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用建体和体在用中
--中道论坛之一
范亚峰：最近由李先生提议，设立一个中道论坛。主要宗旨是自由主义的文化建设，这与基督教、儒家和哲学自然发生关联。第一次论坛，我们很荣幸地请到文化保守主义者、大陆新儒家的代表陈明先生到场。今天的问题是三个。第一是龙场会讲的简介；第二个是读经与中国教育，准确地说是经典教育的问题；第三个是新文化视野中的古今中西关系的问题。下面请陈明先生做主题发言。
秋风：我觉得可以谈谈这些问题。虽然都是保守主义，但保守主义各派之间有很大不同，可以梳理一下中国到底有哪些保守主义。比如说，我们和康晓光有很大差异，陈明和蒋庆也有巨大差异。所以我觉得梳理一下很有意义。
陈明：我谈谈中道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不同。这次会讲，有自五四以来文化保守主义集体亮相的味道。近代以来按照现代的话语形态，是向西方学习。主要的话语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我们不考虑主流意识形态，按照左、中右来分，与这三种思想潮流相对应的是：新左派、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七十年代是主流意识形态笼罩一切。八十年代，出现思想解放运动，要否定一种东西。当时这样的理论分野还不清晰。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社会利益多元化，各种知识背景形成气候。这样，左、中、右的格局开始出现。其中，由于现有制度众所周知的道德缺陷，自由主义有最大的市场。新左派由于有自己的媒体，西方有成套的理论，所以在传播上也有很大的优势。相比之下，保守主义缺乏这个优势，必须依靠本土的东西。而本土化的东西一开始就被妖魔化、负面化了。一个民族的主体性总是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在好的时候其作用是不知道的，只有在不好的时候才知道。主体性就是这样的东西。保守主义在一个具有中国五千年传统的文明中间，肯定是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我一直坚信这一点，所以坚持了十几年。一开始保守主义是作为负面的形象出现的，也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来吸引人们的注意，所以在传播圈中一直声音较弱。加上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那时还处在上升时期，所以保守主义的声音被掩盖了。在今天，随着知识的积累，对西方社会了解的增加，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加深，左和右对保守主义都比较关注起来。这是件好事，因为无论是左还右，要发挥其思想文化的意义，肯定要成为这个民族新的文化的有机部分。不能象葛兰西说的那样之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万能的批判，而要成为知识型文化的一部分。就是说过了五百年后，它能不能成为一种新的民族传统。所以在这个时候讨论保守主义，还是很有意义。当然，对我个人而言，有一种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在右派面前，我是左派；在左派面前，我是右派。在传统的学术圈子里，对于作学问的，我是讲思想；对于讲思想的，我是在作学问。所以呢，我处于一种边缘状态，是两边之间的异族。
高全喜：保守主义在今天的中国确实处于里外不是人的境遇。从低层次看，保守主义边缘化，没有主体地位。但从高层次看，保守主义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保守主义在转型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中西不同的文化中都有很好的例证。蒋介石给胡适所题的挽联，用生动的语言突出了保守主义的独特魅力。西方的休谟、黑格尔也是如此。尽管今天保守主义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其不可替代性是明显的。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也在于此。
