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右翼思想家向左转
Corey Robin，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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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传说，说是邱吉尔曾经讲过，“一个人如果30岁以前不是自由主义者，他肯定就是没有心肝，如果过了30岁还不是保守主义者，那就是没有头脑。”邱吉尔并没有说过这句话，但这个不知出自何人之口的妙语借着他的盛名而成了政治传记中的公理：激进是青年人的特权，而保守则是成年人的责任，每个思想人物最终都要从激进转向保守。从Max
Eastman到Eugene Genovese，从Whittaker Chambers到Ronald Radosh，这些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遵守这个自然法则：从左翼转向右翼。
然而事实果然如此吗？我们知道，John Stuart Mill到63岁那年才发表他的女权主义经典《妇女的屈从》（The Subjection of Women）。Diderot在生命的最后10年猛烈攻击法国是罗马帝国的再生，欢呼美国革命是对欧洲君主暴政的沉重打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在讨论政治与年龄问题时则提出了跟仇吉尔正好相反的见解，1903年他写道，“最杰出的人物都是越老越革命。”
向左转
冷战结束以来，有几位著名的保守人物遵循萧伯纳的公式向左转了。Michael Lind一度是Irving Kristol主编的The National
Interest的高级编辑，后来公开指责他的这位前同盟者发动了一场“针对美国工薪阶层的战争”，他写道，他们受市场驱动的理论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他们的经济政策是“骇人听闻的”。Arianna
Huffington以前是Newt Gingrich（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共和党领袖）的盟友，现在则痛骂美国，说在美国，绝大多数人已经在“华尔街狂奔的牛市掀起的飞尘中几乎无法喘息”。Glenn
Loury，一位经济学家，从前是保守主义者的宝贝，摇身一变成为左翼分子，他成了Norman Podhoretz\'s的铁哥们儿。不过最引人注目的破门而出者，当属英国人约翰·格雷（John
Gray）和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犹太移民爱德华·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
1970年代，约翰·格雷是英国新右翼冉冉升起的一颗明星。作为一位出自牛津大学的政治哲学家，他以优美的文笔捍卫自由市场，跨越大西洋为美国右翼思想库的自由至上主义煽风加油，他能言善辩，跟朋友经常通宵谈论即将到来的“无政府资本主义”乌托邦而不知疲倦。然而，柏林墙倒塌之后，格雷却变节了。他最初的转变是起而批评福山的“历史终结”的冷战必胜信念，劝阻强硬的英国全国保健局。然后是1998年，他已获得伦敦经济学院欧洲思想教授的职位，发表了False
Dawn一书，猛烈批判经济全球化。格雷把全球化攻击为“自由市场的突击队”，他警告说，全球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苦难”将会与前苏联“相媲美”。现在，他经常向英国重要的左翼报刊The
Guardian和New Statesman投稿。他的转变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有报道说，撒切尔夫人曾经惊讶不已：“格雷这是怎么拉？他可曾经是我们的人呀。”撒切尔夫人可从来没有这么评论过一个人。
Edward 卢特瓦克是怎么回事呢？他曾经是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的首席宫廷知识分子，才华出众的军事学者，曾毫不留情地攻击自由主义（美国意义上的，即民主党和左翼——译注）国防政策，为美国1980年代重振军威奠定了哲学基础。自由主义批评家将他称为疯子Eddie。然而卢特瓦克的形象一半是核战争狂，另一半则是日瓦戈医生，所以他毫不费力就化解了这些批评，推动冷战走向了终结。现在他对胜利产生了幻灭感，他发现美国是一场资本主义的梦魇，是对那些寻求在自己国家释放自由市场力量的领导人发出的一个“严酷的警告”。他把曾经用来嘲笑自由主义反战人士的尖刻的言辞，现在转而用到了美国企业领袖们身上，讥讽他们“拿破伦式的自负”，并向资本主义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一般见识发起挑战（“自由的市场与很少有自由的社会携手并肩”），谴责“资本主义”（turbo-capitalism）带来的野蛮的不平等。他批判英国首相布莱尔之类的欧洲中左翼领导人抛弃了他们的社会主义之根，抨击他们不愿为“普通工人”的利益而“冒险采取任何革新行动”。
