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中华政制之道

公法评论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中国经济未来20年

　钟伟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易.系辞下》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道德经》

中国的汉唐盛梦犹在，根据麦迪森《世界经济200年回顾》中的计算，二百年前，中国经济总量高居全球首位，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28.7%，而当时位于次席的印度，位居第三、四位的法国和英国三国累加起来，其GDP也仅仅占全球总量的26.5%，衰败不堪、禁止片帆出海的封闭帝国尚不坠其威。一百年前，中国经历了甲午海战等一系列屈辱的战争和条约，英国和日本等列强对中国的景仰和敬畏急骤地转向另一个极端，而中国民众的心态也从来没有如此灰暗和绝望过。二十年前，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我们终于清醒在解放全人类等等的梦呓之后，其实中国急切地需要自救。中国民众享有了百年来难得的繁荣和福祉。中国已经拥有20多年的繁荣，中国还能期待未来20年的繁荣之梦吗？

已有和期待的繁荣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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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充满了缔造繁荣的玫瑰色氛围。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确比以前要好得多。从斯大林式的僵化教条摆脱出来，逐渐进行自身艰难的涅盤，并打开大门，让国民看到外面的世界，也让外面的种种气息扑面而来，改革开放也非一帆风顺，几度沉浮几多危难，才走到今天。1978～200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达到9.5%，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个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高速的经济增长使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国家实力获得极大提高。中国已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经济大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344元增加到2000年的6280元，提高了17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00年的2253元，增加了16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则分别是当年的4.77倍和3.49倍。而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充溢着积极向上的气氛，大学生们朗诵着青春万岁，憧憬着拥抱蔚蓝色的海洋文明，而政府则励精图治，其间各种改革，暗合了“圣人常无心，而以百姓之心为心”的策略，执政者乐意以民心为己心，其出台的政策，从农业的责任制到乡镇企业的星火燎原，莫不从善如流。

中国今后20年会如何？人们充满着乐观情绪。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会同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五年内的心态作了调查，结果59.5%的被访者相信未来五年他们的生活将更好，38.5%的被访者预测自己或家庭的生活质量与现在基本相当，仅有2%预测生活会差强人意。高达91.5%的被访者相信未来五年，他们将享受到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中国社会洋溢着自信。

中国的经济学家就未来20年的中国经济做了种种预测，林毅夫教授认为，美国“能长期维持3%的增长速度已经是相当不错，而中国经济则可以再维持30年左右的8%-10%的快速增长。如此下个世纪中叶前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实力的经济。李京文教授等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2010年，经济增长保持平均8%的高速度；第二阶段是2010-2030年，经济增长保持在平均6%的水平；第三阶段是2030-2050年，经济增长维持在平均4%-5%的水平上，2020年中国经济规模和实力均将迈入世界前列。王小鲁博士的分析结论是：从2001-2020年的20年间中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6.4%，其中，2001-2010年为6.58%，2011-2020年为6.22%。解三明博士等的研究结论则是：在 “十五”期间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在7.5%左右，而2006-2015年间，可维持7%或略高的经济增长。

外国学者甚至比我们更乐观。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世界经济：历史与未来》中这样描述：在整体作为现代化的迟到者的亚洲，日本作为第一航班已飞上云霄；亚洲“四小龙”作为第二航班紧随其后；中国则已经登上了21世纪的新航班，它将开辟新的航线，并且一飞冲天。中国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在盘算何时我们算是迈进了“现代化”的门槛，据说东南沿海6-7年就足够了。甚至有人还预测中国何时能够赶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据说按购买力评价计算，1987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23%，到1995年上升为52%，2000年为60.6%，进而在2015年左右超过美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更认为目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达到6万亿美元，按此推论，中国GDP在20年内将超过美国。即使按名义GDP计算，假定目前中国和美国的GDP分别为1万亿美元和9万亿美元，增速分别为8%和3%，则中国GDP大约在47年后赶上并超过美国。

我们可以做粗略的推算，假定中国经济维持在7%-8%的增速。则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2000年，按汇率法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0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3.4%，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9%，日本的23.1%，德国的57.8%，英国的76.4%，法国的84.0%。显而易见的结果是：中国以赶超者的姿态，将于将于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12年超过德国，或者说，中国经济将在未来20年排在美、日之后居世界第三位。如果中国足够幸运，则在本世纪中叶，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在本世纪内超过美国则困难重重。

中国真在将在21世纪初期或至迟到中叶重新回到鼎盛的巅峰吗？且慢！以上种种推算隐含着中国享有持久的繁荣的假设，但，繁荣会弃我们而去吗？

中国为什么享有了20年的繁荣？在于我们深化自身改革的勇气，中国社会经历了三次巨大的阵痛。第一次阵痛是在1978年，典型标志是埋葬“两个凡是”和“翻两番”的出台，我们悄悄拉开了告别个人崇拜的序幕。第二次阵痛是在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得我们“不争论”地告别了计划崇拜。第三次阵痛是在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等举措使得我们在不言而喻中挥别所有制崇拜。我们渐行渐远，但繁荣背后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也在浮现。中国已经走过的二十年，是以“翻两番”和“不争论”为基调的渐进改革，这样的纲领已经延续了20年，即使在十五计划中，也不过延续了到2010年再实现一个翻番的思路。但问题是，20年来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迁，最令人忧虑的事情，莫过于渐进改革20年来，当初登高一呼、迎者云集的部分改革精英，已经渐渐蜕变成既得利益阶层，对深化改革心怀恐惧。如果在送别计划经济的同时不能迎来市场经济；如果在埋葬个人崇拜的时候不敢提及宪政体制，那么既得利益阶层又怎能付出艰巨的努力去深化改革呢？就渐进改革而言，失败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中国能否期待另一个20年的繁荣？中国需要新思维，一个能够保证繁荣不弃中国而去的总体性思维，中国繁荣背后的种种不稳定因素，正在悄然浮现。文字的意义不在于粉饰而在于批判和解剖。未来20年，汹涌而来的失业洪流、悬河状态的城乡分割、日趋恶化的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深陷危局的金融体系等等，都可能是葬送繁荣的不稳定因素。未来20年，已不可能简单地沿用翻番之类的“民生”目标，“民生”的成果，需要重申和落实宪法精神，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民权”目标。中国已经拥有和期待繁荣之梦。但毕竟我们所列举的中国经济规模未来发展的不同结论，不应影响我们对中国目前所处发展阶段的清醒认识，从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人均GDP来看，中国仍处于非常低的水平。1999年中国人均GDP仅为780美元，排在世界第140位，是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40%，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6%，是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3%，是美国的2.5%。中国经济仅仅是刚刚摆脱赤贫，其未来之路任重道远。中国是一个奇妙的混合体，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大都市的繁华，而没有看到报包裹在薄薄的现代化外壳之内的种种不和谐，那么就产生误读。未来中国20年向何处去？大国的兴衰在历史的交响乐中不过是飘散的片断音符，而人类将第一次面对拥有这么多人口的国度崛起，的确显得意义非凡。中国人活得太苦太累，于情于理也的确需要未来20年的繁荣，但繁荣背后的不稳定正悄悄滋生，谁将背弃繁荣？

