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如何失去全球金融大国的地位的?
周虎

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是中国金融史上的重要一年，这一年解除了"银禁"，法律上允许使用白银，白银流通更趋普遍，成为正式通货。这意味着明朝纸币制度的瓦解。明中叶后，中国贸易出超，白银大量涌入，加之政府库藏和银矿开采所得，白银来源充裕，其货币地位得以确立。清承明制，白银为主要货币，辅以铜钱。纸币时代彻底结束了。至清嘉靖年间，白银大量流入，甚至引起"银贱铜贵"。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白银时代，中国是当时经济产出的头号大国，国民生产总值居于全球之冠，达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约30％；同时，中国也是国际贸易的强国、顺差大国。当时，中国确确实实是全球金融活动的中心，是名副其实的全球金融大国。
然而，十九世纪的中国失去了国际金融的主要参与者的地位，并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处于金融活动的最低潮，事实上退出了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白银出超、法币崩溃和实物经济构成了作为全球金融大国－中国衰落的三部曲。然而，20年开放改革与10年市场经济建设又再次看到中国成为全球金融大国的前景。

一． 金属铸币时代：白银出超
中国在明清年间的金融繁盛是主要基于自身经济稳定与发展的原因，在清代的中期，国际贸易的推动使中国成为国际金融强国。这主要得益于大洲贸易，尤其是欧洲与亚洲的贸易关系。贡德·弗兰克在其名著《白银资本》一书中指出，"中国人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弗兰克认为，15世纪到18世纪末，是亚洲的时代。尤其是中国与印度，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的中心。全球白银产量的一半最终抵达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
欧洲自古就与亚洲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当阿拉伯世界兴起并成功地控制了欧亚贸易的陆路通道后，欧洲便开始寻求欧亚贸易的海上通道。这给欧洲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美洲的发现。欧洲建立了对于美洲的殖民体系，欧美大洲贸易是建立在殖民主义的不平等体制下的。欧洲取得了美洲的白银使其又能力积极地开展对亚洲的贸易。但是，正如欧洲没有能力在军事上打败西亚的土耳其帝国一样，其在贸易上也难以取得对于东亚洲中国的优势，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欧亚贸易的欧洲先锋－英国开始谋求参与亚洲之间的贸易以获得利益，这种情况没有改变其不利地位，于是在英国取得孟加拉之后，大肆利用后者的罂粟产出而转销中国。鸦片贸易逆转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优势，中国开始了长期的白银外流的历史。
大洲贸易关系的逆转改变了固有的全球金融关系，亚洲从其全球金融中心的宝座上急速地下滑，境况持续恶化，中国也丧失了全球金融强国的地位。这一历史变化可以用美洲白银和孟加拉的罂粟加以解释，但不全面。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大洲贸易已经在海路贸易基础上形成大西洋三角体系，亚洲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已逐渐边缘化，中国排斥贸易平衡的"自大"和天朝的"自尊"反而彰显出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脆弱，改写欧亚贸易的历史机遇已经形成。从某种角度说，鸦片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
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大洲贸易方式的转变，其中陆路贸易体系转换为海路贸易体系最为突出。西欧拥有海航的商业与军事的优势，这种优势在金属本位货币的条件下，更直接地刺激了海上军事力量与贸易力量的结合，尤其是在欧洲实现了对美洲的殖民化之后，其有能力实现欧美两大洲的贸易优势的结合，近而将其用于对亚洲的海上贸易的扩展。陆路贸易带有较多的易货贸易特征，对于国际收支的金融压力要小一些。贸易国政府在陆路体系下往往拥有较强的经济管制体系，可以有效地控制贸易。但是，这些在海路贸易体系下则难以施展。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中国建立了国家信用货币体系，白银就可能作为货币发行的储备受到国家的金融管制，这便有助于克服白银外流。但是，早在明英宗正统元年中国就事实上放弃了自北宋开启的国家信用体系的千年尝试。原因在于，大明宝钞作为国家信用纸币体系引发了通货膨胀，清也是基于同样的担心而实行白银的银量制与铜的制钱相结合的货币体系。从长远来看，弃绝国家信用纸币制度是一种货币制度的倒退，事实上，走出白银崩溃的制度努力依然依赖国家信用纸币体系的建立。
没有实现白银本位下的国家纸币体系的确立使中国没有能力通过国家手段保持其全球金融大国的地位，任由肮脏的鸦片贸易掠走大量的白银，最终瓦解中国的金属货币体系。中国大量地输出白银，改变了全球金融格局，那些取自美洲的白银经由东亚重又回流到伦敦，进而回流到美国。这种贸易关系的逆转还曾一度引发了金融危机，1837年大量回流的白银促使美国白银贬值而迫使白银退出流通。鸦片贸易引发的白银危机瓦解中国的货币体系，也极大地改变了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格局。事实上，中国丧失全球金融大国的地位，改写了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历史。