卢特瓦克写道，克林顿主义的新民主党人和欧洲第三条道路，由于“蔑视穷人等失败者”、“不尊重广大的劳动人民”，因而“只能导致右翼的政策”。
早年的格雷和卢特瓦克都为保守主义的两大最具刺激性的激情所激励：反对共产主义，捍卫自由市场。然而柏林倒塌以来，对于市场，他们提出了以前从来不敢提出的质疑。
然而，尽管这两位都厌恶放肆的资本主义，却很难完全认同任何固有的理论路线：格雷充其量认为自己是属于“中左”。然而左翼却并不待见他们。False Dawn的一位评论者在These
Times中写道，格雷不过是旧政权的标准掌旗人，与其说他的动机是“确实憎恨不平等、不公平及穷人”，毋宁说是“对政治不稳定的深深担忧”。由于共产主义已成废墟，而市场无所不在，曾经启发卢特瓦克和格雷
的争强好胜激情，现在却无用武之地了。他们是当今时代最痛苦的流亡者，迷失在自己建造的流放之所。
格雷：市场迷思
保守主义者经常认为自己是抵制政治狂热的练达的怀疑论者，激进主义者总是倾心于乌托邦，而保守主义者则满足于征逐物欲（world-weary）的现实主义。用英国哲学家Michael
Oakeshott的话说，“保守主义者就是喜欢熟悉的东西，而不喜欢陌生的东西，喜欢经过试验的东西，而不喜欢未经试验的东西，喜欢事实，不喜欢神秘，喜欢现实而不喜欢可能性……喜欢方便的东西而不是完美的东西。”然而，在现实中，很多保守主义者在气质上是充满敌意的，在政治上是反叛性的，坚定地反对已有的道德习俗。自Edmund
Burke以降，从Samuel Taylor Coleridge到Martin Heidegger等思想家都试图在宗教、文化甚至经济领域中寻求某种更强烈的、几乎是迷狂的体验，他们相信，所有这些领域都是神秘的和无法言传的智慧的宝库。他们沉迷于政治浪漫主义，运用反启蒙运动的种种思想资源，赞美令人兴奋的斗争活力，而诋毁无情的理性规范和权利。Isaiah
Berlin对法国无政府保守主义者Joseph de Maistre作出了如下评论：
他对于血与死的的强烈的渴望，属于一个跟于……土地贵族迟钝的、成熟的智慧及大大小小乡村别墅的宁静……迥异的世界。Maistre的思想体系表面看来是古典的，然而透过表面，我们则看到了令人惊骇的现代，强烈地敌视宁静闲适。
20世纪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战斗为这些保守主义激情提供了完美的用武之地。在John 格雷这样的人看来，苏联和福利国家就是冷冰冰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终极象征，而自由市场则是浪漫主义地反启蒙运动的化身。然而革命的浪漫主义最终却伤及所有的浪漫主义者：幻灭感。如今在共产主义沦为废墟而自由市场大获全胜之时，最初曾激励格雷的异议精神（dissident
spirit）今天又促发了了其同样好战的变节行动。
格雷生于1948年，在濒临北海的港口城市纽卡斯尔郊区长大成人，这里位于煤矿区，离苏格兰仅50英里。在一个口音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国家，人们很难了解到他在西北部劳动阶层聚居区的生活经历，对这经历他自己也讳莫如深。他的父亲是一位木匠，全家人都投工党的票。1968年，格雷进入牛津大学，当时牛津正是整个欧洲年轻左翼分子的难忘的时刻。入乡随俗——“我的头发很长，不过每个人都留着长发”——他曾赶到伦敦参加抗议越难战争的示威游行。在获得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学位之后，格雷留在牛津研究生院，撰写了一篇论述John
Stuart Mill和约翰·罗尔斯的论文，这两位思想家都赞成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格雷当初也对此颇为神往。
然而随着研读罗尔斯的《正义论》，格雷逐渐厌倦了从自由主义方程中抽取社会主义政策的药方。他的不舒服部分是由罗尔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文风引起的，“简直是不堪卒读”，他说。罗尔斯沉重乏味的文风似乎恰恰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无聊。格雷说，罗尔斯的著作只是对“工党1963年政策的先验演绎而已。”跟美国很多新左派一样，格雷发现，福利国家的各种事物迟钝乏味，缺乏创见，官僚们则是寡淡如白开水。他后来描述说，福利国家是“雇员、工会和政府三方共谋”的产物，是从衰弱无力的公民中汲取资源和活力的“庞大工具”。这个时代的法则是缺乏激情的妥协；政治领导人想替所有人包办一切。他们拒绝“承认冲突的现实”，也拒不承认“某种平等、某种正义、某种可以跟他人竞争的需求”。简而言之，福利国家决不是充满生机的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者所追求的东西。
