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周国文 [天府评论 www.028cn.com]
杜维明称儒学为“哲学的人学”，源远流长的儒家学说从文化发
展的的角度而言，主要是一种精神文化传统，是一种文化伦理精神。
它是具有人文主义特色的以人为伦理主体的文化精神，也代表了一种
既入世又超越的人生态度。可以说它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中
国哲学的化身。儒学的理论理系从其特有的伦理角度出发，观察宇宙，
体验自身，奠定了儒家文化的主体，也创造了中国人的文化生命。
那么我们联系到“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这个命题时，也就是考
察儒学与现代社会的撞击、接轨与发展，考察其中儒学对现代社会的
贡献以及在新的条件下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发挥儒学的社会功
能。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言：“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盲目反孔的时
代也已经过去。”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在思维上破除两种实用观点，即
政治上的实用观点和经济上的实用观点。前者表现为为了现实政治斗
争的需要在主观上任意褒贬儒家学说及其思想；后者则不看实质，只
就表面去看儒家思想与现代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不仅
肢解了儒家思想的整体，也存在主观杜撰之嫌。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儒学都应有它的位置。一
方面儒学需要参与到现代化的行列中，另一方面现代化的行列也需要
儒学的参与。而儒学与现代社会的相邂逅也曾经历了一个由冲突到协
调的过程。儒学的现代化是一种历史使命。历史上儒学本身的不断发
展与演变，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现代化。
突现儒家人文传统的现代新儒家的崛起，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
示：传统文化之核可演化成社会变革的精神文化之果。中国文化与中
华民族，必须二者是同时站立起来，藉此建立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合
一的大生命。那么由此我们关注在现代社会儒学形形色色遭遇，也就
看到了儒学的命运和前途。
一
儒家学说是东方文化的瑰宝，其源流无疑是自孔子开始。孔子继
承殷国奴隶制时期的天命观和祖先崇拜，对源于巫术神化的“周礼”，
结合氏族血缘的宋法观念作了进一步的改造和完善，剔除了原始宗教
的虚幻色彩，更多地保留了其中符合血缘、祖先崇拜的礼仪形式和内
在含义，并将其广泛推及到日常伦理生活中，使之内在的宗教意识进
一步世俗生活化，日常伦理化，从而创立了儒家文化。
儒家就其思想实质上是对墨、法、道家的广博蕴含，这也就决定
了儒学的发展道路是开放的。就早期儒家来说，孔、孟、荀三者有相
当大的区别。后来，西汉董仲舒吸收了阴阳、神仙等家思想建立了汉
代儒学，宋明时期又兼容道、佛思想形成的理学体系。因此无论从内
容还是形式来说，都与早期儒学迥然不同。
但是我们都把它们称之为儒学，这是由于它们都具有儒学所共有
的一般特征。如《汉书·艺术志·诸子略》说：儒家者流“游文于六
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
言，于道为最高。”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凡是以仁、义为行为的最高
准则。注重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从培养完善的价值并主张“修己以
人”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目的的这类学说，都归属于儒学。历史
上儒学虽然历经了无数次变革，但终未脱离儒学的范畴。
现代化有它自己的进程，它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和附属品，
不是完全按照某种意识形态的逻辑前进的。儒学也是在天命观的长期
反思和批判中创立的，是中国文化经历了从神本——君本——民本—
—人本从而达到人道主义的发展阶段的标志。
传统儒家的良知本体作为精神价值的源泉不可能被世俗生活和现
代科技遮蔽。
它不是道德规则，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形而上的精神信仰。作为
儒家哲学思想核心和逻辑起点的心性论，把道德属性当作人的本质属
性，并把它与人的具体生理条件和心理条件相结合，构成为一种具体
的现实存在的人。孟子所言的“君子性，仁义礼智根于心”中，“心”
指主体精神，而“性”指人的本质，本性。“心”、“性”合则论之，
指人的先天道德意识，伦理本性就是其明证。
而同样属于其理论体系的知行论，强调为人之道应在道德上磨炼，
把道德意识变为理性的自觉。因而儒家所重视的不是客观性的知识，
而是与情感意志关系更为密切的实践理性，即人格修养也就是认识原
理，一切对外界的认识，终以道德实践为归宿。先秦儒学面临的是由
于社会大变革所带来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孟上承周文教化，并通过
自己的损益创造，把礼乐法规转化为人自觉的道德实践，从而奠定了
儒家内圣之学的基调。它相信人的理性力量。强调以理主情，以理制
欲，依靠理性的力量进行心理调节，而不是靠宗教式的禁欲主义和对
外在权威的崇拜和信仰。这就直接应战于当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出现
的新的伦常失控和道德危机。儒家学说主张培养意志、净化人的思想，
回到天德良知，“天地之性”中去。
实现一种道德自觉的境界。可以说人伦秩序，道德教化，这是中
国儒学反复论证的主题。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他可以不想念宗教，
却不能够不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于生死关门舍生取义。人类进入现
代文明社会后，作为社会的人，必须规范自己、约束自己，必须用道
德教化自己。这种道德理性的力量在精神领域里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远
不是对物质功利的追求所能达到的。
当然，儒家学说的伦理精神还有着更深的哲理基础。这就是由心
性论——知行论上升到更高理论层次的天人论。儒家天人论以人为本
位看天人关系，把天人合观看作一个整体。儒家以“天”为“命”，
“命”即人性来源。天人合一即确认人从自然中产生，天为人性来源。
“人者、天地之心也”，儒学把人的伦理意识从社会推之于自然，要
求人有理性地开发、利用自然从而达到天人的整体和谐，维护人类的
群体生存，这其实就是人类社会的公共生活规则的表述，说明了现代
人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安身立命的问题。
因此，我们在考量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这个命题时，不仅要注重
儒学的本体论内容与其伦理内涵，更关键的是看儒学的核心精神形态
与合理社会的生活形态是否一致。一般说来，一个现代社会，人们必
须处理的三个层次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对自然的认识，
征服与审美关系，三者必须协调发展；二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即从
属和并列的关系，二者必须和谐共存；三是灵与肉，即精神和肉体的
关系，二者必须在一个共同的层面上找到根基。
而儒学的基本精神是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同时重视群体的社会
秩序，其生命力的表现也正是其现代化的可能。儒学能为现代化服务
的是它的两个精髓部分：（1 ）以“仁”为核心，以君子为理想人格
的道德精神。这种精神在现代社会也可以培养的民族脊梁，使他们在
中华民族重新腾飞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建立起一个以“君子、
仁人”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2 ）以道德责任感为基础的参天地化
育的参与精神，或抨击时政，或参与政治，积极参与社会变革，这也
是现进时代需要的一种精神。
众所周知，尽管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充分发展，物质财富大量
增长，但这并不能解决现代人的生存意义问题。相反，随着工业文明
的展，人的主体意识也大大增强，因而人的“安身立命”问题也日益
突出。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在当前世界拯救危机、重建道德的理性启