陈明：保守主义不指望与其他派别做交易。与西方的理论不同，中国的保守主义是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在龙场论道上，从出席论坛的学者的论证重点看，大致可以分为四派。蒋庆的政治儒学，盛洪的经济儒学，康晓光的策论儒学，和我的文化儒学。其他几派儒学，对本土的东西看得很重。不足之处在于在根本上和西方对立起来。我认为中西文化之间，异质性不是根本性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文化从根本上看，是人性加环境。而基本人性在哪里都是差不多的。因此，我也不同意江山对于西方是小人文化，东方是君子文化这样的区分。文化是可以通约，可以改变的。这在当下的古今之争也有体现：认为中国古代都是好的，新文化运动以后发生了变化带来了各种问题。我的这种进路在论坛上被批评为唯物主义社会观。他们的标准是信不相信天理，有没有向弱势群体倾斜。大体说来，各派都是从自己的专业方向出发挖掘儒学中的资源。盛洪从改进政治资产问题入手，批评自由主义的虚伪。蒋庆相信，我是从中国当代的问题出发，来看传统文化资源。我的基本判断有两点：其一，文化是地方性知识，是解决问题的智慧。其二，文化是可以塑造的。精神对于文化有认同上的支持，要发挥知识上的作用。我是对文化做了一种实用主义的理解。
这样的理解导致我与其他各派之间的基本观点的不同：第一是对天道的理解。我的观点是天道是发现的，并没有黑格尔绝对精神意义上的道。“即用建体”采取的是陈亮式的天道观，天道只是处理中西、古今关系的原则。这样的天道观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是不同的，他把中国文化的伦理纲常看作本，西方的制度、器物是末。我的出发点类似与鲁迅的拿来主义，是把中国人意志需要看作选择的尺度，其他的都是为我所用。龙场道场没有张之洞的牌位。曾文正也对倭仁不以为然，认为他不识大体。我的立场是反本质主义，反形而上学。对于古今关系，张之洞提出的命题是不足取的。在保种、保教、保国这三保之中，张之洞以保国为中心，如果是专制主义统治下的国，又如何动员广大民众？康有为以为不保教，保国、保种都无意义。鲁迅强调首先要保种。我的观点是，三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要有价值取向上的协调。国家离不开道德基础。我的基本观点是，古今没有不变的道，道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从孔子、孟子到朱熹，儒家的道是变化的。理解他们的观点需要还原到历史的特定情形中去。“还圣人之所体”，要“收摄于圣人之心”。不能象黑格尔那样搞绝对精神。
我的观点是与蒋庆的理路互补的。他走的是王阳明的路子，属于罗洪先一派。中国问题不是哪一派所能解决的。不同观点的各派之间要建立一种竞争、合作的关系。龙场道场发表了一个宣言式的东西，提出了五、六个基本问题。1）为什么选择儒家保守主义的立场。2）对中西文化关系采取什么样的基本立场。3）如何理解传统和现代的关系。4）文化保守主义是不是今天中国社会的基本诉求。5）如果是，如何去落实，方案是什么。6）描述当下中国思想界的状态（左、中、右）。
我是从解决中国问题的角度出发来回答这些提问的。在现代社会，民主、宪法是要解决政治上的合理性。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我们要回答传统儒学与专制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南开的刘泽华一派的观点简单地把儒学说成专制的帮凶。形象地说，在锄头、笔头和拳头三种力量中，笔头对付的是锄头。其实，笔头在传统中国起的是双向的作用：劝说锄头不要造反；告诫拳头不要乱来。用现在的学术语言说，扮演的是双向经济人的角色。儒学的立场不是简单的对付哪一方。它是从社会利益均衡点来探讨问题的。科层制要发挥功能，必须组织起来。而儒学恰好担当了这样的组织者的作用。汉武帝为了实现政教统一，正是依靠了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阶层的作用。我们反对给传统抹黑，也反对美化传统。按照托克维尔的观点，专制是晚近的时候才出现的。抹黑传统派为什么没有影响力，因为其用意在于指桑骂槐，影射现代问题很多。西方学者对问题的考虑是相当成熟的，值得肯定。我也支持康晓光多谈现实问题的态度。在政治上，儒家不是专制统治的帮凶。中国古代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它的统治是霸道加王道。王道是按社会的价值原则、组织系统来管理的。汉武帝时期的察举制目的就在于吸收民间的力量参与管理。到了中华帝国的后期，随着统治力量的增强，王道政治走向衰弱。我们应如何来评价儒家呢，它与自由主义的共同点在于，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都是以社会为本展开的。