从撒切尔主义中，格雷瞥见了革命的永生。他说“在撒切尔的纲领中最初存在着某种革命性的、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一面，我认为这是激动人心的，也是必要的。”撒切尔出任保守党领袖的时间正好就是格雷转向资本主义的时候，她许诺要将英国从沉闷的社会民主党旧辙中解放出来，要把自由市场从国家计划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撒切尔夫人尽管不是平等主义者，却激发起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选民的雄心，他们都把自由市场看作是向上爬的工具。
她给人印象最深的时刻是1980年，当时她执政一年，她的政策似乎使经济陷入灾难，她的前任Edward Heath正在推销臭名昭著的“U型转弯”计划，操纵左翼施加压力要求重新实行社会民主党政策，撒切尔夫人对此予以严词谴责，她同时还面临着党内温和派——托利党的“湿人”（Wets）——的压力，要求她转向。撒切尔夫人决不后退，相反，她直面那些见风使舵的批评家，说出下面令人难以忘怀的话：“如果你愿意你尽可以转向，但本女士决不准备转向。”保守主义者立刻被她迷住了，诺曼·巴利（Norman
Barry）也是一位撒切尔主义者，直到今天仍是格雷的好友，他回忆说，“我曾经以为她仅仅是一位不属于工党的选战获胜者而已，然而当她加强了兑换控制后，我觉得，‘这位女孩确实了解市场经济’。那时我就想‘真棒！’那之后她开始搞私有化等等。她确实没有做U型转弯，我想，‘这是真的’。”
很多撒切尔主义者认为他们自己是自由市场革命者，而格雷则给他们的事业添上了一层浪漫的华丽色彩，这层色彩却并非来自新古典经济学。1974年，他开始研读出生于奥地利、猛烈批判国家计划经济的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著作。10年后，格雷发表了《哈耶克论自由》（Hayek on Liberty）一书，大师本人对本书的评价甚高，说这是“对我的研究工作的第一次全局性纵览，不仅完全理解我的思想，甚至发掘出了我自己未能明确表述的观念。”格雷把哈耶克描述为财产权和低税率的永不妥协的捍卫者，神奇地探索了人类生活中的隐秘的和理性不及的趋势，充满了维也纳气息，他指出，哈耶克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共通之处远多于与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或诺齐克（Robert
Nozick）。如果说《哈耶克论自由》是一曲对市场的热情洋溢的赞美诗，那么格雷就是充满渴望的拜伦。
很多保守人士都在哈耶克的著作中看到了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英国政治经济学传统逻辑上冷静、精当的完美，而格雷则在哈耶克的自由市场远景中觉察到了“永不妥协的现代性”（uncompromising
modernity）。智识上动荡不安、政治上极端主义，社会生活单调腐朽，这就是维也纳的写照，这就是哈耶克出生的环境。就是从这股旋风中走出了心理分析、法西斯主义及现代经济学，在在都是挑战陈旧的知识和政治秩序。格雷写道，在经济学理论中，哈耶克追随19世纪后半叶奥地利学派的足迹，声称“经济价值——资产或资源的价值——是由个体的偏好或评价赋予的，而不是什么客观的属性。”而从李嘉图（David
Ricardo）到马克思（Karl Marx），所有的古典经济学家都相信在神秘的价格面纱后面存在着某种实在的东西——最重要的是物理性的劳动，哈耶克则争辩说，赋予现实世界中的物品以价值仅仅是具体的个人的古怪的偏好而已。格雷笔下的哈耶克毕生思考的都是几乎过度活跃的主观性——可与弗洛伊德的无政府主义的本能对观，反映了“明显地无情陷入瓦解的”维也纳的体验。
格雷写道，一般哲学家都把理论性的理性看成是知识的最高形式，而哈耶克却相信，理性的理解只是冰山的一角，在它下面则是思想的隐秘的层面，“几乎不可能从理论上或用技术性术语来表述”，而恰恰就是市场经济具有特殊的天赋可以利用这些因素从而构成日常经济活动。
企业家就是这类“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卓越的承载者，他们能把那些深层的真相传达给其它市场主体。他们是为诗人般的灵性着迷的浪漫英雄。格雷解释说，“企业家的洞见或者感觉”跟书本学习无关，而完全是“意外发现珍宝的运气和天赋”。是“某种不受规律、法则制约的创造性活动”，处于“我们有意识控制的范围以外”，“企业家的感觉”往往只是灵光一闪，突如其来，事先并没有征兆；而它一旦现身，就会重新安排宇宙万物。
