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殷海光的心路历程
胡伟希
面前放着两本小书，一本是《春蚕吐丝》，这只是一本语录，记录的是“殷海光最后的话语”。它由 殷海光死前数月在病榻上口述，
逝世后由其门生陈鼓应整理出版。另一本是《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收录殷、林师生间五六十年代的通信。这两本小册子凝聚的重量， 超过许多学术论著，它们是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殷海光在他学术活动
的后期，特别是他的生命最后日子里对挚爱的学生所吐露的心声，我 们可以从中窥见一颗为苦苦冥思中国文化之命运而骚动不安的心灵。 中国大陆的学人，未必有多少人知道这位学人的名字，尽管他的几位
学生，如陈鼓应、林毓生、张灏，在今天大陆思想界已经名噪一时。 但是，当我们谈到五六十年代台湾的学术传统，这位作古多年的学者 还是不能不提的。
殷海光原名殷福生，一九一九年出生于湖北黄岗一个破落的大家庭。中学念书的时候，他喜欢跟同学们辩论，于是迷上了逻辑。后来到了北平，从师于有名的逻辑学专家，深谙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金岳霖先生。殷海光后来的提倡科学、民主与自由，很大程度是受了金岳霖的开放式的教育方式的影响。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K·Goedel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看。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师生的这段对话，对殷海光影响至深，他直至晚年仍然未能忘却。
在后来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殷海光一直以介绍西方的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论到中国为己任，撰写了《思想与方法》、《论认知的独立》等著述，并且在大学讲授逻辑课程。但是作为金岳霖的学生，与其说他的收获在于学问本身，不如说他的收获在于那种自由主义的精神。殷海光在对学院式的训练进行批评时说：“学院式的训练所供给我们的只是生料，我们要吃这原料后，经过我们心灵的润育而产生出崭新的东西才行。”“要做到陆象山所说：‘六经为我注脚’的气象，才是个思想人材。”所以殷海光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最关注的是人的尊严。他在中国推广逻辑分析和经验的方法也是由于他对传统文化中践踏人的尊严深恶痛绝的结果。他说，至少在过去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多是“长”出来的，很少是“想”出来的。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幼读四书五经，这些经籍是硬塞进他们脑袋中去的，他们只有无条件地接受的分，却从来没有制度性的机会作自动分析和批评的训练。对于经验世界，他们是陌生的；情感、价值的因素往往与认知混淆在一起。中国文化中认知因素的缺乏，必待输入西方实证论哲学来补救。
殷海光把他所学到的思想方法，首先用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视上。他认为，传统文化中的认知因素不发展，从根本上说，归因于儒家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倾向。而儒家泛道德主义之形式，又有其重要的社会基础——中国独特的宗法社会结构。中国传统的通体社会又有它的特异性后，即家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单位，整个社会成为家的延伸和放大。殷海光写道：“中国的传统家庭，尤其是传统的大家庭，可以说是‘自足体系’，或一小宇宙。这个小宇宙能给其中一切分子的要求以高度的满足。一个分子生下来，从摇篮到棺材，至少在理论上，都由家庭供给。”这种家族中心的社会秩序之维持与稳定，除了有一小生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外，自然需要一套严格划分上下尊卑的论理观念和礼教来维系，而“孝”，则是家族中心主义的灵魂和基本命题。中国传统的通体社会不仅养成“思想合模”、“权威主义”、“长老至上”、“地位与声威要求”等等一系列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价值标准，当旧的社会秩序已经崩溃，甚至维护旧秩序的礼教已经崩溃之后，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泛道德主义影响还会相当长时间地存在，从而成为现代化的严重阻力。这表现在泛道德主义者有强烈的道德声威要求，及继承“道统”的历史使命感。有这种要求横在心头，他们往往不承认道德价值的多元性。殷海光写道：“中国的保守主义者，无分新旧老少，在实质上都是‘应帝王’的人物。他们的 ‘使命感’是建立并翼护论教基础。照这类人物看来，政治制度只是这一论教现实的工具。工具是次要的。在理论上，什么工具有利于现实论教，他们便采用什么工具。他们并不十分拘泥。”伦理与政治的混淆，这实在是一个太大危险的缺口。因为他们最向往的政治制度是
“儒治”或“伦治”；如果实行“儒治”的历史与文化条件已不复存在，大家的时髦是讲民主，他们也可以跟着讲民主。可是在他们看来民主只是一个形式条件，真正重要的还是“儒治”这一实质。对于“ 自由”，他们更怀抱有“先天性”的敌意。既然他们对于民主不太热心，无怪乎不求甚解，更不希望其对民主的理论与实际有什么贡献。