蒙运动中，儒家学说将会在再塑过程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就像一
位海外学人所说的一样：“儒学可能会由于暂时的价值和过时的东西
而死亡，然而它将作永恒的价值的综合体而再生，它将变得年轻，并
去为新时代服务——这是一个将西方传统混合为全人类新传统的时代。”
竞争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美德，但竞争毕竟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目
的。当剧烈的竟争走向极端，往往造成现代社会物质的泛滥。精神的
缺乏与人心的沦丧、道德的败坏从而使现代社会走向异化，人也在走
向异化。在此关头引入儒家学说的“普遍和谐”观念就很有必要。它
由“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
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四方面构成，对现代社会具有无可置疑的正面
价值。
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城地位焉，万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岂可须臾离哉？”儒学正是把
“中”与“和”联系在一起的，“和”既是儒家的世界观，也是儒家
的方法论。目前世界，一方面由于过分注重对金钱和物质享受的追求，
造成“自然和谐”的破坏，“人和自然和谐”的失调，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紧张；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享受，又使不少人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
这已成为一种社会病。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化生产的程度高，整个
社会生产成为一个相互紧密联系的有机体，这就更需要有一个祥和和
安定的社会环境。于是在这种需求与背离的两极运动中，重视儒家的
“和为贵”、“普遍和谐”等观念，并预支给它现代意义的解释和发
挥，这将为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甚至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具有积极意义
的经验。并可以更正今日社会所发生的“道德真空”、“欲望膨胀”、
“贪污腐化”、“身心失调”等种种弊病，也可以在国防政治与国家
治理上起到其超乎寻常的效果。象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国际关系“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我国
经济改革中关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政策，都蕴含着“和谐”发展的
思想和方法。因此在采用竞争机制来促产育人的进程中，发挥价值理
性的导向作用，是符合儒学“恕道”、“和谐”精神的。毕竟，人类
的根本追求，文化的根本追求、美学的根本追求都是“和谐”二字。
二
历史上的儒家学说、儒家传统与智慧，不仅代表着中国的过去。
而且也预示着中国的未来，甚至是世界的未来。从1691年西方出现第
一本介绍儒学的书，到十八世纪儒学经典“四书一经”全被翻译出版，
孔夫子一下子成了西方启蒙运动的守护神，其谆谆说教成为启蒙运动
朴实无华的福音。而后在本世纪中叶，从海外崛起的第二次新儒家站
在生命本体的高度，重视文化在历史变革中的巨大作用、重视民族自
身发展中的文化生命的生长与延续问题，对人本身、人存在的意义价
值和自我完善问题以及为类文化的前途和命运苦苦思索，把个人的安
身立命与“家国天下”意识及接续“斯文”，承担“道统”的文化使
命感联系在一起，全力以赴地在终极关怀的层面上重建人的意义世界
和精神家园，把传统儒学的精神发扬光大。
现代新儒家是传统儒学走入现代社会后产生的一批复兴派的代表
人物。他们既希图对儒学作出现代解释，使它为现代化服务，又期望保
持儒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原理、范畴，创造出一个现代化形态的儒学
理论架构，也就是“返本开新”. 按照第一代新儒家梁濑溟的提法：
“（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是人生态度的复兴，就是生活样
法的复兴。”又说：“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是礼乐之兴。”其勾画中国
社会现代化与中国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具体理论纲领，正如现代新儒
家第二代重要人物牟宗三在1959年发表的《道德理想主义》一文中提
出的“开三统”的理论；“道德之肯定”即肯定儒家道德宗教价值；
“学统之开出”即把儒家文化转出知性主体；“政统之继续”即从儒
家开出具有民主科学精神的“新外主”. 现代新儒学是儒家学说与现
代社会接轨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传统儒学在现代意义上的重构。它致
力于理想人格境界的追求和完全自我的塑造，宏扬坦荡、舒展、健全
的精神世界。
当然，我们关注儒学在二十世纪的遭遇，也正是注意到儒学在社
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沉浮与抑扬。我们都知道儒学的核心内容是以“仁”
为中心的伦理和道德教化，从此确立“仁者，人之德也”，并且把
“推已及人”作为实行“仁”的方法。君子要“治国平天下”，首先
必须修身，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提出了”为人之方“，那就是”忠恕之道“. 而孔子以后的历
代儒者均以道德精神修葺着儒学大厦，完善着儒学宝藏，引导人们去
追求一种精神境界。当然，这是有个缺陷：儒家的主体仅仅是一个道
德的主体。还不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特别是生产活动的主体；儒家从
自我道德心灵，道德本性中寻求超越自我的终极存在，这种终极存在
不过是被儒家绝对化了的道德律令，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其关涉到
强烈的社会意识形态功能和直接参与世俗生活的伦理规范途径。因而
儒家的生命超越还只是一种道德生命的超越。因此，当历史进入近现
代，西风东渐时，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呼声乍起。一批以反对
旧儒学的新知识分子，认为儒学不外乎以尧舜之道为理想，以文武周
公之治为目标，显然充满着复古思想，不符合科技时代的要求。确实
汉儒提倡”三纲“、宋儒提倡社教，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妨碍了社
会的发展进步。但是，儒学与现代化的冲突，不是儒学内在本质和现
代化的冲突，而是它在一定时期内表现为外在的现象与现代社会的冲
突。儒学所宣扬的”人之为人“的人格意识（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
主要在于人具有是非善恶意识，即具有道德理性）、刚健自强的积极
入世观念（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称赞”刚毅“品德，”无
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及其关于社会责任心的思想（孟子引述大
禹、后稷的态度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
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回，易地则智然“）从这
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学不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和恒常价值。
所以现代新儒家顶风而立，消化吸收西方文化，随结宋明儒学，
实现了儒爱的现代转型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道德意识和“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他们面对道德危机、信仰崩溃，
人际关系疏离以及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倡导儒
学、研究儒学、信仰儒学，并通过创造的转化并援西学入儒，以与现
代生活相联系。
就象现代新儒家牟宗三所强调的，中国哲学的“着重点是生命与
德性，它的出发点或进路是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是践仁成圣的道德
