通过专门的学习和记忆来进行传承的,可以转变为一种实践。在形式上,它是非常精确的,可以用书本记录下来。实践知识的特征是存在于被使用中,不能够进行反思(reflective),无法形成一种规则,是一种密传的知识(an esoteric sort of knowledge)。因而,它是一种无法进行精确表达出来的知识。他对这两种知识进行了对比。技术知识可以用规则、原理、公理、公式等表达出来,具有一种确定性。学习的结果保证这种确定性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而实践知识存在于各种不确定性中,它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这种知识的表达方式是通�"口味"(taste)和"鉴赏力"(connoissearship)表达出来的。因此实践知识只能通过传授和习得而来,也就是"师徒"间在实践中的技艺传授,而传授知识的结果是"徒弟"在口味和鉴赏力上与师傅的差异形成另一种不同风格的知识。后来,奥克肖特用暗示(intimation)来表明这种知识传授的特点。

  奥克肖特认为理性主义者把理性变成技术,而否认实践知识具有认识论的价值。为什么理性主义者迷恋技术呢?在理性主义者看来,知识具有确定性、自足性和自我完成性特点,要有可识别的起点和终点。知识是可以注入到一个类似白板的心灵中去。从确定性出发,实践知识不是一种知识,因为它是含混的,由各种各样的传统、风俗习惯等构成的,所以�"无知"。理性至上意味着只有技术知识是知识。简单地说,理性主义者的知识标准是确定性,技术知识可以满足这个标准。理性主义的错误在于"以偏盖全",把技术知识等同于全部知识。奥克肖特认为这是理性主义的核心。

  奥克肖特考察了理性主义的历史起源。他认为现代理性主义在欧洲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演进过程。到了在17世纪,现代理性主义得以形成并集中表达出来,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英国的培根和法国的笛卡儿。

  培根把知识等同于确定性,批判了自然理性阻碍了知识的繁荣。在《新工具》(The Novum Organum)一书中,他认为三段论主要用于发现观点的真相。而知识的繁荣需要一个"确信的计划、新的理解方式或研究方式、工具来代替自然理性"。简单地说,它需要一个新的研究技术,用于发现事物的真相。研究的技艺,培根把它归纳三个方面:有一套规则、形成一种精确的指导、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他说:"……这种新的原理一经在一种准确的方法和规律之下从那些特殊的东西抽引出来,就转过来又指出通向新的特殊东西的道路……"1 这套规则的运用纯粹是一种机械式的。他说:"……把理解力的全部动作另作一番开始,对心灵本身从一起始就不任其自流,而要步步加以引导,而且这事还要做得象机器所做的一�"2 。这套规则,培根认为是"通贯一切"的。

  笛卡儿认为那个时代研究的技术缺乏有意识和精确性。对笛卡儿而言,其目标是确定性。确定性的知识能够从空白的心灵开始,研究的技术从知识清除开始。研究技术的形式是一套规则,包括不易错的方法(其运用具有机械性和普遍性),几何学是其最好的表达。

  奥克肖特在分析理性主义已经霸占了欧洲知识界的基础上,开始对理性主义进行批判。他在"巴别通天塔"3 一文中对理性主义的道德观进行全面的批评。其主要目的�"思考道德生活的形式,特别是当代欧洲文明中道德生活的形式"。

