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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析论
——以义和团运动为线索
陈 强
九十年前，当历史开始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在中国的心脏地带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西方侵略的群众运动。事变肇端於山东地区零星发生的民教冲突，从一八九九年起事态像脱僵的野马一样迅速发展，演变为一股席捲整个北中国的排外浪潮。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没有明确的宗旨，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仇恨——是仇恨将来自不同地域，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组织为一支队伍；是仇恨引导他们拆除铁路，割断电线，焚毁教堂并包围使馆区；又是仇恨使得他们忘却恐惧，拿起冷兵器时代的武器抗击马克沁机枪和克虏伯缐膛炮装備的八国联军。在一八九九——一九○○年运动高潮期间大量表现出来的癫狂行为是人类在饱受外部刺激、累积的敌对情绪超出心理抑制阀限（注一）情况下的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应。引发这种反应的不是国与国之间纯粹的利害冲突，而是屈辱，一种深入人心灵的屈辱。祗有当尊严遭到最粗暴地践踏的时候，一个民族才会迸发出这样野蛮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
将义和团运动置於世界历史的背景前面，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产业革命之后形成的巨大的经济、军事、技术的优势疯狂地掠夺殖民地，瓜分「势力范围」，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一个全球性的国家关系体系（注二）¾¾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统治世界的国际秩序——原来存在於[文明世界]的国家关系的规范被规定为国际关系準则，作为这些规范的核心的西方哲学则提升为普遍的国家行为的道德基础。随着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的势力和影响空前膨胀，基督教民族对其文化和哲学的信心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传教士将他们的神奉为「唯一真神」，以一种不可抑制的热情反对其它民族的[偶像崇拜]；政治家、实业家和商人则是世俗的传教士，他们将西方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奉为人类文明生活的唯一模式，带著同样的宗教狂热强迫其它民族接受他们的哲学和价值观。当所有这些人的欲望和意志在国家政策的层面上反映出来的时候，人格化的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注三）也就扮演了热衷於使和它们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改宗]的[西方文明宣教师]的角色。迅速发展的生产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巨大的军事优势为西方国家将其意志强加非西方世界提供了暴力手段，而西方版本的国际关系体系则替这种国家行为签发了一份「通行证」。对「文明国家」来说，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是一个使它们的权力欲不断得到满足的机制，而对非西方民族来说，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则是一个使其每时每刻都在蒙受屈辱的机制；越是热爱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就对这种屈辱感受得越深刻。强烈的自信和不可抑制的热情帮助基督教民族扩张势力和影响，在世界的范围确立了西方的统治；而当这种自信和热情发展到利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肆无忌惮地触犯其它民族的文化禁忌，伤害这些民族历史地形成的民族感情的时候，事物的发展就走到了它的反面——西方世界的文化渗透激发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首先作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仇恨发展起来的近代民族主义成为一面最有感召力的旗帜；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不断冲击著以基督教民族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近代国际关系体系。
作为世界范围民族主义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义和团运动为我们提供了一桩在国际关系中由文化和哲学的对立引发国际冲突的典型个案。本文将分四个部分探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和义和团运动之间的联系，以及义和团运动对我们建立一个健康的国际秩序有什么启示。