简而言之，市场为自我表现和创造性提供了庇护所，为反启蒙运动的狂喜留下了避难所。想象力匮乏的学者只满足于承认市场能够“最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或者市场“允许自利的动机发挥作用”，然而这种辩护却遗漏了更为关键的事实：市场允许“所有的人类动机以复杂或混合的形式”获得表达。市场提供了戏剧性的自我凸现的剧场，在这个舞台上个体可以表演其最向往的愿景和最强烈的欲望。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然而格雷与市场反目为仇却表演得尤其地恶毒。现在他把市场攻击为现代文明的灾祸。他写道，在美国，自由市场“创造了长时间的经济繁荣，而绝大多数美国人却从中没有受益”，美国人所承受的“不平等水平”已经接近于“拉美国家”，中产阶级忍受着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这种感觉曾经折磨过19世纪的无产阶级”。美国已经到了大规模社会分裂的危险地步，而只是由于实行了“大规模禁锢”非洲裔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政策才抑制了社会的瓦解。格雷声称，“今日美国的先知不是Jefferson或
Madison，而是边沁（Jeremy Bentham）”——边沁所梦想的社会是“按照理想监狱的模型重新构造而成的”。
格雷写道，更骇人听闻的是全球精英正在努力使美国的资本主义成为全世界的典范。市场体制因文化和国家的不同而有差异，而全球化傲慢的传道士们却要让所有国家都削足适履采用美国模式，即把福利降低到最少，实行软弱无力的企业和环境管制及低税率。格雷说，“根据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世界仍然保留多种多样的经济文化和体制完全是多余的，它们将以全世界最后进行启蒙运动的国家——美国为基础融合为一种单一的普适的自由市场制度。”
当格雷头一次公开他的这些异端言论的时候，他的保守派朋友们都极为震惊。跟格雷一样，诺曼·巴利也是一位曾经写过论述哈耶克思想作的政治理论家，他是英国唯一一所完全私立的大学——Buckingham大学教授，在格雷的第二次婚礼上，他曾经是伴郎，两人现在却很少说话了。巴利毫不怀疑，格雷的政治转向是受简单的机会主义驱使。他解释说，“我相信新古典经济学的命题：每个人都是效用最大化者。放弃自由至上主义也许能给他带来更好的学术职位。我也在投机但并不鲁莽（I
am speculating but not wildly）。自由至上主义不可能让你在大学里获得最好的职位。”Barry回忆说，当格雷还只是牛津的一个小学院的教师的时候，“就经常说，‘唉，照这样下去我搞不到个好位子’……如果你是自由市场的拥趸，你就不可能得到伦敦经济学院的教职。”巴利承认，格雷的立场中唯一具有连续性的是他喜好“哲学上的杂交”（philosophical
promiscuity）。巴利说，格雷“喜欢的对象总是不断变换，从这个人转向那个人，从这个哲学家转向那个哲学家……他不能与任何思想家建立起稳定的关系。他试过波普，试过哈耶克，当然后来又鄙弃了哈耶克，他也会再喜欢上别的思想家然而又回头攻击的。”
格雷自己则声称改变思想是出于两个理由。他说，1980年代后期，他开始怀疑右翼的政治思想已经凝固为僵化的意识形态了——跟他很久以前放弃的罗尔斯思想没什么两样。格雷曾经以为撒切尔主义具有战术上的灵活性，政治上也容易理解，是一种能与普通人心气相通的思想运动，而其领袖则是一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能敏锐洞察政治变化之趋势。然而现在他则相信，这场运动已经丧失其艺术之性质，灵动的思想已经退化为教条的咒语。格雷说，“布尔什维克主义最吸引人的是列宁的那超凡的灵活性，然后就僵化为托洛茨基主义，同样，撒切尔主义也开始硬化为……这已成了思想的宿命，对此我非常厌恶。”
苏联的崩溃也迫使格雷怀疑自己的自由市场信念。格雷说，1989年以前，认为国家是“幸福安宁的大敌”还有道理，而正是这种看法无可否认地构成了“右翼思想库生存发展的合适环境”。然而苏联帝国崩溃后，前南斯拉夫的种族灭绝战争不断升级，前共产主义国家采用休克疗法导致灾难性后果，所有这些使格雷得出一种认识：国家乃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恶，尽管它也许只有一点正面作用。只有国家有力量防止社会陷入总体混乱、极端不平等和贫穷中。
然而，格雷的转向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市场本身已经不足以令他神往了。作为启蒙运动理性主义令人兴奋的象征的苏联和福利国家不存在了，格雷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仰市场了。现在他不得不承认，市场导致了某种“理性和效率的拜物教”，它“撕裂了回忆的思绪、消散了本土性知识”。他曾经认为自由市场能够自发形成，因而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是违反自然之道的，然而冷眼旁观了Jeffrey
