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二○○一年十二月号 第六十八期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经济转型及其内在原因

郑会欣

* 本文为提交「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2001年10月，台北）论文缩写本，全文将刊于稍后出版之会议论文集。蒙主办单位同意刊登，谨致谢忱。

　　关于如何评价辛亥革命，以往学者多偏重于政治结构的讨论，却不大注意社会、经济层面的研究。实际上，辛亥革命后正是中国由传统的农业型经济向近代化工业型经济过渡的重要阶段。大量数据表明，辛亥革命后中国经济发生重大转型，这就是众多学者所称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经济发生重大转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反映。

一　近代机器化工业的发展

　　中国的近代工业始于鸦片战争爆发后，早期工业多属于外国资本和国家资本所有。然而到了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近代工业除了在数量上大幅上升外，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民营企业的比例不断扩大。

中国近代化工厂的成长（1895-1920）

　 1895年前 1913年前 1920年前
工厂数 108（其中官办 31） 698 1,759
资本（千元） 182,603（其中官办 175,312） 330,824 500,620

说明：本表所列工厂不包括外资在华投资企业，其中1895年前含官与商办两大部分，1913与1920年虽未加区分，但应以商办企业为主。
资料来源：根据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页54-56表改制。

　　 中国近代工业转型的另一个明显趋势就是投资规模相对集中，以1912-20年的投资情形来看，资本在五万元以下的工厂数目有所下跌，5-20万元规模的工厂则基本维持不变，而20万元以上投资规模的工厂却显著上升（以厂家数目计算，1922年资本在20-50万元的工厂增加了67%，50-100万元增加了175%，100万元以上的则增加了128%）。

　　近代中国民族工业规模最大的应是轻工业，其中又以棉纺织工业的发展速度最快，因此棉纺织业的发展情形便可视为中国近代化工业的一个缩影。据统计，1912-27年全国共新设立华资棉纺厂86家，创设资本136,703,000元；而在此之前的二十多年，全国仅设立华资纱厂24家，资本亦仅有18,630,000元。若以个别企业盈利计算，效果更为明显。如上海申新一厂的利润率1916年开办时为9.5%，短短三年就上升到131%，1920年利润总额更高达1,276,000余元，相当于创业资本的四倍。而南通大生纱厂的第一和第二两厂1914-21年的平均利润都能维持在40%以上，其中1919年两个厂的利润都超过了100%。这一切都充分反映出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代的繁荣特征。

二　近代金融业的兴起

　　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出现要比中国近代工业落后大约30年，但是以辛亥革命为起点，中国银行业开始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局面。1897-1911年间中国开设的银行共17家，而民国元年（1912）仅一年期间全国新开设的银行就陡然增加了14家。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银行首先在原大清银行旧址宣告成立，并正式对外营业。除了各省官银钱号相继改组为省立银行外，大批民营银行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如在民国金融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北四行」──盐业银行（1914）、金城银行（1917）、大陆银行（1919）和中南银行（1921），「南三行」中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以及势力遍及西南各省的聚兴诚银行（1915）大都是这一时期先后成立的。

　　若以银行的数量和资本来说，1897-1920年中国银行业呈上升的趋势，特别是1912年以后的变化更为明显，其中银行家数由1912年的37家增加为1920年的97家，实收资本亦由1912年的27,122,000元上升到1920年的87,829,000元，增长幅度超过两倍以上。若以银行的储蓄存款计算，其间的增长也是非常明显的，据统计，1911年上海所有华商银行的存款总共还不到一亿元，而到了1921年，上海一些重要银行的存款总额已接近五亿元。

