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存：一九五七--权力的微观物理学
来源：思想格式化

作家尤凤伟的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五七》不是第一部表现中国20世纪历史上反右运动题材的小说，或许也不是最后一部，但肯定是迄今为止，在揭示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的深广度上，在展现强权侮辱、践踏人的历史方面，在剖析知识分子群体和个人匍伏在强权下的渺小的身躯和苟且的灵魂，在描绘他们独立人格和精神操守丧失下那份对耻辱的无尽咀嚼方面，亦即在思想高度与艺术水准上，达到了同类题材小说的最高成就。尤凤伟以数百万字的创作积累，以真诚的创作态度，虔诚的艺术追求，面对历史的真实，书写出了“这样一部现代灵魂遭受审判的历史”（福柯），书写出了史外之史：当代知识分子的“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苦难史、情感史。尤凤伟由此显露出大家气象和风范。
解读这部小说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主人公周文祥及数字庞大的“右派”们22年中辗转生活于其中的监狱、劳改农场、它们是他们的生活环境，更是权力的载体，承担着操纵、规训、驯服他们的肉体的职能，进而改造、重塑他们的精神和意志，使他们意志崩溃，精神麻木，粗鄙化、非人化，可以说，权力是这部小说不容忽视无所不在的第一主人公，知识分子的精神萎缩就是它强大的淫威的结果，下文对他施暴伎俩的剖析可概括出它的“形象特征”。
强迫回忆。周文祥1957年12月入狱伊始，就让他交待5月份里3天的活动，而周的日记已被审查者搜查到手，这种审讯已无实际意义，而是一种程序，检验受审者的认罪态度，周文祥天天丧魂失魄般绞尽脑汁苦苦回忆过去，从这一刻起，周已不属于他自己。他开始按官方好犯人的模型塑造自己。正如他的感受所言：“虽短短几日，我已差不多习惯了狱中生活，这是强制的功效。强制像一把快刀，能三下两下将一块胚料削成想要的形状。”
车轮大战式审讯，这种彻日彻夜磨砺神经的审讯使周的精神几近崩溃。设“内线”假装成犯人，监视犯人的一举一动。关禁闭，把劳改中犯错误的犯人关进单人密室，这种惩罚体现了一种等级空间意识。还有强迫发言表态、体罚、殴打、 草菅人命；极限劳动，犯人们一天到晚牲口般地被驱使奴役，累死累活。福柯把惩罚视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功能和一种政治策略。他认为：“一般而言的惩罚以及具体而言的监狱属于一种关于肉体的政治技术学”，被惩罚的肉体就成了“政治肉体”，这样，“一种政治‘解剖学’”和“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就凸现出来。（1）此时，人的身体是被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的体系中，是一个工具或媒介，惩罚通过对肉体的强制驯服而征服人的灵魂。
侮辱人格。小说最典型的情节是某管教在犯人监舍命令犯人全部脱光衣服赤身裸体，羞辱他们，与之相映，管教干部在众多犯人面前旁若无人地裸体晒太阳，显示了他们的无耻，这又何尝不是对犯人的一种羞辱，这是权力匮乏的裸体和权力过剩的裸体的对照。
以夷制夷，分化瓦解犯人。“在规训机构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无休止惩戒具有比较、区分、排列、同化、排斥的功能”。（2）在福柯看来，监狱具有把人进行分类的功能，在此意义上，它又是一种认识机构。让犯人批斗犯人称“互相帮助”，把政治犯称敌我矛盾，把刑事犯称内部矛盾，让刑事犯当犯人头目，再把政治犯分为积极分子和反改造分子，让犯人们互相揭发、检举、批斗，在轻则恶语辱骂，重则拳脚交加的环境氛围中，犯人会感到天地一片漆黑，感到绝望，没了活路，最终精神崩溃，俯首就范。
强迫遗忘。它和强迫回忆相反相成，我乐岭劳改当局严禁犯人进行一切“非正当”书写，不允许将农场的任何事情泄露出去，封锁消息，没有只言片语的文字记载，后来离开此地的犯人只能“蝎虎呵蝎虎”地叫苦，而对于种种细节却再也回忆不起来，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漫长沉重的劳改过程对人的精神造成一种内在损伤，那就是变得麻木冷漠变态以至智力上的严重退化，导致他们回忆劳改生涯时大脑一片空白。正如主人公历经劫难之后以《遗忘》为题的感慨诗：“一切都被遗忘了/那些发誓说自己永远不会忘记的，/人们却仍然把它忘记了，忘记了。”
