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中华政制之道

观念的混滥与文化意识的贫乏
--评康晓光的仁政与儒化
余健文

近日读友人传来康晓光教授「我为甚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长文。觉得其论理颇迂回曲折﹐整篇文章充满了荒谬怪诞之辞﹐表面观之「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然而其目的不外是要为现政权之专制披上华丽炫目的外衣。本来依附权力反对民主自由的帮闲之论﹐比比皆是﹐不甚值得批驳。不过﹐作者自称以中国文化﹑儒家精神来批判「自由民主主义」﹐进而提出以道统﹑学统﹑政统三位一体建构所谓「仁政」的蓝图﹐彷佛有代圣人立言为万世开太平之势。但细观其「仁政」﹑「三统」﹑「禅让」等所谓「传统观念」的内涵﹐实与正宗儒家精神背道而驰。在中国文化备受误解的今日﹐此文更使人对儒家产生莫名的厌恶之情。康教授批评今人一是「民主完美迷信」﹐一是「儒家万恶迷信」。我想真正「民主完美迷信」者并不多。但康教授自命为儒者﹐而且要推行「仁政」﹑要「儒化」中国﹐然而其言论只是窃取儒家之片言只语﹐妄意加进自己之内容﹐其论理与儒者之言毫不相干﹐更与儒家精神南辕北辙。如果以康教授为真儒者﹐则人们「儒家万恶迷信」亦不无道理﹐亦非迷信也。因此我以为任何认同儒家精神﹐爱惜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应起而辩正之﹐并郑重的敬告世人﹐「儒家精神并不反对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乃儒家文化生命向前发展所必然的要求﹐也是每一民族心灵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任何假儒家﹑保守主义之名﹐以反对民主政制﹐反对科学理性者﹐乃为曲迎权力之论。他们实为小人儒之末流﹐亦非真了解「保守」之义﹐只是以「反动」为「保守」矣。

一﹑民主与仁政非对立的命题

康教授此文的谬误实在太多﹐要作全面的批驳﹐非三言两语可以为之。其对民主自由之歪曲﹐已有不少人为文批正﹐在此我只想指出﹐先不问其政治目的﹐作为学者﹐作者缺乏造学问基本的分析头脑﹐整篇文章把一些层次不同的观念拉杂的并列在一起﹐胡乱对比﹐当然可以得出任何合符他的偏见的结论。康文说﹕「对于中国来说，西方式民主，作为工具是没用的，作为价值是不好的。说它¨没用〃是指它不一定能解决政治腐败问题，不一定能打破官商勾结，不一定能保护大众的利益，也不一定能限制精英的略夺，相反，还有可能带来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国家分裂。说它¨不好〃不是说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理论无法自圆其说，而是说它无法在实践中兑现自己的承诺，到头来还是一套谎言。所以，我们应该抛弃它，至少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接受它。」所以他认为中国不应建立民主政制﹐中国的出路是实行「仁政」。此等言论正表现了康教授观念层次的混淆与其文化意识的贫乏。我们首先要问甚么是西方式民主﹖如果只观民主在实际政治上的运作模式﹐不同的民主国家有不同的民主基制﹕如普选与间选﹑共和与立宪﹑总统制与内阁制等等﹐又岂只有西方东方之别﹖「民主自由」有其文化的涵义﹐是超越的精神的价值﹐与科学一样﹐民主是人类文化的「共法」﹐非西方之专利。以民主为西方独有﹐是对人类历史精神发展的无知。康教授只能以工具实用的角度来看文化﹐其所言之价值也只是工具的价值﹐以此不足以论文化。

康教授所言的「仁政」是甚么﹖他说﹕「孔子说¨仁者爱人〃。¨仁〃就是那种爱人之心。甚么叫“仁政”？说白了，仁政就是仁者行政。」如果如康教授说「仁」只是爱人之心﹐那么儒家的「仁」与耶稣的「爱」有何分别﹖孔子在「论语」中言仁者超过三十条﹐除了「仁者爱人」外﹐他也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观过斯知仁矣」﹐「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言「仁」岂可以「爱人」一语概括之。仁固然包涵爱人之义﹐此爱人之仁为「仁义礼智信」诸德目之一﹐孔子把他们都统摄在「仁」之下。儒家言仁﹐有其超越形上之意义﹐仁者为本体宇宙论生化之普遍之理﹐故云「生生之谓仁」。儒家仁义并举﹐仁者﹐理之本然﹐义者﹐理之应然﹐故能「践仁知性知天」。以仁为爱人之心﹐是望文生义﹐是混滥了本体之仁与作为德目之仁。其所谓之仁政﹐不过是「爱人者行之政」﹐此为狭义之「仁政」﹐康教授说得的确很白﹐但无实义﹐因为不论在任何的政体下﹐为政者都应当以爱人之心施政﹐这是事理之应然。

