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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守主义”学术取向　　　　　　　　　　　　　　　　　　　　
　　　　　　　　　　　　　　　

　　　　张静　　　　　　　　　

前言

本文尝试对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作一些提纲性的引言，期待大家参与讨论。这个现象，我称之为“新保守主义”学术取向。我关注的重点，在于9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取向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研究中的基本主张和辩题的发展，不是政治上“左”、“右”路线或派别的分类。我了解“保守”再加“主义”作为诠释概念的限制（在汉语背景中，它似有价值判断的嫌疑），为了避免歧义，我声明这里使用的“新保守主义”提法不代表思考成熟的定论，它只是借用英语中分析类似问题的常用术语，作为一种提示特征的引导词汇。我的立场是尽可能客观地展示这一思想现象、说明它与各种社会势、潮的相互影响关系，不涉及肯定或否定，正确或错误，进步或倒退的判语。

我以为，这个现象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它反映了当前社会的某些性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观察、判断、分析和预测立足点的影响，可能扩大到实践操作领域－比如对于社会建制的选择和设计方面。联系到中国近代以来思想界究竟是以“激进主义”（余英时，1992）还是“保守主义”（姜义华，1993）为主导的讨论，新近的现象似乎预示着不同于上述两种观察的变化。那么，“新保守主义”取向在学术领域的出现及影响，就更加具有研究的意义。

（一）

在西方以往两个世纪中，保守主义是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的主要意识形态之一。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的是，保守主义较少地具备行动主义和改革的要素（R.Nisbet,1992），它主要是以立场、思想、态度的形式存在。保守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必须同某种行动建制结合起来，才能显现具体的主张内容。随着这些内容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保守主义所“保”的东西也在变化。这就是所谓“新”、“旧”保守主义的称谓由来。

近代系统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源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否定性反应（A.伯克，1790）。保守主义者认为，以革命的方式追求自由不见得有效，原因是革命无法使政治体制朝向激进主义者期望的方向发展，相反，它可能毁掉使社会完善的必要条件。在伯克看来，这些条件中首要的东西，是历史地形成的社会秩序。他论证到，在大革命中，维护秩序的所有制度体系－法制、独立的司法制度、代议制度、阶级化分、私有财产保护、宗教、价值体系等等统统受到破坏，一些极端主义意识－宗教性狂热、理性绝对主义、不现实的乐观主义、平民个体主权的天真信念、过分的浪漫主义等等受到张扬。这些极端意识的有害性在于，它以轻蔑的态度毁坏了既有秩序的维系纽带，社会被迅速地平民化，结果是构成集权体制重新出现的有利土壤。因为在革命造成的广泛社会混乱中，维系社会的手段只剩下强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每一场革命过后，权威政治都会获得相当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根源于革命改变了原有秩序的规则，社会正在重新组织当中，一些群体上升，另一些群体下落，一些规则被废除，另一些规则被建立。这个重组过程需要稳定的权利、地位配置做后盾，而这些配置需要时间，在新的配置结构稳定之前，往往只有强权政治才能控制局面。

除了大革命之外，使保守主义者深感不安的，还有功利主义哲学的发展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扩张。这些社会思潮都对既有的秩序 -阶级、宗教、财产权构成威胁，因而受到保守主义者的抵制。保守主义对一系列求新、求变的社会移动怀报抗拒，它针对不同的挑战者，提出不同的抗拒主题，而其不变的立场，是对原有秩序持较为肯定的态度（诺埃尔. 奥沙利文， 1987）。

如果说，“旧”保守主义主要是对自由资本主义扩展及其激烈方式－革命的反应，那么，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间，社会变革的挑战性源头开始有所变化。此时，自由资本主义体制已经基本确立，自由主义意识已经成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这意味着，自由主义不再是革命角色而是秩序的现实，新的威胁不再是自由主义，而是企图代替自由主义的其他激进思想。在这段时间里，工业化社会的周期性危机频频出现，社会生产的日益组织化及战争供应的需要，为国家机器的干预提供了条件。解决失业、军备研制、供应及运输、稳定金融市场、扩大福利－等等问题的存在，需要有强制力的政治单位发挥资源组织的作用。这些经验同战后“福利国家”出现的世界性潮流（它要求政府必须为消费者担负更多的保护责任）汇集到一起，一种被称之为“中间道路”的集体主义主张出现，它要求再次改革自由资本主义秩序，加入适当国家计划的要素。