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源於三十年战争之后正式形成的西方国家关系体系。十五世纪末之后，欧洲各主要国家开始进入绝对主义时代。绝对君主制（注四）代替了等级君主制（注五），权力从分散的贵族那里集中到专制君主的手中，松散的多元的早期国家逐步演变为中央集权的近代民族国家。各国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动给国际政治注入了全新的内容：曾经盛极一时的封建领主的私人外交随着封建主的没落失去了往日的地位，民族国家开始作为新型的外交主体登上了权力斗争的舞台。伦敦、巴黎、华沙、马德里、维也纳、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取代了中世纪星罗棋布的采邑成为欧洲的权力中心。围绕著领土和权力，新兴的民族国家展开了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和军事斗争，力图最大限度地攫取国家利益。一六一八——一六四八年的三十年战争将几乎所有的欧洲强国都裹挟进去。战争的残酷性和持久性使各国的君主普遍意识到只有确立一个包括共同利益、规则和单一价值观的国家关系体系，才能阻止各自的利益持续受到损害。一六四八年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The Treaty of Westphalia）重新划分各国领土和德国各诸侯的领地，将武力作出的裁决以多边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三十年战争是西方国家关系体系的催生婆，在战争的瓦砾堆上，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开始出现。根据美国国际政治学者弗雷德里克·舒曼的研究，西方国家关系体系主要包括：
1．相互承认拥有国家主权的国家。
2．以国际法的原则处理相互关系。
3．根据[势力均衡]的政策谋求本国生存的国际社会是通过基督教结合起来的。（注六）
这一关系体的内容是由中世纪末期以来欧洲的政治现实——几个势力均衡的力量中心长期对峙；共同利益要求一个包容所有国家的集体安全体制以避免永无止尽的国际冲突；而相同或近似的文化背景使得它们在寻求一定程度的政治联合时可以找到共同的语言——所决定的。西方国家关系体系形成之时也正是近代资本主义在欧洲蓬勃兴起，科学技术和工商业的结合使得生产力以几何级数迅速增长的年代。不可遏止的工业增长和科技进步赋予西方国家关系体系以无限扩张的可能性。可以说，这一体系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要向外扩张，形成全球性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不是西方国家关系体系这一调整各平权主体关系的道德规范体系在世界范围的简单的复制，而是一个维护西方国家对世界统治的不折不扣的法律秩序。在这一秩序里，西方国家集团是立法者和审判者，源於西方哲学和价值观的国际法和国际习惯是法律条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生产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保证法律实施的强制力。[众神之王]用[闪电霹雳]确立了奥林匹斯山的秩序，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则用[坚船巨炮]确立了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这一进程始於西方国家关系体系开始向外扩张之时，在十九世纪后期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狂潮中最后完成。这样，历史的际会就将宰治世界的权力第一次交给少数几个国家；这些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幼稚的国家，刚刚经过一场反对神权的人文主义运动的洗礼。在这浪潮的冲击下，宗教的节制精神被摈弃；古代社会的禁忌传统遭到彻底的破坏；禁锢千年的人欲从「所罗门铜瓶」（注七）中释放出来，像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热烈的欢呼。没有节制的欲望是仇恨的种子。随着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向全世界扩张，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一个充满对立、冲突和动荡的时代。
早在西方国家关系体系形成之前，旧大陆另一端的中国就出现了在一个强大的国家领导下的邦国部族关系体系――畿服制。畿服制讬始於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合体制。相传「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远近贡入赋棐」（注八）。「贡赋」这一象征着政治上臣属关系的经济义务的规定，标志着广大地域内的部落已经联结为围绕着一个权力中心的政治共同体。纪元前十七——十一世纪的商代是信史时代的开端。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和出土的甲骨文字表明，在那个文明的曙光刚刚照亮天际的时代就已经存在着一个比较成熟的邦国关系体系──「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注九）「外服」乃商的附属国的领土，由封君管辖；「内服」即王畿，由商王的职官治理。殷墟出土的「受年卜辞」有「受中商年」（注一○）、「南土受年」（注一一）、「东受年、西方受年、北方受年」（注十二）的记录，可与文献相佐证。