Sachs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俄罗斯的所作所为之后，他不得不得出结论：自由市场是“人为的设计和政治强制的产物”，市场只有在国家权力无情的帮助下才能被创造出来。现在他认为，撒切尔夫人是通过压垮工会、掏空保守党、瘫痪议会这些手段才建造起自由市场的，她“使英国社会踏上被迫迈向后现代的征程”。格雷相信“马列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理性主义有太多共通之处”，他写道，两者都“对经济进步所造成的伤害无动于衷。”其间只有一个区别：共产主义已经死了。
在一个冷不丁的时刻，诺曼·巴利也承认他无法完全看透格雷转向的前因后果，他说，“也许我误解了他，但是我想他确实是深信不疑。不管怎样，没有人能够在不相信某种信念的情况下读一大堆相关资料的，我好奇他是否这么做了。”格雷确实相信，但他的信仰是完全不同于巴利的。巴利热爱市场是因为它能按照“经济的铁律”运转，诚如他所指出的，这些规律发挥作用也许比“牛顿定律用的时间稍微长一些而已：如果我掉下这张软盘，它一下子就会落地，而如果要引入控制，那么也许得过上一年半载才能出现无家可归者这种结果。”但他又补充说，“这种规律也同样是决定性的。”与此相反，格雷那时相信资本主义恰恰是因为他试图逃避牛顿的定律。在认识到市场制度抑制充满激情的自我表达之后，格雷被迫承认Irving
Kristol的格言是千真万确：“资本主义是人类心智所构造出来的一种最缺乏浪漫色彩的公共秩序概念。”
卢特瓦克：资本主义的困惑
Edward 卢特瓦克在40岁以前曾逃脱纳粹的魔爪、逃离共产主义的统治、也曾经被中美左翼游击队射击过，而到今天，他记忆中孩提时代从巴勒莫移居到米兰乃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创痛”。卢特瓦克于1942宾出生在罗马尼亚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在南特兰西瓦尼亚长大，该地1944年被纳粹占领。5岁那年，就在共产党人将要夺取政权之前，家人逃亡到巴勒莫并定居下来。那是在冬天，他回忆说，“巴黎和伦敦都在瑟瑟发抖，燃料短缺，米兰也在寒冬中发抖。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阴冷。”而在巴勒莫，“人们欢乐地观赏歌剧”，那是一片“充满橙子和柠檬的土地”，他说，那儿的人们可以一年四季游泳、滑雪。五年后，全家再次迁居，这次是到了米兰，意大利的工业中心。“单调乏味，烟雾弥漫。”卢特瓦克在米兰很不痛快，“没有地方玩，公园乱七八糟，我也失去了巴勒莫的朋友，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大群资产阶级子女中间。”地中海美好的生活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北方严酷的资本主义。
他成年之后的大部分人生，都在与共产主义进行军事搏斗。由于从古代高卢战争和中美洲内战中得到灵感，卢特瓦克具有一副军事战略眼光，他开始作为顾问替美国国防部效力，出任各种各样人物的顾问，从高级军官到文职要员。然而，卢特瓦克并不仅仅是一位冷战斗士，他是一位武士，或者至少是一位热情的“战争艺术”理论家。一般人都认为胜利要依靠模仿IBM的管理技巧，而卢特瓦克则从古代的战争策略和被人遗忘的罗马帝国军团的机动性中受到启发，他要求军人要以哈德良（Hadrian）而非亨利·福特为指导。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因为军官们做事已经习惯于像个组织人（organization
men）而非士兵。卢特瓦克又一次发现自己最钟爱的生活方式受到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威胁。
卢特瓦克头一次恶名昭彰是在英国，他在获得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本科学位后定居于英国。1968年他发表了Coup d\'état: A Practical
Handbook。这位26岁的作者向他的读者展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指南，促使勒卡雷（英国著名间谍小说家——译注）欣然写道：“卢特瓦克先生创作了一本指导如何烹制毒药的邪恶的菜谱。那些胆子大得足以敢一窥他的厨房的人们将永难安安静静地用餐了。”1970年，卢特瓦克在Esquire（英国著名的男人时尚杂志——译注）上又发表了一篇同样很难让人接受的文章：A
Scenario for a Military Coup d\'état in the United States。两年后他移居美国，在Johns Hopkins大学写作政治科学与古代史学位论文，广泛运用拉丁文、德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资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就是广受赞誉的《罗马帝国主义的大战略》（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还在研究生院读书的时候，卢特瓦克就开始充当美国军队不同部门的顾问，最终成了万能顾问，从北约如何进行战术机动到萨尔瓦多士兵应该配备什么样的步枪，都征询他的意见。