  奥克肖特是从对道德活动的认识开始的。他说:"道德活动可能有好有坏……这是可以替代的行为。这种替代在心灵面前不需要是有意识;道德行为不必要涉及到对一个具体行动的反思性选择。"4 奥克肖特认为道德生活是来自风俗习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认识到道德活动和自然过程之间、人类行为和一般行为之间的区分。对奥克肖特而言,道德活动是艺术,而不是自然;它在行使获得技艺的活动。道德行为存在着替代,但不意味着这种替代需要在心灵面前是一种有意识活动,自我意识的反思和选择先于道德行动。   欧洲人的道德生活是由两种极端形式混合而成的。一种是习惯性道德,即是习惯性行为的道德,其特点是没有自我意识,没有反思性、不了解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简单地说,它是按照行为习惯行动的,或非反思性地遵从传统行为。但是,这却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需要教育。这种道德的获得如同我们对母语学习一样--不是有意识的终身学习。像语言一样,习惯性行为传统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和稳定性特点。奥克肖特也认识到这种道德生活由于没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批评,没有能力进行自我捍卫。这种道德生活是传统在道德领域中具体体现。   第二种道德生活是"对道德原则的反思性运用",表现出自我是有意识地追求道德理想,或反思性地遵从道德规则。第一种道德生活是由习惯带来的,而第二种是由反思带来的。反思道德生活所要求的不仅是决定去遵守道德规则或形成道德理想,而且还要把它们运用到具体的情境去。这种道德生活所需要的不仅是如何去做,而且还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所以面对对手的批评,它有能力捍卫其原则或理想。这就是比第一种道德生活的优越之处。但它的危险是易于束缚并麻痹道德行为,而且它还具有完美主义特点,对整个社会特别有危险。它很难适应环境的变迁。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它易于压制和排斥其他理想。这种道德生活是理性主义在道德领域中的体现。   奥克肖特认为这两种极端形式在道德生活中都很难单独地存在。一个具体的道德生活把这两者都包含在内。尽管在道德生活中,反思性的道德可能压制习惯性道德,但奥克肖特认为这种状况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理想的道德生活本身就是习惯或传统行为的产物。他认为道德理想不先于道德活动,即首先它不是反思性思考的产物,而是人类行为和人类实践的产物。反思性思想是跟着道德行为而来,是用词汇来抽象表达。

  对道德理想的批判与"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对"书本政治"的批判是相一致的。当然,"巴别通天塔"一文不是简单地或主要地对道德理论的哲学批判;它在诊断出欧洲社会的道德困境所在。在奥克肖特看来,在西方道德生活中,在理性主义作用下,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处于主导地位并压制习惯性道德,从而造成了道德上的混乱。他说:"我们文明的道德能量数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应用来建立巴别通天塔;在道德理想这个词的晕眩中,与以前相比,我们对公共行为和私人行为如何行事知道的越来越少。"5

  这种状况是何时开始的呢?奥克肖特认为从17世纪以来,技术至上的种子落入到道德生活中去,形成了道德理想。他追溯到基督教占主导的四个世纪--那个时代,古希腊罗马的传统道德失去重要地位;而且基督教也把自身转化为一种生活方式,从一个小的共同体转变成为一个世界性宗教。由此,欧洲的道德生活在自我意识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得到满足。在实践上,现代欧洲从一开始,在道德生活中,道德理想代替道德习惯。这个困境难以被简单地克服。

  奥克肖特在这个基础上接着分析了理性主义道德观出现与现代历史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现代社会在道德上最为突出特点是个体主义的兴起。他首先分析了个体在现代降临时的状况。他认为个体意识出现在中世纪晚期,由于铁桶式的团体和公社生活开始解体(意大利是这方面的典型),个体自主性的追求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宗教改革更是加剧了这个进程,强加在人性上的枷锁开始松懈。培育和拥有个体性的历史倾向开始由地中海沿岸蔓延到北欧。这个历史倾向的盛衰笼罩在后四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并深刻地影响到欧洲人的行为和生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个体性崛起的影响。   在奥克肖特看来,这种历史倾向在两个领域里得到充分的反映。首先是在伦理理论领域,他举出了霍布斯、康德作为著名个体性道德的代表。其次是以一定的方式反映在政治领域里,"现代代表制民主"或"议会政府"开始出现,并成为一种价值的追求。奥克肖特认为,这种统治和被统治的形式与其解释说成是强调政治参与,还不如说是统治的工具有能力把个体利益转变成一套权利和义务的法权。个体性不是自然的,而是人类的巨大成就;这个成就所要求的是统治工具有能力肯定个体的利益,并反对中世纪存在的封建权利和特权。这个工具最终在具有主权特征的立法团体中找到。立法团体所制定的法律开始赞同个体利益,并提供各种保障。从13世纪到17世纪,通常是用"自由"这个词来表达个体性法权的内容。

  奥克肖特把上述的过程看作是个体取得成功的一面。但并非所有人都能以同样的方式来回应这个新的历史情景。有成功必然有失败。奥克肖特把这个过程的失败者称之�"个体受到挫折"(individual manque)。他用大众人(mass-man)来称呼他们,大众人组成形成了大众(mass)。"大众人"是指构成大众社会的假设性典型人物,受大众标准化信息化传播左右的普通的、无个性和无责任感的人。法国学者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也认为从传统向现代思想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因素。首先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其次是现代科学和工业的突飞猛进,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在这个思想转型的背后是群体力量开始崛起。大众力量摧毁古老的一切权威。大众人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从而使个体性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学者埃里希.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也同样认为由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自由的获得又是人与原始纽带的割裂为代价的。这样人被抛入到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中,自由给人带来的是孤独、恐惧、焦虑和怀疑,使个体与环境之间形成一种紧张关系。个体逃避紧张的心理机制有两个:一是通过爱和工作与外界联系来消除紧张;二是放弃自由,逃避自由。而第二种逃避机制也就成为大众人的一个来源。

