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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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的失落

殷海光

孤独书斋

　　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自严又陵、康有为、梁启超以降，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运动上和历史性的变动上，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多多少少有所贡献。到了五四运动，这一发展到达一个新的高峰。从清末到1949年为止，就我们所知，中国知识分子对新知识的灌输，新思想的介绍，新观念的启迪，新制度的推行，风俗习惯的改革，都表现了罕有的热诚和高度的锐气。中国近代和现代知识分子在近代和现代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曾扮演着新时代催生者的重要角色。然而，曾几何时，面目全非，斯人憔伸1于今，一部分知识分子飘零海角天涯，一部分知识分子被穿上紧身夹克，一部分知识分子过着赛蹙淡漠的岁月。这是一幅秋末的景象。凉风起天末，．草枯木黄，无边落叶纷纷下。只有三几片傲霜叶，高挂枝头，在寒风里颤抖，任慢步怀古的诗人悲吟！

　　中国知识分子是失落了!

　　何以失落?

　　这一大变迁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简单的因素形成的。这 —大变迁是与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而为时代的变迁之一环。从知识分子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几种重要的原因：第一，与传承脱节。第二，与社会及家庭脱节。第二，与经济来源脱节。第四，与现实统治建构及行动人物脱节。有这么多的脱节，于是知识分子纷纷变成脱节人。关于第一、第二和第三这三种原因，从我在前面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里所说的可以推论出来，我无须在这里进一步作琐细的分述。我现在所要说的是第四种原因。

　　中国近几十年的巨大变动带有浓厚的群众运动之色彩。群众性的运动之发展趋向，通常经由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宣传。第二个阶段是是组织。第三个阶段是新的权力形态可能出现。在头两个阶段，有两种人物居于主导地位：一种人物是狂热分子；另一种人物是观念之士[3]。当然，有时一个人既可以是狂热分子又可以是观念之士。我之所以把二者分开，有两种理由。第一，在有些情形之下，有的人是狂热分子而不是观念之士，有的人是观念之土而不是狂热分子。第二，据我的经验所及，如果一个人的某些观念太清楚了，常狂热不起来。在第二个阶段里，即在组织阶段，常有 —i种潜在的行动人物 (potentialman of actlon)。这种人物常常隐身在组织中，职卑位低，不为人所注意。到了第三个阶段，如果有新的权力形态出现，那末这种潜在的行动人物可能脱颖而出，成为实际的形动人物(actualman of action)。所谓实际的行动人物，意指行政官、司法官、计划家，以及作最后决定的人等等。

　　在群众性的运动之初期，除了狂热分子以外，是观念之士的黄金时代。所谓“观念之士”即是“搞观念的人”。例如，好谈主义学说的人，爱演说的人，擅长写文章著书立说的人。这一类的人物我们送他们一块招牌，叫做“观念人物”。群众性的运动之初期所需要的是宣传、扇动、激励这一类的汽油。因此，这一期间所需要的是新的观念启发，贬抑既存制度，对人众提供理想社会的蓝图，作海阔天空式的诺言，开列伟大的空头支票，种种等等。这些工作观念人物具优为之，而实际的行动人物不太高明。所以，在群众性的运动之初期。观念人物得以长才大展，头角峥露。至少在表面上，这类人物此时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他们的人生得到最大的满足。

　　然而，好景不常！等到新的权力形态出现，就是该换主角演员的时候了。到了这一阶段，就是实际的行动人物登台的时候了。可是，从初期阶段到权力形态出现的阶段，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形迹可分，同时观念人物满脑袋还是幻想。在事实上。从权力的巩固着眼，群众性的运动确有收场的必要。因为，群众性的运动是象洪水一般的盲力。这股盲力既可被 “革命”工程师导来冲垮旧的统治建构，也未尝不可导来冲垮新的统治建构。在这一转形的过程中，从事巩固权力的实际行动人物首先要设计“收拾”的就是带头的狂热分子，其次就是鼓动性的观念人物。所以，紧接着旧的统治建构瓦解而新的统治建构成立时，往往发生内部的“权力斗争77或 “整肃事件”。实际的行动人物富于对付人的经验，头脑冷静，精于计算，且行动不为自己口里所标尚的主义所拘限。狂热分子则沉醉于狂热之中。观念人物则执着于自己的观念，从观念的展望孔里延伸出对将来世界的美丽图象。这两种人因用心之不同，在“权力斗争”中常非行动人物的敌手。

