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炯然：在“升级”中展示的荒诞--评康晓光的逻辑断裂
　　　　　　　　　　　　　

一．显赫的学者“升级”

　　终于，康晓光先生将自己的话语梳理一番，镶嵌在“儒化”主张的更大的框架中。“儒化”主张囊括了“中国特殊论”、“文化民族主义”、“仁政权威”、“行政吸纳政治”、“合作主义国家”等等康晓光式的命题言说。
　　
　　本来，笔者对他的一系列一直有所关注，感到其思路有问题，到底“弯”在什么地方又似乎难以把握。这回好了，康晓光先生自己的整合工作使“论敌”的讨论和思考也随之清晰起来。“弯”在什么地方呢？不只一个地方。“儒化”的确堪称一个更大的表述框架，是与近年中国思潮中新权威主义、政治保守主义等大体合拍、又独具特色的一套思维路径。我相信，如果只“弯”在一个地方，无论是重要的理论依托还是枝节末梢的环节，康晓光还有可能自我止步，因为他至少在追求独立思考，至少表现出结构平衡和逻辑自恰的某种愿望。而正是这样的至少，至少让我们即使在争鸣中也能对他有某种走向自恰的过程性期待。
　　
　　然而，答案出来了：他不止“弯”在一个地方，或者说一步“崴泥”造成的偏差与多处偏差之间形成了一种“互补”，而共同构成了一种康晓光式的“自恰”。于是，基于“这些想法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在逻辑”，康晓光从自我梳理中诞生了一种自以为是的自豪和自信。他说：“我之所以‘要’挽狂澜于既倒，那是因为我相信我‘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我相信胜利最终一定会属于我。”
　　
　　而恰恰是这种自豪，使他向着脱离严肃理性的偏执严重倾斜。本来，在思潮纷呈之中独树一帜，自有多元探讨和碰撞交流中的价值；从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中汲取思想资源，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遗憾的是，康晓光颓废着落入一种庸俗，将自己的“儒化”主张当成惟一的救国大纛，将自由民主主义宣称为“误国误民”的祸殃之端，似乎在自诩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肇者--那位汉代的公羊派领袖。这时的康晓光完成了一种双重的升级：一方面，将自己的言论升级为“仁政蓝图”；另一方面，将探讨升级为“要确立仁政的合法性，就必须建立儒家文化的霸权。同样，要确立民主的合法性，就必须建立西方文化的霸权。”话说到这份儿上，问题严重了。
　　
　　我们不想失去学者康晓光，观点的不同并不影响相互的敬意，而康晓光的刻意“升级”却令人痛心。希望沉湎于自豪中的康晓光还能够听得进去商榷与探讨。本文仅从思维逻辑的层面针对康氏自己十分看重的“想法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在逻辑”提出质疑。
　　
二．严重的逻辑悖论

　　康晓光说：“资产阶级最喜爱的东西是‘钱’，而不是‘民主’。事实证明，如果专制制度能够比民主制度带来更多的利润，那么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选择专制。”在列举了大量“实事根据”的基础上，康晓光的结论是：“经济精英已经成为权威主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根本不可能挑战这一体制，相反，还要极力地维护这一体制。实际上，在中国，市场经济支持专制政治，经济精英是政治精英的盟友。”既然市场经济与专制政治是如此如胶似漆的联姻，那么又怎能指望市场经济制约权威呢？康晓光为了给“仁政权威”能够持续坚持“恻隐之心”寻找保障，轻而易举地为市场经济进行了一番“变性整容”，到了“合作主义国家”那里，市场经济不再考虑利润不利润，也不再“毫不犹豫地选择专制”，而莫名其妙地摇身一变：“市场也是一种制衡的机制。市场是社会制约政府的最强有力的武器。” 这里一前一后的两种表述，简直难以相信是出于同一学者之口。康氏言论中随处可见的思维混乱，此为醒目的一斑。

　　进而，按照美好的“合作主义”蓝图，“仁慈的权威主义、市场经济、法团主义、福利国家、儒教”和平共处于一个“混合政体”中。康晓光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表述：市场经济和专制政治不仅联手禁止独立工会，压制舆论，降低环境标准，还通过权钱勾结和裙带关系共同经营腐败政治，许多经济精英又入党、进入政府人大政协等等。如此亲如一家、高度融合，怎么可能经过一番“离异”而分解为一种各自自治、各自约束的“混合政体”呢？不知经过什么样的“儒化”教育，使市场经济从“赢家通吃”的本性完成了脱胎换骨？！
　　
　　康晓光在批判宪政民主时所抨击的理论设置，突然而直接地被挪用为自己的“合作主义国家”的理论设置。同样的理论设置，在宪政民主那里受到他无情的抨击，而在“合作主义国家那里”未经任何改变就“置换”成了自己的理论依据。这种奇而怪哉的论证方式在康晓光那里竟堂而皇之。他在批判“共同底线”时说：‘共同底线论’着眼于各派的‘共同价值’，并希望据此建立对抗权威主义政权的‘统一战线’。要知道，在理论分歧的背后是利益分歧和阶级对立。不同的阶级拥有不同的利益，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和社会的制度建置也有不同的要求，几乎不可能找到一种令各阶级皆大欢喜的解决方案。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各个阶级有一致的利益，但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也相当深刻，所以很难建立一种有实际意义的‘共同底线’，更不用说在此基础上建立有效的‘统一战线’。”