在文化认同问题方面，儒家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朱学勤认为现代宪政是美国的文化认同。实际上，基督教是美国宪政的必要前提。中国现在的具体问题是意识形态枯竭。有人认为问题是我们所依托的宗教组织淡化。实际上，这方面儒家传统还是有路可走的。如传统的宗庙、社稷制度，我们可以从血缘和政治这两个方向展开。儒学是不是教不重要。其体系本身的内容构成是可以调整的，就象树木生长一样不断地展开。礼代替法治理的问题是没有好的一极来抗衡。因此，孟子强调民间组织的作用：家是国之本，是生活单位和文化生产单位。我对儒学传统资源在文化认同的作用是作为实用主义来考虑的。

秋风：我先对陈明所谈的问题做一评论。今年以来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知识事件，首先是龙场道场的辩论，很有价值；第二是陈明和刘泽华的辩论；最后就是读经辩论。
在我看来，这些事件标志着保守主义浮出水面，这是中国文化经历断裂后又一次开始重建的一个标志。它把当下中国具有保守倾向的各派力量结集起来，似乎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成为今天中国社会中的一个重大文化事件。
中国在近代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以来，保守派始终在顽强地坚守着。在每一波激进主义之后，都会出现保守派的坚守。自由主义的激进一翼所依赖的是唯理主义和进步主义。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倾向于接受西方的、现代的话语。而象蒋庆这样的原教旨主义则正好相反，接受的是中国古代的话语。在这样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是不存在对话的。
我们中道自由主义所要做的恰恰是要突破这样的隔阂，把两种力量联合起来。中道自由主义理念的提出也有实用主义方面的考虑。自由主义只致力于政体的设计，保证政府组织在权力分配上的合理性。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如社会秩序的建构，价值的整合上，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很大。对于建立和维护一个自由社会而言，单靠自由主义，显然是不够的。
当然，蒋庆的原教旨主义不好。今天倡导读经是必要的，但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儒家经典？恐怕不能只是照搬经典。正确的态度是我们要设身处置地思考：当时孔孟会为什么会这样想，如果生活在现代，他们又会怎么想？我们解读经典要体察圣贤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这样的读经才是有意义的。蒋庆的想法则是食古不化。我们要把儒家的思想放在春秋战国的背景下去理解。儒家圣贤们的视野是很开阔的。我们看孔子对易经的注解，儒家并不是无限制地崇拜权力，它设计了很多制度来约束权力。当然，在当时的背景下，孔子不可能设计出今天的权力约束技术，也想不到今天的权力分立制衡模式。但通过孔子对铸刑鼎所做的批评，我们可以发现，孔子提出问题、思考问题的方法与今天的自由主义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在二者间分出个高低、优劣。
范亚峰：陈明先生今天的陈述优点是信息量大，缺点是条理性不够，基本上是倾诉性的，缺少对话。陈明介绍了龙场会讲辩论的几个主要问题。总的感触是保守主义过硬的学术产品不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家传统资源的枯竭。我们看陈明的《原道》具有很大的包容力。康晓光等人对西方文明的排斥，一些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儒家化处理，都透露出了一股强烈的文化怨恨。我们应该要有文化的自信，领悟体用不二的智慧。当今中国的文化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缺少真正的文化讨论和交流。我们今天探讨古今、中西关系，总结经验时，我们要考虑中国的现实问题，从中国人的需要出发，也就是“体在用中”。在体用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一分为二的体用观，熊十力秉承体用不二说。上世纪80年代，李泽厚提出西体中用；90年代，刘小枫主张基督化，在学界出现了政教分离的倾向。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蒋庆、陈明也提出了各自对体用关系的基本看法。陈明先生的即用建体论和我体在用中的命题是一致的。
保守主义所走的是中学进路。蒋庆的进路存在一个判教问题，我的困惑是：蒋庆是如何融合王阳明的内圣之学和公羊学的外圣之学的？