民生需民有；民有需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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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富，然后国强，因此将亚当.斯密探究财富的性质这样一本巨著竟翻译为《国富论》，实在较之严复原先《原富》之译名要糟糕得多。中国经济20年已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国家财富和资源的占有形式，已绝非“国有”这两个字可以形容，各种产权占有形式，尤其是私有产权占有形式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种变迁并不令人惊奇。民生的前提是民有，如果民众赤条条地上无片瓦，下无里锥之地，那就谈不上民生；民有的前提是民权，如果民有者不能对自身的血汗钱拥有保障权，那么损公肥私或对百姓巧取豪夺之事就会司空见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剥夺“剥夺者”并摆脱自身的无产状态。那20年来，中国社会财富的占有形态发生了怎样的变迁？

我们沿用两个简单的公式来讨论这种变迁。

公式一：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

最终消费是中国国民经济中最为举足轻重的，改革开放20年来，消费率始终稳定在58%-60%。在1978年时，全社会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78-80%的份额，政府消费占20-22%，20多年来几乎没有变化。这说明政府的膨胀速度几乎同步于经济发展速度，而若回顾改革开放之初实际上是“大政府、小市场”的僵化格局的话，则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在精简臃肿的政府机构方面，我们所获的进展不大，这仍然将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一块“硬核。”在居民消费中，城市居民的消费却绝对地上升了，在1978-1987年的10年间，农村居民的最终消费占全部居民消费的比重始终维持在60%以上（同期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从82%下降为75%）；在1988-1997年的10年间，农村居民的最终消费占全部居民消费的比重勉强维持在50%左右（同期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从75%下降为71%）；而目前，农村居民的份额已经下降为不足45%（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约为63%）。上述数字粗略地显示，在过去20年，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异并无任何缩小的迹象，城镇人均消费水准始终较之农村高2.2-2.5倍，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相当之快，原来的农村人口并非通过滞留在农村致富，而是拜城市化之福泽。

资本形成是中国经济的第二大引擎，令人惊讶的是，同样投资率也长期稳定在稳定在36%-40%。资本形成中包含固定资本投资和存货投资，鉴于存货投资的规模仅为固定资本投资的5%左右且其来源构成数据不足，因此我们不妨直接观察固定资产投资的来源构成。在1980年的时候，国有、集体、个体和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份额分别为82%、5%和13%和0%；到1990年转变为66%、12%、22%和0%；到2000年转变为50%、15%和14%和21%。国有经济在固定资产形成中的地位缓缓下降，但如果考虑到国有经济的产出占GDP的比重不足40%，则无疑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效益欠佳。

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似乎难以驱动经济增长率，尽管仅以对外贸易规模/GDP的指标来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20%以上，似乎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相当高，而事实上剔除掉中国仅仅挣了一点加工费用的加工贸易部分，再剔除掉中国不断增长的进口商品和服务，则净的货物和服务对GDP的贡献率大体维持在仅仅3%左右，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占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半壁江山”，而国有和民营经济则分别为30%和20%左右。

因此从公式一来看，政府和国有经济的地位依然十分重要，但私人部门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这样的结构变迁代价颇沉重。

公式二：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固定资产折旧。

这个公式很难确切地反映出中国生产要素和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如果将生产要粗略地分为劳动、土地和资本，那么劳动者报酬中也许可以大体反映出劳动的收益，营业盈余和和固定资产折旧也许可以大致反映出资本的收益，但土地的收益却难以准确地反映。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实至今，中国的生产要素中，资本和土地的占有结构如何？收益分配结构如何？这样极其重要的、勾勒中国经济运行轮廓的工作尚未完成。在此我们只能引用樊刚目前尚未完成的“中国生产要素和收入分配基本格局研究”的初步成果。就劳动这个要素而言，大约GDP的一半成为劳动者报酬，“按劳分配”仍然是中国财富分配总重要的特征。但百姓的财富并不全部来源于双手的“活劳动”，在人均4498元的收入中，靠双手劳动所得是3959元，而靠储蓄、证券投资等“物化劳动”带来的资本收益是538元,因此可以说大多数国人的“有产程度”还是很低的。就资本这个要素而言，目前个人资产是231975亿，国有资产是98859亿，集体企业资产是33576亿，法人财产是33610亿，外资为32259亿，因此，全部社会资本占有中的比例分别为：个人54%，国家23%，集体和法人分别为8%，外资为7%。在资本收益占有方面，个人为6817亿、国家为2965亿，集体和法人分别为3516亿和2729亿，外资为249亿。因此，全部社会资本收益的占有情况是：个人37%，国家16%，集体和法人分别为19%和15%，外资为13%。资本收益占有超出了资本占有比重者包括集体、法人和外资，而资本收益占有低于资本占有比重者是国家和个人。鉴于集体财产和法人财产是难以说清楚归属的财产，因此总体上，每年个人有3145亿、国家有1295亿应得而未得的资本收益不知所终。就土地资源及其收益的占有而言，目前土地乃至自然资源这一块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分级所有，并且非市场化的土地和资源出让往往是腐败深宫，国土资源部的官员曾经说土地资产至少价值25万亿。目前土地出让较为混乱，土地所有权的虚置不仅导致腐败，也导致中国商品房建在“空中”而非土地上。和土地相关的房产资源中，公有住房为64562亿，私有住房为97390亿（城市私房为59835亿，农村私房为37555亿。）因此，从要素占有和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国有不再是最重要的产权安排和占有形式。

改革开放20年，应该说国民财富中，已经初步形成了民有的格局，而国有则在其次（在此应理解国有和公有是两个范畴，国家占有财富的减少，不等同于公有形态产权占有的减少，后者还包括国有控股、集体所有等多种形态）；在你一无所有时，你的生活仰仗于每天给予你面包的人，因此没有对民有的尊重和认可，就谈不上民生。中国已经处于民有民生的明晦状态，曰明，在于民有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曰晦，在于民有尚没有从宪法层次上得到有效保障。民有和民生。给人以建在沙滩上的巴比伦塔那样的不踏实感，而“十六大”之前，回顾已经取得的辉煌是情有可原的；但在此之后，将渐进经济改革的做法模式化则是不足取的，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和执政合法性的主要内容，但远远不是全部。

汹涌难御的失业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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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有13亿人口的大国，百姓有没有饭碗是攸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管仲曾经说，衣食足知荣辱，窗廪实知礼节，而孔子则说民以食为天，如果百姓食不果腹，时处饥馑之中，还去侈谈什么政府改革、社会安定？孔子在与冉有、子路等的对话中，更说明百姓不但要“足食”，而且要“富之”。这似乎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同工异曲之妙，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共创造了1.7亿多个就业岗位，但失业浪潮仍然十分汹涌。就业压力重不可抑，能否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追求国民的充分就业已迫在眉睫。如何估计中国的失业状况？