与泛道德主义相伴随，中国文化采取“崇古”的价值取向。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前提上必须唯道统是遵，在行为模式上必须唯古制是赖。他们从来没有在一个制度的培养和鼓励之下离开“先王先法”来自动创造方法以解决人生和社会的实际问题。这种文化特质对于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价值观念是一种文化类型的核心，它从根本上决定这种文化在同另一种文化接触时采取的态度，是迎合，还是拒变？按照殷海光的观点，中国现代化问题基本上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如何调整原来的文化去适应外来文化的问题。他提出，近代中国文化在受西方文化冲击的时候，最紧迫而又基本的要求是变。可是，“遵古”的文化价值取向却最不利于变。古老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又发生拒变的实际作用。这就是在一方面有变的迫切要求，同时在另一方面又百般拒变。二力相激，加上外力的实际作用，于是演成近百年来的社会动乱和中西文化论战高潮迭起的局面。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彻底改变“崇古价值取向”的品格，而这同时意味着跟传统文化作最后的、最彻底的决裂。这一决裂是不容易的，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二律背反”：要改变传统文化的人本身就为传统文化所造成。文化的保守主义者自不必说，即以介绍外国的新思想、新观念的“趋新人物”来说，由于中国没有“ 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独立传统，旧日中国的学术不成文地做了道德伦理价值的支柱。既然有了这条把“学术为工具”的旧路，正逢中国在大变动里有种种大问题临头，而知识分子又接受了“以天下为己任 ”的熏陶，于是很自然地把吸收外国的观念，思想和知识同用以解决这些现实大问题的迫切要求混扯在一起。在殷海光看来，为知识而知识的真正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心情和方式，与迫切要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心情和方式是有一段距离的；而要解决现实问题，必须从真正的学术研究工作开始。于是，殷海光大力提倡“认知的独立”，强调“独立思想”。据他的理解，自由主义者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他说：“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至少必须具有独自的批评能力和精神，有不盲目权威的自发见解，以及不依附任何势力集体的气象。”
身世和童年的印象对殷海光思想的形成刻下不可磨灭的印痕。他从出生的破落大家庭中观察到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末日黄昏，种下了他对中国固有东西的厌恶和反叛的种子；也透过父辈们的遭遇，观察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他的伯父和父亲是他们那一代读书人的典型：一方面，对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他们随时表现出一个旧时代读书人的倾慕之情，友朋相聚，他们就高谈宋明理学和佛学，侈谈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另一方面，他们又向往新制度，渴望吸收新思想。有趣的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是恋旧还是趋新，时代的洪流像怒吼的江河冲扫一切，也将他的父执一辈卷席进去。他的伯父成了一名激烈的革命党人，曾为民国的实现付出全部的热情和精力。民国的牌子挂出来了，社会上的黑暗现象无减，他看到的是革命者的争权夺利，于是梦幻破灭，以三十七岁的中年重新做一个圣经书院的学生，终于成为传教士。他的父亲后来也走了同一条路——当一名传教士。
多年以后，殷海光终于将他童年的这一切印象和直观感受化为理性的架构，在《中国文化之展望》一书中，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悲剧命运之成因，作了着力的分析。他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普遍具有一种“边际人格”，这种边际人格的形成实乃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急剧变动的反映。在这个时代，并不是旧的去了而新的没有来，而是旧的还没有来得及去掉而新的大量涌到。旧的和新的，同在一个中国文化分子身上打起仗来。于是，一个一个的人成为中西文化的战场，整个社会也沦为中西文化的战场。战场是不易稳定的，因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也不易稳定。他们时而保守，时而前进，时而左向，时而右转，时而极端，时而折衷。这就是殷海光从“文化与社会变迁”这一视角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急剧多变提供的说明。
然而，如果说边际人格是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过渡时必然伴随的社会文化现象，那么，中西文化观念之冲突及中国文化之特质，更给这一转型染上悲剧的色彩。因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一种“祟古”取向，它与现代化过程要采取的“要变”、“趋变”取向相冲突。这种冲突是根本性的，它给不止一代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制造内心的分裂、焦虑和心理上的巨大挫折。
这种心理的焦虑和挫折，其直接的严重后果表现为中国近代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的脱节。按殷海光的分析，中国近几十年的巨大变动带有浓厚的群众运动的色彩。群众性的运动的发展趋向一般经由三个阶段：宣传、组织，新的权力形态的出现。在运动的头两个阶段，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狂热之士”和“观念之士”；在第二个阶段，常有一种潜在的行动人物隐身在组织中，他们职卑位微，不为人所注意。到了第三个阶段，如果有新的权力形态出现，那么这类潜在的行动人物可能脱颖而出，成为实际的行动人物。在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文化里，根本就没有培养出西方意义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知识分子。