　　中国近几十年来，实际的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之间的悲欢离合有发人深省之处。在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文化里，依前所述，根本就没有培养西方意义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知识分子。小而言之个人的名位利禄，大而言之对国家、社会、伦教的责任感，在在都难使中国知识分子与观实政治绝缘。于这一关联上，中国知识分子享有比较特殊的社会地位，也往往遭受比较特殊的挫败。这类陷入的情形，自清末以来似乎更深。因为，如前所说，社会文化的动乱逼着他们纷纷走出书房。为脱节的他们自己寻觅新的安排。在这一情态之中，他们很难完全摆脱前人走过的旧路。在背后的这一因素推动之下，恰好又要拼命去追求如前所说国族诸大问题的解决。陈伯庄说：“最为中国社会独具的，而在一部中国历史上占了重要角色的便是士大夫。自从封建消灭而入于大统一的中国，无统治阶级统治部族的特殊拥护，而孤立于上的皇室，君临版图极大而社会结构以宗法农村为主体的中国，士大夫阶级一直是中国的准统治阶级。他们从政问政的性格最发达，不是想做‘大臣’，即想做‘权臣’。经过近代意识的转变，‘大臣’即是救国志士，‘权臣’便是政党领袖。……④” 近代“打天下”需要“一套理想”。谈“理想”是中国近代许多知识分子的乐事和特长。所以，在变革运动的初期他们得到实际的行动人物借重，因而这两种人物⑤ 大致可以相处得不错。可是，等到新的统治结构出现以后，实际的问题逐渐来临，理想的问题逐渐退色，权力的一元化问题成为转变的枢纽。随着这一转变，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无法不起分化。在观念人物之中，比较坚持原有理想而自认为目的已达的人又变为辅治阶层。比较坚持原有理想而又天真的人慢慢滋生一种被诱拐(being betrayed)的感觉。当有别的机会时，这类的人可能投奔别的公司行号。第—流而又有独自思想的人，不是别立门户，就是遗世独立。

　　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的这种分化实在是动理(dynaml— sm)上不易避免的结果。因为，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不仅在基本的想法上不同，而且在性格形成方面也不同。他们是一个运动中的两种异质要素(heterogeneous elements)。

　　行动人物的基本兴趣是成功。至于怎样成功的。使用什么手段成功的，是否由于因缘时会，是否由于巧取豪夺，对于这些问题他们认为是些空洞的问题。他们对于空洞的问题向来不感兴趣。行动人物在必要时也标榜一些主张。他们之所以如此，主要的作用是把主张当做结纳精干并吸引人众的工具。至于标榜的主张是否实行，那要看对他们同他们的团体是否有利。他们口里似乎也强调理想，但是他们更重视现实的人身崇拜。当着理想可以用作人身的装饰时，他们拉拢理想。当着理想妨害人身崇拜时，他们可以翻修理想，不然就束之高阁。所谓意底牢结，他们弄成一种制度化的心理。所谓制度化的心理，就是一个团体或组织以内的每个分子必须共同承认的成文的甚或不成文的那些前题。既然如此，他们不太注意到这些前题的本身是否为真，而只注意到是否为团体所要求而且大众是否承认。即今这些前题是假的，但是，既然团体是这么要求而且大众又这么承认，所以也就是真的。既然这些前题是真的，于是在势力圈内的任何个人也得承认他们是真的。这种“真理观“的作用是为了抒发团体的意志，维持建制的尊严，并且延续组织的存在。在这一关联中，所谓的“真理”与权威是不分的。行动人物的这种真理观与科学上的真理观很不相同。科学上的真理观是：一个语句如果合于某一事实，那末它便是真的。最低限度，这种真理观不受情感的播动和意志的支配。行动人物的真理观是：因为我们需要它是真的所以它一定得是真的，至于是否合于事实那是次要的问题。就事论事，这只能算是一种团体应迫 (group imperative)。