三　对外贸易与商业的发展

　　如同中国近代工业的出现一样，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也是开始于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但是中国纳入世界体系是在列强的武力威逼之下被迫进行的，由于贸易双方所处的地位不同，各自的经济实力又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中国近代的对外贸易从一开始就具有极为明显的不平等性，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长期以来贸易入超的不断扩大。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这一状况稍有改善，这也往往被认为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进出口贸易总的趋势来看，1923年较1912年的贸易总额上升了将近一倍，其中出口数额上升的幅度略高于进口。另一个明显特征就是，自1915-19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额大幅下跌，尤其是1919年进出口数额几乎持平。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不但在数量上大幅上升，而且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也有所增加，由1914年的1.5%增加到1920-29年的2.4%，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3%。毫无疑问，这种状况正反映出中国经济转型的发展态势。

　　与此同时，以近代工业为依托，新式商业也在崛起，并逐渐取代了传统商业的主导地位。新式商业首先出现于沿海、沿江的一些大中城市，民国初年在广州、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等地相继出现了一批新型的、规模较大的百货商店，它们经营的范围已不限于传统的商品，而主要以工业品为主。大型百货公司的成立是商业竞争的结果，它反过来又促进了商业竞争的深化，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商业的近代化发展已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四　人口的迁移趋势与城市化的发展

　　社会经济状况是一个国家人口变动的基础，而人口的数量增减、素质高低以及迁移分布，又反过来对国家的生产、消费与积累产生深远影响。从民国初年中国人口的迁移和流向趋势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经济正处于转型之中。在此期间，产业工人的数目不断上升，有学者统计，1894年中国的产业工人总数约为九万余人，1913年上升到50-60万人，到了1920年初，更增加到260万人左右。

　　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国内统一市场经济的扩大，由此而产生了许多新兴的商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几个较大的商业经济区域，因此民国初年也成为近代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较为迅速的一个时期，城镇人口约从1912年的2,700万增至1928年的4,100万，16年间城镇人口增加了1,400余万，相当于晚清70年所增加的城镇人口总数；同时，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也从1912年的7.6%上升到1928年的8.9%。与此同时，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全国出现了四五个人口超过百万以上的大城市，其中上海人口超过260万，成为远东最大城市。

　　人口城市化的趋势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是同步进行，也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这么说，中国的近代化需要人口向城市、特别是向大都市聚集，而人口的城市化又反过来刺激了城市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这也成为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

五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原因

　　辛亥革命后中国经济发生了重大转型，国内外学者常将这一阶段形容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学术界对于这一现象的出现似乎并无异议，甚至对其产生的原因都有共识。以往的学者多以为，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列强纷纷卷入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包括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中国民族工业趁此千载难逢的机会发展实业；一旦战争结束，列强立即卷土重来，重新占领中国市场，所谓「黄金时代」也就昙花一现，一去不复返了。这一结论虽然不无道理，但毕竟都是些外在因素。那么，导致中国经济出现转型有没有内部原因呢？它们又与辛亥革命的发生有无关系呢？这些问题实在是值得认真反思和深入分析的。

　　辛亥革命的爆发对人们带来的重大影响首先就是观念以及意识上的转变。二十世纪初、特别是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政府的提倡，现实的需要，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如对于「义」与「利」的价值判断、对于职业的取向追求等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不再死守儒家「重义轻利」、「崇义抑利」的传统信条，而旗帜鲜明地为「利」正名，认为「趋利」乃大势所趋，同时它也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而职业取向变化的显著特征，就是重商主义的确立以及职业平等的趋势。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商人在经商活动中所取得的高额利润，又极大地刺激了大批士绅的投资意欲，因而越来越多的士绅由以往在乡间购田置房而改向到都市投资经营近代的工商业和金融业，甚至连那些军阀、官僚也都由以往投资土地等传统经济项目，转向投资近代的金融与企业。这一事实说明，辛亥革命的成功强烈地激发了民族资产阶级创办实业、发展经济的热情，而这一良性互动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无疑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由传统的经济形态向近代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政府的行为与态度对于制度的变化以及国家工业化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晚清新政虽然是清王朝灭亡前的一次回光返照，但是它首先在政府的职能部门中设置商部（后改为农工商部），并公布一系列奖励工商的法令，这对推动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它承前启后，开拓民智，特别是它所制订和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次以近代国家宪法的形式宣布「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这不但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操，还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提供了法律保障。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虽然在政治上镇压革命党，实行独裁统治，但在经济上却还是鼓励发展资本主义、推行「振商」、「保商」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张謇于农商总长任内更制订和颁布了大量法令。据初步统计，自1912-23年北京政府共颁布有关经济方面法规76项，其中大部分都是在1915年以后颁布的。所有这一切自然都有利于鼓励和推动国内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在分析中国经济转型的同时，还应注意到随着西方列强经济入侵与商品倾销的不断加剧，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亦日益高涨。进入民国后，抵制外货、提倡国货的运动更是方兴未艾，兴办实业亦蔚然成风。

