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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问题　　　　　　　　　　　　　　　　　　　　
　　　　　　　　　　

　　　　　张静　　　　　　　　

文章提要

信任事实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对当事人的信任，一部分是对维持信任机制的信任。缺少了其中任何一部分，信任都是不完全的。一个社会的普遍信任状况，与它的维持机制的效力相关，维持机制是信任的“保障体系”，它们的监督作用使信任呈现近似完全，社会机制通过影响失信行为的成本（使之增加或减少收益）确保经济交易的秩序不受到损害。随着社会的变化，以往的两种主要社会机制－人际关系约束和组织（单位）约束的效力正在下降，作者建议确立制度约束作为维持信任的社会机制，它的核心是将各类经济行动者放置在相互（权利）监督的关系中。（1）问题

中央电视台新闻部曾讨论经济交易中的欺骗现象，他们给出的一个实例是：一家公司用广告招揽组装客户，声称自己提供元器件，并负责回收组装合格产品。但事实上，由于元器件不合格，用它根本组装不出所谓合格产品。于是，组装客户上当受骗。对有经验的交易人来说，这个骗局不难识破。比如，既然广告声称组装成本很低（钳子等普通用具，且用时间很少），有利可图（收购价格可观），为什么这家公司不在本地组织工人组装？这样不仅节省了广告、发货和时间费用，组装成本也降低不少，利润回报不是更高吗？又，为什么这家公司不能提供元器件合格证书？为什么它不能出具任何过往信誉证明资料？

显然，这些问题没有清楚之前就签约成交，是组装客户的教训。但研究者注意的是对问题的解释：为什么欺骗是这样的容易“成功”？用研究的术语说，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客户对公司此轻易地给予信任？

（2）前提

本文的讨论立场是社会学的。信任问题被社会学者关注的角度，在于它是“稳定社会关系的基本因素”（P.布劳，1964：99）；是行动者在社会互动中“彼此寄予的期望－期望另一方履行其信用义务和责任”（B. 巴伯，1989：11）；信任有助于行动者消减社会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K.海默，1976：1－4），因而，信任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一。

信任对于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的最简单形式也必须发生在两个以上的行动者（或社会组织）之间。信任是相互的，因而它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人们依据是否存在信任关系作出如何往来的决定，信任影响着人们的行动选择。

但信任不是社会关系的全部，信任不是完全充分的（B。巴伯，1989：1），它需要条件。这些条件不是由当事人本身、而是由一系列社会机制所建立。社会机制作为维持信任的强制性手段存在，它们替代和补充了信任的不充分：确保失信行为出现时，给予受损者追究和补偿的机会。社会机制通过影响失信行为的成本（使之增加或减少），趋使人们作出维持信任的行动选择。守信得利，失信受损，由此保证互动的秩序。

将信任理解为不充分的－它必须与某种社会机制”联合“起来实施，是本文的预设前提。一个社会的普遍信任状况，与它的维持机制的效力相关，或者说，某种程度的信任水平有它的“保障体系”。可以用一个例子说明这种关系。假定一个人出门需要使用专门车辆，那么他面临三种可能的情况：乘熟人（朋友）的车；乘某单位的车；乘出租车。这三种情况的信任水平不同，原因是它们分别处于三种信任维持机制中。第一种，维持机制是过往的交情关系，信任程度最高；第二种，维持机制是组织（单位）的存在，宰客司机会受到单位处理（但条件是单位愿意受理），信任程度次之；第三种，维持机制是监督制度的存在，乘客可以自己看里程表，也可以记下车牌号和电话号去投诉。当然投诉可能无结果，这意味着监督制度未能运转。这一风险使得第三种情况下的信任程度（相对而言）较低。很显然，当人们给予信任时，其中包含了对维持机制有效性的信任成分。

从这一前提出发，我们的问题就转换成：当信任维持机制发生变化时，过去形成的信任期望是否仍然能够保持？

（3）人际约束（关系约束）

在彼此熟悉的社会关系中，人际约束是主要的维持信任机制。这种环境下的高信任程度与下列几个因素有关：（1）了解交易伙伴，有过欺骗记录的人当然不会被交易者选中；（2）重复交易的概率很高，欺骗只能提高未来的交易成本，故属不明智之举，这一点抑制了欺骗行为的“收益”；（3）交往的非单一性，大量的社会关系进入交易事实中。例如：现在甲和乙做买卖，下次乙找甲的朋友借钱，再下次甲让乙的亲戚看病，如此多方面的交换和依赖，使得双方都握有互利或互害的手段。能够在必要时惩罚对方，这就构成了相互间的有效约束。