二． 纸币信用时代：法币崩溃
在19世纪的后60年和20世纪初，中国的内战与外战产生了大量的对外债务，白银加速外流。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中的美国实行"白银政策"，颁行《购银法案》，这一新政引发国际银价高涨，中国作为当时国际上的三大银本位制国家（又非产银国），白银外流较鸦片贸易的结果为甚，实现通货管理、发行国家信用纸币，切断银价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成为币制改革的主要方向。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将法币与英镑联系；次年，签署《中美白银协定》，实现法币同美元与英镑的分别联系。经历了国际贸易中的鸦片入超和大萧条中的国际银价高涨两次打击，中国放弃沿用了500年（1436－1935）的白银货币体系，重归国家信用纸币体系。
"法币政策"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是中国近代货币制度的重要一环。但是，这一币制改革缺乏必要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条件。国民政府从未在事实上控制全国，抗战与内战打碎了初创的金融体制，法币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不同时期不同势力的排挤，加上战时财政吃紧，法币通货膨涨态势高热。1942年，法币切断同英镑的联系，但与美元联系，汇价大跌。抗战胜利后，美元更大量流入中国，泛滥中国市场，成为事实上的流通手段。国民政府允许敌伪银行展续，敌伪币续存，全货币体系混乱不堪。战后重建所需大量的投资家大了信用投放，法币通胀甚巨。内战爆发后，战事多变，投机行情大发；外汇出逃；法币覆盖区萎缩。结果，法币发行速度落后于物价上涨速度，法币恶性通货膨胀高起；法币当局没有切断法币与黄金和外汇的关系，市场极度混乱。结果，法币总崩溃。继法币崩溃之后，更有金圆券和银元券溃决。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后期，中国事实上发生了人类金融史上最为惊人、规模最为巨大的金融溃败，崩溃的中心是货币危机。崩溃的原因有历史因素，也存在严重的管理失败，其中，金融当局没有下决心并有效地实现法币的不可兑换是一个关键因素。其结果说明中国没能在历史瞬间实现乱中求治的"奇迹"。

三． 计划经济时代：实物经济
法币崩溃在中国埋葬了"金（属）本位"，以致在战后长期普遍地终结了商业信用关系。财政在共和国建国之初是以华北山区的谷物小米为计算单位的。黄仁宇称，中国唐代是五谷杂粮的财政，而两宋的经济是江南的水上经济，财政以水稻计量，所以出现了王安石的商业化财政改革。但是二十世纪中中国的金融崩溃事实上使得中国的财政起点倒退到了一千余年，金融关系也全面萎缩，金融沦为财政的薄记。货币发行逐步地过渡到以粮食和煤炭为基础的实物货币本位制。土地非货币化与非资本化、谷物交易非货币化；黄金市场与外汇市场事实上终止了半个世纪余。投资与消费长期吃紧，不得不采取全面的计划控制；实物工资替代货币工资，城市长期依赖人口实物配给；商品流通事实上不能货币化，而是辅以票证的计划配给。对外贸易也大幅缩水，事实上是广州一口通商。五十年代，毛泽东狂想粮食产量与钢铁产量能够随着胆量和干劲而激增，结果病态的努力造就了数千万人口的消亡；之后，奢望依靠精神与文化重建来保持稳定的努力形成了迁延更为深广的内部斗争，近临内战边缘。事实上，共和国的实物经济建设一直是在缺少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极端匮乏的条件下进行的，短缺经济是持续若干年的顽症。
这种情况一直到邓小平时代才得到改变。

四． 中国是否能够重返全球金融大国之列?

