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总统，还是铁血国王

赵启强

尽管普京的王位是叶利钦主动让出，叶利钦时代还是无可挽回的结束了。俄国人还没有来得及喊出：“老国王死了，新国王万岁！”，秘密警察出身的普京，已经占据了俄国的权力巅峰，并以铁腕形象，迅速让经历了民主政治的俄罗斯人、和没有经历过民主政治、而又相信稳定和秩序才是硬道理的中国人看到了“铁腕”和集权所带来的希望。在中国，有人称“普京虽是秘密警察出身，但是，从普京任总统以来的言行判断，普京将比叶利钦更象一位现代宪政总统。相信他将把俄罗斯引向和平、民主与繁荣。”

然而，我们也在俄罗斯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针对普京宣称要使用“‘适度’的集权措施以打击不法行为，和恢复俄罗斯国际地位”而发出警告。他说：“不要诉诸于集权手段以图恢复俄罗斯国内的稳定及在国际上的威望。”戈尔巴乔夫同时不无忧虑地问道，“他真能划地自限吗？”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2001年5月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世界“记者无国界组织”在巴黎市中心一条热闹的商业街上，悬挂一幅约一百八十平米的画布，上面印有国际公认的三十名与言论自由为敌的当权者的头像，其中就有这位被我们称之为“将把俄罗斯引向民主”的俄国总统普京；其中还包括阿富汗塔利班当权者奥玛尔、伊朗总统哈梅内依、刚果总统约瑟夫·卡比拉，以及古巴、朝鲜的当权者……

这里出现了几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铁腕总统普京，到底会以“一位现代宪政总统”的身份，保持并发展民主政治，还是将以一个警察对秩序和稳定的执著，在俄国发动一次警察革命？普京现在使用警察式的治国方式，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还是因为他根本不懂得其它的治国手段？普京正在谱写的，会不会是一首警察国家的叙事诗？！

人们在谈论或研究某个专制国家时，更多的是谈官僚压制、谈军事镇压，却很少关注警察的钳制；人们常常勇敢地、或者战战兢兢地指责公开的罪恶，但很少能观察到秘密的戕害，很少能认识到这类政权最本质的存在--警察统治。

警察统治对俄国历史有过深远影响，而在20世纪80年代，俄国曾经有过一次让世界无比兴奋的警察革命--秘密警察头子第一次从幕后走出来，直接地登上了帝国宝座，成为公开的统治者，这个名义上的官僚帝国第一次变成了警察帝国。那就是著名的安德罗波夫时代和著名的安德罗波夫式的铁腕改革。

从秘密警察到总统宝座，普京是俄国现代历史上的第二次。如果对历史来说，“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那么俄国人用选票将一个秘密警察推上前台，会不会把安德罗波夫式的悲剧演变成一幕２１世纪的现代喜剧？

我们为什么会对普京的上台、或对普京铁腕治国方式的褒扬，给予如此的关注？因为我们知道俄国有过那样一段警察统治和警察革命的历史；还因为，在我们这儿正在进行的是民主政治，还是精英政治、强人政治的论战中，后者似乎占据了更大的市场！

我们感到，在强调补民主一课时，首先补一补专制一课，或许不无必要。

当然，对俄国来说，以警察统治主宰国家的政治生活，安德罗波夫并不是第一位，他以前有贝利亚、谢利平，再以前还有亚戈达，捷尔仁斯基……可以说，苏俄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反抗，也流血”的历史；苏俄的统治者与所有专制国家的统治者一样，都有一个警察的灵魂。我们只想通过安德罗波夫的警察革命，来考证一下，时代的进步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寄希望于铁腕领袖的强权政治！