商代末年，渭水流域的「小邦周」迅速崛起。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注一三），在邦国关系体系内部和商展开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取得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地位。前十一世纪的武王革命结束商朝六百年的统治，实现了王朝嬗代。对时人来说，殷周交替不仅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政治变故，而且也是一场观念形态和社会心理的大震荡——曾经不可一世的武力灰飞烟灭；古帝的血胤沦为下贱的奴隶（注一四）；伟大的邦国灭亡了，就像一片枯叶在瑟瑟秋风中陨落——历史运动的「势」无情地嘲弄了人间的力量和人类视为永恒的价值。亲身经历鼎革巨变的人们无不为命运的无常所震怖。他们相信一个国家的运祚是由人格化的「天」决定的；「天高听卑」（注一五），根据世人的所作所为降下吉凶休咎；只有敬畏天命，始终谨慎地行使权力，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握自身的命运。继承商朝政治遗产的周人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注一六）的心态建设一个以「礼」为核心的邦国关系体系。周代（纪元前十一世纪至纪元前二五六年）的畿服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各级诸侯受封建国，拱卫王室，就像满天的星斗围绕着北极星作有规律的运行。畿服制是以和自然状熊下的国家关系体系完全不同的原理运作的。在这里，国家行为的动因不是无魇地攫取利益的欲望，而是神秘莫测的主宰的畏懼；国际政治不是对国家权力进行精密运算的高等数学，而是寻求宇宙和谐的艺术。当追逐土地、财富、权力的欲念澄静下来，对万物主宰的敬畏笼罩人心的时候，天地间便呈现出和谐、肃穆、庄严的美。这种美源于人类对宇宙和人生的深邃的理解，具有超越时间的魅力。在人欲横流的时代，它就像一盏明亮的灯，引导着在蛮荒的原野上迷失路途的游子回到自己的故乡。
十四世纪后期明帝国（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建立之后，随着理学运动和政治权力的结合，中国开始进入古代哲学全面复兴的时期。体现这一哲学的畿服制也在亚洲大陆东部的广大范围内重新建立起来。明清时期（一三六八——一九一一）的畿服制主要分三个层次：
1．朝廷直接管辖的行省。
2．臣属于中央政府的少数族自治政权。
3．和中国保持「朝贡」关系的附属国。
作为东亚的主导国家，中国放弃了蒙古人的扩张主义政策，它把建设一个合乎古代圣贤政治理想的和谐的宇宙秩序视为最大的利益。困扰民生的普遍义务兵役制被废除，火器制造技术在它的故乡原地踏步——如果说人类的历史上曾经有过「黄金时代」，那么，它就是从「善」和「力」遇到一起的时候开始的。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扩张到东亚大陆之前，中国领导下的国际社会维持了近五百年的和平。和平的基础不是「势力均衡」，而是力量掌握在不热衷于使用力量的人们的手中；唯其如此，这种和平才是真正的和持久的和平。
在十九世纪前期的世界政治地图上，畿服制的疆域随着清帝国国力的衰退逐渐萎缩；而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正挟工业文明释放出来的巨大的能量缓缓西来，前锋直逼亚洲大陆东部。根植于人类对天人关系截然相反的认识的两个世界秩序，注定要在时空的原野上发生激烈的碰撞。
二
一八四○年六月出现在澳门海面的懿律舰队中断了一个古老的民族连续的历史发展，以此为起点开始了近代中国坎坷多舛的历程。义和团运动不是发生在草原民族像蝗虫一样蹂躏中原的时候，也不是发生在海上的倭寇像狂飙一样袭扰沿海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的一起典型的「近代事件」。
「近代」在这里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它还表示发端于中世纪末期的亚平宁半岛的一股势力在其缓慢的但确定不移的扩张过程中、在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打下的烙印。这股势力就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逐步统治世界的「近代文明」。作为一个对古代世界崇拜外在力量的宗教反动的宗教体系，它信奉这样的教义：人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人类的欲望是神圣的「最高存在」，只有不断地满足欲望，灵魂才能得到拯救；理性是衡量事物的唯一尺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或充弃存在的权利。」（注一七）正如对上帝的崇拜开创了中世纪，对人的自身的崇拜也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崭新的时代——「近代」。「近代」是和谦卑、俭药、诚笃、虔敬这些美好的德行格格不入的时代。在「理性」这面旗帜的指引下，人类不仅向养育自己几百万年的大自然发动了一场十字军远征，而且还将讨伐的锋芒指向它的同群。
当维护中世纪欧洲国家关系的基督教信念在怀疑主义思潮的冲击下逐渐幻灭的时候，旧世界也就无可挽回地走向分崩离析。从「卡诺落晋见」（注一八）到「阿维农之囚」（注一九），梵蒂冈在失去精神世界的权力的同时也丧失了它在尘世的权力；曾几何时，那些匍匐在教皇的权杖下的国家已经成为欧洲的真正的主宰。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围绕着权力运转的机制。纳入这一体系的国家就像见到了红布的斗牛一样疯狂地追逐着「国家权力」。不信「业报」，也不信「末日审判」，新世界完全泯灭了良知和道义感。对它来说，权力就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掠夺财富，就意味着可以毫无顾忌地将意志强加他人以获得邪恶的满足。这是一个由恐惧心、羞耻心、艳羡心、竞争心等情感丛集而成的强磁场，一个民族的灵魂一旦「吸附」其中，它就永远丧失了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和历史上游牧民族简单粗糙的「野蛮」相比，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所体现的「文明」代表了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上自有生命以来出现过的最复杂最高级的「野蛮形态」。「文明世界」将自然界这所巨大的角斗场的竞赛规则发挥到了可以称为完美的极致；而在这些规则背后的，又是一个将所有宗教的魔鬼在万神殿的神龛里面供奉起来的宗教。