　　
　　好吧，就按照康晓光的观点，无论“共同底线”还是“统一战线”都因“阶级之间利益冲突相当深刻”而无法成立，那么何以“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合作主义国家”中就不再深刻、不再激烈了？何以各个阶级都可以相安无事地分权、自治、制衡、分享了？康晓光说：“在市场席卷全球的时代，如果说十三亿中国人真有什么‘共同底线’的话，那么这‘共同底线’就是‘合作主义国家’！”为什么一到“合作主义国家”担当“共同底线”的时候，就不再是“自以为聪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既然“涉及到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即使是临时性的统一战线也不可能存在。”那么为什么一到“合作主义国家”，阶级对立和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就全部偃旗息鼓、皆大欢喜？原来，康式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利益冲突”理论，也是一种“双重标准”式的理论，斗争、冲突、对立等等，只是康式导演牵动的一出戏剧性情节，批判宪政民主时风云激荡，支撑合作主义时风平浪静。
　　
　　同样的荒谬继续延伸：“市场经济、法团主义式的协商机制提供了阶级合作的平台”。但是，我们实在不明白，“协商机制”是如何形成的？由于“法团主义”的加入，合作的阶级显然已经包括了工农大众、或曰下层。本来，康晓光对于现实中国“精英联盟”的描述，已经为向所谓“仁政”蓝图中精英之间的自治、制衡格局的转化留下了毫无填补的大段空白，而关于“阶级合作平台”的搭建，留下的更是毫无基础可言的沙滩。康先生是这样描述现实中国“阶级对立”的：“现在，精英对大众的掠夺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血汗工厂’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贪婪。连农民工的血汗工资，他们都要拖欠、赖账。这已经不是血汗工厂的问题了，而是一种明火执仗地欺诈和抢劫。我骗你来给我干活，然后呢，我靠暴力把你撵走。这种暴力有资本家收买的民间暴力--黑社会，还要加上政府的暴力--警察、武警。而且搞这种欺诈和抢劫的，不仅仅是资本家，还有各级政府，更多的是官商勾结。所以，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为富不仁’，还有‘为政不仁’。我经常说，对于当代中国，不要奢谈什么公正，我们所能够期待的只能是‘可持续地掠夺，有节制地压榨’。这就是我敢于梦想的最高理想了！”--根本无法奢谈“公正”的中国，却可以大谈阔谈“阶级合作”。康式的阶级对立不见了。行“仁政”了，哪里还有疯狂掠夺，哪里还有拖欠赖账，哪里还有为富不仁？更令人迷惑的是，“阶级合作”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各阶级之间的生死较量”而导致的。
　　
　　康式的“仁政”之所以是荒谬的蓝图，原因之一就是建立在逻辑混乱的思维“体系”上。悖论式的、断裂式的逻辑漏洞比比皆是。王思睿批评道：“阶级调和论是民主国家的理论前提，阶级斗争论是专政国家的理论前提。这两种理论架构本身是对立的，但其倡导者都相信自己的理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康晓光的‘合作主义国家’则缺乏理论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他用阶级斗争论批评西方民主国家，用‘仁政论’来诠释他心目中的合作主义国家。”而康晓光对于这种批评的回应是：“‘合作主义国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推论。它没有马克思主义那么复杂精致，也没有那么大的理论雄心，不打算提出一个覆盖人类全部历史和未来经验的历史哲学。它只是对现实的回应，只是希望未来比现在更加公正。仅此而已！这里不存在什么‘经济决定论’、‘阶级统治论’、‘阶级分权论’之间的冲突，因而也不存在王思睿所谓的‘缺乏理论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这算是一种什么“回应”呢？“合作主义国家”的确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推论，但是康晓光对现实利益冲突、阶级对立的表述却明明是马克思主义的推论，对自由民主和宪政民主的批判也明明是马克思主义的推论。这里并没有因为“复杂精致”或“理论雄心”的障碍而不借助马克思主义。而在“合作主义国家”却“仅此而已”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一致性和连贯性岂不是同时被抛弃了？“仁政蓝图”宣言式的恢宏不可能掩盖逻辑断裂和思想苍白。