小而言之个人的名位利禄，大而言之对国家、社会、伦教的责任感，在在都难使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绝缘。在这一关节上，中国知识分子享有比较特殊的社会地位，也往往遭受比较特殊的挫折。自清末以来，社会文化的动乱逼着他们纷纷走出书房，他们对社会对国家有传统的道德责任感，这种意识在国难当头时一经翻译就是“救国救民” 。“救国救民”的意识碰到时髦的史观，就形变而为“完成历史使命 ”。这些观念在他们心目中发酵，又变成推动时代的动力。可是，他们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来解决实际的问题，由于能侈谈“思想”以作鼓动，在运动的初期颇得到实际人物的借重，因而这两种人物大致可以相处得不错。可是，等到新的统治结构出现以后，实现的问题逐渐来临，理想的问题逐渐退色，权力的一元化问题成为问题的枢纽。随着这一转变，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无法不起分化，或最后分手。在观念人物中，比较能放弃理想而自认为目的已达的人又变为辅治阶层；比较坚持原有理想而又天真的人慢慢滋生一种被诱拐的感觉，当有别的机会时，这类人可能投弃别的公司分号；第一流而又有独立思想的人，不是别立门户，就是遗世独立。
对于观念人物，殷海光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心情却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承认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应该在近代和现代的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时代催生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正视历史和现状，承认知识分子难以独力肩起建立新社会的重担。他认为知识分子终究是以“观念”为生活的人。他说：“这样看来，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得付出生命的代价。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典型。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 。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适当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稀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对观念的执着追求，决定了他是一位独立卓行，却又异常孤独之士。他写道：“我是五四后期的人物，正像许多后期的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殷海光这里说的“五四后期”，从他用的英文词句看来，现在应当理解为“后五四”或“五四后”，他这里说的“许多后期的人物”，亦当作如是解。
以激烈批判传统著称的殷海光，晚年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却有了转变。他说：“许多人拿近代西方的自由思想去衡量古代的中国而后施以抨击(胡适和我以前就犯了这种错误)，不想想看：在思想上，老子和庄子的世界是多么的自由自在？特别是庄子，心灵何等的开放(要建立开放的社会，首先必须有开放的心灵)……”“我现在悟到中国文化自孔子以来不尚机变之巧的伟大价值”等等。《春蚕吐丝》中如此之类的话语，颇引起人们的注意。徐复观宣称，殷海光“转变的方向，正是唐(君毅)、牟(宗三)两先生历年来的主张。”可徐复观将殷海光的转变视为向现代新儒家方向的靠拢，却是不符合实际的。依我看，殷海光晚年对中国文化的具体看法是有了转变，但这些变化后面的文化理念——自由主义的观念却没有改变。他说：“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自由主义要如何沟通？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如果我的病能好，我要对这问题下一点功夫去研究。”这一思想导向使他从对传统的反叛和批评，转为对传统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对于传统，我是个批评者，更新者，再造者。”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估，实是他对实证论哲学重新反省的结果。殷海光出入逻辑经验论数十年，最后不得不承认，作为一种哲学，逻辑经验论有它的基本缺点。逻辑经验论有一个假定，以为一切知识都可整合，其结果造成“知识的极权主义”。殷海光写道：“逻辑经验论最使人不满的是：以为解决了大脑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人生的问题。其实人的问题并不止于此。人最重要的问题是心灵的问题。”又说：“大脑的问题是‘触及’。由于心灵的问题不能确定，逻辑经验论便认为心灵的问题是‘假拟的问题’。也许从逻辑经验论的论点来看，心灵的问题是‘假拟的问题’，但它却是‘真实的问题’。人是有悲欢离合的。”在西方，存在主义所面对的问题是心灵而非大脑，所以殷海光对存在主义抱有同情的理解。但他不满意存在主义对人生问题的终极解决方式，他追求理性，肯定理性的价值，于是将目光移向中国的古典文明。
他称赞中国古典文明为“既不进又不退”的“一个伟大的存在的价值”，“中国人的崇古法祖先，真正的意义只是把我们的生活价值、行为模式定着在一个标准上，也可以说是一种价值理想的投射。所谓法古，并不是要我们回到六千万年前小耗子一般的人类去；也不是要我们恢复到旧石器那样古老的境地里去，而是和雅思培所说的‘极盛的古典时期’，那是在三千年前左右，为人类文明成熟时期。”从这里看到殷海光对最高善的向往。但人类美好的前景并不随时间的推移而自然地降临，它需要我们树立一终极的理想。对终极之善和人类命运的关注，甚至将他引向宗教的境地，但他心目中的宗教和神不是传统的和一般意义的，“而是爱、同情、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像爱因斯坦所信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