在十七世纪后半期以及整个十八世纪，当黑暗随着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扩张的脚步吞噬着新旧大陆广袤的土地的时候，伟大的「天朝」在世界的东方正焕发出人类文明的燦灿的光芒。中国周边的民族怀着仰慕之心将清朝（一六四四——一九一一）拟为「天朝」，不仅因为中国的力量，而且还因为它的以「礼」为核心的优雅的文化传统。「礼」是一种代价，可以理解为人为了主宰自己的命运作出的必要的牺牲。在「礼」的背后隐藏着人类对「必然」的恐惧和对「自由」的热望。从邈古洪荒不可穷诘的岁月以来，人类就在自然界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和其它的物种一起旋生旋灭，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冥冥的上苍，直到这么一天，当它意识到需要约束其自然属性，并且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时候，人才真正脱离了动物界，作为完全意义上的人在大地上站起来。古代的中国人将「礼」视为文明和野蛮的分野。「诸夏」之所以为「诸夏」，不是因为种族和血统的高贵，而是因为它经过「礼」的熏陶；而「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注二○）「夷狄」不论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在本质上和禽兽并没有什么区别。自从前十一世纪周公制订了包括畿服制在内的「周礼」之后，中国人就将「礼」的文化作为自己永久的精神家园。当腐朽没落的人本主义思潮和「黑死病」一起在欧洲肆虐的时候，以人类的自身完善为宗旨的伟大的理学运动正风靡整个东亚大陆。这是一次由儒家学派的矩子和明清两代贤明的政治家同领导的人类灵魂的革命，就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在几代人的时间内缔造了当时世界上最文明的社会。前近代中国将重新发明的古典哲学看作滋养生命的五谷；儒家学派经典的研究蔚然成风；绾黄纡紫的「圣人之徙」是整个社会的良师，他们孜孜不倦地教育人民区分善恶。
中土不闻「天演」之说久矣，「为国以礼」的思想已经作为全社会的共识而深入人心。在清代有关历史上的民族冲突的大量的通俗小说、戏曲、弹词（注二一）、子弟书（注二二）中，中国是和诡诈暴戾的蛮族相对立的「礼义」的化身，它的胜利通常被公式化地表现为接受蛮夷君长逞递的「降书顺表」的道义上的胜利。信念可以造成人类想像力的障凝：就像二十世纪的公众不能设想离开欲念我们这颗星球还能照常运转一样，中古时代末叶的中国人也很难想像一个没有「礼义」的世界。
一七九三年九月，由马戛尔尼爵士率领的庞大的英国使团经过将近一年的旅行前来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天颜」。他们不仅带来了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车辆、军器、船式等「英国文明的成果」，而且还带来了由中国自己体面地向日益迫近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打开大门的一个机会。万树园的主人非常礼貌地招待了来自远方的宾客。但却带着渗透到每一个毛孔的骄傲将这个机会像尘埃一样轻轻地抹去。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正看护着从周公孔子那里薪传不绝的文明的火种、而这火种燎原之后会为广漠的宇宙带来光明和温暖的时候，他的骄傲是可想而知的。乾隆大帝（一七三六——一七九五）是「哲王」，其答复也就是一个有著四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民族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答覆。当这个度尽劫波的民族在十四世纪后期终於找到自己的归宿的时候，它就知道了什么是真正可贵的价值，而什么祗不过是历史的长河中漂浮着的泡沫。
文明常与孱弱结伴，就像野蛮往往与力量搭挡，这是人类的一个宿命的悲哀。鸦片战争之后，被不列颠的炮舰强行纳入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中国，突然发现它面对着自两晋南北朝（二六五――五八九年）和金元（一一一五——一三六八年）以来又一轮「胡化运动」的冲击。如果说「文明世界」在处理人类的种群内部关系方面与其「前驱」相比取得了什么显著的「进步」的话，那就是野蛮民族「恢复宇宙本性的自由」（注二三）的冲动在西方人那里得到充分的发展，成为一个无限地催发欲望的信念体系。新时代的「世界征服者」已经不再满足於仅仅征服辽阔的土地，他们还要征服无论是阿提拉大帝还是成吉思汗都无力染指的世界——人类的心灵。在近代历史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进程中，近五百年来沐浴着人类文明的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深切地感受到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令人窒息的「动物文明」。「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样离奇的悲剧题材」（注二五）。
三