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一个迅速恢复斯大林主义的时代。官僚警察统治逐渐加强了，秘密警察对社会生活的无形控制不仅不比三十年代的公开控制逊色，而且规模、权限越来越大，难怪到七十年代苏联人会把克格勃称为“帝国的秘密政府”。没有个性的勃列日涅夫，并不在乎党和政府的权力逐渐转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因为他喜欢的是表面权力而不是权力本身。克格勃的主席安德罗波夫便加快了夺权步伐，要站到前台来公开地行使权力。警察头子夺权，在苏联史上已是第三次，前两次，贝利亚和谢利平均以失败告终，这一次，安德罗波夫能成功吗？安德罗波夫的夺权斗争一开始就带有秘密警察色彩。他成功地采取了两个策略：动摇勃列日涅夫的威信；打击党和政府中的勃列日涅夫分子。1982年9月，勃列日涅夫到阿塞拜疆视察，到阿塞拜疆党员大会上致祝贺词。他登上讲台，开始念一份别人为他准备的讲话稿。他居然没有注意到这份讲话稿同大会毫不相干……大会厅里骚动起来。有一人半跑到他跟前，把真正的讲话稿交给了他。显然，勃列日涅夫已猜到了这是有意安排的一个让他出丑的阴谋诡计。他把错稿放在一边，然后笑著说：“同志们，刚才发生的事并不是我的过错，我要从头再来。”问题是，电视里播出了使他出丑的这次大会致词，除非克格勃插手，谁有权力制造和播出这个丑闻呢？ 在安德罗波夫必须清除的政治对手中，第一个是勃列日涅夫的副手和最可能的接班人--克林姆林宫的第二号人物安德烈·基里连科。安德罗波夫轻而易举地抓住了基里连科的女婿打算到英国寻求政治避难而被克格勃及时阻挡了的事实，在政治上搞垮了基里连科。下一个牺牲者是勃列日涅夫的连襟谢苗·茨维贡将军。他是勃列日涅夫安插在安德罗波夫身边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茨维贡将军一直忠于他的连襟而不是他的顶头上司安德罗波夫。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克格勃总部大楼里，茨维贡死在办公室里，头上被子弹击中。 安德罗波夫开始了最后冲刺，1982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65周年大庆，天气预报说这一天非常冷，但安德罗波夫坚持要勃列日涅夫参加阅兵。勃列日涅夫面部肿胀，肌肉僵硬。这不是检阅，这是他在向红场、向莫斯科、向他统治了18年的苏联告别。他的继承人靠著莫斯科的严寒赢得了最后的时刻--三天后，这位苏联的第四代领导人让出了帝国宝座；一周后，他的继承人安德罗波夫也登上了那个检阅台。在那里为他举行了葬礼。苏联历史上，警察头子第一次从幕后走出来，直接地登上了帝国宝座，成为公开的统治者，这个名义上的官僚帝国第一次变成了警察帝国。

安德罗波夫从勃列日涅夫手中继承到的是一个烂摊子。--农业到了频临崩溃的边缘；靠外国投资才能维持国家的经济；--对东欧的控制已日渐乏力；在军事、技术上已降为二等强国。雄心勃勃的安德罗波夫决定重振帝国雄风。他首先做的便是通过严厉的警察手段全面地整顿帝国的秩序。15年的警察生涯已经使他养成了警察式的工作方法。正如俄国的政论家所说，安德罗波夫“使用警察式的做法是因为他不懂其它的手段”；而他的治国目标则是“警察国家的幻想、警察国家的理想、警察国家的叙事诗，以及一个乌托邦式的警察国家。”

安德罗波夫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他以严厉的、一个警察对秩序和纪律的执著追求，同时在两个战线展开了这场运动--既反对党内玩忽职守和贪污受贿的党政要员，也严厉地惩治敢于持政治异见的平民百姓。安德罗波夫的反腐、肃贪运动，直接指向腐败的官僚政权，在对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之后，对帝国第二层权力阶梯也实行了清扫--150个州级党魁中，47名被撤职，几乎占三分之一。安德罗波夫手中的警棒当然也打在普通人的头上。人民仍然为他的整肃运动欢呼。