第一种测算口径是所谓城镇登记失业率，至2001年底，就业人口为7.3亿，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到3.6％，估计2002年登记失业率将上升至4.5％左右。这个指标几乎和中国的失业真实状况无关，这仅仅是个粉饰性数据。

第二种测算口径是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加上下岗职工人数。2001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与国企下岗职工共1400万人，约相当于城镇从业人口的5.8％。如果再加上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00万人，全国大概有2000万下岗和失业人员，相当于城镇从业人口的8.3％。但根据《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从1998-2001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有2500万人。应该注意到，这些下岗人数，还只是国有企业的下岗者，并不包含其他所有制企业的下岗者。另据《瞭望》报导，在1996-2000年间，国有及集体企业在职员工共减少了4800万人。由此推算，包括集体、三资和民营企业等在内的其他所有制企业的下岗员工规模比国有企业还要稍多些。因此即使乐观估计其中的一半人已经重新就业，则城镇至少有2500万人等待饭碗，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10.2％。这已经十分接近失业率12%的国际警戒线了。

第三种测算口径是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其实第二种口径仍然是只见城镇不见农村的狭隘算法。目前，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有4.7亿，全国耕地19亿亩，若按每个劳动力耕种10亩地计算，仅需农业劳动力1.9亿，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1.3亿，有3.2亿的农村劳动力被充分利用，尚有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另寻出路。根据《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到2001年底，中国从业人员为7.3亿人，其中城镇为2.40亿人，占32.8%；农村为4.9亿人，占67.2%。因此我们计算的结果是：中国城镇失业率为10.2%，农村失业率为30.6%，全社会从业人员失业率为23.8%。

从需要“饭碗”数量来看，在“十五”期间，全部需就业人数约1.62亿人左右，这就意味着每年需要3000万个就业岗位，期间企业自然减员最多每年可腾出1000万个就业岗位，这意味着未来5年中国每年必须创造出2000万个岗位。此外中国劳动力总供给将在未来10年内从7.13亿增加到7.81亿的峰值，此后可能缓慢下降，但到2020年仍有7.75亿。

从可能提供的“饭碗”数量来看，有两种算法，第一种算法是以创造就业岗位所需要的资本品数量来衡量。以目前GDP年均7%-8%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量大约是七八千亿，一个城镇人口就业大约需要13万元左右的资本品，这个经济增长速度只能在城市创造出500-600万个就业岗位，因此未来20年中国若以吸收城镇人口为主来解决失业问题，根本就是南辕北辙。第二种算法是所谓就业弹性系数，目前对中国的就业弹性的估测从为0.10到0.17左右，这样GDP每增长1%，可增加70～100万个就业机会。而按照7％～8％的经济增长率以及较高的就业弹性系数0.17测算，未来20年中国劳动力总需求将从5．76亿增长到7．41亿，而如前文所分析，此时劳动力总供给人7.75亿，这也就是说，未来20年中国始终面临汹涌的失业洪流。

滚滚而来的就业大军将给持续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少年的压力？至少20年。应对失业洪流，是一项难以完成但却不能不完成的任务。现在急切需要政府对就业形势的充分认识和转变思维，毕竟一个吸收城镇人口就业需要数十万计的配套资本品；而一个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制造业就业，所需要的资本品投资大约在2-3万；若进入城市服务业就业，则资本品可能少到只需要几千元。唯有兼顾城镇和农村双双存在的就业压力，并且深刻意识到农村数亿人口无可事事、无以为生的状态不加速缓解将是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将8%左右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机会向农村倾斜投放，才可能创造出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来。由于目前城镇人口比率以年均1. 8个百分点的速度缓慢上升，这就决定了未来15-20年间，就业红灯警戒难以解除，失业洪流的疏浚，其实质是城乡人口比例由现在的3：7转化为7：3的过程，也是城乡之间森严的高墙坍塌的过程，更是政府施政纲领从追求经济增长到追求充分就业的渐变过程。

悬河危局的城乡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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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之前，孔子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可见为政者是不能不居安思危，民安，然后社稷安，为政者自身是不值得伐功的。近百年前，鲁迅在《故乡》，感叹他和闰土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而农村则充斥着萧条，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而今，城乡之间的高墙稍稍矮了一些了吗？

中国地大，农村差别也大，虽然搞了五十多年，但基本上还是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目前中国农村所经历的“空洞化”随处可见。导致城乡之间差距相对拉大的原因，在于近五年来“三农”政策方面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体制复归，农民负担日渐沉重，农村重新沦为向城市“输血”的废弃之地。记得在80年代，农村是《咱们的牛百岁》，《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那样的红火，而现在的农村则是妇孺老弱守望着，青壮劳力都出去打工，村子空空洞洞的没有生气，地被撂荒的也不少。我们的测算表明，在1985年农民人均负担的农业税大约5元，此后每5年翻一番，目前大约人均40多元。加上农民要缴纳人头费（税）、屠宰税、三提五统、未婚证费、计划生育证明费、妇检及证明费、待业证费，还有义务工摊派等等等等；如果要进城，则需要缴纳暂住证费、就业管理费、城市增容费、农民子女教育扩班费、治安费等等。农民的人均税费负担大概在100多元了！考虑到农村人均纯收入至今不过2250多元，其中现金收入主要依赖于非农的打工收入，则向农民征收税费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理解。为税费征缴正使得乡村干部和村民迅速地朝水与火两个对角移动，不得不使用武力弹压的群死群伤事件在急增之中。

对于中国社会偷税抗税问题，程晓农在其《在农民抗税的背后》中指出：“在集权体制下，基层精英的向上流动主要是满足主政者的需要，即‘天下之权，操之于我’，事实上会造成违饽民意的结果。中国历代王朝的‘吏治不可为’，今天中国农村层出不穷的农民抗税事件，其实源出于一。要缓解今天农村的官民冲突，单靠控制基层干部人数是不行的，光是强调要‘代表人民利益’也是混不过去的，问题的核心在于究竟要如何选择和授权基层精英。”无农不稳，坑农必危，悯农则需要良好的收效而非空想的动机。载舟覆舟，一念之间。