实践。”他们从采明理学入手，肯定心性之学为儒家的主流思想，并
把儒家的基本精神归结为“内圣外主”，其所谓以内圣之学开出“新
外王”的努力，其实也就是想念儒家伦理精神的辐射作用，能够及于
现代社会，并力图在现代化现代化过程中去发扬这种精神。
科技在走向进步，但文明社会却在走向败坏的边缘。英国历史学
家汤因此说：“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处于优势以来，人类的生
存没有比今天再危险的时代了”，“不道德的程度已近似悲剧。而且，
社会管理也很糟糕。”他认为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是解决现代
社会伦理问题所必需的。八十年代末，一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巴黎
会议宣言也倡言：“人类要在廿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需到二千五百
多年前的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机会。”看来，人类要维系共同命运，
还不能抛弃儒学。儒学无论在新旧时期，都强调道德的自觉，强调道
德的力量，强调人对知识的自觉。然而在科技世界的东西方，人们愈
来愈体会到物质愈文明，精神愈空虚，人人都只是“心为形役”，除
着“为两餐”之外就无所寄托；而儒家学说则在“治国平天下”的基
本论述以外，兼亦侧重“养性”，主张“修身齐家”与“爱众亲仁”，
尤其在提倡躬行力践，推动社会的进步方面，更有着无尽无涯的启发
性。儒学主张伦理主体以积极主动的精神去实现社会关系，以便个体
自我能在社会群体中“安身”. 这样即可避免因主体意识的发展而导
致的个体与社会、自我与群体的对立，以及由这种对立而产生的社会
反文化倾向。孔子的“仅求清己”、“内自省”，孟子的“扩充四端、
尽心知性知天”，荀子的“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
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都是一以贯之地坚持通过“内
省”的理性来拯救人。而且儒家本体性伦理主张一切个体从自我内在
的心灵深处去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从而真正达到了由本体自我“立
命”. 说到底，一种价值观念只有推进了现代社会的健全发展，才能
取得指导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精神资格。而东亚儒学文化圈内日本的
跨入经济大国行列与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也都在表明儒学不仅不
是现代化的障碍，而且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助力。然而现代化不只是一
个时代的概念，还具有一种时代的特征和精神。西方罗马俱乐部的学
者们在考察现代化的过程中，指出了人类面临的三在问题：一、资源
短缺；二、生态失衡；三、环境污染。追根溯源，这三大问题都不是
自然所强加于人的，而是由人类自身造成的。其性质，都是人和自然
之间的交际问题。如果我们考量列儒家学说，就会发觉儒教精神和伦
理将是克服西洋文化局限的整个世界性的精神财富。
毕竟这三个问题的出现，是经济发展走向悖论的产物，它给我们
提出了人与自然如何达到“和谐”的课题。而儒学由其道德哲学所推
衍而出的世界观中的整体观、有机观、发展观、价值观，无疑对这些
问题的解决起到了警醒的作用。儒学中强调的“开物成务”，“利用
厚生”表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也是双向的，互利的，还需要讲“辅相
天地之宜”，不能只有勤索，没有补偿。儒学讲究环境意识“天人合
德”，即人与天地和谐发展生生不已的观念。《孔子闲居》曰：“天
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雨霜露，天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
流形，庶物露生，天非教也。
“热爱自然生态，必须尊重自然法则，”此谓表里合时，物之所
生。“中庸又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阐明的也是人
作道德主体，应当主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天人合一，化育万物
的价值观念。基于此，罗马俱乐部的专家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就
是”从增长过渡到全球均衡，要求发达国家求其融合之心和和谐发展。
另外，不管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今日中国，大贫大富的
两极分化也导致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许多社会问题。所以抑制两极
分化就成了我们的重要课题。董仲舒的调均思想在此就起到了很好的
参考价值。他指出：“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
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
圣人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足
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调均之。是
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总之，调均的哲学基础是中庸之
道。
当然，如果我们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化的兴衰，可以发
现儒学的“安身立命”之说可纠之处也甚多。当儒家将其崛起的伦理
主体消融在君臣父子的社会群体关系之中时，每人却因此失去了个体
的权利意识和价值意识，而近代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商品经济，民主政
治必须有这种文化观念上的个体权利意识和价值意识相适应。此外，
儒学主张终极存在就是人的内在心性，要求伦理主体以直觉的方式体
验并融合于终极存在，这样，主体的认识能力得不到充分发展。故而
不能发展出现代科学的理论体系，而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的辉煌成就，
依赖于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批判运动、社会革
命和政治、经济上的改革也凸现了儒学对经济活动的负面作用。然而，
儒学主要不是一种经济理论，它是一种精神、文化传统，是一种哲学
系统。二千年封建社会中无数次的经济繁荣和封建社会后期经济高水
平发展以及当代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又提示人们儒学的功不
可没。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来自于法家所造成的政治传统，但却是
靠儒家的“治国平天下”来维持和重建的。
逝者长已矣，来者犹可追。儒学在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进程中，
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扬弃过程中，已为我们预约了一个美好的前程。
因为科技无碍于儒学，儒学亦无碍于科技，特别是“濯于江汉，暴于
秋阳”的人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体验，“有教无类”
的宗旨和“因材施教”的方法，都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而深受儒家
学说熏陶的东亚地区在战后经济脱颖而出的事实更告诉我们，剔除了
“崇本贬利、崇本抑末”、“存天理灭人欲”、“学而优则仕”等负
面思想，儒学的人文精神和经济伦理都具有重要意义，将可能成为未
来社会的一种特殊形态。
儒学以相辅相成的观念，对多变的现实加以协调完善，以出色的
管理对付人类的变幻和冲突；它以不变应万变，善于采用实用主义创
立制度，善于保持统一管理和自由竞争的平衡，将经济竞争保持在和
谐之中，能够对付技术与贸易推进所引起的社会紧张局面，而且它有
很大的兼融性，与现代民主并非不能共存。
毕竟儒学的现代化是其新生的必然途径。 因此作为中国与世界
现代化一个重要文化资源的儒家思想，应有勇气以开放的心态与现代
社会直接面对。它不仅敢于展示其永恒的精神价值，而且善于创造性
地重建传统，走入世界大舞台宽容而又民主地另类文化展开对话，成
为与人类所有伟大的精神资源友好相处的一脉清流。
