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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
张忠栋教授与现代中国＼台湾自由主义人物的研究〉
潘光哲*
转自思想评论
一．
业师张忠栋教授早期是研究美国史的专家（特别侧重于「中美关系史」领域）[1]。然则，像他引述美国学界解释冷战起源的各种趋向[2]，或如对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渊源的讨论，更从美国「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思潮的宽广脉络进行探讨，非仅只着眼于亨利．佐治（Henry George）与孙中山的思想关联[3]，都显示张老师研究工作的广角视野。不过，在张老师的学术遗产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最深富意义的，则是以胡适为起点，对于现代中国＼台湾自由主义人物的系列研究成果。
一九八○年代初期，张老师涉足现代中国＼台湾自由主义人物之始，这个研究领域并没有可观的成果。以广被推崇为自由主义一代宗师的胡适为例，那还是一个连他的著述编年的基本成果尚且颇有阙憾的时代[4]，如何能期望「胡适思想」的园地开出灿烂的花朵？是以，除了一部尚具规模的英文研究专书外[5]，中文世界里有一定水准，可堪诵读的学术专书，屈指可数。反倒是胡适个人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口述历史」计画遗留下来的《胡适口述自传》[6]，及此书译注者唐德刚的《胡适杂忆》[7]，更为一般想要亲近胡适的人身造型及其思想的读者，开展了一个丰富的世界。张老师是在举足凭借惟艰的年代中，以胡适为起点，开步迈进现代中国＼台湾自由主义人物的研究领域的。等到他向我们告别的一九九○年代末期，竟已是足以容人贪婪地阅读各种文献，一窥这个领域之源流根脉的时代。文献资料大量出土以后，剩下的就是研究者本身的心智的探险工作──如何解析分疏文献意涵，厘清设定其时代意涵，就此提上了研究者亟需面对的日程。
二．
张老师开展现代中国＼台湾自由主义人物的领域，起步于析论在1930年代中日紧张关系背景下，胡适对因应日本侵略中国交涉事宜的意见；复次，重行评价胡适在驻美大使任内的表现。严格说来，仍皆未脱离研究中美关系史领域的「本业」。然而，由于现实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自1979年台美断交，带动台湾内部政情的转变，时常在报刊发表政治评论的张老师，遂对胡适当年的政治意见也产生了强烈的研究兴趣，于是渐次脱离中美关系史的领域，进一步探索胡适的政论（《胡适五论．自序》），述论胡适自从1922年5月《努力周报》创办以降，直至告别人间的政治言论和活动。此后，张老师更直道而行，陆续探索殷海光、雷震等等自由主义人物艰苦寂寞的生命旅程。辛勤多年，费心耕耘，集结成《胡适五论》[8]与《胡适．雷震．殷海光：自由主义人物画像》[9]两部专书（后者因绝版之故，于1998年增订改版，添加两篇文章：描摹夏道平与殷海光交谊的〈夏道平与殷海光〉、悼念傅正先生的〈永远活在众人心中〉，更易书名为《自由主义人物》[10]，再度问世）。集而观之，对现代中国＼台湾自由主义人物的艰难历程而言，这两部书是可以指引后世学人识其大道所向的蓝图，藉之立基，从而继续开展与深化现代中国＼台湾自由主义人物与思潮的探索工作。
在《胡适五论》出版以前的「胡适研究」中文论着，一方面受时代、环境的限制，未能倡所欲言；一方面也受限于资料，难能依据大量的第一手数据重构史实，自难有佳构宏作。杨承彬的《胡适的政治思想》[11]，在析论胡适的某一观点（如「民主」）之际，既未考察胡适发言的时空背景，复将胡适不同时期的言论并冶一炉而同为左证，殊为不当。傅丰诚的〈理想与实证的结合：胡适的政治思想〉，亦有同样的缺陷[12]。
相形之下，《胡适五论》突破了既有的限制，不但依据斯时新始问世的大量第一手史料──主要是三大册的《胡适来往书信选》[13]──重新勾勒胡适在外交与政治方面的活动和意见，对许多由于政治因素而致讳莫如深的课题，则秉史家如椽之笔，直书无忌。在「胡适研究」的「复兴」浪潮里，张老师的研究，实位居新起浪头的第一波。
就「胡适研究史」的角度观察，「胡适研究」得以呈显出一幅欣欣向荣的局面，各种资料文献的出土乃是关键所在，《胡适来往书信选》的问世则为其起端。这套书涵括的大量私人信函，尘封多年，它们的重见天日，对增补胡适个人的生命活动史，亦或探讨与胡适相关的人物、事件，都甚有助益。然而，史料本身是不会说话的。史学研究者固可据之点石成金，却也可能制造出历史神话。史学研究者的慧见与胆识，更决定了历史「真相」的重建及其信度。