l 实体经济产出迅猛飚升，金融实力有待稳步提高
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实物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甚至新世纪伊始就被称�"世界的工厂"。伴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种生产优势正在稳步地转换为贸易优势。
但是，中国在金融实力方面还非常脆弱。货币经济尚未能覆盖占GDP近五分之一的粮食交易，粮食流通体制尚未市场化，并存在大量的强制信用关系。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的农民生产百分之二十的农产品，而没有实现粮食市场流通的商品化和货币化，这是一个长期制约金融发展的脆弱点。中国的土地在近二十年是逐渐地商业化，并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房地产业市场，但是土地的货币化问题没有解决。这将在长期制约中国金融实力的大幅提高。
保持经济生产的稳定发展，适时地扩大货币经济范畴，对于金融成长与稳定的意义殊为重要。这构成了金融稳定成长的经济基础。

l 国际贸易强劲扩展，人民币有待实现自由兑换
虽然在中国的周边地区的贸易中，人民币的地位得到支持，但是在中国大宗的对外贸易中，美元依然是主要的结算与支付货币。中国在加入WTO之后获得国际贸易的优势地位后，是否会受制于美元的压制，而出现类似"日元矮化"的局面呢？这种局面会因为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尤其是在逐渐取代日本而成为东亚的经济领头羊时，会变得十分尖锐。从生产大国越升为国际贸易大国之后的中国，必须拥有与之相适应的国际货币的支持。人民币是否能够承担这种历史使命和战略构想，是一个关乎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居于何种地位的历史性命题。
推进贸易的大发展，适时地扩大人民币的自由度和市场化，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对于人民币货币职能的国际稳定至为重要。这将决定中国金融的国际生长空间。

l 稳定金融职能，实现金融发展
稳定金融职能是实现金融发展的基础与源泉，中长期的金融发展战略事实上是以稳定金融职能的管制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为基础的。
中国金融稳定在国内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作用：首先，银行体系的呆、坏账比例过高。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账比例超过四分之一，而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量占整个信贷市场总量的百分之七十。如果出现大的失误，很可能出现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丧失信心的金融崩溃。中国的直接金融总量不大，但是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其次，上市公司质量不高，而总体经济管制环境又过于宽松。其中，企业的独立性与监管当局的独立性都值得深刻省察。如果不能实现不良金融机构的及时退出市场，很可能造就一个过度退出的时间段，而日本就是在这样时间段里一蹶不振的。债务整理和金融机构的股权改革是缓解压力的方法之一，但是，不进行深刻而广泛的金融改革是危险的。 中国金融管制体系的建设是中国金融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从中长期来看，金融管制的目标就在于稳定金融职能，包括货币的职能、金融市场的职能与金融中介的职能。金融职能得到稳定才谈得上金融健康发展，那些以牺牲金融职能稳定为代价的政策考虑，虽然有助于实现一些表面的短期目标，但是，对于中国金融长期稳定发展是有害的。金融的市场波动尤其是价格波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经济社会丧失对于货币、金融市场或金融中介等金融职能稳定的信心。这种关于金融职能的信心危机在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得到解决，而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则是一个相对长期的历史任务。
中国金融管制是计划与发展的混合物，既有前前苏联计划控制体系的遗留，也有日本"发展造"政策金融模式的影响，现今又强烈地受到美国市场为主的金融模式的吸引；同时，金融市场的发展糅入了更为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这使中国金融管制体系复杂化。
近期来看，一个重要的理论与政策实践的课题就是，如何看待金融体制改革与完善金融管制的关系？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推进金融市场化，强调放松既有的政府控制。在此过程中，政府是否能够积极地保有稳定金融职能的主动权？如果政府有效地推进了金融市场化的体制改革，却没有能够建立起稳定金融职能的管制体系，形成有效的监管力量的话，中国金融中长期发展的目标就难以实现。金融危机的多发、频发和大发的现实，说明金融市场化改革必须与金融职能稳定结合起来。理论认识上，危机理论和发展理论应当受到同等的重视，并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金融中介机构的经营实力和提升其管理水平与效率，同加强政府的管制与监管能力，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必须给予同等的重视，核心就是要稳定金融职能。

周虎
为<银行家>杂志撰
2002年9月17日
北京翠微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