参考书目：1.《生生和谐——重读孔子》 李翔海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2.《向东方》 疏野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3.《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李泽厚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4.《当代文化哲学沉思》 李鹏程著
人民出版社5.《历史学家的技艺》 [ 法] 马克。布洛赫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6.《人文精神寻思录》 王晓明编
文汇出版社7.《天文与人文》 陈江风著
国际文化出版社8.《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 马勇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9.《洞达人性的智慧》 邵毅平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10. 《21世纪道德重建与儒家伦理》 陈增辉著
《上海大学学报》1995第三期11. 《沦儒家经济道德的两重性》
戴斗勇著 《河北学刊》1995.612. 《现代企业管理与儒家伦
理》 张国春 《道德与文明》1995第一期
二十一世纪的政治家与全球化浪潮
周国文 福建教肓学院政史系 福建福州350001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崭新的时间日历，它将不可阻挡的在世间引发
了波澜广阔的民主革命。因此对于屹立于众生之上运筹帷幄的政治家
来说，不仅要深深的反思一下过往我们曾有过的错与罪，更应该好好
的考虑一下政治在新世纪的走向。
毕竟全球化浪潮正在五洲四海风起云涌，世界各国的彼此联系与
交往正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正如政治学学者刘军宁所说：“全球的经济正在经历一场迅猛而
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也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着调整。……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由极权政治和威
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推动了政治的全球化。就政治意义而言，全
球化在政治上可以说是民主化的同义词。最新一波的政治全球化是自
1989年冲破柏林墙、冷战的结束和铁幕的消失开始的。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公开性、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启动了把苏联
和中国纳入全球化进程的步伐，其今日效果之显著，已不言而喻。全
球化的有形动力是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无形动力是价值的一体化，
民主政治与全球价值的一体化。“
我们的政治家应该高瞻远瞩，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面向未来面向民
主化潮流做出审慎而又有决断力的选择。政治应该有一个清洁的生态
环境，政治家应该有一个宽广开明的胸怀，我们社会才会有文明健康
的氛围。
美国《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之一汉密尔顿曾经指出：“构建政
府的最大难处在于你必须先使得政府能够管好被统治者，然后再使得
政府能够管好自身。”
看来政府的麻烦首先来自驯化人民的领导人能否真正被驯化，管
惯了老百姓的官员能否也能接受别人的监管呢？我们时常看到政府的
人选并不都是理想的，他们自以为是、随心所欲的挥霍人民赋于他们
的权力，并往往在频繁越权与滥用权力的过程中任意践踏法治的尊严。
可见政府要完善自身的使命，树立公众理想，并真正在政策的实施上
为民谋福利，就必须狠下决心抓好政府的监管、权力的制衡与制度的
建设。
二十一世纪的政治家应该积极的融入国际舞台，积极的与全球普
适性的民主价值观相吻合，并积极的为维护全人类的人权而矢志不渝
的努力。这里有一个绝佳的标率。新千年前夜突然辞职的首任俄罗斯
总统叶利钦先生，所留下的惊世绝笔并不是他提前离开总统岗位的让
贤之举，而是在于他所发表的辞职感言中一段令人动容的讲话：“今
天，在即将过去的世纪的最后一天，我决定辞职！我在任期之前提前
下台。我知道我应该这么做，因为俄罗斯需要由新的政治家，新的面
孔，新的聪明的、健康的、有激情的人带领着步入新世纪。我们这些
掌权许多年的人应该主动让位了。我为你们那些未能实现的梦想而请
求原谅，我为未能理解大家的希望而请求原谅。……我为自己未能领
导国家进入富足文明的未来而请求原谅！”这三个掷地有声的“原谅”
道出了一位有良心之政治家的坦荡胸怀与人格魅力。当然我们并不是
一概的希望所有在二十世纪上台的领导人都主动下台，而是希望那些
继续在位掌权的领袖多从叶利钦的发言中学到一点什么。
从叶利钦的告别发言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不管他以往功过如
何，这次无疑他做对了！政治家姿态所具备的谦卑与诚实的一面，是
多么能够感动人啊！我们也看到了只有深懂民意、体谅民情并积极承
担责任的人才能赢得人民的尊重与理解。无论如何，二十一世纪的政
治家应该绝对不同于以往，历史的使命与责任感决定了他们是民主政
治的倡导者，是全球化浪潮的喝彩者，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支持者。他
们应该带领全人类六十多亿的子民和谐均富民主的阔步迈向光辉的未
来。
在二千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把景仰的目光献给这样一些令人尊
敬的政治家。他们不响应战争，不依托暴力，不强调威权，不信赖对
抗，不仰靠专制。他们首先是来自民选的领袖，他们深刻的明白执政
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授权，他们拒绝依靠任何非民主方式而自动
上台。其次，他们对自由、民主和宪政的理念抱着由衷的认同意识，
并亲力而为，甘当标率力量。再次，他们是在法治的制度平台内来依
法行政，他们不超越于法律的维度而滥用权力，也自觉的接受权力的
制衡与监督。还有他们对市民社会抱着多元宽容的看法，不是以一元
独尊的武断来约束民间力量的成长，也不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睥倪欺
凌众生。最后，他们是坚定而又牢固可靠的和平的力量，是平等博爱
观念的执行者，是“繁荣富强进步”社会的推进者，是广大人民群众
真正的公仆，是以民众福祉作为自己福祉的当家人。
新千年世界政治的版图应该万象更新，执政者的权力应该纳于法
律的意志之下，而把广泛民意放在心上，并且在正义、和平与民主的
维度上与全世界各个国家建立和睦共荣的良好关系，以嬴取国家与世
界的共荣。
伴随着商业贸易的全面普及与市场经济的摧枯拉朽，伴随着跨国
集团与金融资本触角延伸的无处不在，伴随着以互网联为代表的信息
高速公路的飞驰电掣，伴随着现代通讯技术与交通手段的日新月异，
民主政治在全球化浪潮的带动与波及下已变得十分重要。它不仅是保
障一个国家安定统一与和平的手段，也是我们的人类走向繁荣富强的
基本前提。
毕竟我们的人民天然的反对暴政，天然的是专制社会的批判者，
也天然的站在自由的天平上来衡量人权是否受到侵犯。特别在二千年
开始的时候，我们更不希望缘于见解与观点的不同就发生了许多肢体
或言语的冲突乃至国与国的战争。
在一个新的地平线上，我们倾情的欢呼开放与民主，因为传统意
义上国家的疆界正在逐渐消失，意识形态的冲突在让位于文明冲突的
同时也在悄然的相互融合，许多过时而又保守的观念正在被时代淘汰。
这一切很大的着眼点就在于民主观念是否深入社会的纵深层面，人民
是否被广泛的政治动员，基层群众的政治参与是否还受到限制，我们
的政治文化是否还受到不良传统的影响与左右，我们的政治环境是否
还受到人治模式的干扰，我们的政府是否实现了权力的分配与制约的
理性化，我们的法律是否还受到人情与威权的亵渎、是否能够以和平
的精神来整合冲突，我们的国家是否还是一个封闭的愚昧的落后的不
开化国度，我们的社会是否还是一片文化沙漠的“草根社会”，我们
的制度是否还是在顽固的坚持腐朽没落的安排，我们的人民是否有希
望过上文明幸福的生活，我们的地球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美丽和平安宁
的家园？
“今天的世界正在经历‘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自由民主的价
值观不断深入人心，自由民主社会被公认为唯一真实、充分现代化的
社会。”作为新世纪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不仅仅是要具备某种哲学智慧
与宗教信仰原则，更关键的是要登高望远，以纯正的精神力量让政治
摆脱罪恶的遮蔽，让它成为一所培养人们善良品质、平等观念的学校
以及一个提供充分福利与完整保障的乐园。
新时代的领导人应该善于在不同国度与不同文明之间找到平衡点，
并以人类普适性的价值追求作为自己从政的目标理想。他不仅是要尊