规训权力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的组合等手段创造出具有四种特点的个体：“单元性（由空间分配方法所造成）、有机性（通过对活动的编码），创生性（通过时间的积累），组合性（通过力量的组合）。”（3）《中国一九五七》中劳改农场里监舍的空间分配方法就鲜明地体现出犯人的“单元性”人格。我乐岭农场是一座牢城，中心部分是劳改队，七百多名政治犯分住在七座监舍里，每座监舍要住进上百号人，长长的监舍被犯人称作马厩，他们就是牲口，监舍门口的警卫对这些牲口的一举一动一目了然。英国思想家边沁提出全景敞视式监狱模式，在这样的监狱里，犯人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福柯将它加以发挥、推衍，指出“全景敞视主义是一种新的‘政治解剖学’的基本原则”（4）全景敞视原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事件，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监视的社会，“权力的全景敞视方式”使每个人处于全社会的监视网络之中，无可遁逃，在重大政治斗争的层面下疯狂地运作着全景敞视机器。劳改农场逃跑的犯人往往又被抓回来或者心甘情愿自己跑回来，因为监狱反而是安全的，“中国看起来地域辽阔，其实也很小，一个人想藏匿起来并不容易”，正如管教训话中所言：“监狱最后一道围墙在边界上”，权力敞视机器的毫无拖沓地积极运作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建立起一种实行普遍公开惩罚的社会的乌托邦，这种理想化的思想清洗运动试图消灭一切非规范言行，于是，“遍布全国的一个个本来很不起眼的劳改场所就好像揉进了酵母的面团，眼见得蓬蓬勃勃状大”，劳改事业成了发展最快的事业，出于安全考虑，当局还要经常按照总体“战略部署”实施犯人的大转场，“因此，从总体上，人们可以说一个规训社会在这种运动中形成了。这是一种无限普遍化的‘全景敞视主义’机制的运动。它确保了权力关系细致入微的散布。”（5）

在这种无边无际无休止的“监狱网络”、“监狱连续统一体”的束缚、封闭、隔离、打击之下，知识分子彻底脱胎换骨，他们自我判断、自我认识能力丧失（“别人说你有罪，久而久之，自己也认同了”），强迫观念、原罪意识确立（“长久的劳改生活又使我们建立起一种强迫观念，只要管教斥责，就认为自己有错”；“我像晒谷物样在领袖思想的阳光下一遍一遍翻晒着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一个人从无罪到获罪再到自觉有罪完成了迅速的角色的转换、心态转换，直到对非人处境和状态的麻木认同，周文祥服刑一周年产生了如下感想：“像狗一样地听命于人，像狗一样的摇尾乞怜，像狗一样不知羞耻，还有许许多多的像狗一样的撕咬同类。我们已不是人，是‘非人’，反右运动的‘伟大’之处正是将人变成了非人”。他们是精神阉割的一群，强壮的肉体也如空壳一般，形同虚设，周文祥在仅有的一次性活动中，偶尔碰到了象征权力的大檐帽帽檐，它的血肉之躯一下子变成无知无觉的石木，丧失了生理本能反应。
诚如西方古典思想家塞尔万所言：“愚蠢的暴君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而真正的政治家则用奴隶自己的思想锁链更有力地约束他们。正是在这种稳健的理智基点上，他紧紧地把握着锁链的终端。这种联系是更牢固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做成的，而且我们相信它是我们自愿的结果。绝望和时间能够销蚀钢铁的镣铐，但却无力破坏思想的习惯性结合，而只能使之变得更紧密。最坚固的帝国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大脑的软纤维组织上”。（6）
这种广度和力度罕见的惩罚不仅牢牢控制了被惩罚者的肉体、行为、思想、意志、情感，而且还控制了他们将来的生活，可能的状况，他们在无形巨手的笼罩下苟延残喘，直到他们化为灰烬。到了八十年代，周文祥在大街上听人喊他在狱中的外号时，恐惧的浑身发抖，这种精神伤害还导致他意识错置，导致众多右派们思想意识始终停止在昔日梦魇世界里，无力面对新生活。