不可思议的是，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城市已经高度文明和现代化的今天，中国农民仍然难以成为拥有“公民”的各种权利和义务的群体。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收入，各类“不合理负担收费”及收取者都在各自冠冕堂皇理由的掩护下随意对农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是国民，只须依法纳税，从未听说有过“减轻市民负担”一说，我们甚至不敢正视农民连最基本的财产所有权都得不到保障这样一个难于难以置信的的事实。农民没有成为“非农民”的权利，即使他们放弃责任田，也仍然需要缴纳种种农业税费；即使他们流入城市，城市也只是他们暂时的栖息和打工之地，农民难以退出如影随身般的“农民”的身份。即使我们承认城市“现代化”是必须确保的，那么是否以讳言农村的繁荣就可牺牲？我们决不能否认中国的一些区域经济的繁荣，是勤劳的民众和富有效率的政府共同“挣”来的，但也有一些城市的“小康”并非如此。早在1997年，国家统计局、劳动部、全国总工会、民政部、卫生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组织了“中国职工生活进步调查”，在这次民意调查中，81%的被调查者表示，近五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靠的是“工作单位”发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只有8%的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兼职收入有关。如果城市居民主要还是由国有部门供养，那么这些城市中的“小康”就是政府发放的，而不是市场孕育的。在1997年之后，一些缺乏活力的城市之所以能够继续维系其表面的稳定和繁荣，部分原因在于向农村“吸血”。在1978年到1984年之间，农村的改革使得一共约600亿资金通过金融、财政渠道从城市净流入农村；而在1985年到1994年之间，情况则相反，有4000亿资金从农村净流入城市。1997年之后，农村经济体制出现严峻的“复归”趋势，粮食流通体制、农村基础教育体制和社会救济体制等趋恶，农民负担日重，农村金融基本干涸。当资源被从农村“汲取”到城市后，所出现的结果自然就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城市和一个相对萧条的农村。可以说，城市的繁华建立在国有部门的支撑之上，也是以农村的萧条为条件的。如果在城镇大规模地推行社会保障体系，则这个体系85% 的支出将被保障3亿多的城镇人口，使得城镇和乡村间的高墙越筑越高，实际上我们更迫切需要的，也许是对老弱病残等缺乏自生能力的弱势群体的社会救济体系。否则九亿人生活在茫然中的国家，是太平盛世吗？我们走进了新时代抑或我们仍然停留在上一个世纪的悲苦？

在这种机制下获得的“小康”生活水平，非常象苏联东欧国家过去由国家供出来的“小康”生活。在中国城市中，我们正在追求的居室装潢、彩电冰箱、电话汽车等，苏联东欧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已经在多数城市里普及了。但苏东崩溃了，前南斯拉夫曾实行了几十年的渐进型改革，一度赢得经济繁荣，最后终于在八十年代后期陷进经济困难的泥沼。可见这样行政发放“小康”并非经济建设成功的里程碑，而只是福利社会主义政策的“广告秀”。由于这样的小康生活是国家“发”的，就象“天上掉下的馅饼”，和享受者的工作努力没有直接关系，所以生活水准提高了，工厂的效益并没有明显改善甚至出现倒退。国家发的“小康”生活是靠不住的，来得容易，丢得也快。因此中国也并不存在单纯的“三农”问题，它暂时是以作为掩盖另一个问题（城市）的牺牲品而存在着的。

目前已经到了反思繁荣会不会弃中国而去的时候了。渐进改革既可能迎来所有问题冰消雪融的未来，也可能迎来图穷匕先的艰险时刻。我曾多次用“悬河中国”来描述我以为的城乡现状，中国经济有其“二元结构”，城里人住在相对的城市，如同生活在高高在上的黄河大堤一样；而农村人所处则离工业文明的距离遥远得多，如同生活在大堤之下的低洼之地一样。也许是缺乏正视关键性体制改革的勇气，黄河堤岸上的一些人抱怨着他们所受的黄河之水的滋润日见其少；而黄河堤岸下的一些人梦想着走入灯红酒绿的城市。“悬河中国”是不可维系的，我们需要有象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的契机对中国的现状进行深刻反思，避免进退维谷的顾虑，毕竟退路已经没有了，一些关键性的体制改革是不能回避的，我们不能分几步跨越一个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壕沟，没有勇气跨一大步，仅仅畏缩地跨一小步，只能跌落到壕沟中。如果有一天繁荣离我们而去，那一定是我们的不智和畏缩背离了繁荣，而不是繁荣摈弃了我们。

销金铄骨的社会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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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经济体上不幸留下了什么毒瘤的话，那么腐败和收入不公无疑就是其中最触目惊心的两个。在我们看来，反腐败从来就不是一个毁灭腐败者的过程，而是创立灵活清廉体制的过程，否则，任何急风暴雨的清洗腐败过程，其结局就只能是刮地三尺的旧官员谢幕，敲骨吸髓的新权贵登台。反腐败从来也必须以权力制衡权力，行政、立法和执法绝不能以社会公正的名义被垄断。同样，在我们看来，对收入不公的关注也并非意味着贫困者天然地就拥有仇恨财富的权利，除非贫困者能够证明，富裕者的富裕，恰恰是造成贫困者贫困的根源。但中国历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定势，当收入不公和腐败孳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时候，其对社会稳定的杀伤力随时可能喷发出来。

中国的收入不公有多严重？估计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较为粗糙的基尼系数法；另一种是收入五分法。

对收入分配不公的第一种测算结论：超越国际警戒线。在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基尼系数为0.28，到1995年为0.38。世界银行称这显示中国收入不公仅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等稍好，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据中新网2001年03月11日报道，今年中国"两会"中有代表提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严格来说，计算基尼系数有三种方法，一是按家庭总收入计算，二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家庭为单位计算；三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个人为单位加权平均计算。根据中国社科院李实研究员1995年的研究报告披露，上述三种基尼系数分别为0.409、0.444和0.445。总体结论：尽管目前对基尼系数的计算结果千奇百怪，但在经济学家的视角中，中国收入分配的恶劣状况，在西方国家工业化早期也不多见。

对收入分配不公的第二种测算结论：贫富日渐分化。用人口五分法来测量收入不公的范式，其基本方法是把人口按收入从低到高以20%分五挡，看每20%的人口能占有多少国民财富，此法浅显易行。在中国，较可靠的研究是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四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其中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即使此结果被稀释了，它也是令人不快的数据。中国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到底高到何种程度？目前统计资料残缺不全，1993年10月，中国国家工商局估计私营企业主中的百万富翁约为500名；199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私营企业进行的调查则将这个数字提高了10倍。仅事隔一年，《人民日报》再将这个数字扩大了200倍，称拥有10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人已超过100万人；而《中国工商时报》认为这个数字乘３还属保守。2001年度《福布斯》最新排名则显示：在2000年，中国最富有的前50名富豪的财富之和为100亿美元。另一幅鲜明的图景是：根据国家体改办的统计，2000年度，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河北、四川、黑龙江、吉林、辽宁9省农民的年纯收入为1924元，陕西、宁夏、青海、云南、甘肃、贵州6省区的年纯收入为1464元。也就是说，50个中国富豪的资产，相当于5000万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而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则相当于9亿中国农民2年的纯收入！