重每个人生之为人的生命权、自由权与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要积极
维护这些权利不受到非法侵害。
他不能以所谓的国家利益干预个人自由与私人空间，也不能未经
法律授权随意剥夺他人财产与生命。诚如法国作家博洛尔在《政治的
罪恶》一书中所言：“目的的合理性并不能证明可以采取非法的应受
指责的手段。履行挽救国家这一伟大而光荣的义务并不能排除尊重他
人的生命这一基本义务。如果目的高于手段，那么，一切责任、义务、
道德、理性都会变成空话。”
新世纪的政治家应该很好的容纳新知，并不断的持之以恒的学习。
他对全球化浪潮应该有一个全面而又准确的理解。他不相信民族仇恨、
种族歧视、贫困、暴力与非民主的方式能激起这个世界更加进步的可
能，反而会败坏我们改革的努力。
他充分赞赏人民掌握自身命运的感觉，鼓励人民对自己的不利状
况进行改善并加以帮助。他对新鲜事物抱着同情与理解的态度，并积
极支持年青人跃上时代的潮头。他敬服于自由主义的理念，并全力无
偏见的推进民主，并不以强力压制的方式统一某种格式某个做法。
他唾弃等级制度与特权理念，他反对在约束和奴役中寻求平等，
更不满于把人当成工具当成可有可无的手段。他允诺人民有信仰自由、
言论自由、经济自由与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在制度上落实具体条文与
法规以利于人民行使自身的合法权利。他将努力消除公民缘于各项分
工及局限而导致在权力分享上的各种差别，他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解决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予民不便的问题，他将给予人民一种自由度更
高选择面更广的生活。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凡人，考虑到也可
能犯大众男女皆可能犯下的错误，因此他乐于接受民意的检验与舆论
的监督。
当然，全球化并不是人见人爱的事实，就像民主运动曾在世间留
下的沧桑轨迹一样，它还有许多天然的敌人与反对者。但正如亨延顿
所谈到的一样：“植根于个人自由、个人尊严思想中的自由民主是一
个西方的产物。有人认为，自由民主在西方之外的地方行不通，不过，
事实上，在几乎每一种其它文明中，都有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存在。简
而言之，自由民主并非内在地与其他主要的非西方文化不相容”。而
全球化浪潮的可取之处就是承认了民主的普世性，认可了不同文明不
同国度都要坚持的人权理想，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
全球化的挑战对于二十一世纪的政治家来说是提供了一个深入反
思的机会。
如何正确应对，事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在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等方面真正达到现代化水准。而从实践上看，民主化运动也是一
项全球性的运动，任何借口任何暴力都不能阻碍民主的车轮向前推动。
正如刘军宁所说：“只有永久民主，才有永久和平。没有国内的民主，
就没有世界的和平。如果不坚持自由民主的普遍适用性，全球化就不
成其为全球化。让民主使世界更安宁，让世界对民主更安全。”
全球化在引起世人震撼的同时，也从根本上动摇了那种幽闭的、
自成一统的、所谓独立的国家形象，虽然单一民族国家在文化个性与
特殊国情方面理应受到尊重，但它终不能以孤独与自我封锁获取尊严。
它对以主权原则拒绝沟通与交流的国度宣判了发展的末路。也提醒了
那些有眼光有胆识的政治家应该勇敢的站出来，为一种新的现代文化
的同一性、人类社会的凝聚力与民主的永生价值而矢志不渝的努力。
后现代生活方式与后喻社会
周国文 福建教育学院政史系
一、 后现代主义对当代青年生活观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范式，它表征着社会的持续演进已到了
一个重新整合其意义所指的状态。当然，我们并不避讳其流俗的一面，
也就是其被反覆应用到处传播之后所带来的对“后现代主义”的自身
嘲讽。
当然，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时尚效应，在当今年青人中所引起的
反响是强烈的。因为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今天，以一种趋新而又
周全的眼光来看待后现代主义，它意味着“启蒙的世界主义是一种真
正跨越国界的（西方的）精英文化的果实。”①见《后殖民主义和全
球化》 中央编译出版社（新西兰）西蒙杜林确实，对后现代主义这
个定义的争论，并不影响它对潮流与动感社会生活之拥众所引发的辐
射与带动。它像个文化幽灵，在我们这个物质化的现代社会中自由地
摇来荡去。毕竟谈到后现代主义，我们不可以躲避一个时代的转变。
因为在一种认知的扬弃过程中，文化领域剧烈的社会变迁已经给我们
社会的各个群体以一种深刻的触动。尤其是对广大的青年人，花样翻
新、整合与断裂、解构与重塑，在他们身上所引起的反应是史无前例
的。
我们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背后，看到的镜中之像是：“艺术与日
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消解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层次分明的差
异消弥了；人们沉溺于折衷主义与符码混合之繁杂风格之中；赝品东
拼西凑的大杂烩、反讽、戏谑充斥于市，对文化表面的‘无深度’感
到欢欣鼓舞；艺术生产者的原创性特征衰微了；还有，仅存的一个假
设：艺术不过是重复。”②见《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年轻人开始
纷纷在消费文化的浪潮中打破沉默与单调，无情地将现代主义的逻辑
来个巨大的颠覆。他们强烈地投合着资本社会的文化逻辑，把代表欲
望、本能与享乐的反规范倾向张扬到人生的向度当中去。
正如王宁所说：“后现代主义又是一种叙事风格或话语，其特征
是对‘宏大的叙事’或‘元叙事’的怀疑和对某种无选择或类似无选
择技法的崇尚，后现代文本呈现出某种‘精神分裂式’的结构特征，
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断片或叙述中被消解了。” ③见《后殖民主义和
全球化》 王宁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可见，后现代主义充当了这个时
代新的文化转向的代码，它也正对新生代生活方式的重新塑造起着密
切的关联作用。
毕竟后现代的生活实践令人触目惊心，它在文化商品、文化产业
与文化价值方面正在重构着其独特的内涵。
“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导向工具，是因为它在形成解构文化时，
在提高有鲜明个性的艺术与知识生活之秩序时，具有重要地位。这些
生活秩序，长期维持着一些对大众狂欢、野性、野蛮和不驯服发生迷
恋的潜流与亚文化，而这也是在社会与个体两个层次上，为秩序建立
所驱动的文明进程力图排斥或包容的东西。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的民主
的大众冲动，对‘他者’的迷恋神往、对大众快感的容忍，对紧张、
分裂的情感体验，都可以在这种传统中得从发现。”④见《消费社会
与后现代主义》在青年人的心目当中，后现代主义早已是一种强势的
文化思潮，它不仅仅是特殊的导向，而且正在朝着行动策略的方向上
吸引着一大批自觉接受后现代生活方式的文化观众。
二、“飘一代”的崛起
后现代生活方式的样态在当代青年人中的流行，最重要的是其价
值观念与表述方式本身对比前代人来说已发生了重要的变迁。“现代
主义把能指、所指和指涉物的角色地位作了明显的划分和自洽。与此
相反，对于后现代化而言这些差异是未定的，尤其是能指与指涉物的
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或者换一种说法，表述与现实的关系不是预先确
定的。在这里，通过意象而不是文字意义在表述过程中所占的比率的
不断增大。这就是消除差异（分化）。在消除差异的过程中，与文字
相比，意象在更广大程度上与指涉物相似。公正地讲，指涉物本身更
主要地是面对能指。这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变得充满现实感的原因，
在电视、广告、录像、电脑化、随身听、汽车卡式录音机，以及发展
至今的CD、VCD 和DAT 中包含了越来越多的表述。”⑤见《后现代主
义：——一种社会学的阐释》（美）拉什著 高飞乐译中国人民大学
复印资料《社会学》2000年第6 期作为后现代主义生活方式的最佳受
众——飘一代，他们是新世纪的时尚领袖。这个年轻群体崭新的命名
始自于广州《新周刊》杂志社2000年6 月15日推出的同名专辑。“飘
一代”可贵的是心态的年轻，因此他们没有准确的年龄上限与下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男女都有可能在
这个族群里出现。
在“飘一代”这个动感的亚文化群体里，“飘”是他们独特而又
丰满的个性特征，“飘不仅仅是过程，是为了让梦在现实中或大或小