1980年，随着里根竞选总统，卢特瓦克逐渐走向事业的巅峰。作为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最重要的战略与国际关系思想库——译注）研究员和Commentary杂志的专栏作家，他论证说，美国必须推进高技术军备竞赛，迫使苏联卷入一场它根本就不能赢的竞赛中。里根的顾问们热切地欢迎卢特瓦克进入他们的小圈子。里根当选后，卢特瓦克参加了在贝塞斯达举行的一个晚宴，出席者有Jeane
Kirkpatrick, Fred Iklé等共和党国防政策主要谋士。后来出任里根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的Richard Allen跟这群人一起，模拟分派行政当局的职位，仿佛他们是聚会的宠儿。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卢特瓦克拒绝了，并隔着巧克力T\"a
Maria派解释说“我相信，像我这样的三流文人不应该卷入政治中。这就像鱼子酱，的确很好但产量却很小。”Allen非要他表态，他开玩笑说，“我只想当佛罗伦萨副领事”，Allen回答说，“你不是想当总督吧？”
里跟第一届任期快满时，他的这种温柔敦厚消失殆尽。在国防部看来卢特瓦克对于获取更多国防拨款也许是很有利用价值，然而他却大着嗓门——甚至是冷嘲热讽地——批评五角大楼管理不善，从而给自己制造出了敌人。1984年，他发表了《五角大楼与战争的艺术》（The
Pentagon and the Art of War），把国防部长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描写为手段圆滑的二手车销售商而不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军队中的政客被激怒了，把卢特瓦克从五角大楼器重的顾问的名单中剔除出去（不过他继续在其它国防机构做合同研究工作）。1986年，温伯格向《洛杉矶时报》解释说，卢特瓦克“只是由于整体素质低下而丢掉了顾问职位，就是这么回事。”
然而让他跟国防部反目为仇的并不仅仅是在《五角大楼与战争的艺术》中批评温伯格所致，真正的错误是追究越南战争中的军队的行为。卢特瓦克对军人们就其在越南的失败作出的解释不屑一顾，这些军人们喜欢说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政治家意志不坚定，新闻媒体惑乱人心，公众中弥漫失败情绪。而卢特瓦克
则指出，美国的军事精英完全丧失了对血的感觉。他写道，在越南战争期间，埋头文牍的军官总是“远离战斗”，他们一味追求“奢华”严重打击了军中士气。尽管凯撒（Julius
Caesar）“在后方的总部中总是左抱情妇，右拥娈童，用金盘用餐，用珠光宝气的酒杯饮用出自萨默斯岛的美酒”，然而一旦他亲临前线，他就与士兵同甘共苦，“与士兵同吃同睡——士兵有帐篷他才睡帐篷，士兵如果没有毯子，他也是席地而卧。”与此相反，美国军官则拒绝与士兵在战场上“一起出生入死”。
在卢特瓦克看来，舞文弄墨的官僚也会逐渐侵蚀军队的战斗力。五角大楼官员总是指望削减成本，坚持要使武器、机械和研发项目实现标准化。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只是使军队更容易遭到敌人的攻击而已，因为标准化的武器系统更容易被攻克：只要破解了一种，就能征服全部。卢特瓦克得出结论说，人们一提起军队，“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欺骗、浪费和管理混乱’”。
高级将领之所以对效率入迷，部分是因为他们所掌握的更多地是企业管理技巧而不是战争的艺术。拥有军事史学位的军官少而又少，而绝大多数军官的“个人学业都是商业经营、管理或经济学硕士学位。”卢特瓦克在《华盛顿季刊》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战斗机驾驶员非得接受完整的大学教育，而不是学习用他们的武器猎杀敌人的技巧？”
军队的功能失调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军队也信奉美国的公司文化和商业价值观。比如Robert McNamara，就是肯尼迪总统从福特汽车公司直接请进内阁出任他的国防部长的，事实上，大部分国防部长都是“公司类型目标”的奴隶，他们致力于把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以最有效率的手段来追求目标。他们喜欢穿灰色套装，而决不会穿“奇装异服、说不合常规的话，做稀奇古怪的事，因为任何不合常规的行为举止都可能招致生意场上偶然相遇的客户或银行家的不悦。”卢特瓦克对福布斯杂志说，军官们只是“穿着制服的经理而已”。然而他注意到，“对于企业有利的东西未必就有益于攸关生死存亡的冲突。”“最保险的保守的穿着和不会令人生厌的行为方式”在办公室中也许玩得转，但在战争上却是致命的；他们压制了大胆的主动性和禀赋特殊的天才。Luttwa明白宣示，资本主义已经对社会领域实行了殖民化——实际上是破坏了社会领域，从而使他的思想危险地快靠近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那些领军人物——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卢卡奇（Georg Lukács）甚至马克思本人。