　　在国货运动蓬勃发展期间，刚刚成立的共和政府也采取种种方式，予以积极配合。1912年11月，工商部召开首届全国工商会议，其宗旨即为「谋工商矿业改良发达，欲集全国实业家及专门学者之意见」，实为「中国工商界数千年来未有之盛举」。1914年12月5日，农商部向各省发出饬文，指出欧战「未始非工商发达之转机，凡各省种种实业，俱应切实整顿，所有大小工厂悉予竭力维持，一面趁外货入口稀少之时，改良土货，仿照外货」，并公布《维持工厂办法大纲七条》，责令各地方长官在抵押贷款、产品改良、运输费、拓展销路诸方面提供援助。1917年8月，农商部又通令各地，「嗣后所有公共机关日用消耗各品，除特种无国货可代用者外，务请专购国货，以示提倡」。与此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还开办国货展览会，并组织各省企业参加国际性的博览会，这些举措均有助于推动中国国内企业外向型发展。

　　民国初年，特别是袁世凯去世之后，北洋军阀混战，中央集权相对削弱，但这对于各地资本主义的发展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是因为中央不得不减少对地方的束缚，对地方亦无法进行有效的干预。虽然长年以来的军阀混战对于内地的经济曾造成某种程度的破坏，但一般来讲，中国的主要城市特别是上海、天津、广州、青岛等通商口岸并未受到战祸的直接影响，反倒获得地方政权的保护，从而形成了内地的游资向都市集中的这一趋势。海关的十年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分析上海工业发展的原因时海关报告认为，由于「内地动乱不宁，那里的工厂经常遭到骚扰，这就形成了工业集中于上海的趋势。许多本应迁出或开设在原料产地的工厂也都在沪设厂，虽然运费成本有所增加，但在上海特别在租界内，可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干扰」。也正是由于中央集权的式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壮大，他们甚至敢于向中央或地方政府说「不」，这充分显示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壮大，参政议政的意识也日益强烈。他们不再逆来顺受，而欲与统治者进行谈判，要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一个席位了。 　　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得以发展亦与中华民国成立后投资环境的改变息息相关，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诸如铁路交通的开辟、国内商品市场的扩大、新式教育的兴起及普及，以及随之而引起的科学技术的传播、先进管理知识的运用、以银行为代表的近代化金融机构与市场的建立等等，都标志着国内的投资环境已发生重大转变，以致吸引内资与外资不断投入中国的资本市场。 　　上述原因实际上彼此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很难分清哪个原因是主要的、哪个是次要的，但若将它们结合在一起考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都是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再从中国工商业和金融业发展的整体趋势上来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辛亥革命之后就开始显著发展起来，并不是随着欧战的爆发而产生；同时，这个所谓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也并非由于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完全消失。因此笔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确实为形成中国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带来重大的契机，但是若要寻找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原因，还必须从中国内部的深层结构去分析和研究。

郑会欣　哲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改革与困扰》、《从投资公司到「官办商行」──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创立及其经营活动》；并发表有关民国史学术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