的飞翔，也意味着是一种状态，一种结果。飘本身有时候就是目的。
飘在诗意的农业时代可能是一种境界，而在今天，更多的只是一种改
变自己生存状态的勇气，或者是越来越习以为常的生活态度而已。”
⑥见《写在调查的边上》 江小鱼著 《新周刊》2000年6 月15日出
版 广州《新周刊》杂志社不可否认，聚焦中国越来越具活力与热情
的大中城市，“飘一代”这个年轻群体正在高昂地浮出水面。他们活
力四射、个性鲜明，同期的《新周刊》杂志给他们这个群体总结了
“关于飘的五十个细节”：“只喝包装水、不订报只买报、只租房不
买房、只打的不买车、宁肯煲电话粥也不写信、既不跟父母要钱也不
给父母钱、睡过床垫、不吃早餐、裸睡、至少热爱一项运动哪怕是床
上运动、对哲学敬而远之、不承诺、只穿舒服的鞋子、不为健康牺牲
嗜好、没有年龄感、拒绝圈子、跟再好的朋友也不借钱、时不时‘人
间蒸发’、扔东西时从不心疼、不把情人带入朋友圈、居室可能很简
陋但至少有一张舒服的沙发、可以不看书但一定要看碟、绝不送行、
从不歧视同性恋或艾滋病、不戴手表、不带雨伞、不在公共场合谈论
严肃的话题、老找不着东西、爱过很多次但从不为谁要死要活、生病
能不去医院就不去医院、懒得存钱、找他们的最好方式——E-mail、
热衷于嘲笑中产阶级、对喜欢的东西不计较价格、倾向于佩戴不那么
昂贵的饰物、悄悄地结婚绝不举行盛大的婚礼、不爱过节、不在乎别
人的看法、特别喜欢‘追新’、想到什么说什么、从不认‘同乡’、
从不大惊小怪、养宠物不养小孩、注重包装多过内容、不按点吃饭、
房间很乱但想要的东西触手可及、只要需要不在乎做任何工作、不对
别人嘘寒问暖也不喜欢被人嘘寒问暖、认为早睡早起的人是乏味的、
无法停止幻想、认为晚上比白天好”⑦同⑥《关于飘的五十个细节》
第38——40页裴谕新、黄晶晶 文
三、后现代主义生活方式的样态
“飘一代”洋洋洒洒，不可阻挡地在我们这个大众文化走俏的物
质社会里展示着他们咄咄逼人的青春力量。
毕竟飘一代更多的是看到自己的心中之物，而视目不见所谓传统
的废墟与意识形态的驯导，他们刻意地与主流文化保持着一段美感的
距离。检点以上“关于飘的五十个细节”，我们可以目睹在飘一代的
生存空间中后现代生活方式的重要地位。而按照文化学者伊布尔。哈
桑的说法，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多
元差异性，体现为拒斥同一，热衷多样。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崛起，
网络空间的“无需远行，无需久等”，娱乐休闲方式的普及与流行，
统一的生活方式被多元化的选择所取代。“我有，我可以”，“我选
择，我喜欢”，决定了这是个自我意识的时代。毕竟“世上没有两片
相同的树叶”，而人同样也是千奇百怪的。
性格与阅历的不同，往往也左右了观点与取向的差异。因此后现
代生活方式特别强调个性，允许创新，讲究个人的感官享受，标榜的
是自我拥有的“酷”与“蔻”，认可游戏与宽容。
（二）、消解中心性，强调边缘化。飘一代，不听从权威，虽有
个人的偶像，但这种祟拜只是好玩而已，却没有公认的庄重性质。他
们不会认真，也不可能认真。因为城市没有中心，人群没有中心，文
化没有中心，知识没有中心，思想与行为也没有中心。换句话说，或
许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可能成为中心，人群中的你我他也可能成为中心，
文化中的任一类型也可能在不同时段充当中心，知识体系中的任一分
支也可能在不同的理论框架内充当中轴，当然思想与行为的任何一脉
在不同的背景不也可能成为当下的中心。在环球同此凉热的境况下，
飘一代的反中心作法与互联网上的冲浪行为互为结盟。全球任一地区
任一时间所发生的事件都被一网打尽，信息之流、语言之流与文化之
流密切碰撞与融合。颠覆等级，解构中心，互动式的社会交往结构，
趋向的必然是一个民主、平等与自由的网络平台，而影响的又必然是
一曲无主题变奏。在这样一个完全个性化的社会空间里，边缘化实际
上也是独立化与离散化。边缘随时可能带动旧的中心，成为新的中心。
就像如今非主流的飘一代，谁也说不清楚若干年后，他们是否将成为
新社会的主流人群。
（三）、反整体性和宏大叙事，强调断裂与差异。从王朔与《我
是流氓我怕谁》的鹊起到周星驰与《大话西游》的走红，就可见反讽
与插科打诨是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基本态度。飘一代声色犬马，直面生
活。什么都可以被拿来开心，什么快乐玩什么。毫无拘束的坦荡人生
也许伴随着一种游戏的心态，“飘一代不是不关心严肃的问题，但在
人多的场合，他宁愿选择嬉笑怒骂，世界己经这么沉重，何必还雪上
加霜。”⑧同⑥《关于飘的五十个细节》第39页裴谕新、黄晶晶 文
飘一代抹灭崇高，消解神圣，因为“在中国，城市的发展为飘一代提
供了更为广阔而自由的空间，昔日那些建立在乡村经验之上的神圣信
条和永恒价值，已经被他们的城市经验撕成无数感性的碎片，在城市
炫目的光影和醉人的香风中飘荡，追求‘终极’的人越来越少了，
‘过程的快感’已成为一些人生活最高的美学律令。”⑨《新周刊》
2000年6 月15日出版 广州《新周刊》杂志社 第13页（四）、反对
基础主义深度模式，强调平面化。后现代主义在文化场上是一种无深
度模式，强调平面化与即时性体验。而飘一代作为自觉接受后现代主
义思潮灌输的新青年，深得后现代主义深层文化符码的精髓。“他们
创造着一种生活的艺术，以使他们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惬意与满足，获
得知识分子的特权：以向‘禁忌’开战和根除‘变态’的名义，他们
选定了最为肤浅也最易借鉴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风格：自由散漫的态度、
装饰性或风暴式的装扮、开放性的姿态与动作等等，并系统地将那些
有教养的秉性运用于尚待合法化的文化（电影、连环漫画、地下读物），
运用于日常生活（街头艺术）、私人领域（性、化状、抚育子女、闲
暇等），运用于存在本身（与自然、爱、死亡的联系）。”⑩见《消
费社会和后现代主义》第137 页 飘一代是在特殊的语境中成长，他
们在时尚面前是敏感的一群，他们的看法不容置疑地受到商品潮流的
影响，他们造新逐异，却拒绝意义与沉度的隐喻。他们深信：“根本
不存在什么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别，深度模式应被消解，现代主义
的精神追求应被放弃，生活表面化、舒适化、轻松化，‘跟着感觉走，
拉住你的手，脚步越来越温柔’。……人们在追求表面化的物欲满足
中沉沦，让高贵的头颅作了贪婪眼睛的奴隶。二十世纪，城市人生活
价值观变成了感性与浅薄化的世纪。”⑾见《消费社会和后现代主义》
第39-40 页（五）、他们的生活方式偏好是反对意义的先验控制，主
张能指链的膨胀、撒播与断裂。“我来过，我看见，我征服”，这句
口号反映的是飘一代豪放不羁的个性主张，也从侧面表现了后现代主
义的观点：文本之外无他物。飘一代对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的理论
深为认同，尽管他们并不全然理解：“文化是一种文本间符号的嬉戏，
服饰、汽车、建筑、爵士乐、兰开夏式摔跤、足球赛、奥运会等等城
市文化的文本的意义不再取决于作者，而是取决于读者。应当将作者
中心论转变为读者中心论。‘我用来看上帝的眼睛，正是上帝用来看
我的心灵的眼睛’。文本是破碎的，意义是多元的。文化的意义是向
无数的‘他者’无限开放的，有多少种解读者、多少种阅读方式和编
码方式，就有多少种意义。”⑿见《时尚与冲突》第40页 “飘一代”
庆幸在一种多元阅读、多元价值与多元思维的开放社会中成长，因此
他们身心中“飘”的气质愈加迷人。他们在热街游荡，欣喜地发现城
市的新靓点；他们在精品屋里穿梭，快乐地淘得个人的心爱之物；他
们在网上与迪吧留连，一次Hot 到底；他们在派对上痛快地狂欢，演
绎着都市夜归人的味道。
四、后喻社会的形成与青年文化的走俏崭新的社会学理论己经在
对这个时代的变化作出及时的言说：人类正在从前喻社会向后喻社会
转变。在前喻社会，宝贵的是经验，老人因而备受尊重。而在后喻社
会，有价值的是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世界属于敢闯敢干的年轻人。
在这个夺目的后喻社会，我们可以看到时代与社会的运行已产生
了如下一些新的准则：新知胜过经验；行动优于思想；年青人备受推
崇；敢于挑战权威是一种美德；务实、效率与灵活应变是能力的证明；
变化是时代的脉搏。
毕竟新技术新工业新经济的发展已将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来了个
天翻地覆的改造。经验与传统在这个日渐创新的时代愈发贬值。新青
年往往诠释着新时代的未来，因此“飘一代”的群体魅力正以不可限
量的态势发出耀人的光彩。毕竟在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中，“长
江后浪推前浪”，年轻是最大的资本。时代终究是属于心态年轻的人
群。
因为只有心态年轻的人才是生长与变化的最佳代言人。他们是新
鲜事物的拥护者，他们根据现时的条件而不是过去的条件将幸福、快
乐与自由的永恒理想付诸实用。
确实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被年轻人很
好地消化吸收，特别是“飘一代”这个敢于颠覆未来的群体进化的速
度比谁都快。他们追求物质与财富，他们也相信浪漫与情愫，他们也
颇为现实，却比谁都享受生活，一往无前地为快乐与刺激而生存。