安德罗波夫极大的缓和了苏联人民对几十年来发迹起来的“新阶级”的仇恨。人民把他当作象伊凡雷帝、彼得大帝、斯大林那样能建立起有效统治的帝王，而西方也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安德罗波夫对“红色资产阶级”的挑战，就象在这个长满了肿瘤的帝国身上开了一刀，不管他能不能摘除肿瘤，这种医治总是有意义的。比起腐败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这应该是一个进步。

我们能不能因此就把安德罗波夫的革命称为一次从体制内开始的至上而下、由里至外的渐进式革命？答案是否定的；甚至，对一个倚仗秘密警察夺得了国家权力的警察头子抱有这样的希望本身就是幼稚可笑的。这正是不了解共产党式的密室政治的西方所普遍犯的错误。安德罗波夫不仅使用警察的手段，就连他的目标，严格地说仍是警察与官僚斗争的继续，而不是民主与专制斗争的开始。安德罗波夫式的革命属于“警察革命”的重要证据是，当安德罗波夫把长期盘踞在政治安乐窝里的近三分之一的高级官员赶走后，他用克格勃中的干部取而代之，也就是说安德罗波夫没有、也不可能把从官僚集团手中夺回的权力归还给社会。 经过了几十年平庸和专门扼杀人的创造性的官僚统治之后，苏联社会已被一群平庸的无耻之徒所盘踞著，几乎所有的重要岗位都是“无畏的人被懦夫代替，有原则的人被无原则的人取代，说真话的人被撒谎的人替换，大公无私的人被野心家顶替，能干的人被庸才撤换”。安德罗波夫没有将这个颠倒了的社会颠倒过来，他夺过权力，交给一些擅长惩罚和阴谋诡计的克格勃干部。在安德罗波夫时代，13人的政治局中竟有三名克格勃的将军，这个比例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时代。安德罗波夫当了15年警察头子，却只当了15个月统治者，所以他既没有使他的拥护者看到显著的政绩，也没有让反对者抓到很多警察统治的罪证，倒是大部分平民百姓反而因为他的过早去世而坚信他的政治主张是能实现的--人民总会这样想：“假如他能多活几年的话……”

事实上安德罗波夫统治一开始就带有警察恐怖的明显痕迹。安德罗波夫夺权和执政初期，是高层领导神秘失踪和神秘死亡最多的时期。当安德罗波夫对上层党政机构的大规模清洗完成之后，警察革命不断扩大，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安德罗波夫的警察统治还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监视、防范，对持不同政见者的严密控制。前苏联历史学家若·麦德维杰夫曾认为安德罗波夫时代是强化控制的时代。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院士，也是在这个时期被强行送进医院，而他的妻子则被流放到高尔基城。一年多的时间里，社会无法得知萨哈罗夫夫妇的行踪和死活。谁能指望一个警察头子所经营的警察国家创造出民主、人权、自由的奇迹，那只能证明他对警察统治的实质缺少最起码的常识。 在这里并不牵扯到对安德罗波夫个人品质的优劣评判。就个人品质论，安德罗波夫是极富有魅力的--富有文化教养、能到群众中去、反对奢侈豪华，以及孜孜不倦的工作态度，这些都使他比残暴的斯大林和昏庸的勃列日涅夫更能受到一般百姓的拥护。评判安德罗波夫的功罪应从他的统治方式著手--他用警察手段进行统治，他把大量的克格勃干部安插到党政部门，因此他不是削弱而是极大地扩大了警察在苏联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安德罗波夫以极严厉的警察手段整顿帝国的秩序，确实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有效的统治，而他的继任者契尔年科更加短暂的13个月执政，则是苏联政府和党的统治最衰朽的时代。评论界认为，以契尔年科为首的老人于1984年2月执掌克里姆林宫大权所造成的局面，可以比作瘫痪、虚脱、昏睡或昏厥。