从迈入「近代」门槛的时候起，中国就为接踵而来的内变外患困顿不堪；但从一个历史的长期看来，真正的危机直到十九世纪六○年代反洋教运动渐起波澜之时才昭彰於世。雍正禁教一百二十多年之后重返中国的基督教势力从一开始就和搭载炮舰而来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八四二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自后有传教者来中国，一体保护。」（注二六）一八四四年的《中美望厦条约》规定：「除传教士可在五口通商外，还可建立教堂。」（注二七）而同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西阑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注二八）一个宗教如果堕落到了需要凭籍与暴力的联姻来维持其活力，那就是等于宣告它作为信仰体系已经栋折榱崩。倚仗着「文明世界」的军事力量和不平等条约给予的特权在中国「布道」的基督教是一个和拿撒勒人耶稣在巴勒斯坦宣传的貌合神离的基督教。以自律、宽容、博爱、谦逊著称的基督教过「近代文明」这个酱缸几个世纪的浸染已经面目全非，当此之时在基督的顶上仍然熠熠放光的只能是体现着时代精神的「国家利益」的光圈了。十九世纪中后期遣派来华的樊国梁安治泰们尊奉的「神」是民族国家征服异民族的卑鄙龌龊的情态；传布的「福音」是民族与民族之间深入到脊髓的敌视情绪；而他们孜孜矻矻经营的「上帝的事业」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列强称霸世界的宏图大计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为了「使上帝的荣光在中国显现」。（注二九），教会不仅肆意祗毁「中国所守孔孟之道」（注三○），而且还「纵教民干预公事，挟侮官长，甚至地方匪类假冒招摇而各教士辄出护持，使各州县不得行其法。」（注三一）基督教势力在中国的存在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等级森严的世界秩序构成致命的威胁。
当两个世界秩序的冲突以儒教和基督教相互讦格的形式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展开的时候，它就比斩将搴旗的战争更加惊心动魄。对于一个严谨的儒教社会来说，传教士无异霉菌和酵母；只要他们来到一个地方，那里的空气就要发酵，水源就要污浊，人的道德就要腐败，和谐宁静的生活就要遭到破坏。中国的民众可能目不识丁，也可能不知道周公孔子，但他们都从融入血液的道德信条受到亵渎的事实感受到和中国社会内部的压迫完全不同的压迫，它使每一个曾经涵濡教泽的中国人血脉賁张怒发如狂。「凡一种文化值衰弱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所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注三一）生於「礼崩乐坏」的衰世，近代中国的绅士阶段品味到了迎风待月诗酒弦歌的前辈们没有体验过的文明变迁的「黍离之悲」。滥觞於基督教世界的野蛮化浪潮就像上古时代的洪水一样汹涌滔天，注定要吞没他们心目中圣洁的宇宙图景。「披髮左衽」的梦魇将中国的绅士阶级推到了反洋教运动的潮头。他们用流言、传单、揭帖、书刊战斗，教一个不知道仇恨的民族什么是种族仇恨。「强盗入室，埋宝秽土」；只有筑起一道壁垒森严的「夷夏之防」，中国的性灵才不至于在这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澌灭沦丧。就这样，引发了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火山大喷火」的地应力一点一点地在近代中国历史的深厚的岩层下面蕴蓄起来。
一个伟大的国家往往会遇到被迫在生存和信念之间作出痛苦的抉择的时刻，这样的场合在它的领导人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如果将曾经开创「康乾盛世」的清帝国在外部势力的侵袭和国内政治变动的交替打击之下终於在本世纪初走到尽头的历史看作一幕巨大的悲剧，那么秉国将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一八六一——一九〇八年）就是这幕悲剧的中心人物。太后是一个灵魂属於古代世界的统治者，自始至终都没有沾染近代民族国家领导人不可救药的「商人气质」。在她看来，中国不是广袤的土地和繁庶的人口的简单的复合体，它的本质是一团在黑暗的宇宙中熊熊燃烧的火焰；如果这火熄灭了，那么即使她的国家有著强健的肌体，也不过为弱肉强食的世界贡献一具行尸走肉。对於「生存竞争」奉为圭臬的十九世纪国际社会，太后只有生理上的厌憎和灵魂深处的鄙夷。伴随着权力的高度责任感使她对「用夷变夏」的任何企图切齿腐心。
初，戊戌上听康有为言变法，擢用新党。……於是太后复出听政，立诛新党数人，捕有为及其徒启超。有为走英，启超走日本，皆庇焉。遂与诸大臣等谋废立，以上有疾颁视天下，微医，三日一视臣工医案，病益笃。而八国公使合词以法国名医某为荐，太后拒不纳，又固请，不可已，遂入诊。审辩良精，奏言某经当有患，然决於圣寿无虑也。太后大憾之。已而有为至日本，与启超为《清议报》，则讥宫闱无所讳。大臣等得之，益以激太后怒。已亥冬李鸿章为粤督，谋诛有为等。鸿章至粤不报，久之，乃奏言有为等不可得。太后大怒曰：「此仇必报！」（注三三）
传教士还要用「上帝的灵光」掩饰其不可告人的动机，而「文明国家」甚至连最后这点遮羞布也觉得芜累；只要能满足膨胀的权力欲，这些娴於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国家就可以毫不犹豫地用最卑鄙最无耻的方式公然践踏国际关系领域的公共道德。一面以正式的外交关系承认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另一面又通过支持政治反对派的方式对这种合法性提出异议，还有比这更好的办法来伤害一个自有历史以来就一直发挥着主体作用的国家的自尊吗？「…戊戌之变政，已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实一贯以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注三四）
义和团运动不是一两个阶级的运动，而是整个民族的运动。上自太后以及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野老稚童，只要还有人类正常的情感和良知，就无不在祛除西方的势力和影响方面发生强烈的共鸣。这个爱惜羽毛的民族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之下蒙受了六十年的屈辱，现在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累积了整整六十年的仇恨就像地层深处的溶岩一样喷薄而出。义和团运动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人类在绝望的心理支配下进行自杀性报复的图画：