新保守主义对这一发展持抗拒立场。怀抱对国家干预作用的不信任，它主张继续保持现有的自由资本主义秩序（而这曾经是“旧”保守主义所反对的内容）。因此，对自由经济秩序的态度－肯定多还是否定多、保留多还是改革多－就成为“新”保守与激进的基本分界。但在分界的两端，有一个双方共享的观念是自由主义价值，“激进”和“保守”是对自由主义根基多或少、彻底或有保留的不同态度来分野的。保守－自由－激进是一个鼎的三足，自由主义是两端的共有“领域”（common ground ，余英时，1990），在这一块领域中，有双方共同维护的东西，这个东西成为平衡两翼的机身。保守主张多保留，激进主张多改革，但不是全部否定。自由主义在这两翼的制约中寻找平衡的方向。

上述论题只是针对思想主流而言，在具体的观点方面，具有新保守主义立场的人完全可能存在分歧。可以说，“新保守主义”缺乏明确所指的边界和集团，它泛指一种较抽象层次的立场，其核心是对损害已有秩序基础的否定性态度，但是这些态度的程度不同，又可能在不同的问题上持未必统一的态度，因而它通常意为在思想倾向方面有近似、但不一定形成固定学派联系的个人。所以，若将新保守主义界定为一个互相联系的阵营并不妥当（故本文把它作为一种体现在学术论点中的思想倾向来讨论）。

（二）

近代以来，西方各种主导性的社会思想都对中国产生过影响，这些影响中的代表性思潮主要是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余英时，1990）。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这两种思想可以说都具有“挑战”的性质。对比自由主义的主张，中国不是它所倡导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因而需要改变秩序，实现由传统社会到市场社会的现代转型；对比社会主义的主张，中国也不是它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因而还需要改变秩序，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当社会主义的影响占据主流之后，随着社会主义由主张到实践的转变，这种主义也由原来的“挑战”角色转而成为现实秩序的“维护”角色，而自由主义由于主张一种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秩序而成为企图改变当下秩序的、相对激进的思潮。显然，中国的“保守”和“激进”对垒，尽管同西方思想的影响密切相关，但在具体内容上与西方不同，而其基本性质都关联到对当下实践着的社会秩序（以及规范这一秩序的社会制度）之态度。

这一意义上的激进－保守对峙有多种表现形式，比较集中的辩题发生在80年代后期。对当时体制的肯定与否，是这一对峙的主要分歧点。保守主义思潮提倡巩固现实秩序，警惕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它采取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斗争姿态，特别突显学术活动的政治意义。在这样的视野下，学术研究是政治观念分歧的思想阵地，研究者的立场同时是一种政治立场表达，各种学术辩论本身往往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这样，学术分歧的焦点就集聚在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反对和平演变”上。一些更为隐蔽的社会论战形式－例如某些关于传统文化的论战、关于坚持还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论战、关于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论战，也可以大体划入这种分歧主线来认识。它们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即保守与激进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认识的分歧立场。与此相对应，80年代保守取向的另一个特征是，在思想资源方面同西方思想的联系不明显，相反，保守思潮主张警惕和抵制西方思想的影响。当时的“保守”和 “ 激进”常常以中－西（观念、文化、体制）对立的形式出现，很少有双方相容的见解。

80年代后期的“新权威主义”讨论，可以看作是“激进”主张的分化现象，它的意义是对保守主义的转型起到了某种刺激作用－使得保守主义开始寻求新的理论基础。新权威主义主张在维护现有秩序的基础上改革，但特别提示这种秩序的方向应是朝向个人自由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应当由现代化导向的“新”权威来控制。这样一来，新权威主义的辩论对手中就既有旧的保守主义，又有激进的“民主”主张，但新权威主义与后者的分歧似在手段层次：

“应充分清醒地认识到，在缺乏自治性人格充分发展和契约性人际关系的环境中，拔苗助长地推行超前的多元民主制，无疑是另一种形式的穷过渡。在经济上，应克服躁进心态，做到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缓进待机，循序渐进，逐步实现经济与政治的二元化过程，诱导社会内部的现代化因素逐步发展”（萧功秦，1989）。