陈明：在读经中提到王阳明的《大学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最终的理想是安顿老百姓，建立一个大同社会。在这里，内圣外王是贯通的。在蒋庆那里，二者则是打断的，他的处理是强调内圣如何向上体悟。问题是公羊学不适宜成为今天的政治资源，不是历史应该选择的进路。即用建体主张，在今天建体，我们在读经时要考察文本后的用心和依据。与之相适应的是即用证体，用今天的需要来检验用之体。蒋庆的理论是不自恰的，是打断的。
范亚峰：李鸿章称当时之中国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仅仅回到孔子的一套主张不足以容纳今天中国社会之需要，可能要回到更远的三代。今天中国面临着道德和知识上的重建。蒋庆的进路是，公羊学与阳明心学是联系在一起的。宋明理学实际上包括三学：理学、心学和气学。王船山的气学传统在近代影响很大，曾国藩、毛泽东、蒋介石都深受影响。我认为毛泽东思想基本上是反用王船山气学。要开展双向对话，走出道德的困境，就要回到气学，探讨体在用中命题的意义。
陈明：在学者预设的天道里存在有限性、前因性，有一个所以然的假设。儒学具有的是历史、文化功能。以东晋为例，要维护统治，就须与士族共治。儒家认为共和是最好的统治，从政治角度讲，具有政治合理性。在这方面，知识分子具有一种超越性。文化认同是西方非主流的知识传统。西方是从合法性来看待习俗、社会团体具有的规则，考虑的是民族利益。
秋风：把中西之争看作古今之争的观点，是一种重大的知识谬误。它以为可以在有一个精确的标准，对存在于中西的不同的制度，作出高下之判。当然，有些知识是可以进行这样的判断，比如，限制权力的技术，现代宪政制度明显优越于古典时代的各项制度，但是，人类生活中有很多方面，是不能进行这样的判断的。
高全喜：这几年没有系统思考有关中国传统问题。我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两个层次，三个方面。
中国近代以来三个对中华共同体冲击的问题应如何面对，就是保国、保种、保教的问题？两个层次是：其一，政治体制、民主政体也即政治组织结构与市民社会相结合的文化认同问题。其二，心性安顿问题。两个问题、三个方面呈现出来。在中华共同体面临着这样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的时刻，提出了各种方案。关键在于不同的流派的设想如何制度化。从大的层面看，方案的设计应该从问题出发。中国的现实就是三保问题。学理的探讨要考虑如何制度建设上的可行性。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再进一步探讨儒家和自由的关系。今天，我们面临着的首先是基本选择问题，我赞成真正的保守主义是从内生和外生的交互之中产生的。在保守主义的不同思想类别中，我主张走陈明提出的路子。近几年来，学术的演进达致了这样的一个共识：从哈耶克的自生秩序概念入手探讨制度的形成。保守主义如何体现为一套政治、文化思想，如何预定地对这样的思想体系作出阐释，这对思想界是一个挑战。保守主义各派都有欠缺，在问题探讨的深度和广度上还远远不够，存在着片面、肤浅和支离的弊端。如何把保守主义提升为一种系统化的自恰理论，确实具有挑战性。
三保问题讲国家，中华共同体要融于国家。我们要回答，这里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可以从政治、法律制度方面回应之。通过保国来保种、保教。这里的国必须是世界中独立的单元。西方已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进入了后国家时代。我们的困境是：民族国家的建立如何与后国家时代的国际背景相结合。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教是在文化意义上的。国首先是政治学的问题，我们要探讨把自由政体的普遍原理与本民族的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在解决这样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国家形态要有种族、有教（正当性）。我们是要解决的是自由政体与民族国家与种族的关系，与教的关系。新儒家对这个问题不清楚。
制度建设、文化认同、心理安顿三者之间是互动的关系。政治制度问题由建立国家解决了。文化问题，阿克顿提出了多元的民族化的方案。安心属于个人领域（在儒家、自由主义或者其他文化信仰中皆能找到安顿），非共同体问题。如何融合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自由主义与中国的儒家传统，这是今天保守主义要回答的问题。儒家的保守是什么样的保守？文化认同赋予了儒家以一种新的开展。我们要探讨，在旧道德中的新因素，具体落实到文化中是哪些？制度问题和文化认同问题哪个更重要？回到保守主义，应该在这个层面作出选择。根本问题是文化认同，而儒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资源。三者之间，重点是文化问题。这也是保守主义的可接受性之所在。