「民主」是一种政制﹐在政治上属第一义的层面﹐其对比是君主专制﹑极权等政治制度。狭义之「仁政」是二千多年前儒家在一个君主专制的王权政制之下﹐不得已而提出之政治要求﹐希望以此来约制君主无限的权力﹐这乃是权法而非常道﹐亦只及于治道之末而未及于政道之本。民主政治正是对治以往政权更替之无常法的问题。先儒用心每至此而穷﹐但这并非表示民主与儒家思想基本相违。儒家追求的正是个人价值向社会之普遍化﹑客观化﹐人道之尊正表现在道德的自律上﹐而民主政制之本质精神﹐正是一自作主宰的精神。故民主政制亦是儒家精神不容已之发展﹐而非西方之专利。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上﹐不同民族的民主政体﹐当然有其不同的表现方式。故民主与仁政之关系﹐以儒家之语申之﹐民主政制为体为本﹐仁政为用为末。真正以人民为本之主政者﹐施仁政之极于民﹐最终亦必有能悟民主为必然之终极发展﹐此为「即用见体」。故仁政实可融和于民主政制之中﹐康教授不明「权」与「经」之别而以之为一对立的命题﹐是混滥了不同层次之概念。康教授对其所谓作为「未来中国的制度框架」的「仁政」也的确加入了一些「新」的内容﹐他说﹕「仁政是一种“混合政体”。这种政体把君主政治、寡头政治、民主政治的要素混合在一起。」它包括一些要素﹕「仁慈的权威主义、市场经济、法团主义、福利国家、儒教。」然而﹐这只一些政治学概念的凑集﹐说不上甚么新内容﹐更不足以成为制度。本儒家超越义之仁而言的仁政﹐则不只是狭义的「爱人者行之政」﹐更不应是「仁慈的权威主义」﹐而必然是合乎人心之不容已的民主政治。

二﹑本质与现实的混滥

康教授于文章中反复提出「西方式的民主不能解决当今中国所有的问题」。这也是多数反民主者之理据。先不论当前中国之问题是甚么﹐此一命题本身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民主政制并不是解决一般问题的方法。当然有些时候我们有纷争不能解决时﹐亦可诉诸民主表决﹐但那是民主在现实上的运作﹐而不是这里说的保障政权公有的民主政制。民主政制是本于人精神上自作主宰的要求之不容已﹐发之于社会国家﹐以期必达于合符本体精神之政治制度﹐此为解决人类政治体制之根本问题的方法。也就是「以至仁大义立千年之人极」之正道。民主之下更涵摄了自由﹑平等﹑人权运动等诸内容。故以民主为一时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不了解民主的表现。当前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问题﹐属于现实层面之事﹐其解决的办法也就是儒家所谓的广义的「外王」之道。而发展「外王」必赖于民主与科学。牟宗三先生说:「科学知识是新外王中的一个材质条件﹐但是必得套在民主政治下﹐这个新外王的材质条件才能充分实现。」所以在专制(那怕是最开明最仁慈的专制)政治之下﹐对所谓「当前的问题」只能修修补补﹐所谓「牵补度日」﹐不可能有根本的解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发展外王之道才有保障。「当前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之解决。何况所谓「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正是专制政权引发而生者﹐决非民主制度下产生之问题。康教授以此来反对民主﹐支持独裁统治﹐正是不明本体与现象﹐是混滥了超越之根本与现实之表象。