大劫当头，血水横流，就在今秋；但看铁马东西走，谁是谁非两罢休。（注三五）
人们渴血，不是流仇敌的血，就是流自己颈上的血；只有遍地的鲜血，纔能使狂躁的心平静下来，纔能让锈迹才斑斑的时间齿轮重新启动。
一九○○年六月召集的几次御前会议是义和团运动的转折点。会议上发生的激烈的争执与其说是主战派主和派之争，倒不如说是人类的情感和理性之间的论争。论争的结果其实早在论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安排好了――当仇恨像烈火一样熊熊燃烧的时候，任何形式的理性都是渎神的。在六月二十一日的仪鸾殿会议上，太后椎心戟指誓约：「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故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注三六）当日颁布的宣战上论声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雄雌。」（注三七）这样，一个主权国家，而不是松散的群众团体，就作为行为主体向高踞在近代国际关系顶端的西方国家集团实施了不计后果的极端的报复行为。复仇的国家不受任何国际法和国际习惯的约束，甚至不顾及自身的利益，国家行为的唯一目的就是宣渲不可遏制的仇恨。
四
从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开始统治世界的那一刻起，「公正」就在国际政治领域悄然匿迹；因为这一体系的运转正是以每时每刻戕杀「公正」为前提的。债发生在民族国家固执地相信实力已经为它们在道义的银行开设了无限透支的帐户的时候，并随着权力的运作不断地增值。「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而「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注三八）。「公正」注定要在尘世落实；如果不能由一个社会机制的运转实现，就只有通过对这一机制的毁坏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复是神圣的――欠下一磅肉就要还一磅肉，一滴血也不差（注三九），锱铢不爽的宇宙平衡器借助人类的报复实现了社会公正。义和团运动是一则暗示着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将在人类复仇的火焰烧灼下走向毁灭的寓言――奔突不息的地火从历史的断裂处喷涌而出，将覆罩着世界的虚假的外壳燃为灰烬；伟大的历史运动以最率直最粗鲁的语言倾诉着蕴藏在宇宙深处的精神本质：
沿河一带建楼房，扯旗放炮逞刚强；有朝西北真主来，一炬火光化无常。（注四○）
八千十万神兵起，扫灭洋人世界新。（注四一）
在家好，在外好，在数难逃。（注四二）
你们不是迷信人间的力量吗？但在永恒的时间看来，这种力量简直不足齿数，它不能庇佑你们逃脱惩罚；「红阳末劫」（注四三）到来的时候，你们的行为将会得到应有的报偿。
二四加一五，这苦不算苦；遍地红灯照，那苦才算苦。（注四四）
义和团运动还不是「末日审判」，它只不过是历史老人的一次相当温和的告诫。
由义和团运动引发的国际社会的震颤并没有持续多久，脱离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冲动很快就被维护这一体系的暴力镇压下去。物质战胜了精神，「文明国家」制服了桀傲不驯的「野蛮人群」，基督教民族的赫赫武功也不知道第几百次证明了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就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合乎永恒的自然法则。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是培育近视和浅见的最好的温床；正是在目光如豆的现实主义观念的引领下，二十世纪的世界在「国家意志」这一魔性欲望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人不畏威，则大威至矣。」（注四五）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这位一切历史时期最伟大的魔术师终于在公元一九四五年开始表演它的压轴节目――核时代。这是怎样一个概念呢？一触即发的核武器的当量已经超过广岛原子弹的一百万倍；「人类将被消灭多次这一从逻辑上说来不可能的事在技术上已是可能。」（注四六）核力量是人类追逐权力的贪欲主使下从自然那里盗来的赃物。「属于凯撒的还给凯撒，属于上帝的还给上帝」，人类可以轻易地引爆核武器，但却永远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操纵这本质上不属于自己的力量。当本世纪驱近尾声的时候，核武器迅速扩散的阴云正在与日俱增；《防止核扩散条约》（注四七）所起的作用仅限于将可能在明天发生的危机推迟到后天发生。与核扩散的危险日益加剧同时，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正以流水线作业的规模永不间断地制造着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共戴天的仇恨――人类共同体的生存环境已经毒化到了没有明天的地步。对于「第三世界」的人民来说，「文明世界」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启蒙先生；它不仅尽心竭力地栽培手执左券而又丧失心智的「拳匪」，而且还教他们如何使用「引魂幡、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混天大旗、火牌、飞剑……」（注四八）。「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注四九）。如果这门课程继续讲授下去，还要做什么呢？等着赞美造物主的伟大吧。