张老师在1980年代中期起，开始陆续发表研究胡适政治言论的成果。当时台湾仍还处于戒严时代，党国威权体制虽然已逐渐松动了，但是，「儒以文乱法」的帽子，在学术文化界里仍有相当的杀伤力。被戴上「四大寇」帽子的张老师，描述胡适对国民党政府训政体制的批评与抗议，叙说胡适争取言论自由、要求保障基本人权的呼声，难保不被联想为「以古讽今」。毕竟，对既存政权来说，那一页企图弭扼自由、压迫人权的历史，并不怎么光彩。在战后台湾威权体制之下饱受压制的雷震和殷海光，他们的苦难道路，更是足可控诉既存政权不义的证据。描述自由主义人物的苦痛历程，其实蕴涵着让自己蒙受同样苦难的可能性。
所幸，大江总是向东奔流的，党国威权体制终于被迫走向形式崩解的结局。在这个过程中，张老师陆续问世的研究成果，以严谨的学术规范为基础，引据直书，无所忌，无所讳。然而，揭穿党国威权体制一贯「英明伟大」的真相，让人得到可以跳脱出政治神话囚笼的思想刺激，未必是人人都能适应、都能做到的事。张老师奋笔直书雷震和党国威权体制分手的开始，竟即引起质疑，甚至要以己身的经历来「澄清往事」。面对要求不该拿「今天的社会水准和道德眼光」评判往事的言论，张老师不免叹道[14]：
问题是纷扰已起，检讨过去的要求已经提出，愈要大家不问，大家愈是要问，事情不弄清楚，不作合理的交待，大家愈是感觉无人负责，怀疑过去的错误还会重演。台湾处于转变的时刻，一切急待除旧布新，领导的人物必须以救赎的心情，勇于面对历史的错误，纠正历史的错误，然而才可希望一切力量再生，才可看到未来前途的光明。
那种呼吁「忘掉过去，放眼未来」的言论，其实是对受难者制造二度伤害。即便我们可以容忍那群制造苦难的刽子手不会受到任何的现实惩罚；但是，我们不该放任他们就此得以潜逃于不被订在可耻的历史十字架上的命运。史学家之所以为史学家，而不是堆砌历史资料的工匠，不是正该承负起「还他一个本来面貌」的职责吗？胡适批判国民党政府训政体制的激烈言论、《自由中国》斥责「救国团不可假教育之名而行党化【教育】之实」的正义之声，都曾难见于青天。史家突破现实禁忌，尽可能精确地书写过往岁月的纪录，乃是万马皆闇的时代里的正义之声！后世学人开展治学探智、论人知世的历程时，不当曲学，不该阿世，更不畏任何现实政治势力。张老师树立的遗产，永足式法。
三．
随着大量史料的出土，现代中国＼台湾自由主义人物的研究，亦渐蓬勃，新作竞出。就大趋向来看，这些新作主要以大量挖掘新出史料为基础，在重建历史脉络、深描细节方面，都得以补充前此研究成果（包括张老师的作品在内）之不足，更添增了我们的知识，启发我们的思考，各有其可贵的贡献。
在「胡适研究」方面，张老师对于胡适在1931年到1949年间坚持民主的立场，举凡以《独立评论》为战场的「民主与独裁论战」，在国共对立的态势里强调「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在动乱中坚持民主〉，《胡适五论》），都有细致的描述。新史料的出土，则可以为胡适在这段期间的主张和活动添上好几笔细腻的彩绘。例如，沉卫威对以胡适为首的一群知识分子组成「平社」的活动实况，所做的历史重建工作，相当细致[15]，他引用胡适的一篇未刊稿：〈我们要我们的自由〉[16]，更彰显胡适等人组成「平社」，企望力争「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的用心[17]。周质平探讨胡适对于民主的阐释，则引用了胡适英文论着：“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A Democratic China”[18]，也显示出胡适关于民主得以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思考，也有诉诸「中国传统」的面向。讨论雷震与殷海光方面，张老师对雷震苦心经营《自由中国》遭受的连串打击，有详实的叙述（均见于：《胡适．雷震．殷海光》〔《自由主义人物》）；其中若干细节，任育德的《雷震与台湾民主宪政的发展》[19]，则大量引用收藏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雷震档案》，更有细笔的描摹。例如，张老师并未着墨于王纪五对雷震的助力，任育德则大量引用雷震与王纪五的往来通信，更清楚地呈显雷震经营《自由中国》的努力及其承受的横逆。
在新史料出土的情境下，张老师的成绩，确实有可以再补充的空间。然而，为学如积薪，后来居上，前人的研究业绩，正是后辈百尺竿头的起点。
四．