为了否定西方民主社会平等的观念﹐康教授将不同层次的平等混和在一起﹐他将人生而平等的人在价值意识上之平等-超越的平等﹐与人的自然生命中才质的不平等﹐及现实社会所引生出来的各种不平等平列对比﹐由之以导出西方民主国家(美国)与中国之极权专制社会同样不平等的结论。其实这也不是康教授本人的「真知灼见」﹐近年来中共在响应西方国家对其人权状况的批评时亦以此反驳。西方民主社会的平等观念﹐主要立根于超越层面﹐以此引申出人在现实社会中理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现实社会上的各种不平等﹐必赖于此超越之平等而作合理的对治。人生而平等的信仰﹐在西方其根源是上帝以其自身之形象创造人﹐因而人是有尊严的存在﹐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正宗儒家的观念中﹐人之平等立根于孔子之仁教﹑孟子之性善与阳明之良知即天理传统。正因为现实的人权在中西的文化中皆有其超越的根据﹐所以人权意识是普世的价值。康教授以儒者自许﹐竟以人的才质之有智愚﹐以社会发展引生的经济上之贫富分别﹐以民族历史发展引生之种族纷争等来混同民主社会与专制社会之别﹐进而否定民主人权﹐这正表示他对于孟子「天爵」「人爵」之别亦无认识。

三﹑「三统」之实义

为建构其所谓「仁政」之蓝图﹐康教授煞有介事的提出「道统﹑学统﹑政统」之论﹐以此三统之「三位一体」﹐为其「仁政」之根本。三统之说出于牟宗三先生﹐牟先生指出﹐今日我们反省中国文化的问题﹐「必须扣住时代之症结而疏导文化生命之发展以冲破此症结」﹐在此则必须就三方面说:一﹑道统必须继续﹔二﹑学统必须开出﹔三﹑政统必须认识。「统者贯穿承续义」。道统者﹐道之统绪﹐此就道德宗教言﹐在西方此即是以耶教为本而建立之人之生命常轨。在中国﹐即是以孔子仁教为中心的道德政治的教化系统。在过往四千年的中国﹐道统﹑政统与学统皆包含在此一系统中﹐未能分开有长足的发展﹐故是不足的。这是因为在帝王专制之下﹐政统与学统收缩﹐只有内圣心性之学。中国文化要向前发展﹐今日于道统﹐我们应肯定先儒内圣之学﹐并以此为根本核心﹐重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轨道-常道﹐以之为我们文化生命之主流﹐由此而生发我们文化之创造力。道统的不断也就是我们「根源的文化生命」之能不绝而向前开展。学统者﹐知识之学的统绪﹐亦即学之为学的意义﹐这显见于希腊文化中为学的传统。在过去﹐此为西方文化所长﹐中国文化﹐于此大有不及。中国文化多用心于内圣心性之学﹐道德主体彰显而知性主体则只停留在蒙眬的状态。知识之学无独立之意义﹐故逻辑科学未能建立。今日要尽我们文化生命发展之本份﹐则应凸显知性之主体﹐以发展逻辑与科学﹐使知识之学各成系统﹐此为学统之建立与开展。

政统者﹐政治形态之统绪﹐也就是以历史意识了解到中国如何由「商质周文」发展至贵族政治﹐而至于秦汉大一统之君主专制﹐进而由道统之道德意识引生民主之本质意义﹐认识到民主政治为更高级的政治形态﹐此为中华民族历史精神层层转进所必然而至者。中国以往之政治以圣君贤相为理想之治﹐此一政治形态﹐牟先生以为是只有治道而无政道之形态。今日我们必当致力于民主政制之建立。这是中国文化全面发展所必包涵的﹐也是儒家实现内圣外王之现实的保障。于此﹐我们首先要用心于民主政治中诸主要概念﹐如权利﹑义务﹑自由﹑人权等﹐使其实义有清晰明确的分际与界限﹐不至于混滥。知之深切﹐方能「信之笃﹐行之坚」则民主建国方能实现。

以上是对牟宗三先生三统之说的粗略说明。其中包含之义理涵蕴﹐详见牟先生「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道德的理想主义」﹑「生命的学问」诸书中。三统之开出正是「扣住时代之症结」﹐肯定民主与科学为人类文明之「共法」﹐「为每一民族文化生命发展之本分事」﹐中国文化过去没有发展出民主与科学﹐其未来必须由自己的文化生命发展出来。康教授偷取了「三统」之名﹐观其所言之内容却是空洞而无实义。康文曰「道统﹑学统﹑政统的三位一体是中国古代政治的轴心﹐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精华。所谓道统是一种政治哲学﹐它阐述了一套指导政治实践的基本原则。…所谓‘学统’就是传承道统﹐培养道统论实践者的组织体系…所谓政统﹐简单地说﹐就是政府…」简则简矣﹐不过只是些望文生义﹑想当然之言。康教授当然有表达其个人观点的权利﹐但以大师既定之言为外观﹐偷换以自己不成体统的内容﹐企图鱼目混珠﹐实非学者所应为。