　　
　　康晓光在《论合作主义国家》中说：“统治者总是希望垄断国家权力，并千方百计地利用它来扩大自己的利益。他们总是倾向于尽可能地压榨被统治者。在民族国家时代，统治者往往自称是国家利益的代表，但实际上国家利益仅仅是他们包装自己一己私利的道具，他们根本不可能超越私利，去关心、追求、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
　　
　　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说：“在合作主义国家中，政府是国家利益的天然代表，由于政府具有独立性，因而有能力禁止资本家或劳动以国家利益名义扩大本阶级的利益。这一体制也能够更好地维护大众的根本利益。”
　　
　　这里大相径庭的两段文字，各自清晰着相加成严重的思维混乱。难道“合作主义国家”已经超出了“民族国家时代”？如果“合作主义国家”根本不属于“民族国家”，而是一种遥远天国的乌托邦，那么康晓光的“中国特殊论”又该如何解释？“特殊”的中国不仅不遥远和超越，而且明明是康晓光自己反复强调的立足于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儒化主张明明将目光强烈地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搬出亨廷顿对人类文明的划分，所有这些都表明合作主义国家没有、也丝毫不可能超越、脱离民族国家，但是统治者的表现却可以与康先生自己的规定截然相反。
　　
　　统观康晓光言论，阶级斗争从尖锐对立冲突到和谐合作；市场经济从“赢家通吃”到理性自治；三大精英群体从密切勾结到互相制衡；劳动大众从被残酷压榨到可以“分享”资源、利益、甚至“分享”权力；统治者从“总是”垄断权力到“天然”代表国家利益，而且从与经济精英密切勾结到“禁止资本家”扩大本阶级利益，再从“采取严厉的控制”封杀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到需要并允许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知识分子从被压制打击、被收买利诱到“成为统治者”……。如此的乾坤倒转、天翻地覆，在康晓光的言论中，就好像一番旅游一样轻松潇洒。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决不仅仅是“政治格局”的变化，更包括了市场经济属性和价值取向的变化，包括了资本家、统治者、劳动大众、知识分子等各自社会属性及地位功能的变化，包括了权力本质特征和和发展趋势的变化，包括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甚至包括了严重依赖政治体制条件的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等命运的变化……。除非用“双重标准”的理论依据，除非一手举起“物莫不陷也”之矛；一手举起“物莫能陷也”之盾，否则，能指望哪一位严肃的学者如此“举重若轻”地完成“旅游”？能指望哪一位坚持逻辑一贯性的思想者能够享受“鬻矛与盾者”的潇洒？
　　
　　三．蹩脚的组合拼装
　　
　　康晓光在自我辩解中之所以举起“不那么复杂精致”、“没有那么大理论雄心”的挡箭牌，是为了回避理论上的自相矛盾；之所以说“只是对现实的回应”，是想逃避到社会现实的操作层面而发挥自己主张上（应该读作愿望上或幌子上）的“实用性”。
　　
　　当我们来到现实层面的时候，发现康晓光在无法给出系统严谨逻辑支撑的情况下，的确尝试着给出“可能性”的修补：
　　
　　“‘合作主义国家’承认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这一事实，并且把阶级看作为‘理性经济人’，相信政治格局是各个阶级生死较量的结果。这就是建立‘合作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理论前提。”--就在“对现实的回应”中，康晓光无可避免地拽回“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没有走远，幽灵般潜回“现实”的舞台。然而，在“各个阶级生死较量”和“合作主义国家”的政治格局之间，决不可能用“结果”两个字轻率地带过。请问：生死较量难道就可以导致“阶级合作”或“仁政”的政治格局吗？ 如果阶级斗争不可调和--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说“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那么就只能导致阶级专政；如果阶级斗争可以调和，那么民主政治必定“总是”虚假的判断就失去了依据。--康晓光没有绕得过去！“合作主义国家”的这一“理论前提”无法成立。
　　
　　还是诉求“仁政”吧。然而“生死较量”和“仁政”绝非同一思想体系，尽管康先生一直在自己的言论中左右逢源地两者都不放弃，但始终难以拧成哪怕是很蹩脚的一支麻花。
　　
　　但是在康那里，“仁政”并没有获得“理论前提”的资格，而是首先在合法性问题上被展开，然后又波及整个框架的。可叹的是，康先生在合法性与道统问题上，是一堆需要专门对付的更为纠缠不清的乱麻。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在“现实”的舞台上拼装出一台戏剧的问题。