传统经济理论中的库兹涅茨的倒U形理论假说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人均GDP增长，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动轨迹是一条倒U形曲线，即经济增长初期会逐渐加大，后期阶段又会逐渐缩小。经济增长过程收入差距加大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因此主张增长优先兼顾公平，对收入不公不必要大惊小怪。改革开放20年的轨迹也似乎的确部分印证了这样的说法，象经济增长强劲的东南沿海，区域国民经济快速上升了，但差异也拉大了；而经济增长相对迟缓的部分地区，区域经济仍然依赖于不停地进行着攻坚战、脱困战的国有企业，国民收入上升不快但差异也没有拉大。中国经济未来20年是否能够继续承受部门间、区域间收入分配状况的相对恶化，则是我们需要谨慎面临对的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困惑：也许急剧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必然打破原来人皆赤贫的困境，政府必须以透明有效的收入再分配制度来对贫富进行微妙的平衡，遗憾的是这样的环节缺失了、壅堵了甚至是背道而驰了！结果不论富裕阶层财富来源渠道是否公正，在中国传统老话说富可敌国，即富裕可能会成为引发仇恨的理由。如果象这样低收入的人口大国居然出现了“过剩经济”，出现了空置的别墅、囤积的冰箱彩电和倒入沟渠的牛奶，那一定不是中国人已经富足到对这些东西已不屑一顾，而仅仅是反映出一种惊人的落差，即我们能够制造出如此纷繁的商品和服务的一双双劳作手，没有握着足够购买这些物品的收入；我们经济改革的上半身走得太快，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下半身走得太慢，上半身的风度，已经受困于下半身的本质了。

中国的腐败现象有多严重？其实凡是有人的地方便有私欲和腐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作为腐败指标之一，中国的企业家用在和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时间列全球首位，国际透明度组织在2000年1月的调查报告指出，全球19个主要贸易出口国的企业中，行贿情况最严重的是中国大陆。另据胡鞍钢的测算，在90年代后半期，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1万亿左右，占当时全国GDP的15%左右。可悲的是，腐败已经变成了某种风险小、收益大的买卖，目前官员腐败被查处的概率太低，腐败的收益远远高于风险。据统计，1993-1998年间，每100名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只有42.7人被立案侦查，最后被判刑的只有6.6人。在所有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尤其是权利得不到有效制约的时候，低风险的滥用权利安然腐败的诱惑足够让超然的神也堕落，更何况普通的公务员？对于腐败我们显得极其矛盾，美国学者亨廷顿教授曾惊世骇俗地声称：“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比起僵硬的、过于中央集权和腐化的官僚政体更为糟糕的，恐怕是同样僵硬、集权但极其死板的官僚们。”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前20年，也许偶然的腐败充当了僵化体制的润滑剂；但对中国未来20年，腐败就必然是腐蚀社会经济活力的硫酸。短期看，腐败往往和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相结合，在集权秩序蜕化和市场秩序羸弱的真空地带，腐败君临可避免旧大厦的突然崩塌。但长期对腐败视而不见，则民心相背、国本动摇。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魏尚金所称，在长周期内，从古希腊到莎士比亚，从儒家思想到印度教义，莫不对腐败深恶痛绝。如果以为既然腐败可能是润滑剂，就可以腐败出一个新天地而不是新坟场，甚至对腐败予以纵容，那当权者实际上就患上了“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短视。

积重难返的金融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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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一个产业部门在渐进改革20多年来，其本身是难以为改革所触及的部门，那一定首推中国金融业。任何市场化的改革，都意味着政府对金融资源直接支配能力的削弱，而金融资源的行政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社会“减振器”的作用，例如给国有企业以安定团结贷款、企业包装上市圈钱等等，因此20多年来金融改革举步唯艰、趑趄不前，其困境恰恰反映出，中国金融业是渐进改革成本的主要支付者之一。金融能否保持稳定决定了未来20年中国经济能否稳定，我们对中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地下金融状况、资本管制效能等，给出简要的现状描述后，即进行主观风险评估判定，判定分五级.

1、★ 基本没有风险；

2、★★ 风险适度；

3、★★★ 风险已值得关注；

4、★★★★ 风险严重需警惕

5、★★★★★ 风险随时可能失控

其中☆表示过渡形态，例如★★★★☆即表示风险处于严重和勉强尚可控制的程度，失控的可能性增加。限于篇幅，只能给出我们所做的《中国金融业风险评估报告》的结论部分，而其数据处理和分析部分，只能割舍。

对中国国有银行业的风险评估。目前国有银行系统一缺乏较好的盈利模式；二资本金严重匮乏；三深受不良资产困扰。因此银行体系的风险相当巨大，如果以中央银行的广义负债指标M2/GDP来观察的话，则中国央行名列全球首位。化解这些问题，只有以下渠道：一是撤并营业网点和裁员，这目前已在进行；二是通过政府财政来注资，鉴于中央财政隐性债务压力巨大，财政注资几乎不可能；三是通过银行上市来补充资本金，中国资本市场的容量决定了国有银行可能需要分拆而不是整体上市；四是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来注资，这需要等待《大中型国有企业吸收外国资金并购管理条例》的出台；五是对银行业的准入进行放松，引入私人部门的注资；六是以直接的通货膨胀税强行稀释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国有银行的现状决定了从长期看，中国金融业承受的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如何阻止高通货膨胀发展为恶性通货膨胀是未来的重要命题。

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风险程度：★★★★ 风险严重暂时可控。

对中国证券业的风险评估。截至2002年5月底，118家证券公司净资产额为917亿元，不良资产却高达460亿元，不良资产率超过50%。仅就数据而言，中国证券业的状况较之国有银行尚且不如。在2001年度对87家证券公司的审计中，审计意见不干净的占55.17%，其中带解释性说明的占14.94%、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占12.64%，无法表示意见的有1家。中国券商得以继续维持下去，在于通过三个渠道补充流动性，一是隐蔽的银行信贷资金和来自上市公司的委托资金；二是挪用客户保证金，到2002年5月止，仍有18家证券公司在挪用客户保证金。114家证券公司中，有10家超过了10亿元，达到其资产总额的42%。三是外国资本注入,形成中外合资券商，但目前国外投资银行一不知道中国券商的“壳资源”究竟埋藏多少问题，二不知道合资后在沪深股市有何业务可做；三不知道国外投行的经验到中国股市会否水土不服，所以中外合资券商雷声大雨点小。从中经开、鞍山信托等危局来看，我们不能否认个别证券公司遭受挤兑而立即破产，以及通过证券公司之间的兼并来延缓问题发生的可能性。

中国证券业的风险程度：★★★★★ 风险严重随时可能失控

对中国保险业的风险评估。总体上判断，中国保险机构在今后5-10年内，处于最为艰难的求生阶段。目前保险机构的困境表现在三方面：第一，中国保险机构盈利能力非常低，靠自身的积累化解资本金不足和不良资产的可能性不大。过去的3年间，中国保险公司的平均资产收益率只有1.19％，净资产占总资产的比率只有9.99％，而根据Loma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in Life and Health Insurance Companies》披露，国际行业在上述两项指标方面的平均水准为2.1％和15%，中国保险机构盈利能力不足和资本不足问题已经凸现。第二，不幸的是，自1996年以来7次降息后，一年期存款利率已由9.18％下调到2.25％（不计算利息税），低于目前保险产品2.5％的预定利率，而过去已经售出的高预定利率保单将仍需按照原有的高利率给付。这意味着中国保险公司在2000 年以前所获得几乎全部寿险保单出现了巨额利差损失。第三，中国保险公司也很难具有资金运用能力。由于政府对保险公司的投资渠道限制非常严格，导致中国保险公司的平均投资收益率水平非常低下。目前保险机构最为窘迫的难题是如何重建诚信形象？失去诚信则无异于自掘坟墓；一言九鼎方能迎得未来。今后5-10年是中国保险机构熬过生存危机的关键时段。