他们的价值观与生活观开始成为时尚文化的一部分。从他们身上，我
们看到了新思潮、新观念与新行为层出不穷，我们看到了青春的力量
与新奇的魅力。媒体惊呼于涌出人群的那张脸：“你竟敢如此年青！
正可谓：”千年一越，世界变了“。 而从后喻社会的成形，
我们则发现青年文化成了当今社会大众文化的重要旋律。青年人正处
于梦想能力最旺盛的阶段，而且他们也最渴望自由，憧憬着像鸟儿一
般在任何一块空间任何一个时间尽情的飞翔。他们希望发挥出自己最
精萃的一面，尽可能的表现出超越自身局限而按照自己愿望去行动的
潜在力量。
确实，当年轻的网络CEO 频繁出现在公众媒体为自己与互联网作
秀的时候，年长者曰瞪口呆于：如今这些冠冕堂煌的角色已经不需要
从上一代人手中接过权力。 他们按照自己的步调走，也许根本不按
牌理出牌，但照样嬴得未来。
青年文化是鼓励创新、热衷冒险、强调活力与热情，果敢于拼搏
并不害怕失败。正如罗斯福的一句经典名言与其说是对青年人的礼赞，
还不如说是对青年文化的歌唱：“我们不能总是为我们青年造就美好
未来，但我们能够为未来造就我们的青年一代。”
年轻是生命的优势，在一生中最黄金的那段日子里，我们创造的
欲望也是最强的，我们工作的激情也是最炽热的。我们对一成不变的
模式感到不解与困惑，我们用呼唤改革与变化的动荡来冲决最腐朽的保
守堡垒。 新青年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面，欢呼个性的胜利。他们
并不总是放荡、颓废与坠落，他们也勇于面对社会文明潮流的激荡而
不断的自拔与更新。他们对新潮流新观念新见解抱着强烈的兴趣，因
为新的也往往意味着进步的方向。
更可贵的是，年轻人已经改变了古人关于“这里和现在”之概念
的理解，世界是紧密联系的，而时间是稍纵即逝的。通讯网络与信息
高速公路的摧枯拉朽，已极大影响了我们对年青与时代的看法。
年轻人天然的是效率的追求者，他们尽管常被人指责为感性胜过
理性、激情超过稳重。但他们的优点也正在于勇于冲破一切的天罗地
网，一往无前的与一切反动邪恶不义的力量坚决决裂。
积极参与也是年青的另一种特征。他们热情的加入到火热的社会
生活中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生活在有凝聚力和受保护的团体中，
享受社群带给他们的好处，也责无旁贷的奉献他们作为公民应该承担
的责任。他们认真的发表自己对政治的真实见解，不隐瞒不避讳源自
于良知的个人观点、年青人也热爱生活，消费是他们生活中的主旋律。
但他们也不应忘记思想家在消费热潮背后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冷思考。
盲目麻木的沉醉于一种简单的物质生活，将让我们最无聊丧失精神生
活的美妙。
后喻社会的凸现提醒年轻人应该更多地承担责任，并付之于实践。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特别提到：“青年之于社会，犹新
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
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生机活泼的新青年是时代的希望。 因为他们倡言改革，所以
从中看到了未来的无穷希望，他们无畏的站在时代浪尖的最前面，直
面坦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虽然青年人多半对历史不大感兴趣，
但他们喜欢创造、喜欢与时俱进，倡导“世易时移，变法宜矣”。他
们也多半是思想解放的先锋，冲剌在刀光剑影的每一个战壕。他们的
精神亢奋、思想激进，敢于向旧势力挑战，积极推动社会的进步。他
们对周遭的丑陋事实抱着嫉恶如仇的态度，他们对我们生活状态的每
一个积极变化欢欣鼓舞。
青年人以其激昂热情告诉我们，必须瞻望未来以寻求许多问题的
答案。他们向往“人的觉醒、自我意识与个性解放”，他们欢迎任何
出于公益心的救亡与启蒙。他们唾弃本本主义，拒绝封建教条的缠绕
与干扰。他们追求新生活的指向是——富裕、民主、正义、平等、人
人健康与和平的环境、非种族主义与非性别歧视宽容的社会氛围，有保
障有自由并具备广泛选择的生活。
新千年新世纪开始了，更让人欢呼的是后喻社会中青年文化的走
俏见证了“飘一代”的诞生。“‘飘一代’以他们的行为而不是以他
们的恩想改变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消费方式、娱乐方式。”⒀见第12页
《新周刊》2000年6 月15日出版 广州《新周刊》杂志社 它也提醒
着青年人能够具备新的觉悟与良知，能担负起历史的使命，能站在时
代的制高点上登高望远。毕竟青年人血脉贲张，以毅力以激情以勇气
以智慧来战胜现实的重重问题与难关，显得游刃有余。他们尽管也有
过忧伤，但他们始终面对生活充满微笑！这就是青年文化无穷的魅力
所在。
十世纪的缅怀与新千年的政治蓝图
周国文 福建教育学院政史系 福建福州 350001
全球视野中的政治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暗流潜动的抉择。但来自文
化劣根性的干扰与破坏，延误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刘再复曾在《传
统与中国人》一书中指出：中国文化的礼治秩序是一种“权力伦理化”
的状态，将亲权和治权混淆，政治权力等同于伦理地位，……人要像
顺服父兄般屈从于权力，使个人的儿童期无限延长。因缘这种乐感文
化的导引，是很难结出自由之花与法治之果的。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中国人向来在权力面前很少质疑它的合法性，
绝少推敲权力的来源与使用是否遵循了法律规定的维度。我们似乎早
已习惯了规规矩矩的充当权力的应声虫，与威风八面之权贵们的跟班。
就像鲁迅先生所言：中国的传统历史可以划分为两个年代，一个是做
稳了奴隶的年代，一个是求做奴隶而不得的年代。可想而知，中国人
的蒙昧与不自知，可悲到顶点。
难怪梁燕城先生用“顺服的个人主义”来描述中国人的此种心态：
“中国文化不是没有重视个人的传统，如个人可成圣成贤，但在传统
的社会结构之下，个人却被窒息。故当文化中国走向成为世界文化的
一个资源时，必须吸收西方文化的个人尊严，及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
的精神，把伦理与权力分开，而建立客观清明的社会体制，如此才能
解除社会深层结构之病，而走向更新的文化中国。”政治的清明需要
建构其底蕴的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悔悟的自我更新，更需要我们的政坛
核心力量走出封闭的自我包围圈，虚心的向西方文明社会学习人类社
群所共需的自由民主之价值观。
从“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到对固有文化“批判式的吸收”以
至于“再造文明”，可见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我们终于明白以自
闭的文化尊严是换取不了未来社会的政治进步。这个世界的所有国家
彼此互存，所有人民彼此息息相通。联系与沟通是和谐共荣的基础，
交流与协作则是文明幸福的前提。全人类的脉博都是同一的，为着
“正义、和平、自由、民主、平等与均富”的状况而矢志不渝的努力。
从久远的历史传统中走来的中国作为地球村中普通的一员，需要
主动的吸纳世界其它健康文化的精髓。因为曾有过的教训是我们的皇
朝以傲慢与偏见、自大与轻狂拒绝了来自其它地域优秀精神资源的润
泽，而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历史的轨迹留下的是另一种歪曲的写
法，曾经的固步自封把自己推入了泥泞沼泽之中。天朝上国的心态，
在神化自我、神化民族的同时，自以为“抱成一团，实则是一盘散沙”，
冲突与矛盾层出不穷，天灾与人祸也此起彼伏，“繁荣富强”不仅不
可得，连“民主正义”也消失殆尽。
可见，中国传统政治的生态环境向来恶劣有加，诚如粱燕城先生
所言：“人自称为神或被捧为神，就不能容忍异己。结果中国政治和
社会很难有并存对话的容量，往往只有隶属性的精神，要他人在自己
的名下归顺，不然则斗个你死我亡。”自满自傲不仅是没有获取平等
之尊严，反而是遭致了贫穷挨打的委曲，受尽了被欺凌被压迫被剥削
的耻辱与不堪。
因此站在一个新千牟的制高点上，我们需要有知耻而后勇的信心
与从头再来的毅力。反思既往，我们“自我无限化”的单相思做法贻
误了太多的黄金时光。
我们的政治肌体也急需注入更多新鲜的血液，它与其等待在腐朽
中苟存，不如来一个凤凰涅磐的置之死地而后生。
就像我们回头瞻顾不平凡的二十世纪，会发现许多的辛酸与欣慰
令我们心头为之一震。墨西哥一位名为费尔南多。佩雷斯。科雷亚的
观察家，在《至上报》上发表一篇题为《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文章来
总结过往的百年历史风云。其中有一段是这样总结二十世纪的人类政
治场的：“二十世纪充满前所未有的恐怖、专制、灭绝种族的屠杀和
掠夺，同时也取得耀眼的发展、巨大胜利和难以想象的成果。……二
十世纪开始和结束时我们都幻想着一个双重的理想：平等和民主。我
们从未像现在这样经历、忍受和厌恶不平等现象。二十世纪初受到民
主问题的震撼——贵族社会对人民参与公共事务感到恐怖；独裁者和
暴君与仁慈的君主和有学识的人物轮流坐庄；共和制被排斥——但现
在不是这样了。今天，对民主的怀疑和公开的保留态度不受欢迎。对