各种资料文献的新出土，让以「胡适研究」为起点的现代中国＼台湾自由主义人物的研究，欣欣向荣。不过，要让这个领域有更好的开展，除了继续挖掘新史料外，也该继承既有的业绩，使这个领域的史料能以比较完备的面貌问世。张老师的成绩，在搜集史料的层次上，正提醒史学工作者应当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
例如，所谓「吴国桢事件」爆发后，胡适致函吴国桢，责备与反驳吴国桢对台湾政局的批判言论，吴国桢即致函胡适予以反驳。当时身在美国的殷海光曾致函胡适，表示对吴国桢对台湾政情的批判言论「如饮琼浆」。胡适即致函殷，并将他与吴的往来书信副本都寄给殷海光。胡适的这封信目前并不难得[20]，吴国桢给胡适的信、胡适致殷海光的信，却相当罕见，只见于香港出版的《中华月报》[21]，而殷海光给胡适的信，则尚莫知其踪。张老师引据《中华月报》的资料，进行析论[22]。然而，目前世面可见的最称详尽的《胡适着译系年目录》[23]，或搜罗胡适书信尚称完备、提供相当便利的3大卷本的《胡适书信集》[24]，都未收录胡适致殷海光的这封信；后进学人描摹胡适和殷海光的关系的新作，也不曾使用这批文件[25]。张老师的这篇文章，原先刊载在1989年出版的《文史哲学报》[26]，后继者若能细读张老师的文章，自当可循线探访，查出原刊出处而登录、收编或引用的。
又如，张老师早就指出[27]，殷海光曾以「梅蕴理」的笔名，点名批判牟宗三[28]。可惜的是，《殷海光全集》的编者，忽略了张老师的发现，故未收入此文。后继学人，如李明辉，后来亦有相同的观察[29]，而相较于张老师重行建构历史事实的论述，他更尝试进一步分疏徐复观与殷海光之争论的理论义涵。
举此二例，略可想见张老师的研究成果，并未为学界吸收。弥阙补漏，实待有意于这一领域耕耘的后继者。以既有的成果为基础，我们的步子自然可以更稳健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当然能看得更远。
在张老师开展研究的时候，许多史料尚未公开。至今某些史料仍未重现人间，值得有心之士继续访求、公布。例如，胡适为《自由中国》所写的〈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脱稿后，他不满意，先后在1949年4月16日、1950年1月9日分别致函王世杰、雷震等人，要求朋友群再行讨论[30]。这两封信，目前可能保存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雷震档案」里；然而，任育德《雷震与台湾民主宪政的发展》一书虽大量引用《雷震档案》，但却也未见征引这两封信；至于前述殷海光给胡适的信，张老师认为，可能还藏在胡适的私人文件之中。张老师的研究成果，仍还指引着后学细心访求史料的方向。
张老师晚年依旧持续着注意「胡适研究」与研究现代中国＼台湾自由主义人物的新资料与新成果。耿云志教授主编的那一大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出版后[31]，他要笔者影印全套目录一分，以备对照检索。中研院史语所王泛森教授主持「傅斯年档案」的整理工作，笔者参助其事，他亦嘱咐笔者注意其中的相关资料。张老师也密切关心一些新出版的成果。他曾经分别叮嘱刘季伦学长与笔者，代为订购欧阳哲生的《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32]，也向笔者推介阅读中国学人章清的《殷海光》[33]一书，颇有好评。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张老师发起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资料选编──纪念「五四」八十周年》的纂辑工作。他计画以各种期刊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个人文集为对象，全面搜集、整理与选编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资料，让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研究成果，藉之得以结实累累。他发起的这项学术工程，事实上也深具开拓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的意义[34]。这套大书，历经波折，终于准备分册出版。遗憾的是，就在第一册问世的前夕，张老师却猝而逝世。在现代中国＼台湾自由主义研究领域中不断撒播新种子的播种者，竟未能亲睹百花齐放的亮丽画面，思之心伤。
五．