　　正如霍弗尔(Eric Hoffer)所说的⑧，真正的行动人物并非要改造世界，他只要占有世界。他的内在行动是要掌握和控制，并令既得权力能够行使。在这类要求之下，他要以制度来规范人众的行为。人众的任何重要的自发活动都在可疑因而当禁之列。在对付人众时，他们好诉诸镇制力和官司制度。因为，使用这类工具最可靠。为了保持权力，他们可以用自己创造的方法，可以用外来的方法，可以用古旧的方法，甚至也可以用敌人的方法。这么一来，彼等于不知不觉之间，变成了为权力而权力。

　　观念人物在一个动荡时代常削弱流行的信仰，批评既存制度的权威，为新的信仰之普及而开路。真正的观念人物视追求真理为一重要的事。照他们看来，上述行动人物的真理观简直荒谬到不能忍受。他们常视理想为第一。人身常置于理想之下。一切为理想。一切努力向理想集中。有些观念人物好争辩，乐于看到不同的思想之冲突。正如霍弗尔所说 ⑦，他们提出一个主张时，用意在炫耀才华，或希图惊世骇俗。 “语不惊人死不休”。一般而论，观念人物渴望受到尊重。中国的观念人物，受传统影响，渴望出人头地。当他们得不到这些满足时，不是离异了自己，便是远避了实现。

　　从上面的陈列看来，真正的观念人物和行动人物有内在心性上的不调和。当势利抬头时，真理一定远避。就一特定的情况而言，真正的观念人物是对付不了行动人物的。由于前面所提到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传承脱节，与社会及家庭脱节，与经济来源脱节，再加上因与行动人物脱节而与权位脱节，于是变成脱节人。脱节人最易陷于脱序(Anomie)的空虚之中。

　　柏逊斯(Talcott Par80ns)认为脱序乃“伦范秩序之全部崩解。[8]”他说建构化有程度的差别，脱序也有程度的差别。麦尔顿(Robert K．Merton)把脱序视为“不稳定”且与正式的“反道德化”，即“反制度化”，有关。[9]

　　墨克斐(R．M. Maclver)很注意脱序问题。在他的一本名著中，他用两章来讨论这个问题⑩。从心理的次元着想，脱序是一种反社会的程序。脱序的人退缩到他的自我之中，他对社会的—切轨范都不信任。腮序并不止于无法律而已。脱序的心理状态是由一个人的道德连根拔起造成的。脱序的人不再有任何标准，他只受一些不相联属的驱力所驱使。他不复有联续感、义务感及对群体的责任感。 “他嘲笑别人的价值。他唯一的信持乃否定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denial)。他生活在既无将来又无过去的一条窄线上。”“他们在年青时代被他们的环境，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梦幻，他们的希望，所撕碎。他们必得面对吃力而又冗长讨厌的工作，……”这是墨克斐对脱序者的描写。[11]

　　他发现脱序人物有三种：

　　第一种脱序人几乎完全丧失价值系统。他的生活因此变得没有目的，失去前途的南针。他把他自己委弃于现在的一刹那，毫无意义的一刹那。他被一种疑虑多端的凉薄之感所侵袭，并借此来宽解他的失落。当前的快感，唯觉主义，享受主义，成了支配他的主宰。

　　他要在麻醉和忙乱中忘记自己．

　　第二种脱序人失去伦理目标，不复怀抱任何内在价值和社会价值。他所努力追求的是外在价值，追求手段而失却目标，尤其爱好权力。他借崇拜别人以壮大他自己；注重他所崇拜的权威之功利性的神话。脱序人成了无缰的野马。除了 “必要如此”或“现实的需要”以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限制得了他。除了因利乘便以外，别无所谓良心。

　　这种人物以能摆脱残余的道德伦范而达到目标为得策。他对真、善、美和高尚的情操一概报之以轻蔑的冷笑。他忘记了自己的脱序，而把人间一切善意都看作是坑害他的陷井，凄凉，热闹中无限的凄凉!