中国保险机构的风险程度：★★★★☆ 目前风险极重但未来有望缓解

对中国地下金融的风险评估。中国地下金融规模在1997年之前相对较小，而在近5年有了较长足的发展。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已经直接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这是金融改革严重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派生效应。总体估计，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地下金融为地上金融规模的1/3稍弱。中国地下金融活动兼具创新性和毁灭性。一方面，部分地下金融活动带有明显的“高利贷”性质，并且和社会黑恶势力结合密切。另一方面，以突破金融管制、满足私营企业融资为特征的地下金融则相对健康。中国金融已经出现地上和地下双轨运行的现状，其存在说明中国金融脱媒已较为严重。鉴于国有银行现状不容乐观，中国金融已出现外资、国有和地下三大块支撑点。国有金融体系一旦发生振荡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较之不考虑外资和地下金融时可能产生的振荡反而要小。

中国地下金融体系的风险程度：★★★☆ 风险值得关注少数则应予警惕

中国金融体系总体风险状态：★★★★☆ 风险严重尚未失控，但可控程度面临挑战。

总体结论：金融业改革的滞后已经严重背离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旦发生动荡，那么内部风险因素作为导火索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外部风险因素。中国金融改革更需要“内省”而非“攮外”。渐进改革20年，造就了中国金融业的危局，直接支配金融资源的巨大诱惑，使金融业最终积重难返，中国改革的未来坚冰，不在经济体制而在政府自身；经济改革的未来艰冰，不在国有企业而在连党政企分离都尚未迈开步伐的金融业。

玫瑰梦想的世界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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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入世的刹那，所有记者都潮水般涌向石广生部长，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穆尔则在灯火澜珊处微笑着，而一位中国地方电视台的记者敏锐地捕捉到了一动一静之间的反差，采访起穆尔先生来，穆尔轻轻地说了这样一则小故事，圣诞前夕，他给自己的儿孙们一些钱，让他们自己选择漂亮的圣诞礼物，结果，孩子们买回来的礼物，竟令人惊讶地都是“中国制造”！他毫不掩饰地认为，宣布中国入世是他事业中最为华彩的乐章。中国经济改革开放20年，迎来了许多值得期待的东西，其中一个就是“全球制造业中心”，或者不太准确地说“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的确20年来有长足进步，但事实尚远不足以支撑中国是世界工厂的豪言。更有甚者，以为中国朝世界工厂努力，并非是可取的目标，这样13亿中国人岂不成了为洋人打工的“蓝领民族”了？这种思维的荒唐，和对饥饿的人说“何不食肉糜”是一样的，迄今，“世界工厂”之于中国仍然是一个梦想，而非现实。

中国目前制造业规模在全球位居第四，在未来5年内可能成为全球第三。不少人认为中国相当接近“世界工厂”，甚至已进一步向研发型基地靠拢。中国正在成为某些产品的制造基地，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制造业已经形成相当大的规模，目前已经居于全球第四的位置。日本《产经新闻》连续发表文章，认为“在制造业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据日本产业经济省的调查，中国摩托车占世界产量的43%，电脑键盘占39%，家用空调占32%，洗衣机占26%，彩电占23%，化纤占21%，冰箱占19%。据日本经济新闻社对16种产品的调查显示，以DVD电唱机为首的8种中国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韩国《经济先驱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已经接替韩国成为工业制造方面的地区性大国，在国际市场上，每两台空调中就有1台是中国提交的，电视机和洗衣机也分别占了国际市场的1/3和1/4，到2010年，它会在所有的重要的工业领域超过汉城。《2002年中国科技发展报告》则显示，中国制造业目前已形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三大世界级制造区域，三大区域在全国制造总产值的比重达到66%，出口总额比重更是超过85%。中国制造产品在世界上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包括家电、医药、电子等10个制造行业在内共80余种产品类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目前200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突破30000亿元人民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34.4%，在世界制造总额的比例也超过5%，位居世界第四，2005年很有可能超过德国而上升到第三位。

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了吗？这迄今仍然是愿望而目标，而非现实。我们可以用两个指标来粗略地形容世界工厂，一是一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二是一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地位。从前一项标尺看，英国、美国、乃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或许都可冠以“世界工厂”的美誉。英国是19世纪中叶的“世界工厂”，其制造业产值占据了20%的世界份额，生产了全世界53%的铁、50%的煤。美国是20世纪的“世界工厂”，其制造业产值占世界的比重也在20%以上。目前中国第二产业产值(含建筑业)还不到五千亿美元，只占5%的世界份额，甚至还不足日本的三分之一。这还是中国制造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美日制造业经历了“空洞化”后的实力比照。从后一项标尺看，既然自诩“世界工厂”，总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有一大批企业和众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主要地位，甚至处于相对垄断的地位。但2001年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仅有11家上榜，而且没有一家是制造业企业。另外，根据《商业周刊》的披露，其实目前中国数百万家制造业企业中，能做OEM的不过几万家，能做ODM的不过几千家，既能做ODM又有自有品牌的不过几十家。即使以号称技术水准最高、竞争最激烈的中国家电业，真正能做好ODM的企业比率也不过1/5，能做品牌的只有寥寥四五家而已！中国的制造业尚处于OEM等第一级台阶上，同时为解决视野问题也远未到和“三来一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说轻言告别的时候。

繁荣的中国制造景象背后还掩盖了另一个严峻的事实，即总体上中国国民经济和高技术产业所需装备已形成进口依赖。近几年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的2/3依赖进口，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被进口产品占领。

中国正在经历第一次现代化，中国不是世界工厂，但制造业之于中国和全球，都有非凡意义。一些恨不得旦夕之间中国就重温盛世旧梦的人抱怨说，其实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过渡，制造业的存在意义已经下降了，难道中国还要将制造业作为支柱，将成为世界工厂作为强国梦开始的地方吗？中国经济增长对于制造业的依赖不言而喻，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40%，出口比例超过80%，近3/4的外汇收入源自制造业，制造业还提供着近一半的财政收入，吸收了近一半的城市就业人口，未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有将近一半需要制造业来吸纳。中国经济未来20年，脱离了制造业这个支柱，就谈不上扩大就业、保持社会稳定。至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或者已经是制造业的大国，但尚非强国，更非“世界工厂”。从中国的综合国力、制造业素质和竞争能力，特别是自主核心技术来看，中国还远逊色于19世纪英国在世界的地位，更比不上20世纪的美国和日本。“中国制造”的崛起虽然折射出我们在部分民品的制造加工方面的确取得了惊人突破，但百尺之台，起于垒土，中国制造业企业还需要在励精图治中浸淫更长的时间。