康教授以为儒家文化以往三统俱存(虽然其所谓三统无实质的内容意义)﹐今日只须统合为三位一体即可建构成「仁政」。此论正如清未遗老们以西方一切文明中国古已有之之说﹐以拒西方文化之入侵一样。以此心态来谈文化﹐是窒息自己的文化﹐而非向前发展之道。此一心态之形成一是在一种强势的异质文化压力下之封闭排拒之情绪反应。一是本于因经济上小有所得而凸显之暴发户心态。当然亦不排除另一种假借文化之名而别有用心者﹐凡此皆非顺适之道﹐而是一种心理之变态。

四﹑学术之正轨

最后康晓光更提出﹐其实现仁政之具体办法-「儒化共产党」﹐使「儒学取代了马列主义﹐共产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他认为「在儒化的问题上﹐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没有根本的冲突。」这正表明了自认为儒者(亦即是未来仁政下统治阶层的一份子)的康教授﹐对儒家文化其实一无所知。儒家精神的基点在于人之生命(此生命非只谓自然生命﹐更重要的是精神生命)﹐在肯定人性之至善的前提下建立人之道德精神生命。此与共产党之否定所谓普遍之抽象的人性﹐而只承认人之阶级性﹐实为不能共存者。康教授对于儒家之无知﹐只能道听途说的剽窃儒家的一些名辞以为己用﹐怪不得他也可以说出「历史上儒家是一个最成功的宗教﹐皇帝就是它的教皇﹐整个政府就是它的教会﹐所有官员都是它的信徒。」等无历史文化常识之语。历史上的出仕于朝廷的儒士﹐以宰相为首﹐形成一实际政治运作之集团(即掌握治道之集团)﹐然而在王权专制之下﹐合理之治道实无制度的保证。儒者只能以道统之尊以抗衡王权﹐以道德天命之说来约制人君。故皇帝正是儒者之对立体﹐他以打天下的非理性方式取得政权﹐并以政权为其一家一姓之私有﹐但他从来不能代表道统﹐更说不上是什么教皇。朝廷以外﹐有更多不仕的儒者﹐他们在社会上从事于学术的探究与传播﹐化民易俗﹐以传载道统者自居﹐此在宋明之社会尤为凸显。所以历史之事实是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甚么「政府是教会﹐官员是其信徒」的情况。

牟宗三先生有言:「要求现代化先得有现代化的头脑﹐每一个概念各归其自身﹐每一个概念都有恰当的意义﹐分际清楚而不混滥事理﹐明白而不搅和。这就是‘正名’的工作。共产党就是利用名不正来搅乱天下﹐形成‘意底牢结’(ideology)的灾害。这种大混乱是要不得的。通过正名的工作﹐每一个概念有一定的意义﹐讲道理的分际一点不乱﹐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大贞定。假如中国文化还能有所贡献于人类﹐我们即须如此来正视它的自性。」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是因为学术有客观的意义及轨迹﹐非个人凭空立言而可为学术。造学问始于一些基本的观念﹐基本观念必须有清晰的界定﹐观念未定﹐则须层层滤清。学者如有一既定的观念横哽胸中﹐以之观照事物﹐则绝不能正确了解事物之理﹐此为立理以限事。观念清晰方可作逻辑之分析与推理﹐使观念客观化为普遍之概念。此为西方哲学知识论之成就﹐我们绝不能因其为西方所出而本于反西方的情绪反应而轻易否定之。反观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化人﹐正正是缺乏此现代化的头脑与为学的严谨精神﹐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每每只是望文生义﹐将一些传统的概念作无限的引申﹐而生出「传统必恶」之情绪﹐由此而反对中国文化﹐他们对自由主义之根本及其恰当的意义亦搅和不清。自许为儒者如康教授等﹐更是缺乏对儒家经典的基本认识﹐对儒家文化之真精神毫无体悟﹐只是摘取先儒的片言只语﹐妄立新奇之论以耸动人心。共党在过去五十多年来对中国文化极尽摧残﹐今日自称儒者的帮闲文人又不惜假儒家之名﹐歪曲圣贤之言以文饰专制政权之非。此为中国文化的又一劫数。

二零零五年二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