这些因素的作用，事实上把当事人置于一个互相监督的关系中，如果有人违反了公认的常规－它们可能是法律、习俗、道德等等－一般很难逃避惩罚。逃避惩罚的困难，在于人们活动空间的静止与交益选择的有限。人不流动，关系也不流动，其中重复性交易占主流，甲如果坑了乙，下次求乙必遭惩罚，而甲或许没有其它的选择。所以，甲必须小心谨慎，才能保持未来交易的持续。这种谨慎（或曰对未来交易机会的期待），促使行动者小心避免惩罚，它能够防止欺骗计划的制定。很明显，这样的监督关系起到维持交易秩序的作用。

因此，紧密的社会交往网络是信任的有效保护机制。通过信息的频繁传递、交易的重复性和非单一性，使欺骗者在未来的交往中面对困难，由此约束了欺骗的选择。在这种约束下，疑心（不信任）得不到充分发展，人们不需要使用不信任来保护自己。于是，较高的信任程度得以存在。

（4）组织约束（单位约束）

如果交易范围扩大到紧密的社会关系之外，另一种机制开始被使用，这就是单位管理。这意味着社会行动者被组织起来，个人进入了一个组织管束体系－单位，单位监督着它的成员。这样，不再是当事人，而是单位惩罚欺骗者。由于监督的实施由组织承担，约束效力就取决于两个因素：该单位的角色、及其成员对单位的依赖程度。

单位的角色在此主要指，它是否承担为社会整体维持秩序的责任。如果它被指派或自认有这种责任，就会惩罚那些损害他人利益（但未必损害本单位利益）的人员。如果单位只对自己利益负责，就不会为损害社会秩序的人付监督成本。中国的单位往往是更大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它们多数除了自己的目标之外，还有社会管理的义务。只要有投诉，通常单位就会处理。这些单位事实上行使着教育、管理和控制职能。这一角色确定了单位对个人的约束地位。它对成员的个人行为负有全面管制的权力。因此，交易中只要确认了对方所在的单位，就不必疑心没有“管“他的地方。

个人对单位的依赖程度，是指个人在本单位资源之外的选择程度。如果与个人生存悠关的需要主要来自单位分配，同时缺少其他的谋取渠道，单位对他的约束就相当有效。单位可以用减少满足其需要的分配作为制裁手段，让损害秩序的人（例如欺骗者〕受到惩罚。

在组织约束的条件下，交易规模可以扩大到陌生人之间，交易可以是一次性的、单一的。交易人不必了解对方的很多信息，只要确定了对方所在的单位（组织），约束关系就建立起来了。确定单位的一种形式是出具单位介绍信，这相当于一个取得信任的证明资料。有了这个证明作保障，当事人不必过多担心，因为必要时他可以经过组织查到欺骗者，并“委托”他的单位处理欺骗者。

（5）讨论

我们看到，信任事实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对当事人的信任，一部分是对维持信任机制的信任。缺少了其中任何一部分，信任都是不完全的。社会约束机制的有效运作，补充了信任的不完全部分，它们的监督作用，使信任呈现近似完全。这说明，近似完全的信任有存在的条件。无论交易人是否意识到，他必须在某种约束关系的保护下才能施予信任。没有这种保障，他就须自己保护自己－不那么轻易给予信任（不完全的信任）。不这样做，他就要承担风险。

这个结论可以引申出两个要点：第一，付出信任是有风险的，社会约束机制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第二，一种社会约束机制构造着一种信任程度，约束机制的效用同信任程度成正比。由于每一种信任都包含了对约束机制本身的信任成分，故信任水平的变化，事实上反映出信任维持机制的变化－人们对它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如果社会约束机制不能给经济交易提供保护，欺骗横行，交易就无法有秩序地进行。