范亚峰：中国社会面临深刻的精神信仰的危机，此次读经和文化保守的讨论与一次巨大的新文化建设运动紧密相关，有必要深化此次讨论。二十世纪这样的讨论至少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三十年代的文化讨论和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三次。经济改革二十多年来文化建设上成就很少，此次讨论是古今中西问题的再一次提出，可能由此兴起自由主义的新文化建设运动，进而形成关于古今中西问题，关于新中道、新宗教的成熟方案，这个方案不可能不是自由主义的。面对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需要解决什么是中华性，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主流信仰的问题，这需要一场巨大的改教运动。儒家化和基督化的竞争体现在精英和民众两个层面，蒋庆和刘小枫先生，气功组织和家庭教会为两个方面的代表。99年的法轮功和民族主义情绪体现了89到99十年社会思潮的转变。2000年自由主义登上中国社会的历史舞台至今不过四年时间，自由主义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读经讨论的实质是自由主义的文化建设的展开，而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自我期许的儒家的复兴。不可把传统简化为儒家一家，它包括儒道佛，也包括基督教近千年的传统，包括近代传入的西学，希腊哲学、科学等。自由派的传统是一个含义十分丰富的概念，而绝不是要重新确立儒家的主流道统地位。自由派的文化保守不等于文化保守主义，其核心要解决传统与自由的关系，根本命题是只有尊重传统，在此基础上反思传统、批判传统、转化传统，才能真正立定自由的根基。这是一种普通法宪政主义的进路，也是汤武革命的进路，而截然不同于蒋庆的儒家中心论。蒋庆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新的儒家化、民本主义＋民粹主义的统治策略可能紧密相关。
当下的儒家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思想体系，一些儒者原教旨主义的进路令人忧虑，是否真正合乎中正仁和的儒家正道？
高全喜：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专制有其必要性。它是历史阶段性发展的产物。在这样的阶段，只有权威才能带来秩序，自由反倒不可取。专制与极权主义是要分开的。
徐剑一：新儒家的兴起是在上世纪80年代。实际上，它是以台湾、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的发展经验为背景的，总结出来了亚洲价值论。90年代以后，东亚遭受经济危机，亚洲价值论也随之破灭。在民主政治层次上，东方与民主自由的对抗并不存在。现在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文化认同只是在心性安顿上有意义。
陈明：我们今天所谈的儒家是一个复合体，其内部的诸多元素有着结构上的关系。今天保守主义提出重建，是从今天的需要、今天的问题出发，完成各部分功能的完善和提升。文化从根本上说是民族的意识形态。这里要指出一点：儒家是火药，有许多成分，而不只是政治儒学。
刘海波：文化认同的问题比较复杂。读经无论如何要反对依靠国家推行。我们设想的制度前提是，私立学校占多数，实行学区制。儒家文化的真正复兴是不能靠政治的，这一点比较清楚。制度的建设问题有两种进路：1）发现优越的制度，从总结历史规律中推出普遍的真理。这样的制度可以移植到落后的地方。2）既往的所有制度经验都是错误的，从而消除了价值判断问题。其背后是从可比性获得判断的社会学心理，其前提是不可思议的思议。例如，基督教和宪政有没有因果关系？这样的进路把理论看成客观对象，抽象地看待之。
范亚峰：简单总结一下。今天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第一，围绕着陈明“即用见体”的阐述，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第二，对“保国、保种、保教问题”，高全喜先生进行了系统的思考。第三，保守主义的理论体系还有待深化。蒋庆秉承的公羊学与其他各派理论是什么样的关系，没有理清，比较散乱。
（汪正飞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