而新权威主义同保守取向的分歧则以目标层次为主：

“剥夺还是保障个人自由，是新旧权威主义的分水岭”，“新权威不是在剥夺个人自由基础上建立专制的权威，而是用权威来粉碎个人自由发展的障碍”，“一方面，使个人自由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利用必要的中央集权保持自由发展中的社会稳定”（吴稼祥，1989）。

新权威主义对于保守主义向“新”保守主义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它的出现，使得原来保守与激进的对立主题发生了转变－主流争论不再围绕“中国”、“西方”、“社会主义”、 “和平演变” 分歧展开，而是进入了如何更有利于和有效于中国现代化实际操作的问题上。这意味着，在保守与激进的对立中，价值（目标）分歧和工具（手段）分歧的比重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逐渐改变了思想界关注的问题领域，而提问方式的变化表明“旧”保守主义的影响事实上开始下降。

（三）

进入90年代以来，原有的保守与激进的正面对立逐渐降温，而原激进取向中分化出来的温和立场逐渐上升为思想界的主流，有人称之为“新保守主义兴起”（《中国时报》1992）的时代。能够反映这一取向的材料集中在经济研究方面。针对自由主义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理论影响下的改革目标选择建议，一种明显不同的意见强调“中国独特经验论”。这种意见肯定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功，谓乡镇企业、集体合作等制度形式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独有经验，而且它能够向世界显示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活力（甘阳，1994；崔之元，1995），因而有必要警惕资本主义“制度拜物教”的侵袭（崔之元，1994），继续向前探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新集体主义”模式（王颍，1996）。同“保守”立场有关的是，这种意见对当下中国的制度实践及实验持乐观的肯定态度〖1〗，它与旧保守主义肯定秩序的立场相同，但所“肯定”的内容已经有

所改变，故而用“新”来加以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新保守主义与“激进”（自由主义）的分歧又转到了价值（目标）方面，这似乎可以使我们推论，80年代的对立中“激进”一方虽然使用“自由”、“民主”的术语，但其思想脉络并不十分清楚和彻底（因而具有不稳定性，或许可以界定为一种“有限自由主义”思想），而进入90年代以后，分歧的根基日渐明显，本质上，它仍然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信念分歧的继续。

新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来源广泛，它同西方思想的联系明显增强，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发展经济学、批判法学、合作主义等理论都对它产生着影响。与“旧”保守取向的另一个不同是，新保守主义并不视当下秩序为定型，相反，他们主张在历史连续的基础上继续探索现有秩序的现代化，采取渐进改革的道路（萧功秦，1992），它认为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可以在创新中保持制度的相对稳定和有效衔接：

“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要在相适应的制度结构中才有意义。任何单一的激进改革都会使新的制度安排与旧的制度结构产生不适应，因而不能发挥作用。渐进式改革的基本要求就是改革的可控性”（林毅夫等，1994）。

新保守主义取向的政治主张，是重视权力向国家层次的集中：

“那种以进一步分权为核心的、因而无视宏观协调的发展思路势必将国民经济切割成无数隔断的碎块，使国家的向心力不复存在，从经济瓦解走向社会政治分散。为了迅速扼制正在走向分散的小农经济局面，最根本的是要大力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实力，再造宏观调控体系；理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更新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组织形式。毫无疑问，这意味着一次新的集中”（陈元，1991）。“为了使中央政府承担起缩小地区差别的重任，必须加强它的财政汲取能力”（王绍光，胡鞍钢1993；1994；1995）。

同时，新保守主义提倡从推进现代化的积极方面理解意识形态和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它认为以国家机器的强制威慑作后盾，提出一些基本原则作为不可逾越的“禁忌体系”，客观上有着压抑政治参与爆炸的合理功能。意识形态界限的作用是避免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巩固社会各阶层对现有体制的认同。只有获得稳定的秩序，进一步改革的条件才能具备（萧功秦，1992）。

新保守主义取向的文化主张和国学的再度升温联系在一起，一些学者谓之新时期的“嘉乾学风”（朱学勤，1995）。国学升温表现出一种再次复兴中华文化的努力，这种努力希望将80年代的西学中心转到对本土文化的重视上来。它提议人们回到中国历史，从历史中寻找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或价值拱心石（〖原道〗，1994），寻找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与经济学研究中的“新”保守取向（接受相当部分西方思想）不同，文化复兴继续了从前一贯的传统：对西方理论理解中国文化怀有相当的疑虑：