下面的这个事实很能说明警察力量在这类国家里的实际作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统治集团推选了72岁面无血色的老病号契尔年科为新沙皇；当然，他还是一个平庸无能的人。不过平庸是无妨的，列宁之后，除了赫鲁晓夫和安德罗波夫，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哪一个不是平庸的？难怪深刻了解这种政权的人认为，在这类国家，平庸不仅不是取得权力的障碍，反而是进入权力顶端的通行证。一位苏联特权阶层的前官员米·沃斯连斯基，曾经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写了一本《苏联的统治者阶级》，他在书中问道：“特权阶层想选谁当总书记？是最强有力最能干的人吗？不是的，选的是政治局中被认为最不明智的最无害的人物。”平庸无能并不是契尔年科的问题，对于庞大而又完备的官僚机器，操作是极简单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契尔年科是个严重的病号，而他又任命了一大批和他同样年老体弱的人一起入主克里姆林宫。这大约是对那些把他推举上台的老人的回报。

如果说斯大林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所领导的内阁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内阁（因为把有资格的老革命都杀光了），那么契尔年科的内阁即使不是世界上最老、至少也有俄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内阁--契尔年科72岁登上王位，是这个国家1000年历史中登基时年龄最大的统治者。1984年4月召开了新的最高苏维埃会议，第一次会议主席宣读了80岁的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的辞呈，然后由同时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总书记契尔年科作新的提名。契尔年科的提名仍然是这位吉洪诺夫，而代表们则一致鼓掌通过。于是，克里姆林宫里便有了俄国1000年历史中年龄最大的总理。这是世界上年龄最大、人数最多的一届政府--3名第一副总理、11名副总理、62名部长、23名国家各委员会主席和15名各加盟共和国总理。这个衰朽的政权得以运转，依靠的正是隐藏在公开的统治集团背后的秘密警察势力。

如果我们因此就以为这个帝国已经瘫痪了，混乱了，那就大错特错。在克里姆林宫的党和政府的指挥班子不再行使权力的13个月里，各加盟共和国没有闹独立，各阶层老百姓没有造反，社会并没有失去秩序而变得不安定起来……苏联人民还是象几十年来一样战战惊惊地忠于这个几乎没有人露面的政权；甚至，与可能出现的无政府状态相反，帝国对社会的控制反而加强了。

是谁把螺丝拧得更紧了？是警察力量。安德罗波夫在国家安全委员会15年和在克里姆林宫15个月所进行的孜孜不倦的工作，已经把这个警察统治基础打得十分厚实、牢固。有了这台强大的、自行运转的统治机器，那台腐朽的官僚机器不再运转有什么关系？那个没有权力的总书记不再行使权力有什么关系？然而这场戏并没有顺利地演到底。幸亏安德罗波夫的警察革命没有获得最终的成功……

序幕是党在警察的支持下，组成并统治著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中场是秘密警察成了党和国家的核心力量；到后来，党本身成了秘密警察的附庸；而尾声则如莫斯科所流行的政治笑话：“党中央委员会现在成了克格勃的一个支部”；或者更甚：“苏共中央已改名为克格勃中央”。安德罗波夫的警察革命的最终结果是，在腐败的政府和无能的领导人背后，克格勃进行集体摄政，克格勃成了真正的政府。尽管如此，苏联党和领导人还是应该感谢秘密警察，正是他们才保持了帝国的持续性--直至1990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警察统治。不幸的是，这样的成功为时太久了。这是一座无形的高墙，它远比那座安铁丝网、设岗哨的柏林墙更加牢靠地压在数亿人的心灵上。

只有到了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以公开性为武器的政治改革，才第一次把这座高墙撞开了一个缺口，秘密警察的秘密统治一旦曝光于世，它那种神秘的控制力量便倾刻化为乌有--数亿颗心灵在被禁锢了半个世纪之后，陡然间获得了解放。那冲动、那狂热就如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倾倒之际所有过的那种排山倒海力量。太久的成功带来的却是顷刻间完成的崩溃。这是由纳粹德国和苏俄帝国的兴亡所证明了的。

这是人类社会的幸运--警察统治并没有留下最终的成功经验。

原载于：多维新闻

宪政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