  但是,在奥克肖特看来。个体成为大众人之前,另一个必要条件是(除了他天生的能力低下外)他有低人一等的道德感。这种感觉不可避免地是追求个体性的道德化的结果。个体受到挫折已经是在行为领域中有着巨大的无能为力感,而现在又加上痛苦的低人一等的感觉。这最终形成了"反个人"的倾向。当然,具有这种"反个人"倾向的人在欧洲社会的变迁中数量庞大。此时的历史情景为理性主义道德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奥克肖特认为"反个人"倾向也像个体性一样也产生了响应的特征。它不是主张"自由"和"自决",反而强调"平等"和"团结一致"。这种在理性主义指导下的新道德是反个人主义的;它的前提假设是个体性必须被压制。新道德的核心是"共同的善或公共的善"才是人们追求的对象。然而,"共同的善或公共的善"不是由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解释所寻找到的各种各样"善"组成的,而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这个实体是由理性发现的,并由理性提供合法性资源。"共同的善或公共的善"所代表的实体是"共同体"。共同体具有自主性,不是无数的个人汇聚而成的,是一个独立的,有行动能力的主体,在一国疆域内最高的代表是国家。

  除了道德外,"反个人"倾向也对政治领域有着影响。与个人主义所认识到的政治截然对立。"反个人"者认为政治统治者不是"个人利益碰撞的裁判员",而是道德的领导人和共同体的指导者,它们反对议会制政府(不适合他们追求一致性目标)。它们所希望的"民粹政府",奥克肖特认为民粹政府不能等同于民主。"民主",准确地说,是指"政府权威构成的一种方式";而民粹政府被定义为是参与和推进民众利益。以民粹政府名义进行统治的最终结果是政府权力急剧增长。这种权力被认为是扎根于人民当中,当然,这是一种幻觉。大众不需要有思考和见解,他们仅是推动政府权力扩张的动力;大众没有能力为自己作出选择,他们需要领导人来告诉他们,道德准则的内容是什么和如何从事道德行为。在现代意义上,在大众影响下的政治,不是统治的艺术,而是领导的艺术。

  奥克肖特对理性主义道德观的批判是其整个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性主义道德实质上欧洲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对理性主义道德的批判也就转变为是现代性的批判,让人想起了当下非常热闹的后现代思潮。由于奥克肖特是从保守主义立场对此发问,使他与当下具有颠覆性、解构性等特征后现代思潮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没有堕落到对现代欧洲的道德生活解构的地步。因而,他的批判更多的是带有一种建设性特点。

  然而,由于奥克肖特把希望寄托在"传统"上,面临着类似哈贝马斯对迦德默尔发问的同样问题,这就是传统中有好和坏之分,区分的标准到何处寻找?在传统内部所寻找的努力已经是失败了。如果到传统外去寻找,是否又回到理性主义的窠臼中去呢?第二个问题是传统不具备反思性,我们又如何知道我们所做的事符不符合道德准则呢?当然,这些难题是当代保守主义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在当下中国,奥克肖特对理性主义道德观批判的意义在于道德建设能否通过一个强力政权来推行。抑或,这种推行是全能性国家的继续,还是本质上就是理性主义道德观的一个体现,是为了进一步控制思想的需要。问题的另一面是在国家政权推行公民道德建设过程是否在摧毁传统中可能存在着的可转化成现代道德的稀薄的资源。这些问题应当纳入到决策者的视野中去。

注释:
1. [英国] 培根,《新工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80.
2.同上,第2页.
3.The Tower of Babel ,巴别是基督教《圣经》中的一城市名,诺亚的后代拟在此建通天塔,上帝怒其狂妄,使建塔的人操不同的语言,塔因此最终没有建成。奥克肖特用该词是批评理性主义在道德领域中狂妄。但应注意到奥克肖特以"巴别通天塔"为题撰写了两篇不同的文章,一篇是本文所分析的,来自《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及其他论文》,另一篇收录在《论历史及其他论文》中。
4.Paul Franco(1990)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Michael Oakeshot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PP.60.
5.同上,第7页.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2年0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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