重申宪法限制权利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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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证繁荣不离我们而去，需要我们不对改革虚与委蛇。如果说翻两番和不争论使得我们成功地回避了问题，而今的改革则需要我们直面问题。过去20年，我们所坚持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能够完整地将其蕴意表达出来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初级阶段论和不争论论的无穷弹性，几乎将任何涉及本原问题的探讨以暂时搁置的智慧兼收并包。所谓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过去20年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恰恰在于政府并以为其具有民众所不具备的智慧，因此民众呼声高时，有创见时，相关的政策应时运而生，令人感受到执政者的执政上善如水，顺民意而为。而从1997年以来，中国的改革明显步履蹒跚，经济发展的上半身，和政府改革的下半身开始割裂，这种割裂反映出：需要进行深刻改革的，恰恰是当初推动或顺从民众改革呼声的政府体制自身，现在已经到了重申改革的权力源自人民的时候。

为什么在私人部门的产权占有形式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主体时，在经济增长相当平稳时，行政权利的滥用和反社会倾向的群死群伤事件在急剧增加？如何才能消除繁荣背后最严峻的不稳定因素？我们不能不期望在“十六大”之后，中国能将违宪审查提上议事日程并尽快解决之。

因为权力的滥用，国有资产这一惊人财富被公务员队伍中等败类蛀蚀得千疮百孔，私人的合法所得的财产也会被权力巧取豪夺，在近年来所披露的关于贪污腐化的大案要案中，哪些不是鱼肉一方的官员所为？社会不公和腐败孳生的根源难道不在行政权力的滥用？

因为权力的滥用，一些官员盗用政府恶化党的名义，通过种种违宪的行政法规，这些文件披着法律文件的皮，犹如法律体系内长着的寄生虫，在黑暗中吞噬着宪法和法律本已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在2002年朱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若是群体的概念，然后还有官员从自己朴素的认识出发，将弱势群体视做穷困和能力不足的代名词，似乎救助他们需要政府和公众献出爱心来，这种爱心背后掩盖着一个严峻的事实：即弱势群体往往是一部分人依据宪法应享有的权利，遭受到了这个部委那个地方政府的种种千奇百怪的红头文件剥夺之故，这部分人，例如原来和政府签订着不言自明的有关福利保障的隐含契约却被“减人增效”的国企老工人，例如对公民迁徙权的剥夺和由此衍生出来的农民进城务工的种种障碍甚至遣返等举动，例如公民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不完全和进入高等院校“分数线”的种种歧视，难道城乡高墙和弱势群体的广泛存在，不是由于权力滥用必然会拒斥公民，却仅仅需要顺民、臣民、草民、逆来顺受之良民的结果？

因为权力的滥用，一些部委和地方规章的制定严重缺乏公众参与和监督，行政立法者将立法变成达到自己部门利益或特权而使用的政治工具。他们总是以公共利益和管理的需要为名义，在立法活动中曲解法律，或对法律做出扩大解释，为自己设定没有法律“渊源”的权利，有这样的权力滥用，怎么会不让一些学者大声疾呼防止中国拉美化、西西里化、权贵化的种种警危言呢？

行政权力缺乏监督只能导致政府膨胀和权力寻租，陈永苗先生指出，以人民的名义进行行政立法，其权力是没有限度的，甚至架空根本法—宪法，也可以得到社会的默认，异议者也只能噤若寒蝉。这是中国未来20年不稳定的根源所在。我们没有设计出一套进行违宪审查的理论和原则，没有设置具体负责受理与审查违宪案件的专门机构，没有制定具体的违宪审查的特别程序，我们有意无意地遗忘违宪审查，使得新中国成立已50多年，还从来没有处理过违宪案件。最接近的时刻是《行政诉讼法》的制定，但由于《行政诉讼法》拒绝审查抽象行政行为（行政立法），致使我们与真正的法制国家擦肩而过。从这个意义上说，化公为私或侵吞他人产权、权力滥用和腐败、不断地通过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力制造出弱势群体这样一种危险的倾向，在20年来没有得到真正强有力的遏制。

在2002年的“两会”期间，张仲礼等30名代表提交了《关于建立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议案》，认为如果缺乏有效的保障措施，不论宪法规定得多么完善，终将变成一纸空文。为了保障宪法的尊严和最高效力，应尽快建立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中国建立宪法法院或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呼声已久，却没有进展。李步云先生的研究将世界各国违宪审查机构的设置分为四大类：一是由立法机构负责违宪审查，英国和前苏联是采用这种方式的代表。二是由司法机关负责违宪审查。美国是这种体制的典型，它的直接渊源是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这一判例。现在全世界效仿美国模式的有60多个国家，并依据本国的具体国情作出某些规定。例如，只有最高法院才能审查违宪的立法，法庭组成人员要吸收法学教授、政治家参加，审查程序也不同于一般的法院审案程序。三是由专门的政治机关负责违宪审查。法国是实行这种体制的典型。四是由宪法法院负责违宪审查。这种模式由奥地利于1920年首创，后来很多国家相继效仿。宪法法院职权通常包括：解释宪法；裁决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审查各种法律、法规、法令的合宪性；审理或监督审理高级官员包括总统的弹劾案；审查公民个人提起的宪法诉讼等等。我们期待“十六大”以后的人大能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逐步落实违宪审查，则这将是中国接近市场经济、接近依法治国的最好时机。

缺乏违宪审查，使得“不法之法”得以孳生，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之中强调在立法活动之中没有不可逾越的限度是危险的。如果政府对强制权力的行使不再受到预定的限制和规定，结果将极其危险，这种危险足以葬送中国的繁荣之梦。

重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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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未来20年，中国需要超越翻两番这样的民生目标，民生的不断改善必然到民权。一言以蔽之，就是未来20年的中国，必须确立一个战略中心，即政府以追求充分就业为中心；而战略手段则是两个基本点：一曰保障公民的产权；二曰保障公民的教育权。

为什么必须以充分就业为中心？中国未来15-20年，宏观经济始终运行在强大的就业压力面前，当然，创造就业必然需要以经济增长为基础，但之所以需要抛弃经济增长是七还是八的高度脆弱心态，恰恰在于如果政府单纯地以增长为目标，那么就会出现为保增长涸泽而渔，损害企业和民众利益的现象，如果以追求充分就业为目标，才能消除最为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将“减员增效”等口号继续喊下去，将企业用工制度中对城乡人口的明显歧视继续下去，那么民心将渐渐失去。如何为数亿人提供赖以生存的饭碗？这将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但却必须完成的任务。