当苏联还存在的时候，卢特瓦克尚能把自己对经理和公司价值的轻蔑体现到军事改革的建议中，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完全占据了他的想象力，他也大力弘扬孩提时代在犹太无神论家庭中学到的个人主义、独立自主及个人尊严等价值。他说，父母曾教导他“走在大街上你要挺起胸膛，你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不要驼背而行，如果你偷吃了一块火腿三明治，小心上帝会惩罚你。”他继续说，“还有某种对孝行、虔诚的蔑视，孝行可能伤害尊严，”而尊严，他说，“正是我们在冷战中所要捍卫的。那是意识形态性的，我对自己生活在美国、成为美国人感到非常高兴，因为美国人从前是、现在也是一个讲究意识形态的民族。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场意识形态斗争中。”
然而现在与共产主义的战斗大获全胜，卢特瓦克失去了对大多数军事问题的兴致；不再有任何引人注目的意识形态理由迫使他关注战略与战术问题了。“对于所有国家、各国人民以及我自己而言，安全问题已经退居其次了，我并不想把自己的精力再投入到这种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只有至关重要的事才值得投入，而现在却没有。”
卢特瓦克偶尔会集中精力做一些具体的项目。在接受我们采访期间，他正在与一位国务院官员电话商谈出任镇压哥伦比亚游击队战争顾问的事。然而当我问他哥伦比亚政府是否值得拯救的时候，他略作沉吟，最后承认，“我不知道是否有什么东西值得拯救，但我觉得游击队应该被剿灭。”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游击队与毒品贩子结盟，而这些毒品贩是“无法无天，比如周六晚上他们强占了一个人在麦德林（哥伦比亚城市，贩毒中心，臭名昭著的麦德林贩毒集团就扎根于此——译注）餐馆中的座位——这个人本来正在等候座位，而这些家伙冲进来抢走了他的位子——从这种事到谋杀，他们无恶不作。”
对于卢特瓦克来说，军事战斗已不再具有意识形态的魔力了，而他的不满也使他有时间和学术的余裕来直面他毕生都在与之周旋的敌人：资本主义本身。他说，“市场侵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制造了一个“地狱般的社会”。同样，曾经危及国家安全的市场价值现在更威胁着经济和社会的精神安宁。他解释说，“那种最佳生产体系是完全非人性的生产制度，因为……你得不断调整你所雇佣的工人的人数，你得调遣得他们团团转，你做着各不相同的工作，你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安排你自己的生活。”
尽管卢特瓦克在1999年写作了Turbo-Capitalism一书，“我深信……根据资本主义”，他对市场价值之扩散的抵制是敏锐的，足以使他游离于目前的政治谱系之外——这恰恰是他天生就应得到的位置。“Edward是一个很乖张的家伙，不管是从学术思想上还是其它方面，都是如此”，Commentary前编辑，1970年代卢特瓦克的拥趸Norman
Podhoretz如是说，“他是个爱唱反调的人（contrarian），”“他怀着让人讨厌的期望，不过我确实不知道，他最近的转向是不是真的那么认真”。卢特瓦克坚持说自己是十分严肃的。他为公费医疗制度奔走疾呼，他鼓吹强大的福利国家，宣称“如果我可以得偿所愿，那我肯定会禁止所有类型的国内慈善组织，”慈善活动是逃避责任，他说，慈善施舍剥夺了穷人最后的尊严。
让卢特瓦克愤怒的不光是不加约束的资本主义，还有资本主义狂热的精英们——知识分子、政治家、决策者及企业家的自负，他们宣称“正是因为市场总是最有效的，因而市场就应该永远为王。”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让卢特瓦克尤其生气，“格林斯潘是一位斯宾塞主义者（Spencerian），这使他成了经济上的法西斯主义者。”像格林斯潘这样的斯宾塞主义者相信，“最严苛的经济压力”将“刺激人们……成就经济上的英雄业绩。他们将成为伟大的企业家之类的人物，至于那些失败者，就让他们失落去吧。”卢特瓦克所痛恨的还有绰号“链锯艾尔”的Dunlap（美国非常著名的商界人物，另一个绰号是“穿细条纹西装的兰博”，曾担任Sunbeam集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被称为公司重整的圣手，他的看家本领是削减成本、大量裁撤员工，而他自己在企业并购中一次就获得1亿美元——译注），这位逍遥自在的首席执行官开除了大量员工而为股东创造了巨额利润。提到Dunlap的缩减成本措施，卢特瓦克说“链锯艾尔这么做，就是因为他头脑简单、粗暴、残忍”，这就是经济虐待狂。卢特瓦克反对格林斯潘和Dunlap，断言“我相信人们不应该用市场效率衡量一切，因为人类生活中有价值的所有东西都属于不讲究效率的范围——爱、家庭、归属感、共同体、文化、老习惯、舒服的旧鞋子等等。”