　　第三种脱序人在基本上内心有一种悲剧式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比焦虑和恐怖等困扰别人的因素还要深入他的内心。由这种不安全感衍生无望的失却方向。他失去他过去的价值之根据。有时，他失去从前的社会关联，从前的社会地位，以及从前的经济支持。就最深的意义来说，他是“失所的人”。他惟恐被人迫害。他极其因着未受人尊重，被人排弃，被人给予不公平的待遇，内心燃起怒恨之火，但有时又作不安的内省。

　　脱序是伦范互相冲突造成的一种社会情况。在这种情况里，个人同时要适应两种互不相容的伦范。例如，“为公”是一种伦范，“为家”也是一种伦范。在有的情形之下，这两种伦范要实行起来会互相冲突。这种冲突到了某种程度，会使身当其冲者不知如何是好。这类冲突多了，就发生脱序的结果。在外来文化价值和主位文化价值冲突时，在社会文化激变时，在相当长期的混乱时，最易产生脱序的现象。脱序的人在权威面前丧失了自己，又常为极廉价的自我拍卖者。在学校里教的是一套，进入社会行的是另一套，乃脱序之一源。在学校里教的是重理想，进步，正义，要规规矩矩，是就是，非就非。进入社会行的，必得是重现实，要懂得怎样“混”，要圆圆滑滑，势势利利，要明白是就是非，非就是是，要能对许多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两种价值系统背道而驰，使刚出学校的青年不易适应，甚至终于锐气梢磨。积累所及，会使整个社会缺乏活力。所谓“阳奉阴违” ‘也是脱序的一个报告目录。权威方面所说的话，所作的要求是一套。这一套不能实行，或不合执行者的利益；但是，又不能正面公开批评或反对。因为，根据过去的实际经验，批评或反对都是灾殃。这两个价值系统冲突。于是，分别办理：“表面敷衍”的是一套；骨子里实行的是另一套。在一个权威主义的气氛浓厚而许多倡导又极不切合实际的社会文化里，一定会出现这类脱序现象。而且，由权威所发动的极不切合实际的倡导愈多，则脱序的现象也众多。于是，’许许多多本应可以用来作有益贡献的时间和精力悉浪费在应付权威倡导之中。这也就是说，于这样的社会文化里，在一方面权威的倡导势在必行，可是在另一方面代办又不能不巧为应付。这样一来，社会文化中许许多多分子的许多多努力都在这两个不相容的价值系统的冲突里抵消了。社会文化中重要的价值系统因互相冲突而彼此抵消，结果之一就是脱序。脱序的结果就是许多人内心失去“平衡”及“稳靠感”。因而心身的马达总不能象俾斯麦(Bismark时代的德国那样开得足。在脱序过甚的社会文化里，比较敏感的知识分子在心灵上常有一种说不出的茫然之感。人不能仅靠面包活着。人是必须活在表里如；的气氛中的。