不能否认的是，由于广泛的社会变动，我们正面临着原有社会约束减弱的事实。经济活动正在超出原有的空间，向更广泛的地域扩展。这种扩展使社会从静止过渡到流动，交换方式从简单过渡到复杂，交易范围日益越出人际和单位组织所及的领域。这一变迁为交易行动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使得交易人对原有关系的依赖性降低。原来的约束渐渐失去了从前的控制能力，以它为基础建立的监督关系自然瓦解。这意味着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组织的关系正在离开原来的秩序轨道，原有的信任维持机制的作用正在变化。

正如前面所言，社会监督机制能够影响欺骗行为的成本，它的效用削弱，意味着欺骗的成本降低（“效益”提高），这是“诱发”欺骗现象增加的制度性原因。如果经济交易者（或组织）对这样一个变化的事实未充分知觉，仍然如从前－那些社会机制有效工作的时候－一样给予信任，必有较高的受骗概率。

（6）制度约束

无论是哪一种社会约束机制，它的核心是把交易者安排在监督关系当中。那么，面对变化的社会，下一个问题显然是：如何再建监督关系、“迫使”信任维持在秩序需要的水平？

人际和组织约束不能在变化了的社会条件中继续保持原有的效力，原因在于它们的监督边界是有限的。人际约束的范围止于生活共同体，组织约束只能到达行政单位所辖领域。超出这些范围，监督关系就不存在。这是一种较简单分工和组织状态下的约束机制，难以保护更大市场规模的、流动的、复杂的经济交换。如果不建立新的约束机制，欺骗活动就会损害经济交易的达成，其结果是妨碍发展并造成浪费。新的约束机制必须尽量克服上述限制，既能够促进交易量，又能够制约欺骗行动的发展，它必须能够规范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在广泛、流动的市场中把他们安排在互相监督的位置上。它还必须握有实施惩罚的手段，必须是“规则”与“实施”的集合体。这就是制度约束，它的核心是将各类交易者安排在一种相互监督的关系中。那么，哪些安排有利于监督关系成立呢？

首先是提高合约水平，使交易合约尽可能的完全。合约规定了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未尽义务者必须补偿对方损失。权利和义务规定得越具体，对自己的保护（即对对方的监督）就越完备。以前面的例子说明，如果客户要求合约规定：“不合格配件的损失由提供方承担”，就监督了对方的欺骗企图。合约漏洞越多，越无助于约束对方。利用合约保护正当交换而不是“保护”欺骗行为（不完全的合约常常有这一效果），是制度约束的第一步。

其次，当违反约定的情况出现，信息应当能畅通传递到第三方机构（例如银行）。这些机构由于掌握着合约双方的财产储存（或抵押）、票据往来、经营记录及资格审批权等，能够为纠纷提供可靠的证明文件。必要时，它们可以作为仲裁的依据，来保护当事人利益。

第三，仲裁机构的权威地位和独立性应当确定，以保证它的工作不受影响。仲裁结果又须具备有效的实施渠道－比如事先财产抵押是一种后备补偿安排。总之，没有实施，仲裁就不能实现，监督也就失去了效力。

第四，在分工的基础上建立社会经济组织之间的依赖关系。通过制度安排刺激各种中介组织（经济服务组织）参与经济活动，充当约束方角色。介入经济活动的组织（银行、保险、公证、法院等）越多，它们参与管理的财产形式越多样，监督渠道就越完全。事实上，这些组织的作用是第三方监督机构，大量类似机构进入经济活动，有利于确立民间的互相约束（非政府参与的约束），也有利于监督机制朝向公平、理性、高效和权威方向发展。

市场经济是高度组织化的经济，制度约束就是利用各种安排，把经济活动置于一个新的相互依赖（因而也就相互监督）的结构中。建立这种结构是经济活动秩序化的条件，它需要我们真实了解经济活动的现实并提供有建设性的知识，需要具有明确界定并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界限，需要有平等效力的权利实施和监督体系，还需要有仲裁机构的公正有效和绝对的权威地位。做到这些，又需要政府与各类经济组织的充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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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考文献

D。C。诺斯，刘守英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汪丁丁，“金融热种种“，《读书》，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 5月号；

J。S。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

B。巴伯，牟斌、李红、范瑞平译，《信任》，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

　　　　　　　　　　　　　　　　　　　　　　　　　　　　　　　　　　　
原刊《社会学研究》（社科院社会学所），1997，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