保守主义失去方向
卢特瓦克和格雷的转向凸现出冷战的终结对保守主义运动构成了多么无情的冲击，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由至上主义、传统主义及自由市场拥护者出于反对共产主义而结成的脆弱的联盟，已经无以为继了。新保守主义的知识教父Irving
Kristol说，苏联的的终结“令我们失去了敌手，而在政治生活中，失去敌手是一件非常严重的问题。你必然会失落、沮丧，变得内向封闭。”Kristol的自信曾广为人知，而今也承认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他陷入了令人悲哀的困惑之中，“这正是我不再能写出那么多论著的原因之一，”他说，“我已经不知道答案了。”
人们也许会以为，自由市场的胜利将会令右翼知识分子激动不已，然而，即使是最负盛名的保守主义大师也担心，仅有市场已不大可能支撑保守思想运动的日趋式微的活力了。毕竟，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振作了保守主义者的士气，发动了一场政治征伐，然而他们所释放出来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却怀疑所有的政治信念。市场的逻辑赞扬个人的主动性、个体行动及一切没有计划和随心所欲的行动。因而它很难从整体上考虑政治——更不要说政治变革了。William
F. Buckley Jr.说“保守主义强调市场所造成的问题是它让人厌烦。只要听过一遍，你就能掌握那些观念。而把你的毕生都献身于此一观念，不断地重复那些观念，就只能让人厌恶，就跟性一样。”Kristol补充说，“美国保守主义者缺乏政治上的想象力。它过度地受到商业文化和商业思维模式的影响，因而缺乏政治想象力。我不得不说，这种政治想象力总是左派的专利。”他继续说，“如果你读读马克思，你就能知道政治想象力是什么东西。”
然而如果保守主义者也在努力寻找某种远景，那么这些前保守主义者能否做得更好？Kristol针对左派发动了新保守主义运动，跟他不同，卢特瓦克和格雷并没有明确地表达出连贯性的另一种哲学或政治体系以替代他们以前信奉的信条。诚如卢特瓦克所指出的，“我并不想提出一种完整的相反的意识形态，我只是想指出，社会必须有意识地保护某些东西不受市场侵犯，保持在市场之外。”卢特瓦克
在气质上仍然迷恋那种革命的冲动。他说，“我喜欢马赛曲而不是弥撒曲，喜欢马雅可夫斯基而不是圣乔治十字架。”他补充说，“革命是美妙的，人们自我满足着，1968年我在巴黎……这是一种美妙的可能性的感觉。”不过，尽管卢特瓦克也许渴望某种变革性的政治，这不仅是他，也是其他很多知识分子所怀恋的，然而这种政治依然是他们的视野之外。
而对于William F. Buckley Jr.来说，这倒证明了他本来就是美国右翼中的坏孩子。我们结束采访的时候，我请Buckley想象一下他自己返老还童，又成了一个热心政治的天真烂漫的青年，2000年刚从大学毕生，重新以当年的反叛精神投身到当前的政治现实中，那么，这位年轻的Buckley会信奉哪种政治？“我可能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回答说，“一位Mike
Harrington式的社会主义者，”他停顿了一下又说，“我没准是个共产党人。”
他真的能设想出现一位年轻的共产主义者Bill Buckley吗?他承认这是有点难。本真的Bill Buckley从苏联这个敌人那里获得了好处；如果没有与此相当的敌人，他的那个影子必将面临更难解的任务：“这位新Buckley不得不面临其它问题”，他说。Buckley历数了一遍左翼为之奋斗的事业——全球性贫穷，爱滋病导致的死亡。然而他似乎突然被“把所有这些融铸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神启”的企图心（这是典型的Buckley风格的）完全控制了。自由市场之外的这种思想挑战吓住了他，他顿了一下，最后说，“我把这一重任留给你们吧。”
作者Corey Robin是New York市立大学Brooklyn学院政治学助理教授，曾在The American Prospect, Newsday,
Social Research, an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等报刊上发表多篇文章，目前正在写作专著Fear:
Biography of an Idea。
原题：The Ex-Cons：Right-Wing Thinkers Go Left!，秋风2001年3月23-25日译自Lingua Franca，Volume
11, No. 1-February 2001，本文为该期封面文章。文中小标题为译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