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论海洋文明经济学与内河文明经济学之冲突——质疑杨小凯且自问自答

　　　　　　　　　　　　　　　李泳锋

从杨小凯文革时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他骨子里对真理的偏好与执着，从他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的论著我们可以看到他治学的严谨与深入，从他在新经济前沿所取得的世界性成就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智慧与才华。

对杨小凯的质疑不是对他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质疑，而是对其关于中国问题认识方法的质疑。这种质疑也表明我对一位思想者的尊敬。

历史选择的必然性

问一条河为何会流经此处而非彼处，实在是要因地制宜的探究后方可回答。

中国的历史延绵几千年，问中国今天为何至此，必逐代上溯，直至商周秦汉，甚至更早，只要史料允许；同理，问西方英美今天为何至此，也应逐代上朔，直至古希腊古罗马，非此不能明辩也。

十几年前，有部电视片《河殇》，里面讲到西方蔚蓝色的海洋文明与中国的黄河文明，我赞同这个提法，但我的结论却与《河殇》不同。产生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海洋文明有着与中国内河文明迥异的特点，地理上的差异是海洋文明与内河文明产生差异的根源，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谈到地中海文明与埃及的尼罗河文明，与印度的恒河文明，与中国的黄河文明的不同，却未有深究，笔锋一转，专心去研究近代欧洲社会的经济问题去了。亚当.斯密如此一来不大要紧，却使中国百年来张冠李戴上下求索。

海洋文明孕育下的社会和国家的特点是小型分散的，开放的，讲求分工协作的，张扬个性自由的，重商轻农的。整个欧洲都是在海洋文明这个大背景下延承发展到今天。

中国在内河文明孕育下形成的特点是大一统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重农轻商的，讲求人性的克己复礼。在此背景下中国走到了今天。

公元前490年至公元前470年，斯巴达和雅典尽释前嫌，联合兵力，斯巴达派出陆军，雅典派出海军，挫败了大流士和薛西斯统帅下的波斯人的进犯，此后，斯巴达人解甲归田，社会依旧封闭守关停滞不前，而雅典人将海军变成了商业船队，雅典成为古代最大的贸易港口城市，一派繁荣自不待言。

明永乐年间，虽派遣郑和下西洋，但对民间海舶，极力取缔，1404年令民间海船，全改为平头船，以防止泛海。《明律例》亦定民间私造二桅以上大船，私自泛海者处斩。

对待出海，海洋文明和内河文明为何态度截然相反，因地制宜，因国情制宜也。不仅是出海，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的所有的“陈风旧习”都与海洋文明格格不入，自成一体，为何？中国为什么做如此之选择？为维护大一统也，答案简单而沉重。

历史学家黄仁宇对黄河的河情与秦之统一间的内在关系，做出了历史学家的回答，黄河的含沙量世界罕有，公元前黄河沿河各小国，以邻为壑，借水患相互顷榨，秦统一而齐心对付水患。地理之局限使统一成为必然。“没有人会有意犯错”中国人的祖先选择了大一统，实乃地情所限，天地不可违啊！

孔孟之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明的思想基础，也是我们老祖先为维护大一统的选择。

反观海洋文明的发展，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曾盛极一时，却有始无终，仅就开放性和追求人性的自由，就使它无法维计其盛极时庞大的版图，分崩离析再所难免，个各国家自由发展。英国的地理条件使其在承接海洋文明的时候，毫无阻障顺理成章，它一度领世界之先风，这也是有历史的必然。而美国更是由一些来自欧洲的叛逆者和思想活跃之士，集海洋文明之精华与富饶广袤的新大陆与一身，以极强的主观愿望创造了一片新天地，1776年美国独立，建立了一个符合海洋文明精髓的自由民主的国度，这一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美国人可以尽心的依照最新的经济思想编制自己的未来，历史选择了美国，美国也抓住了历史。海洋文明虽经万般历史的历练，希腊和罗马虽未能将其发扬光大，但海洋文明在美国和英国的身上得到传承和弘扬而日新月异生生不熄，成为当今世界之主流。

今天西方国家的政体和经济组织形式都来自与海洋文明这个根，西方经济学是在亚当.斯密的研究基础上发展丰满起来的海洋文明经济学，直到今日，西方人还在不断的对其进行深入补充完善，包括很多杨小凯这样的出身中国的经济学家。

中国的大一统

早在夏商周，中国人就在认真的选择着自己的社会形态，由于历史的局限，也是由于历史的必然，那时的中国社会精英们选择了大一统，这是生物体求生的选择，也是集政治，经济，哲学，文化，天文地理等等因素限制下中华民族的理性选择。

统必一之，一方有大。

孔孟的儒家学说与大一统息息相关，休戚与共，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可以传承至今，孔孟之道功不可没。一旦我们对中国种种与当今世界时尚格格不入的“陋习”逐本探源，我们都可以用海洋文明于内河文明之差异来解释，比如封闭，比如轻商，比如专制，比如平均主义，比如人性的内敛。几千年来我们将祖先的遗训心口相传，兢兢业业看守着大一统的这份家业，从不敢怠慢，于此同时我们也为世界保留了一份古老的文明，西方人以奇异的目光看着我们，象看一个文物；西方人以鄙夷的目光看着我们，因为我们落后；西方人以经济的目光看着我们，需求是他们发展之前提，我们的需求潜力可以满足他们发展的需求。