综观张老师研究现代中国＼台湾自由主义人物的成果，着力所重，大体偏于政治面向。长久以来，张老师关怀本土民主政治的前景，无所懈怠。学术关怀，自然与个人的政治思考密切相结。另一方面，政治领域内禁忌较多，迷雾重重，确实有待史家拨云见日。相对的，现代中国＼台湾自由主义人物的文化、学术活动面向，张老师就没有留下多少成绩。像胡适丰富多彩的学术、文化活动，张老师全未着墨。亦且，张老师的业绩，比较局限在重建史实的层次，读者固然可以藉之得到对前此现代中国＼台湾自由主义人物艰辛旅程的真切认知，更能从这些论着的字里行间，得到精神、道德层次的启迪。然而，关于若干理论性的问题，诸如：是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思想因素，使得自由主义（者）在现代中国＼台湾的命运困舛多艰；现代中国＼台湾历史舞台上问世的自由主义，和源起于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两相比较，又呈现出什么样的独特风貌，等等，张老师的著述并未提供答案。显然，进一步地从理论层面对现代中国＼台湾自由主义（人物）的丰富遗产，深入探索、评估，尚有待于后继者在尽可能逼近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开辟另一方宽广的天空[35]。
张老师晚年病魔缠身，每每拖着病弱瘦小的身躯，以坚强的意志力，参加了不少文化、政治、社会活动，为台湾的光明前景，尽一切可能的奉献。然而，他的身体状况与类似的「外务」，也就不免延搁了必须投注持续而大量精神的学术研究工作。所以，面对一些新出的史料，张老师虽欲再行奋力以注，却有力不从心之苦。像是资料蕴涵相当丰富的《胡适的日记》的手稿本[36]，他即难能通读一过，以补充前此研究的若干阙漏。记得在1992年秋、冬之际，张老师在台大开了《胡适研究》这一门课程的时候，笔者利用这部书查出胡适于1932年11月28日首度和蒋介石碰头的记述[37]，当时张老师就颇有感触，说他已经很难逐页细读，一一做卡片，所以也不能在书中把这一段补充进去了。
然则，张老师晚年依旧努力不懈，以病弱之躯，完成了最后一篇力作，详缜描述《自由中国》的两大言论台柱：夏道平与殷海光的交谊[38]，特别着重叙说夏道平在殷海光逝世后，持续宣扬自由主义理念的工作成绩，成为理解夏道平先生晚年志业的最佳凭借。可惜的是，张老师晚年的论着，诸如〈离开权力核心的雷震〉、〈雷震与反对党〉与〈夏道平与殷海光〉等文，受限于精神和体力，都难能一一核查详注史源所出，让初涉此一领域的后学，无法藉此得以进一步亲近原始资料，不免略有阙憾。
六．
目前，现代中国＼台湾自由主义人物──特别是胡适──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重新被「发现」了。无论是原始文献亦或探讨成果，连篇累牍，目不暇给。对一般想要认识这些人物的社会人士来说，张老师的研究业绩，立论严谨，不乖离史实，亦且论述明快，没有玄虚的理论，正是向历史寻求智能，反思我们的政治生活来时路的最好凭据。对想要进入这个研究领域的晚辈学人而言，以张老师的研究业绩为认识基础，建立关于现代中国＼台湾自由主义人物生平、活动的大脉络概念，并更有效率直探史源所在，自然能够比较轻易地入其殿堂，观其百官之富，识其百宫之美，再透过相当程度的思惟训练，在研究的过程中，使自身的思辨力与想象力与史料互动，逞驰无限，假以时日，必然可以在现代中国＼台湾自由主义的研究领域里自成一家之言。
然而，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怀往往密不可分。张老师的学术研究和他个人的生命历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也积蕴着中国脉络里的自由主义，如何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生根永固、开花结果的潜在动力。从外在形式观之，张老师透过对胡适等自由主义者政治理念和主张的研究，当然深具证成英国史家卡尔（E. H. Carr）《何谓历史？》（What Is History？）之论点：「历史是史家与过去的无穷尽的对话」的意义[39]；对胡适等自由主义者艰难历程的探索，固然让张老师的生命实践活动得以找寻自我认同的依据；他们的关怀所在和努力所求，则也是张老师寄托所向与奋斗所祈的历史根源。只是，在前一世代的自由主义者常常就此止步的行动实践层次上，张老师以具体的关怀与行动，和台湾本土相连共持，彻底地超越了他们，树立了新一代自由主义者的典范。
未来的研究者或将可以藉由对现代中国＼台湾自由主义历史命运的研究，拟构出一套这种那种的社会理论，自成一家之言；然则，张老师身体力行，不辍无悔的现实生命力量，能否远传永续呢？自由主义者翘望以待的理想生活世界，仍是征途漫漫。古道今颜，斯人已远，典范长生。张老师的身教与言教，正启示着我们未来的道路，也是鼓舞着后代奋力以进的精神泉源。