一部历史贯穿着永不停息的天人之争――当人类怀着敬畏之心有条不紊地规划前景，天地鬼神也奈何不得的时候，人是强大的；而当它放纵天性，将自己的明天拱手交给「上帝之手」的时候，人是虚弱的。近代世界在征服外宇宙的战争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战利品，失去的只有一样，但却是最最宝贵的一样――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从天人之争揭开序幕的时候起，人类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卑屈猥琐地拜倒在「自然」的脚下。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幻想小说作家儒略·凡尔纳（注五○）的作品今天读来已经像是在讲述本世纪初发生的故事了――应当感到毛骨悚然啊，人类搭上了驶向未来的列车，而它不知道这趟车会将自己带到哪一个站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连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也无法遏制人类进行精神探险的勃勃雄心的时候，我们时代面临的灾难就是一个定数。古罗马作家奥维德在其大作《变形记》中记叙了这样一个故事（注五一）：
日神的儿子法厄同纠缠他的父亲，要求驾着日神的飞马在空中驰聘一天。慈爱的父亲谆谆告诫他的儿子：你的要求太过份了，你的力气和年纪都办不到，它的名字叫作「灾难」。但是法厄同不听他的话，还是提出原来的要求。无奈的父亲只好引他到乌尔冈所造的高大的车辇前面。
年轻的法厄登上了轻车，兴高采烈地握住缰绳。日神的四匹快马感到车辇的载重和往常不同，就乱奔起来，离开了原来的轨道。发愁的法厄同从天顶往下看，脸色发白，两膝发软，后悔不该驾他父亲的马。太阳车一直向前冲去，就像风中的船，船上的舵手把不住舵，索性放了手，让神去摆布。
最后轴脱辐散，破车的残躯断片散落一地。法厄同，火焰烧着了他的赤金色的头髮，头朝下栽下去，拖着一条长尾巴在空中陨落。远离故乡，在天的另一边的厄里达诺斯河收容了他，洗净了他余烟未息的脸。
法厄同惨遭杀之祸，不是因为他只是一个孩子，而是因为他不相信自己只是一个孩子，和法厄同一样骄傲的固执的人类也在公元十四世纪「兴高采烈地握住」了「近代文明」这根疆绳，开始了征服宇宙的漫漫长征。法力无边的「理性」将引领着人类在「此岸世界」建成「千年王国」这一新时代的迷信就像癌细胞一样从意大利半岛扩散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天性啊，人永远想办到「自己的力气和年纪都办不到」的事。早在童年时代，人类就已经「洞悉」了包括宇宙的起源在内的所有的奥秘；也只有当它确信自己全知全能的时候，人才能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能力远不能匹配膨胀的欲望，这支统治地球二、三百万年的有生世界「黄金贵族」也像可怜的法厄同一样正在一步一步地临近它的「厄里达诺斯河」。
即将来临的二十世纪将是人类在生存和信念之间作出最后抉择的世纪。不是人类的文明克服了文艺复兴运动以来逐渐统治世界的人本主义哲学，并将它丢进历史的垃圾堆；就是这一从头到脚都在流脓的哲学克服了人类文明，将文明连同它的载体一起送进坟墓。柔弱是生命的徵象，而僵硬则是死亡的朕兆――最可畏惧的就是在应当畏惧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畏惧为何物。对于向下一个世纪迈进的人类来说，没有比彻底变革已经病入膏肓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更为急迫的任务了。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的结束为我们带来了缔造持久和平的一个机会，精疲力竭的世界在呼唤者和平。作为这一回合权力斗争的最大赢家，「文明世界」也像鸽子一样不时地咕咕着它的「和平新倡仪」，似乎比所有的民族都更关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就像磨刀霍霍的屠夫念诵「南无」，从和平的刽子手那里发出的「和平」的呼吁亵渎了「和平」这个最圣洁的词汇。「文明世界」要的是什么样的「和平」？它的「和平」的只能是在权力的天平上增减砝码平衡出来的「和平」，只能是肆无忌惮地伤害邻人而不遭报复的「和平」。这样的「和平」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再过一万年都不会有的。「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律条，比尘世的律条更高的律条。「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注五二），负债累累的国家要想躲过二十世纪的「义和团运动」，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一些。
已经让冷酷刻薄的达尔文主义腐蚀了灵魂的世界永远也不会明白，以实现邪恶的意志为旨归的「国家权力」是毫无憑依的空中楼阁，因为主宰的奴婢没有任何权力可言；建筑在人类的饕餮之性之上的「国家利益」不过是制造廉价的欣快感的可卡因和安非他命，正是在这欣快感的牵引下，国际社会正步履蹒跚地走向「地狱之门」。和寥廓的宇宙相比，人类的认知能力和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永远都是微不足道的。对人来说，真实的善不是成为宇宙的主宰，而是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
天降災殃杀不仁，不仁人杀不仁人；不仁人杀何时了，自有仁人杀不仁。（注五三）
游身于震怖人心的「死亡游戏」之外，永远把握着命运航船的方向舵，这纔是最根本的权力。
善者善恶者恶，善恶分明七月半；安者安乱者乱，安乱之时自然见。（注五四）