“近百年来，国人都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用西方哲学的方法研究、批判中国文化。尽管各人所站立场不同，方法有差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立场和方法都是西方的。这样，中国近百年来对自己文化进行研究时，就成了附庸的状况－西方有什么样的立场和方法，这儿就有什么样的立场和方法（以西研中批中的方法）。中国人总是跟在西方人后面跑”（蒋庆，1995）。

这样，中国文化再度复兴之“新”的意义，不在于提出新主张或吸收新理论，而在于在新的社会形势下，重建中国文化传统整合价值系统的合法性地位，或者，试图从传统思想的宝库中提炼出符合现代思想的要素。更进一步的尝试，是将中国文化提升到文明样式的层次－一种关于人类存在的特有方式－来认识，因而强调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中国文化，不仅能够在新时期显现活力，而且它还担当着主动改变世界秩序的重任：

“就中华民族的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这个事实来说，中华文明应有较其他文明更大的动力来创建无核的全球文明。这其实意味着它要作出更多的牺牲，它应该率先改变西方人建立起来的导致核时代的一些规则”（盛洪，1995）。

与80年代相比的另一个不同特点是，新保守主义取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合一”情形在90年代有“分立”的迹象，即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未必采取一致的保守主义立场，比如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新权威主义，文化上的传统主义－几种不同观点的“整合”开始出现。除了文化方面有明显的中－西对立外，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这种对势似流于潜在的位置。90年代能够产生影响的主题话语已经离开“传统－现代”、“坚持－发展”、“中国－西方”的对等式，这意味着“旧”保守主义对激进主要表现为中－西对立的分歧日趋淡化，80年代辩题的社会影响进一步缩小，新的辩论越来越集中在两种主要的西方（或参杂若干西方思想成分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展开。

（四）

80年代保守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多与中国已有的学说有关。而新保守主义的论证依据，则主要由新引进的西方思潮组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新保守主义同西方思想的新一轮“输入”起码有着思想资源上的关联。因而，中国的“新保守主义”不仅仅是中国的地区现象，它还是一个与中国和世界两方面的变化都有关系的事件，它反映了新时期在中国的中国人如何看世界和中国、西方人如何看世界和中国，以及在西方的（或受西方教育的）中国人如何看世界和中国。这些看法上的分歧及其认识论差异已经在思想界显现貌端（刘东、雷颐、崔之元、甘扬，1996），这些现象反映了知识生产和社会结构的关系、知识发展和实证来源的关系正处在变化之中。引起这些变化的外部背景中，有特别意义的内容是：民族主义抵制全球一体化扩张的发展（亨廷顿称之为“文明的冲突”）；文化多元与一元的论争〖2〗（它提出的问题是；是否存在着纯粹以民族国家为本的认识论基础？（刘禾，1996）西方经验是地方性知识之一还是普遍性人类经验？）；“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它预设历史已经发生彻底的断裂，需要全新的理论和思维模式来认识，以便驱除现代理性、制度、主体性、真理作为权力对自由的支配和压抑（Foucault, 1988）。后现代意识强调对任何单一的分析架构、任何主流性的体制规则保持批判，它的核心是拒绝同质化对社会体制和人类思维的侵染。这些思潮及其所包含的紧张关系构成了有民族单位（或国家主义意识）内涵的、地区“新”保守主义生长的外部条件。

这些思潮的影响正在鼓励中国地区研究挑战主流知识体系。黄宗智的农村经济史研究，向各种不切合中国事实的信条提出疑问。这些信条包括：假定资本主义发展必然会与商品化衔接；劳动生产率必定与产量增长相联系；乡村发展必定与城市发展同步等。而黄指出：长江三角州近600年的历史证明的恰恰是相反的事实（黄宗智，1992，1991）〖3〗。甘阳亦从这一立场重新解说中

国社会学者三十年代著述的意义。他指出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观察中国“特殊性”的贡献，现在中国的农村变革进一步证明了它的价值，对于以乡镇企业为特征的中国农村变迁，现有的西方理论很难作出圆满解释。需要以新的经验现实为基础，对本土社会变迁的进程和机制形成本土立场的理解。（甘阳，1994）。