为什么必须保障产权？保障产权其实就在于保障民权。中国经济改革20年，乃至中国革命本身的意义，就在于逐步消除无产者，而非制造庞大的无产群体，否则无产阶级当初就没有必要通过流血牺牲来摆脱自身悲惨的无产状态。为什么必须保障产权？保障产权其实就在于改革政府，理想状态下的政府除了提供合法暴力并不生产任何东西，现代文明政府其实也仅仅提供少量的公共产品，但政府的财源，几乎全部来自于税收和举债，而税债的源泉就是私人部门的产出。如果不保障企业和民众的产权，那么除非强取豪夺，政府的财源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脱离了产权保护，那么一切就将如当年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逐渐为不服从者不得食所取代。

已经走过的20年，我们保障了产权了吗？恐怕这一环有意无意地缺失了。我们可以从社会阶层来分析，工人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收入的，国有企业有几十年工龄的老工人之所以能够忍受长期的低工资，就在于怀有衰老之后，有养老、医疗，住房等种种保障，或者说国有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契约是不言自明的，微薄的工资仅仅是可支配部分，而种种保障则是不可支配部分，但减人增效或买断工龄之类的做法却将此部分不可支配收入几乎是一笔勾销了。农民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收入的，各类“不合理负担收费”及收取者都在各自冠冕堂皇理由的掩护下随意对农民收入进行再分配。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领导人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收入的，灯红酒绿的职务消费从来就没有被严格地界定到其收入之中。我们也可以从经济类型来分析，以私营企业为例，中国私营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零起点开始，在传统体制的缝隙中和远离主流社会的沉寂中顽强地生长起来。目前中国经济已形成了国有、三资和私营经济三足鼎立的态势。私营经济产值过万亿，近年来下岗工人中的一半为私营企业所吸收，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和社会稳定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但私有产权的合法性是否已经厘清了呢？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提出“私营经济”的概念，确立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私营经济取得合法地位；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非公有经济由补充地位提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追根溯源，公有产权是神圣的，私有产权是否是不可侵犯的尚未明示，所有制崇拜仍然是百足之虫。

今后20年，我们还能回避产权吗？如果我们延续公有制是神圣的就意味着必须影射私有制是邪恶的这样难以理喻的恐怖思维，如果我们认为对非国有企业和个人的产权可以置之不理，那么一切产权都只能是国有的了，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在默许或纵容政府拥有并支配一切社会财富！因此不保障产权，中国就不存在拥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而只能存在草民和臣民；不保障产权，中国就不存在政府改革的压力和动力，而只会使得国有经济继续依附甚至寄生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之上。

今后20年，我们如何保障产权？恐怕需要重申宪法的尊严，重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除了立法和司法部门以外，各部委以法规自我授权自我膨胀必须废止，党派红头文件超越法律亦必须废止。而《物权法》、《民法典》等则不能一拖在拖。中国的经济立法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有长足进展，民法，刑法，公司法，专利制度等方面都逐渐恢复到民国三十年代的水平。中国参加WTO的谈判过程使中国政府不能不认真考虑对满足模糊面纱原则的游戏规则作出可信承诺。WTO规则要求非歧视，司法独立，第三者仲裁，游戏规则透明，稳定，公平，可信。如果未来20年中国的立法过程仍太封闭、太草率，不充分辩论，那么中国就可能陷入到过分立法，立恶法，甚至不重视宪法司法。刑罚不中，则民无以措手足，不保障产权，则未来20年中国势必陷入危局。

为什么必须保障教育权？恰恰在于基础教育投入不足，是导致农村日渐贫困、失业日甚一日的根源，甚至是中国始终不能成为强国的根源。高素质的国民队伍，对中国经济而言，绝对是极其昂贵的财富。人们总是惊讶德国、日本在“二战”后经济能够迅速得以恢复，却可能忽视了战争摧垮了他们的物质财富，但高素质的国民仍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让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一年，恐怕需要耗费2.5万亿，要让国民整体达到高中毕业的水平，按目前的教育投入，恐怕至少需要25年！若现代中国出现武训这样的义举时，通常是社会对教育的不义。

已经走过的20年，我们保障了公民的教育权了吗？早在1987年中国就制订了义务教育法，在1995年又出台教育法，令人困惑的是至今教育经费仍然严重入不敷出。对于一个人均GDP仍然停留在中低收入水平的国家，无疑教育易经费的投入应该集中在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这也是韩国、新加坡等国人力资源水准得以急剧提高的成功之处。我们的测算表明，在中小，小学和幼儿园，不是由国家财政拨付的经费比重分别为69%、76%、60%。从教育经费的投入方面来看，的确呈现出某种重视中小学教育的倾向，但从小学到高等教育累计达600多亿的资金缺口仍然显而易见。目前普通中学在校学生人均教育经费为1400元；小学生人均经费约为660元；幼儿园人均经费约为166元。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的农村地区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基层教育经费仍然缺乏可靠的来源渠道，结果县乡以下不得不通过各种名目繁多的的费用来补充教育经费的不足。估计目前农业税费中，约有一半行使着“教育经费”的职能。目前90%的农村家庭年人均大宗消费支出在500元以下，9年义务教育收费的无节制膨胀，可能越来越严重地剥夺贫困家庭受教育的权利。人们不能不问：义务教育到底是不是仅仅为做家长的义务？政府的义务体现在哪里？是否应该给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以更大的关注？

今后20年，我们如何保障教育权？“教育兴国”必先“国兴教育”，出路有两条，一是实事求是，依据贫困线划定实施真正免费的义务教育地域范围，把9年制义务教育切实普及起来。九年义务教育由中央全额承担，高中阶段教育由地方承担。建议由中央财政从中央、省、市、县各级企业收取的增值税中，按照不同比例依次返还所在县，全额上解的消费税也依照上述比例返还上解县，用于补偿九年义务教育经费的缺口；或者由中央财政每年拿出相当资金，按西部省区全额补差、中部省区多额补差、东部省区少额补差的原则增加财政转移支付，作为九年义务教育专项开支。二是财政有能力发那么多国债搞项目，给公务员加薪，能不能发行一些教育国债，所筹措自己全部注入农村基础和职业教育？脱离了保障公民的教育权谈论解决失业问题，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实在无异于缘木求鱼。

在重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持更为慎重的态度。为了缓冲严峻的就业压力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目前政府使用“两个确保”和“三条保障线”。所谓政“两个确保”，一是要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二是要确保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至于“三条保障线”，则是指除了对下岗者提供“基本生活费”，对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金”，以及对失业两年以上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金”。这样的社会保障体系，注定了主要是覆盖城市而非农村，几乎势必导致城乡之间高墙更高。另外，我们始终无法想象，在一个羸弱的金融体系中，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人员如何才能让人们相信他们之于数十亿公众的，一句几十年后才兑现的诺言是真实是虚伪？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中国迫切需要的，不是社会保障体系，而是划定清晰的贫困线，普遍照顾到全社会孤寡老弱病残的社会救济体系。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中国恐怕也支付不起一个官营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社会救济体系的资金能用好、用善、用到急弱势群体所急的地方，那么未来20年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就在无形中消弥了不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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