比是明显的。车轮在转动，在社会主义失去威望和市场胜利的形势支
持下，二十一世纪将以民主的胜利为开端。”他道出了人类在胜利的
成就面前欢欣的歌唱，也道出人类悄悄收藏在心底——那个永远的梦
寐。
新千年的政治帷幕才刚刚拉开，我们应该鼓励有远见卓识的政治
家为改革固有制度的弊端、去除没落腐朽思潮的影响、避免私心杂念
的干扰而一往无前的奋斗。政府领导人是一个国家文明复兴的引路人。
他责无旁贷的要为文化缺陷的改良、为民族性格弊端的纠偏，而努力
端正自身的形象与领导态度。
虽然他们所立足的文化土壤会对他们的执政方式、决策习惯与领
导体制产生先天的影响，但有足够政治勇气的领导人应该知道周边文
明国家的现代民主文化是自己应该补充的精神营养，而接受新知与勇
于改变自己不仅是缘于良知之举，也是率领本国人民立足世界民族之
林的基本条件，况且向来世界的文化体系从来就是没有边界的。
前途任重而道远，但从来就没有让我们失却信心。因为改革的进
程是另一场没有硝烟的革命。改革是沿着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文明
进步的方向，而大刀阔斧的拓展新观念、新做法、新体制与新空间。
它破旧立新，去粗存精，是对僵化的模式一种挑战，也是对延袭旧习
惯的一种叛逆。
因此人民由衷的欢迎改革，他也能够忍受与克服短期内改革阵痛
的代价。当然一旦时间拉长，人民会有怨气与唠骚，毕竟在生存与发
展的层面上难以承受与容忍。所以改革要以人民的心理承受度与社会
受惠面为标准，一旦被证明是弊大于利，就应该重新选择另种模式，
并虚心借鉴他国成功发展的案例，以便为我们所居住之所带来更长远
的福祉。
但无论如何改变，市场化、民主化、现代化与多元化的方向是不
能变更的，威权政府要主动给自己消肿减压放权，在执政新思维、政
治公开化与经济改革方面鼓励出现变革之风。可以预见，已揭幕的二
十一世纪必将是一个改革的世纪。
正如科雷亚在《走向二十一世纪》中所说：“二十世纪，个性获
得了的胜利。这一胜利又一次出自马克思。他说，在农民中，所有人
都是平等的，就好像在一口袋土豆中，每个土豆同其他所有土豆都是
一样的。他认为，因此出现了农民服从的本能。相反，劳动分工不可
避免地打破了同一性，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唯一的；发展自己的语言，
积累自己的经验，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岛屿。现在，我们认为爱是完
全的孤独之间的自由结合。由于资本主义的胜利，我们所有人之间都
是相互依赖的。”个性在二十一世纪将使政治变得更有活力与热情，
为了高贵的人权理想而不断的探索与创造。
而在二十世经已经结束的今天，我们又注意到世界的一体化进程
正为我们越来越小的生存空间而投下深情的一瞥。各种区域性国际组
织的成立、欧元的启动、世界贸易组织的声名显赫、联合国作用的日
渐强悍与《世界人权宣言》深入传遍地球村的每个角落，这些例子正
以昭彰的事实证明了不同国家与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融合与交往不仅
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它是人类走向健全的福音，也是我们摆脱孤立
与贫困的第二条起跑线。
作为历经沧桑的中国人，我们深知改革与开放的重要性，我们也
盼望着我们的领导人能够更加的开明与现代化。毕竟历史早已证明闭
关自守永远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与全球各国共同承认的价值观走在
一起，用民主自由法治的理念来规范自己不成熟的文化习俗，并真正保
持与外部世界的良好互动，以期形成有秩序有选择有保障的多元化的
市民社会，我们才有希望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诚
如学者袁伟时所言：“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中，任何国家都只
有勇敢地打开大门，师人之长，弃己之短，摆脱宗法自然经济和专制
经济的束缚，才能真正实现富强，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因此，对一
个贫弱国家说来，英勇反抗外国侵略固然是爱国，维护与外国的和平
相处关系，开放自己的国家，促进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本国
的社会进步，同样体现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更为复杂和艰
巨的任务。相反，愚蠢地排外，或者有意无意地为文化和经济交流设
置这样那样的障碍，不管其主观动机多么善良，口号多么神圣庄严，
客观效果都是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时甚至因此错过重要机遇而
千古留憾。”（《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
走向新纪元的中国在二千年开始的时候要愈加的现代与文明，就
要充分改善原先对个人价值与自由理念的狭隘理解。以下一段文字对
我们这些早已习惯性的领略“假大空”集体性话语的炎黄子孙是很有
启发与借鉴意义的：“一个面团可以被任意切割揉合，但人和一切有
生命的物种都有它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生命既不能再分割，也不能
以任何数量形式聚合成一个整体存在。从生到死，人注定是以单个生
命体的形式生活、思维和感受。大千世界自然是千人千面，就算两个
人再亲密，也必然自始至终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和矛盾。……‘人
类’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有具体有关‘人’的事情最后都要落实
到到人身上，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人类平等、自由、权利等概念也都必
须落实到个人身上。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个人也一样。抽象地肯定
人类权利却具体否定个人权利，颇有架空人类的意味。如果这些概念
只是对人类作为整体而言，那么自由就只能是指人类在天地宇宙间的
自由，平等就只能指人与其它物种的平等，权利就该是针对神权的人
权，或者是人改造自然的权利了。所以，除非特指，我们所说的自由、
平等、权利等都必须落实到个人才有意义。个人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具
体载体，一切权力、财富、荣耀、享受、压迫、苦难最终也都落实到
个人。”
可见，中国社会的价值缺失在于我们把“人”给弄丢了。回顾过
往的百年风云，我们的不幸也正在于公民权利意识的淡漠与个人自主
观念的衰微。人类社会的命运历经各种变数的碰撞与考验，在新世纪
的政治蓝图上会写下如何的一笔呢？战争会不会缘于人性恶的大爆发
而加剧，人权诉求会不会由于暴力的阻挠与专制的抗拒而存在着不平
等的现象，国与国之间是否会由于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横行而重蹈
以强凌弱的覆辙，人类的精神资源是否能够和谐共享，种族矛盾与阶
级对立是否能够被人的价值尊严所避免，文明之间的冲突与意识形态
的争端是否会被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所取代。这些问题都是有待于将来
的历史给出水落石出的答案。
人类历史的演变虽然分分合合，但它还是有规律可循的：进步终
将战胜落后，文明终将战胜愚昧，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是谁也不能
更改的历史现实，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也都将继续证明着这个世
间不灭的真实。
而中国要在这块大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就需要勇于改革，勇
于反思，勇于纠偏，勇于自拔与更新。我们需要尊重不同的人与文化
的尊严，尊重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系，尊重联系与交流的和谐互动之桥
梁，尊重依归于民主与自由理念的制度创新。世界不是由一座座孤岛
所组成，五大州四大洋是一块充分统一的整体。我们要向全球普遍确
认的价值与理想靠拢，与世界惯例接轨，向现代文明学习，走现代化
的强国之路，再也不能在孤独中以梦想与回忆来嬴得尊严了。
毕竟站在新千年文化变迁的十字路口，让我们保持开放的性格与
从容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走向文化整合与沟通的全球化浪潮
面前，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只有真正的以“人的发展”作为国家的价
值目标，并在对话中融合多元的观点，我们的祖国也才能在世界文明
圈的繁荣地带上获得自由、民主与开放的最高评价。
来源：榕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