　　现在，许多知识分子蔑视过去的价值系统，并因而对一切价值系统存愤疾的态度。他们自以为步入一个价值的真空地带，不受一切系统的羁绊。他们似乎如释重负。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的！人实在是一种最奇怪的动物。当着他们不能勉力向道德境界升进时，就常会下降到受生物逻辑的作弄。当人的内心什么必须信持的原现原则也没有时，就有一种空茫无寄之感。自信力也就丧失了。他除了胃在蠕动，鼻子在呼吸，脉搏在跳动以外，好象什么也没有了。这时，他就成为街头的流浪者。信步走去，莫知所之。于是，任何人只要摆出一点肯定的态度，他就可以跟着他一起走，盲目地走。他完全流离失所了。所谓流离失所，并非一定没有房子住，也许他住的是高楼大厦，甚至出入汽牟。然而，尽瞥他的身体在教室里，在办事室里，可是他的心田早巳没有生物需要以上的原则，早已没有任何主张，早已无一点信持了。他放弃了自我，听任某甲今天装进什么贷色就装什么贷色，某乙明天装进什么货色就装什么货色。一切都“满不在乎”。多少知识分子，一忽儿被叫恭维某张，就恭维某张。一忽儿被叫詈骂某张，就詈骂某张。一切都“无所谓”。一切不和谐的动作都引不起剧痛。人，早已工兵化了(instru mentalized)。他已经不是他的他了！这是最彻底的“失所(dislocation)”。虽然内心空虚，可是只要活着一天生物逻辑却一天不空虚。生物逻辑一天不空虚即一天要宰制他[12]。内部的价值没有了，就追求外部的价值。孔雀要展屏。生物文化驱策着知识分子追求虚荣和面子，不择手段地制造空虚的声威，轻易地把自己的生命和时光换油条吃。规格没有了，风范随着秋风以俱去，体统只有在记忆里去追寻。剩下来的是借挫折他人以弥补自己的挫折，借锥痛他人来医治自己的创伤。”多奇异的时代啊！罗素说，人是一种残暴的动物。被生物文化层愚弄而脱序的人可能更残暴。戈矛时代盛行身体残暴。知识分子则擅能进行“观念残暴”。冷漠的眼光一扫，就借虐待以取快。虐待异类不够意思，虐待同类才够味。于是，我们看见今日若干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幅悲剧图。

　　脱序，导引人们走向非洲的原野！

　　有许多人轰轰烈烈地活着，有许多人悲壮地死去。在一些角落里，也有许多人无精打彩地挨日子。生命对于他们似乎是多余的，但是扔掉可舍不得。扔掉生命，需要比混着活有更大的勇气。一些人感到人生味同嚼蜡。然而，嚼蜡毕竟占有时间，也填充了空虚。所以，嚼蜡虽然没有实际的营养，但有画饼充饥的功效，它给人以象征的满尽。于是，嚼蜡成了一种时髦。隔夜的馊饭，阴沟的积水，垃圾箱里的渣滓，都捧出来作经典。在无何有中，一切廉价的代用品出现。低级的刺激比没有刺激有助于驱走心田的疲惫，换来临时的快感。脱序者的生命在灰色中打发过去。

注释：

[3]Eric Hoffer，The True Believer，1958，15，Men of Words．

[4]陈伯庄，<卅年存稿＞，香港，1959年，《二张论》。

[5]我在这儿把“观念人物”和“行动人物’’分开，是把二者当作两种造型来处理，这样的处理有许多方便，虽然同时也有许多不方便。在无法两全的情形之下，我取前者而含后者。在实际上，这里也有四种排列组台．以甘地为例，他固然是观念人物，但也有行动，所以也算得是行动人物。

[6]同③，17．ThG Pyactical Men of Action.

⑦同②，15，Men of Words．

⑧TalcOtt Parsons，The Socia1 System，Illinois，1951，p．39．

[9]Robert K．Merton，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I11inois，1959,p． 136．

⑩R．M．MaCIVEr，The Ramparts We Guard，New York 1952，4，X．

[11]同⑩，p．84—85．

＠我们看尤国新所说的：

“抗战戡乱对于国家最大的戕害，在于中产阶级之没落，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中坚。这些人过去都有退路，是以有所不为——大不了‘回家吃老米’，所以能够辨是非，全气节，抗战以后，情形不变，在政治方面本来是玩票的，现在一一下海了；等到避地来台，这情形越发严重，简直象海洋中的溺者，手中扳持的那块木板，将与生命一同存在，永不肯放手的了。在此情况下，一切一切、只是为了生存，所谓气节，尊严，都变成次要的了。” (《春秋》，1965年，第三卷，第一期，标点符号稍有改动。)

这一段话说出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真相。我看了有空谷足音之感。我父执那一辈的读书人是坐在家里，要出外作事的话必须等着有人来请。若他是一个 “名土”，那更须有人来三顾茅庐．现在，当一名大学教授，多半还得托人说项，并且还要“审查资格”，台湾外县的中学老师被校长先生视同“属员”。他的一张聘书掌握着老师一家人的生命线，这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变化!又是多么可叹！

（选自《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