　　
　　康晓光的意思是，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通过“生死较量”，在现代社会（而且一定要借助经济全球化），在“特殊的中国”已经实现“次坏的权威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完成四项任务就可以实现向“合作主义国家”的转化：
　　
　　第一，统治集团必须约束自己的权力、提高行政效率，即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权威主义政府。第二，限制经济精英的非法利益，同时完善法治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但要坚决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利。第三，扩大知识阶级的权利，特别是要保证他们的言论、出版和学术自由。第四，保护大众的基本权利，建立法团主义体制和福利国家。
　　
　　请注意这四项任务！四项当中哪一项是出于“中国特殊论”和“文化民族主义”呢？哪一项与康晓光所激烈抨击的“自由民主”有本质不同呢？哪一项是正宗本土资源因而属于“儒家文化霸权”呢？
　　
　　康晓光信誓旦旦地说：“西方式民主，作为工具是没用的，作为价值是不好的。说它‘没用’是指它不一定能解决政治腐败问题，不一定能打破官商勾结，不一定能保护大众的利益，也不一定能限制精英的掠夺，相反，还有可能带来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国家分裂。”--这是在强调“中国特殊”、强调权威主义、批判自由民主、宪政民主时所说的；而康晓光又说：“政治如何体现民意？这是现代儒家面对的一种挑战。而且儒家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并不多。我们必须向现代政治学说和政治实践借鉴。”--这是在完善“仁政蓝图”时说的。当然，借鉴的是“现代政治学说和政治实践”，而不是民主化。
　　
　　那么请问：如果统治集团约束了自己的权力，和“民主化”是什么关系？如果完善保护经济精英的合法权益，与宪政民主有多远距离？如果扩大知识分子的权利，特别是实现了言论、出版和学术自由，又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自由主义”？而且，当一个政府能够“保证大众的基本权利”的时候，无论是“工具”的还是“价值”的民主可能被“反这个潮流”而拒之门外吗？总之，如果四项任务都完成了，“现代政治学说和政治实践”当中自由民主的思想资源被“盗用”了多少？
　　
　　“我认为，”康晓光曾经宣布：“对于中国来说，既能保留现实的优点，又能克服现实的缺点，非‘仁政’莫属。”既然如此，又何苦自叹“儒家的知识储备不多”？何苦在“反潮流”、“挽狂澜于即倒”的战斗关口，在两个“文化霸权”的冲突前沿，竟然放开门户，认“敌”为友，自乱阵营呢？
　　
　　大兵已动，粮草未行。突然发现需要借助人家的粮草，可是此时却忘了，自己早就把人家的粮草全都一把火烧光了。
　　
　　问题在于，康晓光“仁政”主张是一个从总体上不能自圆其说的拼装组合的体系。在中国现实部分分成两块，一块是成绩，即高效率和稳定；另一块是问题，即不公平和缺乏合法性。由于成绩斐然而构成“中国特殊论”的核心依据，由于问题严重而需要改弦更张。“我们的任务是把好的东西保留下来，把不好的东西克服掉。”而在中国未来--即“蓝图”部分，也分成两块，一块是仁政，另一块是“向现代政治学说和政治实践借鉴”。分成四大块何其简单潦草，这种主观的肢解，也在表明个别有着自创体系之雄心的学者，所推出的庞大恢宏怎样拙劣地对应着内在的割裂。中国历史与现状行就这样成了躺在手术台上的受难者，面对着具有外科专家之名头和勇气的实习生。然而更惨痛的是，四大块还必须接受思想资源上无内在联系的硬性分派与搭配。--受难者将被输入血型不同的混合液。
　　
　　我们把以上四块分别称为ＡＢＣＤ。在Ａ块那里，自由民主主义绝无立锥之地，从《中国特殊论》到这次总体梳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发展“效率”和政治稳定格局，是权威主义的功劳。在Ｂ块那里，自由民主主义的思想资源是批判对象，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所以“次坏的权威主义”必须转向仁政的更好的权威主义。在Ｃ块那里，是儒家仁政与“行政吸纳”、精英制衡，总之是“仁慈的权威主义”。在Ｄ块那里，由自由民主主义进行补台。
　　
　　很奇妙啊。当论证权威主义的时候，自由民主主义罪莫大焉；当论证仁政蓝图的时候，自由民主主义被弃如敝屐；当论证合作主义的时候，自由民主主义再被请回来；当儒化的拼装很不“完善”而有重大缺陷的时候，自由民主主义在关键部位补台而没有名份。一篇在核心部位靠“盗版”而“天衣无缝”的文章，不仅署名是自己的，而且还要以侵权对象为批判对象。这种拼装式的“构思”可谓奇妙，文章大概也不会缺少“气势”，但一定会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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