[3] Chung-tung Chang,“Dr. Sun Yat-Sen’s Principle of Livelihood and American Progressivism”，《美国研究》，11卷2、3期合刊（台北：中央研究院美国文化研究所，1981年9月），页59-75。
[4] 前此可供检索胡适著述的依据是：徐高阮（编），〈胡适先生中文著作目录〉、徐高阮（编），〈胡适先生中文遗稿目录〉、袁同礼（等编），〈胡适先生西文著作目录〉、胡颂平（编），〈胡适先生诗歌目录〉，均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年12月）；前三分目录，又大体依据原样收入：胡颂平（编着），《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第10册；这几分目录，着录的胡适著述并不齐备完整，也未据年系文，检索颇为不便。此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每一分册亦附有该册所涵括胡适事迹之年分的著述索引，但以笔划顺序为次，亦难免检索之苦。
[5] Jerome B.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后来周明之也出版了他的专着：Min-Chih Chou, 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 （Ann Arbor, Mich.: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4）。
[14] 张老师在《中国论坛》第323期（1989年3月10日）发表〈雷震和国民党分手的开始〉后，曾在新闻局工作，后来担任过大使级职务的陆以正先生，即以个人经历提出若干质疑，并呼吁道：「拿今天的社会水准和道德眼光，去评判当时发生的事件，不但有失公允，而且于事无补。希望大家还是照李总统登辉所说，少往背后看，多向前面看吧！」张老师即在《中国论坛》第325期（1989年4月10日）发表〈敬答陆以正先生〉，以为响应；此处征引张老师的这段话，即出自〈敬答陆以正先生〉一文（《胡适．雷震．殷海光》，页98、《自由主义人物》，页148）。
[17] 胡明则引用〈我们要我们的自由〉说明「胡适愿当诤臣的立场」，他在论述胡适决心参与创办《独立评论》的心路历程时，亦征引此文（胡明，《胡适传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页692、页707-708），恐皆不尽恰当。
[18] Hu Shih, “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A Democratic China”, in: Edmund J. James Lectures on Government: Second Series（Urbana, Il.: University Press of Illinois, 1941）, pp. 1-12。
[22] 相关论述，见：张忠栋，〈胡适与殷海光〉，《胡适．雷震．殷海光》，页18-20（《自由主义人物》，页33-36）；论述之史源，见此文的注34、35、36（《胡适．雷震．殷海光》，页62、《自由主义人物》，页72）。
[27] 张忠栋，〈胡适与殷海光〉，注95（《胡适．雷震．殷海光》，页69、《自由主义人物》，页78）、张忠栋，〈《民主评论》与《自由中国》〉，《胡适．雷震．殷海光》，页214-215（《自由主义人物》，页251）。
[29] 李明辉，〈徐复观与殷海光〉，收入：氏着，《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4），注5（页93-94）；据李明辉自述，这篇〈徐复观与殷海光〉原发表于「徐复观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台中：东海大学，1992年6月），其时间在张老师〈胡适与殷海光〉一文刊出之后，不过，他不曾引用张老师的文章。
[30] 这两封信是：胡适，〈致王世杰、雷震、杭立武〉（1949年4月16日），胡适，〈致雷震〉（1950年1月9日）；张老师使用的是友人提供的影本（参见：〈为自由中国争言论自由的胡适〉，注112〔《胡适五论》，页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