联系到经济学界的若干发展，我们看到，在中国研究领域正酝酿着一种知识挑战。西方主流理论曾经遇到过若干类似的挑战，比如六十年代拉丁美洲依附理论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八十年代东亚发展对“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作用的新认识等等，这些认识都补充或修改了正统的知识体系，而这些修改无一不以地区经验事实与西方理论的不相符合为原动力。

另一方面，需要注意近年来在中国出现的思想形势。这种思想形势的主要特征是，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发生变化－意识形态分歧的社会影响普遍减弱，以利益衡量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原则逐渐上升——它确立的一些基本观念影响着对选择价值的判断：关注社会变动的可行性、稳定性和可控性成为影响目标选择的优先考虑。中国89年的政治事件以及随后的苏联、东欧巨变，助长了上述原则的发展，这次政治事件一方面刺激了对僵化的警惕，同时也刺激了对稳定的耽忧。所有这些意识的综合作用，进一步巩固了实用主义对改革战略的影响，这种战略强调思想和现实、历史和未来、目标和手段、欲行和可行的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一种渐进发展、反对激进的温和主张显示出相当的代表性，新保守主义取向代表或反映了－在社会变革的方向选择中－趋于主流的“渐进”、“控制”、“可行”的思想潮流。

这种主张对激进改革和停滞不前都持反对态度，具体而言，就是反对简单地回到“社会主义”或走向“资本主义”，它认为“空想资本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同样的不可取，所以有必要对新型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探索和论证。“由于僵硬的意识形态反而使激进主义显得合理，因而要对社会主义基础理论进行创造性的再解释，重点放在中国基本国情的再解释上”（“战略选择”，1991）。针对激进的改革观（所有制改革），这种主张强调改革的建设性，力图避免现有秩序的混乱和崩溃。在维持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渐进改革，是这一主张的核心部分，它倡导以“稳定”和“发展”作为新时期社会内聚的旗帜。

“面对激进主义思潮的压力，要借助中国近代改革史上的新保守主义和理性主义。新保守义有别于传统顽固守旧势力，它主张利用传统和现行秩序中的合理因素，逐步引入西方制度中的合理成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理性主义哲学有别与浪漫主义，主张实证、工具理性、循序渐进，反对浪漫和暴力，反对非理性主义的反秩序、反社会、反文化行为”。“在经济领域，避免出现一边倒的右倾趋势，促使国家在新的基础上走向现代经济的新集中”。在文化方面，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是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它是社会主义、传统文化、爱国主义和现代化诸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战略选择”，1991）。

（五）

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说，保守与激进处理的中心问题曾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开门”问题），那么，简单地概括，当代新保守主义的主题则是“开门”之后的目标设定问题－中国要走向哪里去？这个目标建制的设计根据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新保守主义取向建议“创新”社会主义，在巩固现有秩序的前提下选择方向。这种保守面目只是在中国地区的历史背景下才有意义，从更大的背景中观察，我们所说的“新保守主义”，在世界学术体制中事实上居于挑战者地位：它拒绝承认西方自由经济学理论、社会变迁理论、历史演进理论乃至社会科学理论的“普遍有用”，同越来越多的否定性新论证〖4〗汇合到一起，上述挑战在世界知识体系中形成了一股抗拒主流的力量。如果接受曼海姆的定义：“进步主义者以将来诠释事物，而保守主义者以过去诠释之” ，那么，中国的“新保守主义”在世界背景中显然是“ 以将来诠释事物” 者，是以正在实验、设计、发展中的“新社会主义”制度诠释发展方向者。这种形象不是“保守”而是“ 激进 ” 的。

“新保守主义”在世界领域中的挑战态势与过去的“旧保守主义”有所不同，它的“对抗”行为不仅仅止于辨明分界，它还欲求进入世界知识体系，取得对方的承认。它要求自己做出的贡献不仅是关乎中国未来的，而且还必须有推动人类知识进展的世界性意义。它强调“中国特色”的涵义，不止在于维护纯洁或抵制侵染，而且在于将地方性知识“合法化”的企图：使之进入主流的知识认可体制，成为世界知识的一部分。它试图以挑战的面貌，在地方知识与世界知识体系之间建立“延续”（continuation）或“承接”〖5〗的关系。地方知识进入世界知识体系的活动，代表着