在劳改农场，作为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阶层已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他们在精神上已丢盔卸甲，雌伏在地，为苟且偷生信奉着种种生存哲学，有的貌似植物人，有的另筑起一座心牢，有的落井下石，有的为虎作伥，虐打同类，手段之残忍比管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高压形势下，揭发不揭发同类成了对每个犯人是屈服强权还是听从良知的严峻考验，而犯人们往往选择前者。特别是一张无任何意义的字纸，被犯人们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条件反射般蜂拥而去，排队像农场当局汇报，这一幕场景是知识分子群体人格完全沦丧的生动写照，这种行为本身体现了远比犯人本人所感觉到的更深入的征服效应，他们原有的灵魂已经出壳，而被另一种灵魂附体，这个灵魂就是“权力驾驭肉体的一个因素。这个灵魂是一种权力解剖学的效应和工具；这个灵魂是肉体的监狱”。（7）在福柯眼里，这种灵魂指涉的是某种体系、机制、技术、话语作用于人的心理、人格、意志，但还原到传统的意义上，这种“灵魂”更是一种意识形态效应，是意识形态体系作用于人的大脑，“把‘精神’（头脑）当作可供铭写的物体表面，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的工具（8）。
劳改农场右派们的历史群像是知识分子阶层不忍、不愿、又不得不正视、审视的耻辱和伤痛，他们的精神受到极大伤害，精神中失去了高贵、骄傲，失去了人的尊严、良知，他们是无脊无骨的蛇，一旦被拿住就失去了一切反抗能力。作为与人类文明进步倒行逆施的用规训与惩罚以使人退化变种的漫长黑夜里，人格、精神究竟怎能、如何抵抗强权、暴政？
而李宗伦、老龚、冯俐等人物就让我们看到人格尊严和精神高贵，看到黑夜中的一抹亮色。李宗伦因无意中越过警戒线被管教用打猎物的枪打伤，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他认为他是人不是动物，他最终以自杀来维护人的尊严。老龚在劳改地大饥荒时期拒不为活命捉蛇吃蛇，而是直接坐在草地上吃生草，坐在太阳地晒太阳以期像植物那样进行光合作用，他的生存策略源于他这样的理论：“我们正面临人类进化史的新纪元，人必须按原路返回到进化的初始”。老龚成了一个新物种，他的非人化（植物化、动物化）生存，恰恰高扬着一个人的尊严和高贵，而食蛇族周文祥、陈涛背古诗唱戏文引蛇出洞，捉蛇吃蛇，是对他们生存处境、生存策略和文化身份的极大反讽。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女大学生右派冯俐，她始终坚守一个道德底线，卑鄙无耻是违背做人准则的，哪怕是以神圣的党的名义，崇高的革命的名义，她拒不改造，在狱中写了大量札记，最后被枪决，她是57万右派中的光明女神，是开在地狱边上的一朵洁白的小花，是不允许思想的年代里一位平凡中见伟大的思想者。而她的狱中札记在平反之后也无法公诸于世，被深锁在监狱的保密柜里，正所谓“一字入公门，十牛拉不出”。主人公周文祥是个复杂的形象，有操守也有卑下，有抗争也有屈服，他在平反后，抗拒遗忘，捍卫记忆，以不懈努力回忆22年被蝎虎噬咬的人生，为历史留下一份“补白”，完成了自我的恢复和再塑造。
在真正的史学家缺席的情况下，作家的那份对真实历史的清醒地传达就显得尤其重要，尤凤伟以如椽之笔，掀开了历史晦暗幽深的一角，展现了权力的狰狞可怖和五七人由意气风发争取民主到委顿如泥非人即鬼的精神史，他们的沉沦、堕落、扭曲、畸变，他们的苦难、耻辱、精神伤痛蕴含着历史的、思想的、政治的、“人”的永恒诘问。“反右这块伤疤不仅仅是长在单个的五七人身上，也是长在知识阶层身上，甚至是长在我们国家与民族的肌体上。意义深远悠长。对此作家不应漠然置之。文学对于这场事件的反映与追索，小说应当担负更大的职责。以其广阔的视野、 高度概括以及执着的诘问与追索，将那抹暗色凸现于历史的画板上。”（尤凤伟）（9）尤风伟做到了这一点，可以说，《中国一九五七》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之作。

注：
（1）；（2）；（3）；（4）；（5）；（6）；（7）；（8） 《规训与惩罚》，福柯，三联书店1999年8月版32页、28页、30页；206页；188页；234页；242页；113页；32页；113页。
（9）《真诚能够走多远》，尤凤伟，《中国一九五七 后记》
（《中国一九五七》，尤凤伟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二OO一年一月）

200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