在道义帐薄上努力减少一些赤字，增加一些黑字，真正的利益就写在这帐簿上面。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怀多福。”（注五五）和平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赠赐――当它成为蓝天白云底下的真实状态之前，就首先作为一种静谧肃穆的氛围存在于人类的精神世界，就像微风拂过水面泛起一层涟漪，「求仁得仁」，作为对人类敬畏之心的酬答，上天也就将「和平」这最珍贵的礼品慷慨地赐予芸芸众生。只有当「忧德之不建而不患力之不足」（注五六）成为全人类的共识的时候，我们纔能架构一个公正的以和平为旨归的国家关系体系；也只有架构一个公正的以和平为旨归的国家关系体系，我们的子孙后代和我们伟大的文明纔能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继续繁衍下去。
注 释：
注一：指引起动物有机体反应的最低刺激强度。
注二：各种政治行为体（主要指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统一体。
注三：指能够独立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其中发挥影响的政治实体。
注四：君主独裁的政权形式。专制君主拥有无限的权力，依靠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器维持其统治。
注五：又名：「等级代表君主制」。中世纪欧洲王权借助等级代表机构实行统治的一种政权形式。
注六：见T.L舒曼《国际政治》，第四版，马克劳·希尔书店一九四八年，第七四页。
注七：见《一千零一夜》：〈渔夫和魔鬼的故事〉。
注八：《尚书·禹贡》。
注九：《尚书·酒诰》。
注一○：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八·一○·三。
注一一：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录》五三0。
注十二：郭沫若《卜辞通纂》四五三。
注一三：《左传·襄公四年》。
注一四：《史记·宋微子世家》
注一五：《诗·小雅·大明》。
注一六：《国语·周语》，〈祭公谏征犬戎〉。
注一七：恩格斯《反杜林论》引论，《马恩选集》第三卷。
注一八：十一世纪末叶，法兰克里亚王朝皇帝亨利四世公开对抗教皇。一○七六年二月教皇宣布开除亨利教籍。亨利被迫于一○七七年一月至教皇驻地卡诺落表示忏悔。史称「卡诺莎晉见」。
注一九：一三○九年，法王腓力四世将教廷从罗马迁至法国南部的阿维农，开始了所谓教皇成为「阿维农之囚」时代（一三○九――一三七八）。
注二○：《礼记·曲礼上》。
注二一：一种流传于中国南方的曲艺。有说有唱。以三弦伴奏。此指唱弹词的底本。
注二二：盛行于清代的一种曲艺。由鼓词派生。满族八旗子弟所创。此指子弟书的底本。
注二三：吠陀（Veda）描述雅利安人征服印度的情形：天帝Indra毁坏了敌人的城堡，解放牲畜，他们释放河流（指破坏堤坝、引水渠等工程）。而其传统的说法则是释放宇宙本性的自由。
注二四：指大扩张时期的蒙古人。见（伊）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
注二五：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恩选集》第二卷。
注二六：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
注二七：同注二六。
注二八：同注二六。
注二九：传教士郭实腊言：「上帝的荣光必在中国显现」。《中国丛报》一八三二年八月，第一四○页。
注三○：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第六二页。
注三一：同注三十。
注三二：陈寅恪《王国维挽词》。
注三三：李超琼《庚子传信录》，见《义和团史料》上册第二○七――二○八页。
注三四：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注三五：「某仙师乩语」，见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诗注。
注三七：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
注三八：《老子》七十七章作「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
注三九：见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
注四○：「云游道人诗」，见孙敬：《义和团揭贴》，《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 第一六页。
注四一：「津城土地尊乩语」，见王火选辑《义和团杂记》，《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
注四二：「乩语」，寄生编《庚子荓峰录》下卷。
注四三：白莲教以为世界分为青阳、红阳、白阳三期。红阳期末将出现最后一次大劫。无生老母派弥勒佛下凡，大开普渡，遍杀恶孽。
注四四：「朱红灯乩语」，见李杕《拳匪祸教记》，第三四六页。
注四五：《老子》七十二章。
注四六：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一七三页。
注四七：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共十一条。
注四八：罗惇 《庚子国变记》，见《清代野史》，第三八页。
注五○：Jules Verne （1828－1905），法国幻想小说作家。著有《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神秘岛》等。
注五一：见杨周翰译《变形记》第二章、一－三二八：〈法厄同驾日神车的故事〉。
注五二：《论语·八佾》。
注五三：「关帝圣君乩语」，孙敬《义和团揭贴》。《近代史资料》第一期，第一六页。
注五四：「庚子六月乩语」，同上。
注五五：《诗·小雅·大明》。
注五六：《国语·晉语》「叔向贺贫」作「忧德之不建而不患货之不足」。