知识生产在全球范围的体制化扩张现象。从这方面看，地方知识与世界知识承接的主要意义，不在内容方面－它是否认同某种知识不是重要的（这一点与“旧”保守主义也不同），重要的是对知识生产体制这一专业共同体的主动归属。专业归属意味着接纳专业圈内的价值、规则和权威，意味着地方知识生产在扩大参照系，意味着影响、对话范围超出中国本身的世界视野，所以，对于主流知识的挑战本身，在形式上同时起着巩固知识体系一体化的作用。

这样的现象无疑会产生新的问题。首先是知识生产者的身份认同问题。专业归属是世界公民式认同，它突出的是个体性和独立性，而地区文化认同强调的是共同性和集体性，这表现在，知识人不是以个人而是以一个族类的分子进入世界专业体制的。很明显，中国本土的实践对他们而言不仅是案例提供地的关系，它们之间还有一种参与、作用和代表的关系。专业归属和文化归属的不可分离使得前者成为超越个体的事件－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国家、民族的含意。这种情形，客观上增强了民族主义意识对知识发展的影响。影响之一是加剧了知识发展内部的紧张。民族主义意识通常惯有的抵制和吸收的不平衡，容易引起情绪过度的反应，这一点与知识的理性立场有差异。其二，如果地区文化差异对知识演进的影响增强，知识共同体的一致性将进一步受到分化的压力，届时，范式与流派间的定向影响关系相对减弱，原来的主流知识可能“降低”为地方性知识之一，而知识共同体的基本形态将表现为各种地方性知识的汇集。

保守和激进的平衡问题亦不容忽视。在前面列举的材料中可以观察到，“新保守”和激进的分歧，有从新权威时代的工具层次再扩展到价值层次的迹象，这些分歧的平衡需要双方共享价值的作用，然而除了民族主义意识之外，中国保守和激进双方共享的观念甚少。但民族主义通常不特指一种具体的建制，在民族主义的目标下，可以推行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社会体制，因而民族主义虽然可以在中国为保守和激进双方接受，但在制度实践的层面上，它并不能约束保守或激进的极端化发展倾向，反而可能是刺激双方极端化的力量。这就是说，极端的保守和极端的激进都可能在民族主义的情绪下形成，而很难通过民族主义相互抵消。

目前，“新”保守主义跟随的主要理论传统还未清楚地固定下来，这是一个生长中的、形成中的取向。可以暂时捕捉到的迹象是：它在专业领域中是反叛的；它对即有秩序是肯定及有信心，它解释问题的视角多是社会学和史学的（重视功能约束和运转条件）。目前知识界对“新”保守主义取向的回应还相当有限（一些回应的情绪批评多于学理分析），但显而易见的，在对现有中国经验价值的判断上，在对未来目标走向的认定上，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取向的分歧正在发展。我的基本估计是，这种发展预示着知识界思想的再次分化局面。这种分化可能影响未来讨论的主导性辩题，它还可能促使知识产品和权力精英关系上的重新组合－使得“旧”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方面对权力层的影响都相对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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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曾得到孙立平、李猛、李康、应星、方慧蓉的阅读意见。在讨论中，我分享了他们的有益评论。在此致谢。

注释

〖1〗参见崔之元，“中国实践对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挑战”，载《香港社会科学学报》（专号）：教条突破与制度创新，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页1；

〖2〗参见张宽等在《读书》（1993－1994）上介绍文化讨论的系列文章。

〖3〗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中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Ramon Myers认为，黄的这些结论是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作“辩护”。参见黄宗智的回应“答雷蒙.迈尔斯”，原载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50：3, 1991。

〖4〗参见崔之元“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的简明介绍（《中国书评》95年9月号）。

〖5〗此概念参见陈海文“后设社会学扎记之二：建立中国社会学传统的思考”（《香港社会科学

》，第三期，1994年春）。该文对“普遍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学传统的延续进行了理论层面的讨论。

注：有关“中国独特经验论”－所有制模型的进一步讨论，还可参阅以下文献：

崔之元，“美国29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及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启发”，《未来与选择》参阅文稿，1996－3；

邓英淘，“经济组织中分立型与复合激励结构的比较”，《科技与发展专刊》，1994，1期；

邓英淘，苗壮，崔之元“南街经验的思考”，《未来与选择》参阅文稿，1996－1；

王颍，《新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再组织》，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

折晓叶， “农民再合作的制度体系和社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夏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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