一百年前，中国人开始看到自身的落后，看到了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欺凌，便开始探索民族复兴发展的道路，我们可以从社会精英此起彼伏的脉络，看清此条道路的曲折和问题之所在。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邓小平，都在为此孜孜以求，比照西方现代文明试图改造中国的落后面貌，但无论我们怎么改，大一统是万万不可丢弃的。

海洋文明经济学与内河文明经济学

西方社会发展进步至今，海洋文明当立头功，而经济学也功不可没，从西方古典经济学到今天的新制度经济学，它完完全全是基与海洋文明这块土壤上生成健硕起来的一棵大树，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上的每一个新枝与嫩叶，都与海洋文明密不可分，而将其移栽至内河文明土壤的种种努力，都因水土不服，而难以持久，虽有短暂的鲜绿色，也不能说明其生命力的鲜活。

中国需要的是内河文明经济学，它可能是东拼西凑兼收并蓄，但更需要中华子孙去创造，我们要推陈出新更甚与拿来照办，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其不同的发展规律，航天技术，电脑网络技术，生物基因技术都可以拿来照办，惟独经济学需要我们自己去创新，大一统是我们不可跨跃的边界，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以后可能会有一国多制）却实在是人类智慧的创新，中国学贯中西者众，而能因地制宜创新者昔。

一味的借用西方海洋文明经济学的思想，终将与中华文明的大一统相冲突，当今世界的主流被海洋文明所主导，不明咎理盲目追随，到矛盾冲突爆发之时，内河文明的反弹之强烈将超乎我们的想象，那将是民族的内争与自残，祸国殃民。而那些生活在西方某地书斋中的华裔学者当可毫发不损。

没有人会故意犯错误

不可想象海洋文明经济学与内河文明经济学是我的独到之见，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之众沉湎与错谬中？

首先是向中国大力推销海洋文明经济制度的那些国家，这里面首推美国，从美国近日对进口钢材征收保护性关税，我们可以看清美国的政党机会主义和国家机会主义，而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美国一反常态，又是保护又是壁垒，实在是受国家利益所驱使，自由是为了美国，保护还是为了美国，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世界之内盖莫能外。

美国向中国兜售它的理念的目的何在？JP.摩根曾说，一个人做事，有两个理由，一个是说给别人听的理由，一个是说给自己听的理由。这与中国三十六计中的瞒天过海，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是一个道理。以美国研究中国之透彻，它一定知道海洋文明与内河文明的根本冲突所在，大一统是中国所不可跨越，将海洋文明加于其身，是一种高明的遏制中国发展，服首于其身后的最佳手段。

其次是勤于思考的经济学家，当然我是指杨小凯和于他持同样观点的经济学者，在杨小凯经济学论著中我们看到他的选择标准。

杨小凯说：“我们可以用组织程度，概念和演绎的严格程度，一般性程度，内生程度，内袷程度，强壮程度以及可处理程度来来刻画任何一个分析框架的特征。”“分析框架中的概念层次系与现实没有直接联系。它只是组织思想实验的工具。一方面，这意味着，在上未判断哪一个最好之前，有无书种可能的概念层系需要考察。没有人能将他的框架与现实等同，并声称它是现实的惟一表达。另一方面，层系的现实性不是评价其质量的惟一准则，因为需要在现实性与可处理性，现实与模型的一般性，以及模型的现实性与其依赖于可处理性的预测能力之间进行权衡。”“一般性程度是框架的另一决定因素，如果某一框架的概念和特征只是另一框架相应部分的特殊情况，则后者比前者更具一般性。”

杨小凯是有一套完整的经济思想的学者，他不断的在一般性，普遍性，抽象性和适应性间权衡得失，决定取舍。但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站在海洋文明的地平线上回望我们的内河文明，是站在海洋文明经济学的体系里思考中国的经济问题，他看到英国的光荣革命后反思宪政对于中国的功效，看到英国的圈地运动想到中国应推行土地私有，他看到科索沃事件想到中国应以公民投票来决定地方自制，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无不是在海洋文明的思想圈内考量中国的未来。

观察物体的透视性使得观察事物的视点极为关键，显然，杨小凯认为海洋文明更具一般性和普遍性，如此明晰的世界趋势，我们不去趋同，而要固守内河文明的特殊性和落后性，岂不是愚不可教吗？

在内河文明条件下，中国的大一统是一个民族的整体选择，他是地理条件下的人性选择，它是政治条件下的经济选择，也是经济条件下的人性选择和政治选择，是人类历史发展演进之必然，就如同海洋文明的发展一样，无可阻挡，中国终将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步向未来，这既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来世界。我们或许不能如美国前行的那般轻快，物质享受也无法与欧美攀比，但这不是我们自惭形秽而抛宗弃祖的理由，是我们发奋图强的动力。

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在努力作出自己的最佳选择，以今天的视点蔑视古人的智慧和选择，实不足取，而我们今天的选择也终将被后人评说。

我们仍将坚守着大一统。

我们要用民族的智慧，去探寻内河文明经济学。

2002.03.23于通斋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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